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权力与三类支持者

一 权力和维持权力

“权力”（power）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不同学者对它有不同的界定和使用方式。罗伯特·罗素认为“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6]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7]多数学者则比较赞成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对权力的定义，即将权力看作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影响力。总的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权力是指特定主体凭借某种优势，对社会或他人施加影响、调控和支配的强制力量。权力的要素可以用公式表示为：权力=支配意志+强制力量（强制力量=物质财富+暴力机器）。[8]在政治学领域，权力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是人类社会和群体组织有序运转的指挥、决策和管理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权力也可被称为“公共权力”（public power）。“公共权力”的称谓更加突出和强调了权力的来源和宗旨，其主体以当权者和以其为代表的国家政府机构为主，同时也包括一部分非政府公共组织。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政府的设立主要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也承担着一定的公共职能，这说明政府本身也具有维护公共利益以保持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一面。由这种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延伸而来的政府公共性突出表现为政府的“共有”、“共治”和“共享”。这是基于公共意识、认为政府应当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价值规定性要求，也是当代政府合法性的根基，政府所拥有的公共权力来自于人民、受制于人民并需要用之于人民。[9]尽管在形式上公共权力主要为公职人员占有和行使，但在理论上，公共权力产生于全体成员共同服从的意愿，其根本目标是维护和追求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这也是自启蒙时代以来国家建构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

权力的主要特征有：第一，强制性。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以暴力、警察、法庭、监狱和军队为后盾，以人们的服从为前提。权力一经确定，就必须强制执行，所有社会成员都将受到权力的制约。第二，权威性。国家是社会利益的代表者，用以管理和协调社会利益，驾驭各种矛盾和斗争的国家权力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权威，而这种权威一旦失控就可能沦为独裁。第三，强烈的扩张性。权力是贪得无厌的，有了权力还要追求更多的权力，这种追求往往永无止境，本人享有权力之外还希望亲戚朋友、门生故吏也一同得道升天，其目的就是为了占有物质财富资源或其他社会资源。第四，排他性。一旦拥有权力，往往不许他人拥有或染指，不许他人议论、批评、反对、监督、制约，压制贤能、任用亲信、践踏法律法规。第五，腐蚀性。历史已经证明，权力易使掌权者在政治实践中逐渐把自己视为公民的化身，把自己的意志等同于公民的意志，进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众，最后凌驾于各权力主体之上，从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宰，滥用权力形成特权、官僚主义和腐败。权力本身蕴含的上述本性一旦与人类自身的弱点相结合，就会诱使掌权者扩张权力、滥用权力以满足人类自私的本性和欲望。因此，19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10]

对各级领导者而言，权力是他们确保其执政地位的关键要素。行动胜于雄辩，对领导人而言，权力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任何政权达成施政目标的前提是获得并保持自身的权力。人类社会中经常会出现有先见之明的人物，凭借其对于未来的深刻洞察力，这样的人物明白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但如果他们只是作为普通群众存在，那么他们至多不过是有先见之明的智者而已。马基雅维利曾经精辟地说过：“没有武器的预言者将自取灭亡。”[11]如果想把自己意识到、了解到的事情付诸行动就需要权力。在荷马史诗《特洛伊》中，特洛伊公主卡桑德拉预见到特洛伊将被迈锡尼军所灭，于是她把破解的方法说给特洛伊人听，却没有人理会她，而最终特洛伊也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时至今日，在欧洲还把那些妄想只要凭借口舌之辩的劝说和忠告就能办成实事的人叫做“卡桑德拉”。

因此，思考利益集团腐败的生成机理时，有必要重点关注各级公职人员的行为和利益，而不是只思考和谈论那些较为模糊的理念如国家利益、共同福祉、普遍利益等。因为在绝大多数国家，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诉求能否上升为公共意志需由政党和政府决定，在这其中，更主要的利益推动者是各级领导者特别是居于顶端的最高领导人。因而可以说，领导者们的政治行为构成了他的统治方式或治理方式，也成了政治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权者而言，采取必要手段获得权力并通过手中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维持权力就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分析是何种因素帮助各级领导人获取和维持权力也是理解和矫正利益集团腐败的前提。

从政治初创开始，各级领导者便为如何巩固自身权力地位绞尽脑汁。在古代亚述王国，亚述巴尼拔被他的父亲阿萨尔哈东选定为王位继承人。尽管贵族们发誓效忠于他，他仍然担心自身权位的安全。

