导语
一 研究目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批中等强国参与到危机后的国际秩序决策中，逐渐崛起为未来国际体系的重要建构者和国际制度话语权的掌控者。国际社会和世界多国在更加重视中等强国现实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同时，也在加强对中等强国理论内涵和规律特点的研究，由此在相当范围内掀起一股中等强国研究热潮。本书主要研究的是，为适应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内中心任务转变的需要，中国外交战略在原有布局基础上结合后危机时代中等强国崛起的客观形势进行的适当调整。本书通过提炼具有学理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概括具有规律性的新经验新实践，促进和推动中国有关中等强国方面的研究，从而更好地优化外交资源配置和提高外交政策效益，使中国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更切实有效地向持续扩展、不断析出的国际影响力转化。
二 研究背景
（一）中等强国的理论缘起与概念变迁
中等强国是一个国际关系领域的术语，从中等国家概念的基础上延伸而来，用来描述那些虽不是超级大国或大国，但实力却显著超出普通中等国家，具备较强地区影响力和较高国际认可度的国家。中等国家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中世纪伟大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6世纪时意大利著名学者乔万尼·波特罗（Giovanni Botero）依据国际社会等级结构的现实，按照权力强弱把当时的世界体系分成“帝国”“中等国家”“小国”三种类型。[1]随后部分近代政治学家陆续在论著中涉及中等国家问题，但受限于当时国际体系大国主宰的特点，政治学家们对于中等国家的论述仍未脱离大国权力政治的窠臼，并未真正重视中等国家的研究基点意义，中等国家作为单独的国家类型也没有在国际格局中显现，对于中等强国的认识依然模糊，笼统地将中等强国同中等国家混在一起，不加区分。
现代意义上的中等强国理论研究起始于“二战”后，加拿大政府基于对传统中等国家概念的理解，结合战后国际形势和本国的客观国情，创造性地使用中等强国（Middle Power）概念来指导其外交政策；随后中等强国理论为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瑞典等西方中等国家所接受，并将该机理运用于外交实践，中等强国概念开始逐步扩展到国际社会，学术界也开启了对于中等强国理论的研究。新型中等强国被赋予了两重含义：一是指这类国家必须是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处于世界阶梯体系的中间阶级（即能够诠释middle的意义）；二是指这类国家必须具备对资源和事态相当程度的掌控能力，是仅次于大国最有权势和力量的二等强权国家（即可以表达power的价值）。随着两极格局的松弛和美苏权力的相对流散，地区重要角色扮演者的作用凸显，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适度承担国际责任成为评判多极雏形下中等强国的标准。新世纪中等强国理论在继承历史上形成的等级社会结构模式的系统划分框架基础上，部分吸收大国政治生态的客观合理成分，融合西方中等强国功能多边主义和非西方中等强国地区多边主义的有益补充，并依据后冷战时代格局过渡、转型、多元的特征，形成了肇始于中等国家梯次阶层，包含国力条件（Force）、行为途径（Approach）、责任意识（Responsibly）、地缘政治（Geographical）、国家安全（Security）等多个兼具古典特质和现代精神，融合理论深度和现实硬度的立体、饱满的理论体系。
（二）中等强国的群体崛起承接国际体系转型
在冷战结束后的近20年间，新兴国家出现群体性崛起势头，以中、俄、印、巴“金砖四国”为龙头、“展望五国”垫后、“新钻十一国”为预备的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和贸易中的份额持续上升，大大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和国际权力格局。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一批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步入中等强国的行列，中等强国的内涵发生变化，所指对象的范畴呈现扩展趋势。借助新兴国家抱团崛起，强力冲击守成西方大国规制的原有国际秩序的有利形势，新兴中等强国和传统中等强国共同组成的中等强国群体在国际格局中的分量显著提升，并逐渐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传统大国势力进一步削弱，新兴国家相对快速的复苏与发展备受瞩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大幅提升，开始以平等身份参与到国际体系的决策机制中。在新兴国家榜单中除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外，还包括墨西哥、南非、埃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阿根廷、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等新兴中等强国。这些新兴的中等强国在国际舞台上虽然没有美、俄、英、法、中、德、日等大国作用明显，也不如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耀眼，但它们凭借高速的经济增长、开放的市场体系和良好的发展前景被国际社会普遍看好，极大地增加了中等强国阶层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等级中所占力量分布版图的比重，借助新世纪国际格局的转变，它们的影响日益凸显。其中，最能体现中等强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事件，就是G20这一重要多边机制成员构成的改变。
金融危机使G20取代G8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不同于G8机制大国集团或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定位，G20除包括当今世界所有的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外，还吸收了多个中等强国。在G20这一机制里，中等强国直接参与国际制度的设置和国际秩序的安排，成为国际舆论和国际合法性的主要构建者。中等强国通过G20平台，一定限度内增强了在IMF、世行中的话语权和掌控权，拥有了同大国进行对话和协商的多边机制和渠道，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大国主导国际制度创设的传统。随着G20全球治理中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中等国家能够参与到全球事务的核心决策圈，真正实现后危机时代中等强国在国际范围的崛起。中等强国政治影响的增大推动国际体系转型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以它们为主体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多边、多元的集团化重组。中等强国通过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的处理，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扩展，不断优化和完善地区机制建设，实现了对众多区域、次区域力量的整合，从而将地区平台确立为稳固的战略依托和开展国际活动的主要空间。中等强国加入到各种跨区域的力量改组、整合中，形成多个包含新兴大国和中等强国的以实质性问题或领域性合作为导向的协作团体和机制，有利于国际权力核心向非欧美力量转移、分散，促进国际战略格局向相对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有效承接国际体系由西方大国主宰的模式向更加民主决策、多元参与的模式转型。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合作需要加强中等强国的作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占世界的比重大幅提高，居世界的位次不断前移，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对外战略布局日益丰富完善，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始终保持战略主动，其中作为新中国发展进程重要组成部分的外交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回首新中国70年外交历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实现了中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相应增强，中国外交工作继往开来、砥砺前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昂首迈入了新时代。随着中国和各国的合作交流日益增多，利益边界进一步外延，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主观发展利益的需求、客观责任义务的加重，都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但与此同时，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甚至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乱象纷呈、各种机遇和挑战同现，而这自然对新时代中国践行特色大国外交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近代全球治理的兴起和发展给中国提出了众多挑战，使中国面临参与全球治理的复合挑战和多重压力。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开发援助寄予更高期待，而中国本身存在参与全球治理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与体制建设的双重任务。今天的中国已与其他大国一起屹立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无论是从大国责任立场出发，还是从创造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和更为舒适的发展空间来看，中国都需直面和应对全球治理改革带来的严峻现实挑战。国际社会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持有极高的期盼，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甚至成为一些国家学术和政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显学”。而日益全球化的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主流进程中，这不仅是维护中国自身发展和安全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在此关键阶段，中国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战略机遇期既赋予了中国严峻考验，也隐含难得机遇的双重内涵。参与全球治理和改革国际秩序为中国利用全球化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渠道，也是中国建设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
综合来看，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仍将处在深度调整中，复杂性、脆弱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将更加凸显。[2]中国外交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关键阶段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做到既能服务国内重大战略，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保驾护航，为实现全面小康营造有利国际条件，又要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职责，就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新任务和新课题。由于中等强国群体推动国际格局变迁和全球体系转型的能力持续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不断扩大，中国外交需要思考在现有全球治理布局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外交布局结构的改进调整，以适应世界格局转变的国际形势，充分利用中等强国独特的战略资源，将中等强国元素巧妙揉入中国的全球治理之中，进一步充实、丰富中国外交的力量结构和布局方向。
三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现代意义上中等强国理论的研究起始于“二战”后，加拿大政府首先使用中等强国这一概念来指导其外交政策，随后中等强国概念为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等西方中等国家所接受，并将其运用于外交实践，中等强国概念开始扩展到国际社会，学术界对于中等强国的研究逐渐形成理论。[3]1947年G.D.格莱克斯布鲁克（G.Det.Glazebrook）在《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杂志上发表文章《联合国体系里的中等强国》（The Middle Powers in the United Nation System），将中等强国的身份定位与外交实践的结合作为研究议题，重点论述了中等强国在联合国框架下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同联合国的相互关系，并阐述了机理和职能主义原则（Functionalism Principle）与中等强国身份（Middle Power Status）两个词的相互关联性。此外，他还列举了一些在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下能够发挥一定影响力的中等强国，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巴西、墨西哥、阿根廷、荷兰、比利时、波兰。但他的观点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方面他只注意到了国家的行动，而忽视了国家的能力和对外参与以及影响国家能力的因素等；另一方面当时联合国体系内还不具备中等强国积极活动的国际空间。[4]随后加拿大学者J.金·戈登（J.King Gordon）主编的论文集《加拿大的中等强国角色》（Canada’s Role as a Middle Power）对中等强国温和、中立、调解和多边主义等对外政策的特点做了探讨和总结，开创了加拿大学界“加拿大的中等强国角色”的研究先河，也标志着中等强国理论为学术界正式接受。[5]
从“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加拿大首先将中等强国概念应用于外交实践，这时期的研究者大多是加拿大学者，研究内容也主要围绕加拿大本国的外交工作。[6]1976年加拿大外交学权威约翰·霍尔姆斯（John W.Holmes）汇集其数年研究成果，以专著形式出版的《加拿大：一个中等阶层强国》（Canada：A Middle-Aged Power）对中等强国概念的历史由来、中等强国在国际政治行为中的作用提出质疑，以及参与斡旋和调停的制约因素做了简要论述，重点分析加拿大作为中等强国其自身存在的弱点，即过度依赖联合国。[7]加拿大外交事务问题专家埃德蒙·查普尼克（Adam Chapnick）在《中等强国》（The Middle Power）一文中以加拿大外交政策方面对于中等强国模棱两可的表述和政策立场的倾向为切入点，侧重对中等强国界定指标的选取和认定，提出了中等强国的一个原则和三条路径以及功能、行为、等级三个模型界面的基础分析常量。[8]安德鲁·芬顿·库珀（Andrew Fenton Cooper）、理查德A.亨格特（Richard A.Higgott）、吉姆·理查德·诺赛尔（Kim Richard Nossal）三位学者合著的《重新定位中等强国：世界秩序变革中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Relocating Middle Powers：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将中等强国的概念置于研究分析的中心，以战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三个阶段的变化为例，对中等强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时的角色定位和行为路径进行了回顾和有益探讨，总结出中等强国在地区经济、安全合作中双重角色定位的特点，即领导者和跟随者之间的自由选择和彼此重叠。[9]
爱德华·乔丹（Eduard Jordan）明确在新兴中等强国和传统中等强国之间划分了定义界限，指出了第一代中等强国（以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瑞典、挪威等为主要代表的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二代中等强国（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南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区强国为主要代表的非西方新兴国家）的概念区别，为区分传统和新兴中等强国提供了一种有益视角。[10]雷蒙德·A.希纳布什（Raymond A.Hinnebusch）的著作《叙利亚与伊朗：中等强国在可渗透的地区体系里》（Syria and Iran：Middle Powers in a Penetrated Regional System）则对叙利亚、伊朗这两个被西方视为破坏性力量的区域中等强国的行为特征及相互关系做了积极探索，分析叙、伊联盟外交政策对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冲突、土耳其和以色列准联盟等因素的影响，尤其强调了这些国家作为地区性而非全球性中等强国在中东地区事务中追求权力野心的有利和不利要素。[11]澳大利亚学者卡尔·昂格雷尔（Carl Ungerer）在其文章《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的中等强国概念》（The middle power concept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中分析了中等强国外交定位在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历史上的沿革及发展变化，认为中等强国是符合澳大利亚一贯国情和外交传统的方针主线，尽管该风格更多被工党政府所推崇，但中等强国思想的政策精髓对于新时期澳大利亚外交却依然能够提供非常好的建议，为研究中等强国行为特征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和思路。[12]卡斯滕·霍尔布莱德（Carsten Holbraad）在其专著《国际政治中的中等强国》（Middl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书中对比分析了中等强国在国联框架和联合国框架下的界定和作用，并分别从单极体系（Unifocal Syetem）、两极体系（Dualistic System）、三边体系（Triangular System）、多边体系（Multiple System）四个角度阐述了中等强国在不同外部环境下所具备的外交资源以及能够进行外交活动的国际空间。[13]
冷战后，发展中大国以中等强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热情更加高涨，进而推动亚、非、拉等地区新兴国家开始了中等强国研究的热潮，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奥尔加·佩利塞尔（Olga Pellicer）的《墨西哥：一个勉强的中等强国》（Mexico：a Reluctant Middle Power）[14]以及皮尔森·克里斯蒂（Pearson Christie）和大卫·德维特（David Dewitt）合著的《中等强国与地区安全》（Middle Power and Regional Security）。巴西学者保罗·罗贝托·德·阿尔梅达（Paulo Roberto de Almeida）发表的《巴西作为一个地区棋手和新兴的全球力量：对外战略以及国际新秩序的影响》（Brazil as a Regional Player and an Emerging Global Power：Foreign Policy Strategies and the Impact 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着重论述了巴西从一个中等强国上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并作为地区棋手和全球新兴力量的外交战略以及该政策对于国际新秩序的影响。[15]墨西哥学者G.冈萨雷斯（G.Gonzalez）《墨西哥的对外政策：80年代的挑战》一书的某个章节中较详尽地论述了中等强国与霸权国家的关系，并分成与霸权强国利益和观点比较一致的追随者型、战略利益背道而驰的冲突和对抗者型、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建设者型三类。南非学者马克西·舒曼（Maxi Schoeman）的论文《南非作为一个新兴的中等强国》（South Africa as an Emerging Middle Power）和贾尼斯·范德·韦斯特休伊（Janis Vander Westhuizen）的文稿《南非作为中等强国的兴起》（South Africa Emergence as a Middle Power）从外交政策的角度追溯了南非作为中等强国兴起的历程，分析其在破除种族隔离和国际孤立后重新在非洲地区和国际社会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16]亚洲方面则有印尼学者优素福·瓦南迪（Jusuf Wanandi）《印度尼西亚之于东亚和全球治理》（Indonesia，East Asia and Global Governance）以及马来西亚学者乔纳森·H.平（Jonathan H.Ping）《中等强国的治理之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亚太地区》（Middle Power Statecraft：Indonesia，Malaysia and the Asia-Pacific）等。[17]