对王位的威胁是否可能来自于蓄须贵族（bearded chiefs）？或是来自于国王的同伴（King's Companions）？抑或是来自于自家皇室成员，例如他自己的兄弟或是父母双方的亲人？亚述巴尼拔甚至怀疑自己战车的驭手和战车护卫、怀疑守夜人、怀疑他的皇家信使甚至他的贴身侍卫，也怀疑身处皇宫或前线的将领或是朝臣和自己的面包师。这种恐惧不分昼夜持续着，无论是在都城还是在城外，时刻都有叛乱的危险需要他去应对。[12]

亚述巴尼拔精通于应对各种对自身权位的威胁，他作为亚述王国崩溃前最后一位伟大帝王统治国家长达41年（前668—前627）。

这一案例表明，作为亚述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唯一拥有者的亚述巴尼拔无法独自领导整个国家——即便他对身边各式人物的篡权意图满怀疑虑。无论国家、企业还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没有人能够单枪匹马独自掌握所有权力。虽然从英语的词源学上看，“君主制”（Monarchy）一词指的是“一人统治”，但这样的统治方式从来不曾也绝不可能存在。被称为“太阳王”（Roi Soleil）的法国君主路易十四在位超过70年，在他的统治下，法兰西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和殖民美洲的主要力量，可以说他是他所处时代乃至历史上最为杰出的统治者之一。路易十四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朕即国家”（l'etat,c'est moi），然而这一宣言并不准确。事实上，表面上是一位专制君主的路易十四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仅靠一人统治的想法并不现实。

路易十四在上任之初便开始了稳固自身权力基础的努力。他为新兴资产阶级贵族拓宽了加入核心政治集团的机会，这些新贵族被称为“穿袍贵族”，与此同时，他将传统“佩剑贵族”的利益在事实上与宫廷捆绑在一起，要求传统贵族大部分时间必须于凡尔赛宫居住，这意味着他们领取俸禄的多寡取决于国王的宠信程度。通过在宫廷和军队提拔新贵族，限制旧贵族并将他们的福祉转化为国王的福祉，路易十四逐渐建立了一个对他感恩戴德的新阶层，通过这一过程，他才能够更完善地集中自身权威，建立起一个所谓“绝对”控制的政治体系。与其他领导者类似，路易十四与他的核心支持者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他们的支持，他不可能稳坐权力宝座，而他们对他不忠的话，也别指望能在他们的职位上获益。正是这群忠诚的核心支持者——著名的有枢机主教阿尔芒·黎塞留和儒勒·马扎然、财政大臣让·柯尔贝——确保路易十四在位72年，直到1715年寿终正寝。

历史事实表明，没有任何单独个人能够垄断所有权力，没有领导者能够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绝对权力，这就是各级领导者为何需要支持者，以及为何需要向他的支持者分配利益的原因。反言之，作为领导人的支持者，需要对领导人保持忠诚、帮助领导人巩固权力，同时也能使自己从领导人手中获取收益。

二 三类支持者集团

对当政者或一国执政集团而言，根据对其权力根基重要性的差别可以将不同的支持者分为三类：一般支持者、利益攸关者和核心支持者。[13]简言之，政治领袖达成目标的前提是维系自身的权力地位，因而各级领导者需要回应对于其执掌政治权力具有影响力的各个群体，但对当权者而言，一般支持者集团、利益攸关者集团和核心支持者集团的重要性存在巨大差别。