自21世纪起，韩国掀起一股中等强国研究热潮，不仅成为中等强国学术研究的重镇，还成为把中等强国理论运用到政策实践中最成功的国家。事实上，早自20世纪80年代，“中等强国”一词便开始出现在韩国学者对本国国家角色定位的讨论当中，随后这一讨论由学界不断扩展到政界。但直到2008年李明博就任韩国总统后，中等强国这一词汇才正式为官方所认可，并成为指导韩国外交政策制定及对自身的国家角色进行定位的专属称谓和重要依据。随着韩国政府明确以中等强国身份作为立国之本的战略设定后，有关中等强国的研究迅速成为韩国官方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韩国则在短时期内崛起成为中等强国研究的主要阵地。[18]其中，韩国东亚研究所李淑钟所长的论文《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与复合型外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她在文中认为韩国在冷战后期悄然提出“安静的”中等强国外交，从而赢得世界各方不少赞誉。因为获得“网状权力”（Network Power）并不像以前那样必须依靠硬权力，所以作为中等强国群体中的后起之秀，韩国在网络化的世界里获得利益变得较为容易。而且，韩国已经在通商贸易领域里建立了丰富的关系网络，并且在许多国际论坛和多边会议中担任过主席国，这些资源为韩国实施中等强国外交创造了积极有利的条件。[19]金秀妍等（Yeon-Su Kim）《以碳排放为主题品牌对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意涵》认为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中“REDD+”（REDD是指发展中国家通过减少砍伐森林和减缓森林退化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而“+”的含义则是指增加碳汇）议题对韩国来说利弊并存，韩国对此议题既有同发达国家相近的立场，也有同发展中国家进行协调沟通的条件，这样一种环境赋予韩国以此议题为切入口开展中等强国外交的优势，因此韩国应该把握住机会发挥中等强国外交的强项，推动韩国形成在全球“REDD+”议题上的品牌效应和国家形象。[20]
莎拉·提奥（Sarah Teo）《比较凯文·陆克文/朱莉娅·吉拉德和李明博执政时期澳大利亚与韩国的中等强国特性》一文横向比较了来自工党的凯文·陆克文和朱莉娅·吉拉德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与韩国李明博担任总统期间两国对外战略的异同，作者认为两者大致在同一时间执掌各自国家的政权，并且都提出以中等强国的身份参与国际和对外活动，两者都提出扩大和增强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设想，但两者对于推进中等强国战略的理解和目标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相比较而言，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更加强调“全球韩国”的概念，而澳大利亚方面“更具创意积极的中等强国”则偏重于亚太区域层面。另外，从着力方向上看，李明博时期韩国中等强国战略基本限定于经济领域，而陆克文、吉拉德时期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战略却强调安全和经济并重，并且将澳美同盟作为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发挥中等强国角色的前提和基础。[21]梅丽莎·康利·泰勒（Melissa Conley Tyler）《澳大利亚在2013—2014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任期能为中小国家发声吗？》一文以澳大利亚当选2013—2014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为时间节点，分析了澳大利亚高举“为中小国家做出改变”的竞选口号成功当选后如何履行承诺的问题，在作者看来澳大利亚应该从积极参与、创建联盟、增强领导技能、建立自信和密切同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5个方面着手，强化澳大利亚的影响力进而为广大中小国家争取更多利益，实现当初谋取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时的承诺。尽管完全做到上述5个方面的要求比较困难，但只有澳大利亚充分利用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效能，尽最大努力发挥建设性作用，才能够在任期结束时完成“为中小国家做出改变”的初心和使命。[22]
卫斯理·W.韦德迈尔（Wesley W.Widmaier）在《政治时代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论中等强国的创造力、友情错置和领导力危机》中认为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在过去一段时间出现思想僵化的问题，以至于在进行外交政策的先后排序时不能合理认知国家利益。为防止澳大利亚国际影响和领导力下降，制定外交政策的技术官员应该调整思路，强化理论思考和政策实践的结合，确保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的创造力。[23]斯科曼·马西（Schoeman Maxi）《金砖组织超越联盟性质的合作——南非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一文中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各国最关注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G20机制跃升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作为中等强国，南非是G20和金砖组织成员，同时G20里部分中等强国还创建了MIKTA机制。南非是新兴经济体、中等强国和非洲国家，如何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协调好几个机制的关系成为南非对外政策需要思考的命题。[24]布鲁斯·吉利和安德鲁·奥尼尔（Bruce Gilley & Andrew O’Neil）在《中等强国与中国崛起》一文称中国崛起正在改变国际体系的动态，与此同时中等强国群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和地位也在不断上升，中等强国集团要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考虑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的工作。中等强国是国力仅次于大国的国家，它们的综合影响力仍然远远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它们作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和盟友或对手在区域安全、核扩散以及人权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的作用正在重塑国际政治。作者分析了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南非、土耳其和巴西等中等强国与中国的关系，讨论了这些不同的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中国实力不断变化对每个中等强国的影响。同时，作者还探讨了中国发展潜力，并考察中等强国是否真的能塑造改变中国的对外行为。[25]
戴维德·R.布莱克和戴维德·J.霍恩斯比（David R.Black & David J.Hornsby）《新兴中等强国不断进取外交政策视域下南非的双边关系》从南非外交政策的定位、方向和意图引入，并以此为视角观察规范性和结构性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包括南非在内的新兴中等强国合理定位自身参与国际事务、发挥有影响力行为体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作者选取中等强国需要直面的四个领域，即区域合作、多边主义、全球治理改革以及成为道德领袖的路径，认为南非作为中等强国应该以上述四个方面为方向推进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这四个方面是中等强国能够有机会与其他国家形成共识的基点。[26]梅赫迈特·阿尔达（Mehmet Arda）《土耳其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在互动中进化》认为土耳其自奥斯曼帝国后期到冷战结束都实行的是以维持现状为核心的防御型对外战略，在此政策指导下，土耳其严重忽视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苏联解体后，土耳其的国家利益更加多元化，尽管加入欧盟仍然是土耳其外交的重中之重，但土耳其与欧盟关系呈现疏远之势。与此同时，土耳其强化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作为G20成员，土耳其事实上已经有机会直接参与全球治理事务，并且MIKTA机制的出现又给土耳其作为中等强国提供了其他有效参与国际事务的平台。土耳其地理位置处于欧亚结合部，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区位，同时作为新兴经济体和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有很多优势，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27]
综上可知，中等强国的概念古已有之，国外对该理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15世纪的欧洲国家体系，只不过其在“二战”之后迅速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概念和框架，国际体系中出现了一批被国际社会视为中等强国的群体，引发了关于中等强国理论研究的第一波高潮，也开启了现代中等强国政策应用的探索之路。整体来看，这些研究虽然已是硕果累累，但多集中于中等强国一向热心的国际技术公约、国际维和、裁军和军控、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及与大国纠缠的相互关系等方面，或者多以自己国家为出发点，把中等强国看作一种外交政策或行为模式。尤其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作为标准、典型的中等强国，两国政、学界特别重视中等强国理论的研究，但两国学者对于中等强国的阐述和理解，更倾向于将自身国情和政策倾注到中等强国的理念中，而不是从中等强国客观规律的学理事实角度来看待本国问题，从而使两国中等强国的研究带有强烈的个体烙印，几乎成为两国的专属名词。到冷战后期，研究中等强国的国家开始增多，这是由于以中等强国身份定位开展外交活动的国家数量不断扩大，中等强国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来自新兴发展中国家，这是与当时美苏两极对国际格局的掌控减弱、两极体系出现广阔中间地带分不开的。
21世纪后，中等强国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重心也转移到韩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呈现出中等强国学术繁荣，一些相对实力偏弱的国家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也开始关注中等强国概念问题。[28]事实上，亚太地区成为中等强国研究新的重镇是与亚太成为全球经济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体量最大的板块以及举世公认的世界经济重要的创新高地和增长引擎紧密相关的，伴随亚太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提升，更多国家认为可以通过采取中等强国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以中等强国身份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力。[29]其中，韩国在此轮中等强国理论探索中表现尤为突出，并且韩国的中等强国研究具有一定开创意义。尽管韩国是发达国家的一员，但它的研究角度、思维模式和视野不同于早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欧美发达国家所关注的议题和领域在许多方面比较接近发展中国家，但同时对于中等强国的定位相比新兴发展中国家所聚焦的方向更为集中，观点也略为保守。总之，国外对于中等强国的研究已经呈现多点开花的态势，相比于大国的高门槛，更多国家认为努力发展成为中等强国是可以实现的奋斗目标，因此以中等强国作为政策指引开展学术研究自然成为许多国家的现实理想。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国内有关中等国家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具体外交实践方面尚未完全接受中等强国这一概念，因此，较长一段时间国内对于中等强国的研究重视不足，成果也不是很多。再加上中国本身就是大国，对中国国家利益影响较大的也多是大国，同大国相比，中等强国占中国对外战略的分量较轻。但近年来，由于中等强国在全球事务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持续提升，以及中国外交政策和学术研究视野不断扩大，中国对于中等强国战略价值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有关中等强国的政策实践和理论探索开始繁荣起来。同时，中等强国研究对象也从初期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逐步扩展到韩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越南等国家，研究内容也从单一国别的外交安全议题，延伸扩充到区域合作、全球治理等综合功能领域。目前从已有资料看，《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上曾节选刊登了墨西哥学者冈萨雷斯的《墨西哥的对外政策：八十年代的挑战》一书中部分篇章对中等强国的论述，取题为《何谓“中等强国”？》，是为国内有关中等强国外交研究的启蒙之作。[30]
之后，中国学界开始有中等强国研究出现，但大多以单一国家为研究对象，如加拿大研究、澳大利亚研究等即国别研究，相关著作主要有：钱皓《中等强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路径研究——以加拿大为例》对中等国家概念的产生及演进、中等强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路径及内在困境都做了细致和较全面的阐释，作者站在加拿大的视角对中等强国在冷战中和冷战后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对比，认为冷战之后加拿大等中等强国在追随美国的同时，也选择了符合本国自身利益的路径和模式参与国际事务，该路径和模式经过适当的调整开始显示自己的活力。因此，作者指出中等力量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可以更多样化、路径可以更多元化，完全能够运用软实力优势，在霸权国硬实力无效或失效的领域发挥软性制衡的作用。[31]
潘迎春的《“中等国家”理论的缘起》则侧重论述相关概念的提出、发展及其丰富过程，以加拿大提出现代中等强国理论概念为主线，对加拿大从进入七国集团后国内质疑声音暴增，外交定位开始在大国和中等强国之间徘徊，再到后来重新回归中等强国阵营这一过程中相关政治、学术著作的讨论、争辩进行梳理。[32]魏光启的《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认为中等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利益、共有观念和认同等使其成为塑造全球多边治理的重要力量，可根据不同情势，灵活选择个体主义、社会交往及制度主义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旨在实现全球多边治理的系列目标和努力提升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多边主义是中等国家从现实层面准确定位自身能力之后，权衡利他与利己之间彼此交错的优先选择。[33]
赵悦洋的《佐科政府时期印尼的中等强国海洋战略探析》一文从海洋战略的视角分析印度尼西亚的中等强国外交特性，认为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正在崛起的新兴中等强国，又是东盟的实际领导者，其海洋战略关系到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对中国周边外交也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2014年佐科就任总统后，提出要重新拾起海洋强国的身份，推动印度尼西亚全球海洋支点中心的建设。在此执政理念下，佐科将海洋视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各方面建设都要充分发挥海洋的战略性优势，试图以海洋作为实施中等强国外交的突破口。作者认为佐科雄心勃勃的海洋政策势必对中国产生多方面影响，中国应全面把握印尼的海洋政策，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矛盾，积极拓展海洋合作的空间，以“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对接为契机带动两国关系的深度发展。[34]唐小松的《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评析》对比分析了陆克文与其前任霍华德对中等强国外交实践的异同，讨论了陆克文政府力图通过“首创精神”来实现“富有创造力中等强国外交”的理想和困境。[35]
姜彬的论文《中等力量国家定位下的加拿大冷战初期外交》详尽介绍了加拿大在冷战后创造性提出中等强国身份来指导外交实践，并在变幻莫测、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外交风格，为加拿大赢得广泛的国际赞誉，也使中等力量国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引起世人关注，成为相似国家模仿和研究的对象。[36]朱中博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等国家行为研究——以加拿大为例》选取最具中等强国特征的加拿大为考察对象，以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和1964—1966年越战斡旋作为研究加拿大国际行为特征的两个典型案例，通过其身份判定、国际角色定位、国际行为路径选择进行探讨，给出中等强国遭遇阻抗困境的可能优化方案。[37]宾科的《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述评——聚集陆克文政府外交政策》一文从中等强国理论发展进行综述分析，概括中等强国外交的基本特点，并结合澳大利亚的外交传统综合讨论了陆克文执政时期“富有创造力中等强国外交”的意义以及制约因素。[38]
丁工的《论中等强国在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里的角色和功能》一文认为，全球现有160多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和现实情况的相异性，导致彼此利益诉求产生差别化的情况，而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实际效率。中等强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群体里具有较高地位的地理人口大国，并且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性和影响力，以中等强国为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布局抓手和区域支点，能够有助于提升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专注度和实效性。[39]刘雨辰的《试论印尼佐科政府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认为全球海洋支点构想是印尼佐科总统就治国理政而提出的一个总体规划，战略意涵是以建设海洋强国为核心目标，利用印尼的独特地缘战略地位，全面提升印尼的中等强国影响力。由于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限制，新构想实施过程中将面临建设资金短缺、海洋安全能力不足以及海洋认同薄弱的挑战。“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具有地缘政治的高敏感性，引发了区内外大国的高度关注和回应，对东亚海权博弈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应该重视和研究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构想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战略对接，充分释放两国合作的综合效益和潜力，更好实现互利共赢。[40]崔越、牛仲君的《“二战”后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认同：跨越党派的共识》认为，在“二战”后的历史和外交实践中，澳大利亚的政治精英形成了跨越党派的中等强国认同。澳大利亚工党在几十年中建立了“中等强国外交”传统，工党领袖们直到今天仍然在努力使之发扬光大。保守党虽然没有使用“中等强国”外交来概括自己的外交路线，但正是保守党政治家首先给澳大利亚贴上了“中等强国”的标签，并对中等强国认同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都认同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身份，工党形成了以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为特征的多边行为偏好，而保守党则主要将与强国结盟作为中等强国的生存之道。[41]