一般支持者包含了所有在选择领导人时至少具有某些法定的、理论上的发言权的人。在大多数国家，指的就是所有合格选民，即所有达到法定选举年龄的公民。当然，正如当代各国政治实践所展示的那样，虽然拥有选举权很重要，但普通民众在国家政策特别是关键政策制定和施行环节并没有太多发言权。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民主国家，一般支持者只是刚刚触及政治生活的门槛。就此意义而言，美国的一般支持者比某些非洲独裁国家的“选民”好不了多少。在那些非洲国家，所有成年公民都有权投票，尽管他们可能并不是真正在候选人当中做选择。第二种政治集团由利益攸关者组成，他们对领导人选的发言权明显高于一般支持者。例如在沙特阿拉伯的君主政体下，利益攸关者指的就是皇室的高级成员；在英国则指支持多数党议员的选民。最重要的集团是第三类支持者，它是利益攸关者集团的一个子集，构成了一个核心支持者集团，这类人群在整个政治体系中掌握至关重要的权力。在民主政体中的核心支持者可能是一群投票人，在其他的政体中可能是一群掌握足够重要的权力，甚至能够左右当权者人选的少数人，他们的支持对于政治领袖乃至整个政权的存续至关重要。在中世纪的英格兰，这些核心支持者由少数拥兵自重的大贵族组成。[14]在苏联发展的中后期，核心支持者则由党内一小群能够选择候选人并控制政策的人组成，他们的支持对于政府高官和党的总书记保持权力起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概言之，一般支持者是领导人名义上或潜在的支持者；利益攸关者则指那些对政权有重要影响的人；而核心支持者只包括那些对领导者不可或缺的人。这三种支持者的重要性可简单概括为：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以及不可或缺者，所有或大或小组织里的政治运作都可大致以这三类集团的区分为基础。换言之，这三类集团的规模大小变化提供了一个解释政治生活复杂性的三维结构。例如，核心支持者集团从利益攸关者集团中选出，而利益攸关者是否会转变为现政权的挑战者在很多时候取决于其他支持者能否成为现政权的核心支持者或其难度如何，一旦成为核心支持者，其在政府决策过程中能够发挥巨大作用。反过来看，大规模的利益攸关者集团意味着核心支持者的替代者数量较多，因而现有政权的核心支持者背叛现政权的可能性较小，其更倾向于接受现政权所给予的好处。被定义为拥有一个小规模核心支持者集团和大规模有影响者集团的政治系统——也就是许多威权独裁国家的情况——支持者对现政权非常忠诚，因为如果新的挑战者取代现政权，他们的风险和成本将非常高昂。反言之，被定义为拥有一个较大规模核心支持者集团和较大规模一般支持者集团的政治系统——正如多数民主国家所显示的那样——现政权的核心支持者往往只拥有少量特权，其与现政权的关系并不特别紧密，这也使他们较容易通过各种手段背离或反抗当权者。

通过探究这些维度如何交织，亦即政治组织中的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的相对规模，就可以比较充分地理解在不同国家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领袖或政权如何分配利益、他或他们与三类执政基础的关系如何、什么事是他们能或不能逃脱追究的、他们必须对谁负责和在各级领导者的领导之下三类不同群体享有的利益分配权重和相对生活质量。

就政体类型而言，尽管在当代没有哪两个独裁国家或哪两个民主国家是一模一样的，学界还是习惯于认为民主制和独裁制这样的术语能够描述不同政权之间的区别，但如前所述，从各级领导者维持自身权力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独裁制”这个术语的本质含义是政府建立在极少数不可或缺者的基础上，而他们是从数量非常庞大的一般支持者（可相互替代者）以及通常相对较少的一群利益攸关者（有影响者）当中挑选出来的。另一方面，民主制意味着政府建立在数量庞大的不可或缺者和有影响者的基础上；同时，可相互替代者的数量几乎与有影响者一样多。从这一视角出发，君主制或独裁制也意味着有影响者、不可或缺者的数量都很少。

为了巩固自身执政地位，决定资源和利益如何分配是当权者的第一要务，当权者关于利益分配的选择主要有两大考量：首先，总体上应该为三类群体分配多少资源及各自群体所应得到的资源分别为多少；其次，考虑到对自身执政基础重要性的差异，不同部分的利益分配又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去实现，换言之，有多少利益是以提升公共福利、以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形式出现，而有多少又是以具有强烈排他性和独占性的私人物品形式出现？根据对这两大类问题的不同考量，为确保自身权力，政治领袖需要做出三类决策：首先，他需要确保自身有足够利益可以分配；其次，他或他们将决定如何分配利益以保持自身权位，特别是确保不可或缺人群或其中关键人物的政治忠诚；再次，政府所具有的公共性和自私性意味着其会为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或者私人好处。一般而言，考虑到成本和收益，为核心支持者提供的私人好处最多，随着支持者规模的增大其成本会逐渐递增、收益则逐渐递减。如果核心支持者人群的规模增大到一定程度，出于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当权者可能会尝试直接向社会提供公共福利和公共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