王逸舟是国内较早关注到中等强国研究重要性的国际关系学者，他在《对国际社会等级结构的一种调研》中认为超霸地位的下降、第三世界的分化，世界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发展，地区主义政治和文化观的抬头以及中等强国自我意识的增强，都使得少数主要大国霸权或领导权主宰的等级结构各层次之间和结构本身出现了越来越多这样或那样的松动和缝隙。[42]金灿荣首次将中等强国与中国外交相互关系进行了透析，他在《中国外交须给予中等强国恰当定位》一文中认为中国外交忽视了中等强国这一群体，应该在外交战略层面上给予这些国家足够多的重视。[43]宋效峰的论文《中等强国视角下的韩国东南亚外交》则认为韩国在中等强国定位下的东南亚外交，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地区合作的发展趋势，虽然难以超越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制约，但会对中国的地区利益构成一定的影响。一旦韩国参与地区事务的独立性和建设性与其盟友美国的战略利益发生矛盾，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就会受到制约。[44]韩锋的《MIKTA——国际社会的新成员》一文认为，2013年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5国成立了MIKTA，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新的组织。MIKTA以非官方和开放的形式，借助5国都是G20成员地位，希望通过G20的国际治理能力，提高其成员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和有效。MIKTA利用外交部长对话机制，致力于国际政治安全事务。MIKTA具有共同愿望、集体实力、良好平台、国际认同等方面的优势，还有各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的支持。因此，MIKTA如果能够处理好与相关国际机制的关系，就可以在全球治理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45]
丁工的《从全球治理视角透析中等强国合作体的意义与前景》以五个仅次于大国的中型力量强国，本着志趣相投、凝合聚力的宗旨自发结成利用集团为视角，分析和预测了中等强国联合组群之后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影响。作者认为随着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的表现日益出色，该国家集合体对全球治理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向的战略意义不断凸显。特别是在全球治理核心平台的二十国集团机制中，中等强国合作体一定意义上与七国集团和金砖组织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尽管同七国集团、金砖国家相比，中等强国合作体是三者中最弱的一方，其功能和作用仍旧不够出彩亮眼，但它在全球治理中戏码增加、角色吃重的趋势已经形成。[46]同时，丁工还在《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一文中认为中国应将中等强国作为周边外交片区经略的战略基点，通过加强与中等强国合作带动周边整体外部环境的改善。[47]
凌胜利的《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演变：从卢武铉到朴槿惠》认为，韩国近期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推动开展中等强国外交，例如卢武铉政府时期的“东北亚均衡者”构想，李明博政府时期的“新亚洲倡议”和朴槿惠时期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等。不过，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效果并不算理想，尚未达到预期效果，美韩联盟、大国权力政治等因素使得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深受约束，而政府更迭和国内外环境变化又导致政策实施缺乏连贯性和延续性。对此，作者指出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必须立足于东亚的现实情况，发挥韩国中等国家的经济优势，做好搭台者、协调者，同时要减少政府更迭对中等强国外交的影响，增强和确保战略的稳定性和延惯性。[48]广西民族大学的付琪琦和葛红亮则以马来西亚为例研究了中等国家构建自身话语权的路径问题，认为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为中等强国发挥自身优势并拓展自己的国家利益创造了机遇。在全球化过程中，中等国家能够通过多边机制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发挥自身重要的作用，某些时候甚至还能在地区议程上起到主导作用。并且，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中等国家在国际社会上要求更多的话语权、更高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马来西亚作为新兴崛起的中等国家代表，在自我定位、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等几个方面都积极探索构建自身话语权，通过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与地区事务，拓展多边外交舞台，马来西亚力图在东南亚地区发挥“领导者”的角色。[49]王旭的《MIKTA的经贸合作基础分析》中指出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是在G20框架下的一个重要合作机制，自成立以来发展迅速逐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涵盖官、学、研的沟通交流机制，同时针对一系列国际热点问题联合发声，逐渐显示出了它们参与全球治理的强烈意愿和巨大潜力。作者通过对MIKTA国家间的区域贸易内向性指数的定量分析发现，MIKTA国家间尤其是墨西哥和土耳其与其他中等强国的贸易合作相对疏远，但是贸易互补指数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较好的贸易互补性。加之它们在所参与的多个政治、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合作，使得它们有着良好的合作机制。可以预见，在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以及国内支持下，MIKTA国家间的合作未来会得到进一步加强，而MIKTA也有望成为全球治理领域里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50]
仇发华、杜忠原和周正芳的《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及其局限因素》一文，分析了冷战后伴随韩国综合实力的增强，韩国政府倡导和开展对“中等强国”身份外交诉求的背景和过程。作者认为从呼吁“东亚峰会”成立，到“东北亚平衡者”“新亚洲构想”“欧亚倡议”的提出，韩国中等强国外交从次区域角色、地区角色转变升级到跨区域角色，其首倡和建立的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组织也日渐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作者同时也指出，在世界格局变化及地区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对韩国以“中等强国”身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给予肯定的同时，考察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也不应忽视美韩同盟、朝核问题及韩国自身条件等局限因素。[51]王箫轲《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区域实践——多边机制的构建与权力政治的挑战》认为韩国位于地缘政治结构复杂的东亚地区，这使得其所推行的中等强国外交具有特殊性。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在构建东亚多边经济合作机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韩美同盟的结构性限制和东亚大国竞争的现实，使得其难以在政治、安全合作机制上有所建树。同时，韩国又面临着朝鲜核问题、中美竞争问题等现实的权力政治挑战，加之本身难以割舍的大国抱负，都使其中等强国外交的开展受到了限制，难以在区域秩序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从实施效果来看，东亚并非韩国中等强国外交实践的最佳地域，如果韩国将重点集中于经济、人文等次级政治领域将会取得更大的效果。[52]
江涛的《基于中等强国视角下的澳大利亚G20外交》一文认为中等强国正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是一个传统的中等强国，随着G20机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作为G20成员澳大利亚有机会直接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之中，因此把G20机制作为实现中等强国外交的有效手段和重要载体。当前在G20内部，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在特定的领域发挥着领导者或者协调人的角色，并试图在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以及G20内部与非G20国家之间搭建桥梁。澳大利亚还将借举办2014年G20峰会的契机，适度驾驭G20向经济议题和传统议题收缩。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秩序的贡献者和参建者，应该重视澳大利亚作用，继续努力改善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在特定问题上联合起来，共同推动G20的转型和变迁。[53]李峰、郑先武在《区域大国与区域秩序建构——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的印尼大国角色分析》一文中，提出一种将中等强国身份融入区域大国身份及区域秩序建构的新综合分析框架，借以分析印尼如何在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塑造大国身份并建构区域秩序。作者认为将中等强国身份融入的区域大国是实力、认知与能力实践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章通过对印尼在东盟、不结盟运动及G20等机制内区域大国实践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印尼在区域自主秩序建构中，从次区域政治大国逐渐发展为区域大国的过程，并分析了其中印尼对东南亚区域秩序内部建构、外部建构与内外建构联通所起的作用。[54]
赵晨在《国内政治文化与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基于加拿大的考察》的研究中认为，中等强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全球治理理念在拥有诸多共性的同时，也因国情和传统不同而各具特色。从较长历史时段看，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全球治理观的影响更为基础和深远。以加拿大为例，这一典型中等强国的国内政治文化影响了它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对待非政府行为体的态度以及主权观和人权观三个全球治理观察指标。通过比较可以得出加拿大以中等强国定位参与全球治理的三个基本特征，即“依附型多边主义”、宽容尊重非政府行为体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以及平衡运用主权和人权观念，从而为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观提供了具有指向性的个案。[55]沈陈的《南非外交转型及对中南关系的影响》认为从传统中等强国到功能主义中等强国再到新兴中等强国，中等强国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议题偏好、影响方式和外交目标上都发生了巨大转变。回顾历史可知，南非三次处于中等强国外交转型之中。南非向新兴中等强国外交转型是历史、文化、社会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转型之路亦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应充分发掘南非外交转型的机遇，从政治、经济、人文交流三个方面提升中南关系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相互支持，共同应对西方压力，深化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实现双边与多边合作协同发展。中国还应继续加强同南非等新兴中等强国的协调与配合，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民主平等的国际新秩序。[56]
于镭和萨姆苏尔·康在《“中等强国”在全球体系中生存策略的理论分析——兼论中澳战略伙伴关系》中认为中等强国为了实现目标契合，一个策略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利益攸关方”，另一个策略就是与现时国际体系里的超级大国结盟，从而享受随之而来的国际“声望”的提升和中等强国地位的巩固。澳大利亚自建国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奉行全球体系超级大国的铁杆追随者战略。中国作为全球性经济和地缘政治新兴大国在全球和次全球（区域）体系中的上升态势，有力地推动了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大周边邻国的经济融合以及政治和战略合作。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战略推动中国和澳大利亚采取“和解”策略，增进经济合作和政治磋商，并最终促使双方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中澳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推动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而且也有利于双方构筑政治和战略互信。中澳战略伙伴关系还有助于确保当中国凭借其新增的财富和力量获取相应的全球性大国地位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其他盟友不视中国的“和平崛起”为威胁，并避免卷入美国遏制中国的任何企图。[57]
何亚非的《中等强国力量增强与全球治理》一文认为，“中等强国”的抱团取暖和联合自强，已经开始形成全球治理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中等强国群体既是构成“世界其他国家的崛起”的重要部分，也是独立于G7代表的西方守成大国势力和主要由新兴大国组成的BRICS之外的“中间地带”。[58]上海外国语大学赵葆珉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等大国的战略选择——以日本为例》考察了日本的中等强国身份以及日本谋求大国地位的国家战略，提出了影响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几个变量。中国政法大学姜彬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等力量国家定位下的加拿大冷战初期外交》详尽介绍加拿大在冷战后创造性提出中等强国身份来指导外交实践，并在变幻莫测、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外交风格，为加拿大赢得广泛的国际赞誉，也使中等力量国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引起世人关注，成为相似国家模仿和研究的对象。宾科的硕士学位论文《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述评——聚集陆克文政府外交政策》从中等强国理论发展进行综述分析，概括中等强国外交的基本特点，并结合澳大利亚的外交传统综合讨论了陆克文执政时期“富有创造力中等强国外交”的意义以及制约因素。包云波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等强国的身份定位和外交战略研究：以巴西两次崛起为例》分析了巴西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的两次崛起的原因及其所采取的不同外交战略，认为两次崛起之所以出现第一次失败和第二次成功的迥异结果，是由于巴西分别采取了不切合实际的大国外交和符合国家身份和现实条件的中等强国外交。[59]
仇发华、庞朝阳、吴婉军的《韩国“中等强国”的跨区域角色塑造——以“欧亚倡议”为例》一文认为，冷战后随着经济实力增强，韩国政府对“中等强国”身份和地位的诉求意愿显著增强。经韩国历届政府的努力，“中等强国”的身份及地位不断明确。同时，韩国按照“中等强国”战略部署和外交思路，开始尝试由区域角色向跨区域角色、全球角色扩展。特别是朴槿惠政府提出的“欧亚倡议”，表明韩国努力寻求和塑造“中等强国”的跨区域角色，将韩国的“中等强国”政治诉求推向一个新高度。[60]而在中国外交布局方面主要是部分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从历次党代会发表的政治报告中对中国外交布局文本表述的分析、解读，其中张清敏教授《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对党代会政治报告的文本分析》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进行分析，较为系统、全面地考察了中国外交布局的出现、形成、发展再到成型的演变特点，以及中国外交布局调整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互动关系。[61]杨洁篪外长在《当前国际格局的演变和我国外交工作》中深刻分析了后危机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形势和我国当前外交布局在“十一五”时期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所取得的成就，并对“十二五”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线进行了提纲摰领的概括。
丁工则将中等强国研究同中国外交布局相结合，在文章《中等强国崛起及其对中国外交布局的影响》认为随着世界格局的转变，中等强国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应该及时做好准备应对这一现象。但在中国目前的外交布局中没有中等强国的定位，因此中国外交布局需要调整，以适应变化的国际形势。[62]并且，丁工还进一步指出中等强国与中国“五位一体”外交布局之间的逻辑关联，认为基于中等强国的群体性崛起，中国应该用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去观察问题，通过将中等强国嵌入“五位一体”外交布局，从而有力地推动中国外交在新形势、新环境下取得更多建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有利的世界秩序。[63]金凯的《国际体系“区块化”的演变与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一文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全球体系的视角来分析韩国“中等强国”外交。作者认为冷战后全球体系已不是传统意义上“金字塔”形的结构，该结构的国际体系出现相对松动的“区块化”趋势，而“一超多强”或雁阵式结构也不能恰当描述全球以及地区的变化趋势，同时韩美同盟体系的升级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该同盟的单向强化。同时，作者还尝试分析并评估在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与中国的全球外交举措有着怎样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并对韩国“中等强国”外交进行了简单的展望。[64]
马宁的《中等大国的分化与概念重塑》中认为随着国际政治的多元化发展及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以大国为主导的集团政治和极化政治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一批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逐渐以区别于大国的方式在扩展自己的影响，中等大国这一定义就是对这些国家的一种比较恰当的概括。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从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出发，认为中等大国的对外行为和对外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体系的稳定，但是却没有对体系稳定这一基本目的进行明确的界定。而在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国家间关系中，对此目的的重新评估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意义与价值。随着国际背景的不断变化、中等大国数量的增多和多样性的增强，原有中等大国的概念分析框架已经无法满足对现有问题进行解释的需要，也难以预测中等大国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有鉴于此，作者从发展和资源流动的视角重新观察中等大国，以期部分弥补现有概念和研究框架的不足。[65]北京外国语大学张笑一在博士学位论文《中等强国外交行为理论视野下的加拿大北极政策研究（1945—2015）》中认为作为当今中等强国和北极区域大国，加拿大与俄罗斯和美国一样，角色不可或缺、影响力举足轻重。然而，加拿大为了争取北极地区主权、确立在北极区域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经过数年的磋商和斡旋，加拿大终于在包括美俄在内的北极八国中建立了共识，缔造了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北极区域治理机制。加拿大的北极政策显然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外交行为过程，这一外交行为过程可以用中等强国的外交行为理论加以解释。作者回顾加拿大自1945年以来对北极的外交政策，认为1993年到2015年间，加拿大北极外交体现基本独立的“行为路径”，是典型的中等强国外交行为，并以此彰显中等强国身份。这一时期加拿大中等强国外交的独立性更体现在，由其领导、建立起来的北极区域治理机制不仅独立于联合国体系之外，而且成功将美国整合到这一机制当中。加拿大依据中等强国外交在北极议题上的独立性成为中国与加拿大开展双边外交或中加共同开展多边外交、深化北极领域的合作的前提。[66]
南京大学杨海滨硕士学位论文《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基于发展合作政策的分析》以“发展合作政策”这一次域为切入点来分析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战略。作者认为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中等强国既有力促进了韩国与被援助对象的经济关系，也增强了当地民众对韩国的好感，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但鉴于中等强国本身内涵的多维性、韩国国力的有限性及东亚局势的复杂性，韩国政府选择将“发展合作”作为实现中等强国外交的一个支柱。[67]肖洋《一个“中等强国”的战略空间拓展——“印太战略弧”视阈下的澳大利亚安全重构》认为，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提出的“印太战略弧”一词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呼应，透露出澳大利亚未来安全战略的视野指向。澳大利亚对“印太”概念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性，是因为澳大利亚一面濒临印度洋、一面朝向太平洋，坐落于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之间的枢纽位置，拥有众多天然良港可作为后勤补给基地。近年，伴随“印太战略弧”板块在全球地缘战略版图中的位势上扬，澳大利亚日益成为国际主要战略力量亚太棋谱中投放布设的重要支点。当前，澳大利亚在参与“印太战略弧”地区的国际博弈中，面临着在中美之间、既有强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太平洋次区域组织与泛太平洋组织之间的“选边困境”，其战略空间也受到来自这三方面的共同挤压。澳大利亚未来安全战略空间的拓展总体表现出三向性特征，努力寻求安全战略转型中的战略增长点，为中国把握太平洋安全形势的发展方向、投放力量和谋篇布局提供了有益启示。[68]
李媛媛的《近年来我国的“中等国家”理论研究》分别从以加拿大为个案的考察研究、全球治理视角下的“中等国家”、“中等国家”的再定义及空间扩展三个方面，对中国近年关于中等国家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作者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中等国家”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薄弱。但是自21世纪起，由于“中等国家”在全球事务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加之中国对外学术交流的开展日益丰富，国内“中等国家”理论研究呈现井喷式发展的繁荣景象，研究范围大大扩展，具体对象也从早期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扩展到土耳其、巴西、韩国等新兴中等国家，研究内容也从单一国家的外交实践拓展到区域合作及全球治理。但总体上国内关于中等强国的研究有较大影响力的成果甚少，以青年学者的专题性探讨文章居多，系统全面地论述这一理论的专著匮乏，研究视野和议题涉及的范围还是较为狭窄，对美洲、东欧、非洲等国家鲜有涉足，相比西方部分国家研究情况仍然处于落后追赶状态。[69]
梳理和回顾中等强国的研究历程可知，现代中等强国研究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分别是20世纪60年代由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学术界引领的第一个高峰期，20世纪80年代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埃及等国为代表的第二个高峰期，以及21世纪初期以来由韩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为主力掀起的第三个高峰期。从三个高峰期出现的时代可以发现，中等强国理论的探索与国际格局的变化紧密相关，上述国家之所以成为当时中等强国研究的重镇，恰恰是该国正在寻求通过中等强国的方式参与外交活动和国际事务，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存在逻辑联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综合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中等强国的理论研究虽然已有不少极富价值的探索性成果，但多出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等国家学术界；而在国内，直接以中等国家集团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现有的中等强国研究还无法全面指导中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具体实践。国内对于中等强国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中国学者对中等强国外交的研究有待努力之处甚多，亟须对中等强国理论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和提炼。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中等强国外交内容及特点的研究，总结出中等强国在国际舞台上行为的某些共性特征，对中国应该如何与中等强国交往提供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并就中国如何在后危机时代面对中等强国作用提升的国际客观形势，更好地完善外交战略布局浅谈些许不成熟的想法。
此外，诸多研究对于中等强国的划定都不尽相同，对哪些国家属于中等强国的范畴取舍更是大相径庭。因此，关于中等强国学理上科学全面的定义还远没有成型，也很难找到公认的标准，各种流派的争论依然持续。不过在一定意义上讲，这对中等强国研究也是一件好事，这种现状从一个侧面说明该理论还处在成长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挖掘潜力。总之，中国不是中等强国理论的原创国，对中等强国的理解认识是从引进和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尽管中国学界研究中等强国起步较晚，但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长足进步、结成了丰硕成果。
四 研究方法
（一）结构分析法：本书把中等强国作为一个有机的群体结构来研究，既从宏观整体方面把握，又从微观个体方面切入，按照系统、层次、单位三个维度来梳理中等强国在后危机时代崛起与中国外交战略布局调整之间的相互联系。
（二）比较分析法：对两个或者多个事件进行对比性研究，找出事件间的异同，分析原因，从而推导出一般规律性结论。比较各中等强国在当前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分量及其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分量，借以发现中国在开展同中等强国的外交关系方面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三）案例分析法：个案分析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注重细节及时效与该事件相关的各种因素，可以对研究对象有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将特殊性事件融合进普遍性规律中思考。在探讨中等强国崛起对中国外交布局形成冲击的认知时引用具体案例分析，可以使论点更具说服力。
（四）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法：定性分析基于理解和直觉对研究对象的性质、特点、发展趋势和变化规律作出认定和判断；定量分析则是依据统计数据，借助和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指标量化和数值评估。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综合，既能使定性研究具有更加科学、准确的前提和依据，又能保证定量研究方向明确、结构严谨。
[1] Giovanni Botero，The Reason of Stat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6，Book 1，Section 2，pp.3-4.
[2] 杨洁篪：《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不断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7年1月14日。
[3] John W.Holmes，“Is There a Future for Middlepowermanship？”in J.King Gordon，eds.，Canada’s Role As a Middle Power，Toronto：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66，pp.13-28.
[4] G.Det.Glazebrook，“Middle Powers in the United Nation Syst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1，No.2，1947，pp.307-318.
[5] J.King Gordon ed.，Canada’s Role As a Middle Power，Toronto：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66.
[6] R.A.MacKay，“The Canadian Doctrine of the Middle Powers”，in Harvey L.Dyck and H.Peter Krosby，eds.，Empire and Nations：Essays in Honour of Frederic H.Soward，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9，pp.133-143.
[7] John W.Holmes，Canada：A Middle-Aged Power，Toronto：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8] Adam Chapnick，“The Middle Power”，Canadian Foreign Policy，Vol.7，No.2，Winter 1999，pp.73-82.
[9] Andrew F.Cooper，Richard A.Higgott and Kim Richard Nossal，Relocating Middle Powers：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96.
[10] Eduard Jordan，“The Concept of a Middl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istinguishing between Emerging and Traditional Middle Powers”，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Vol.30，No.2，2003，pp.165-181.
[11] Anoushiravan Ehteshami and Raymond A.Hinnebusch，Syria and Iran：Middle Powers in a Penetrated Regional System，London：Routledge Press，1997.
[12] Carl Ungerer，“The middle power concept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53，No.4，Dec 2007，pp.538-551.
[13] Carsten Holbraad，Middle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Macmillan Press，1984.
[14] Olga Pellicer，Mexico：A Reluctant Middle Power，paper delivered to Dialogue on Globalization：New Powers for Global Change，sponsored by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Berlin，2006.
[15] Paulo Roberto de Almeida，Brazil as a Regional Player and an Emerging Global Power：Foreign Policy Strategies and the Impact 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sponsored by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Berlin，2007.
[16] Janis Vander Westhuizen，“South Africa’s Emergence as a Middle Power”，Third World Quarterly，Vol.19，No.3，1998，pp.435-455.
[17] J.H.Ping，Middle Power Statecraft：Indonesia，Malaysia and the Asia-Pacific，Aldershot：Ashgate，2005，p.270.
[18] 凌胜利：《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效果为何有限？》，《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2期。
[19] Sook-Jong Lee，“South Korea as a New Middle Power Seeking Complex Diplomacy ”，working paper of Asia Security Initiative，Seoul：East Asia Institute，September 2012.
[20] Yeon-Su Kim，Jae soo Bae，Larry A.Fisher and Jione Jung，“Branding K-REDD+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outh Korea’s middle power diplomacy”，The Pacific Reviewe，Vol.32，No.1，2019，pp.76-89.
[21] Sarah Teo，“Middle power identities of Australia and South Korea：comparing the Kevin Rudd/Julia Gillard and Lee Myung-bak administrations”，The Pacific Reviewe，Vol.31，No.2，2018，pp.221-239.
[22] Melissa Conley Tyler & Eleanor Pahlow，“Australia o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2013-14：A Voice for Small and Medium Countries？”，The Round Table，Vol.103，No.1，2014，pp.95-108.
[23] Wesley W.Widmaier，“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in political time：middle power creativity，misplaced friendships，and crises of leadership”，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3，No.2，2019，pp.143-159.
[24] Schoeman Maxi，“Alliances beyond BRICS - South Africa’s role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2，No.2，2015，pp.143-144.
[25] Bruce Gilley and Andrew O’Neil，Middle powers and the rise of China，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4.
[26] David R.Black and David J.Hornsby，“Alliances beyond BRICS - South Africa’s role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Commonwealth & Comparative Politics，Vol.54，No.2，2016，pp.151-160.
[27] Mehmet Arda，“Turkey - the evolving interfa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politics”，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2，No.2，2015，pp.203-226.
[28] Jonathan H.Ping，Middle Power Statecraft：Indonesia，Malaysia and the Asia-Pacific，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5，p.3.
[29] Richard Stubbs，“Canada’s Relations with Malaysia：Picking Partners in ASEAN”，Pacific Affairs，Vol.63，No.3，Fall 1990，pp.354-355.
[30] [墨西哥]G.冈萨雷斯：《何谓“中等强国”？》，《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31] 钱皓：《中等强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路径研究——以加拿大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6期。
[32] 潘迎春：《“中等国家”理论的缘起》，《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5期。
[33] 魏光启：《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2期。
[34] 赵悦洋：《佐科政府时期印尼的中等强国海洋战略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17年。
[35] 唐小松、宾科：《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0期。
[36] 姜彬：《中等力量国家定位下的加拿大冷战初期外交》，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
[37] 朱中博：《中等国家行为研究——以加拿大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08年。
[38] 宾科：《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述评——聚集陆克文政府外交政策》，硕士学位论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9年。
[39] 丁工：《论中等强国在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里的角色和功能》，《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2期。
[40] 刘雨辰：《试论印尼佐科政府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4期。
[41] 崔越、牛仲君：《“二战”后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认同：跨越党派的共识》，《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10期。
[42] 王逸舟：《对国际社会等级结构的一种调研》，《欧洲研究》1996年第3期。
[43] 金灿荣：《中国外交须给予中等强国恰当定位》，《国际展望》2010年第5期。
[44] 宋效峰：《中等强国视角下的韩国东南亚外交》，《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
[45] 韩峰：《MIKTA——国际社会的新成员》，《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6期。
[46] 丁工：《从全球治理视角透析中等强国合作体的意义与前景》，《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3期。
[47] 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
[48] 凌胜利：《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演变：从卢武铉到朴槿惠》，《当代韩国》2015年第1期。
[49] 付琪琦、葛红亮：《中等强国视角下的韩国东南亚外交》，《东南亚南亚研究》2018年第2期。
[50] 王旭：《MIKTA的经贸合作基础分析》，《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51] 仇发华、杜忠原、周正芳：《中等强国视角下的韩国东南亚外交》，《韩国研究论丛》2016年第1期。
[52] 王箫轲：《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区域实践——多边机制的构建与权力政治的挑战》，《当代韩国》2016年第1期。
[53] 江涛：《基于中等强国视角下的澳大利亚G20外交》，《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5期。
[54] 李峰、郑先武：《区域大国与区域秩序建构——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的印尼大国角色分析》，《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
[55] 赵晨：《国内政治文化与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基于加拿大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
[56] 沈陈：《南非外交转型及对中南关系的影响》，《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6年第1期。
[57] 于镭、萨姆苏尔·康：《“中等强国”在全球体系中生存策略的理论分析——兼论中澳战略伙伴关系》，《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
[58] 何亚非：《中等强国力量增强与全球治理》，《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5月12日。
[59] 包云波：《中等强国的身份定位和外交战略研究：以巴西两次崛起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2012年。
[60] 仇发华、庞朝阳、吴婉军：《韩国“中等强国”的跨区域角色塑造——以“欧亚倡议”为例》，《当代韩国》2016年第1期。
[61] 张清敏：《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对党代会政治报告的文本分析》，《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
[62] 丁工：《中等强国崛起及其对中国外交布局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0期。
[63] 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五位一体”外交布局》，《东北亚学刊》2017年第4期。
[64] 金凯：《国际体系“区块化”的演变与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当代韩国》2016年第1期。
[65] 马宁：《中等大国的分化与概念重塑》，硕士学位论文，中共江苏省委党校，2014年。
[66] 张笑一：《中等强国外交行为理论视野下的加拿大北极政策研究（1945—2015）》，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年。
[67] 杨海滨：《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基于发展合作政策的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7年。
[68] 肖洋：《一个中等强国的战略空间拓展——“印太战略弧”视阈下的澳大利亚安全重构》，《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
[69] 李媛媛：《近年来我国的“中等国家”理论研究》，《学理论》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