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路径

以史为鉴，是历史分析的现实意义所在。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得出的经验教训总结，以此为借鉴和映照，本章提出了未来新时代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路径所在。

3.5.1　消除经济增长质量的内部结构性差异，注重各维度均衡增长

针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部结构性偏差，必须充分重视，下大功夫以协调不同维度乃至不同指标间齐头并进式的增长，这可以说是在全局层面促进未来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根本途径所在。经济增长质量虽由多个维度、多项指标构成，但从本质上来讲，每一指标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经济学的两大价值判断标准，即效率与公平，这也是经济学追求的两大终极目标。效率与公平作为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彼此间有着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完全脱离一方而只谈另一方是无意义的；另一方面，效率与公平又往往相互制约，需要以牺牲一方为代价换取另一方。这启示我们，经济增长质量的不同维度之间，尤其是体现不同目标的维度间应当协调均衡增长，否则长此以往，被忽视和牺牲的维度必将成为经济增长质量的“短板”和掣肘，甚至变为阻碍增长质量提升的反作用力。从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及经济增长的效率维度对总指数的贡献较小，在各维度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未来要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应特别关注这两大维度得分的提高。

其实，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各个维度，国家战略早已有过高度重视。比如在2015年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就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国家对经济增长质量各个维度的共同关切，其中“创新”即主要对应着经济增长的效率维度，“共享”即对应着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相关政策已经出台，关键问题就在于把政策落到实处，否则，战略方针只能变为一纸空文。

3.5.2　适当降低投资率，提高资本使用效率

经济增长质量中的绝大多数指标从长期来看均呈总体上升态势，但仍有少量指标的表现在下降，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的效率维度中的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维度中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及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中的基尼系数等指标。这些指标的长期变化呈下降走势，在长时间内构成了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阻力。未来要想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必须重视上述表现异常的指标，扭转其长期下降趋势，变阻力为动力。

对于资本生产率，其不断下降的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建设资金十分缺乏，是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生产出的GDP，资本使用效率却非常高；随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为了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加之不当的政治风波推波助澜，投资规模一度迅速膨胀，资本使用效率开始下降；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的投资率逐渐上升，尤其是1985年以后，多数年份的投资率均高于0.38的适度值，2011年达最高峰值0.4782，2018年也高达0.4406。过高的投资率不仅使投资、消费结构大大偏离适度值，也使得资本存量的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表现为资本生产率的不断下降。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资本生产率就没有上升空间了，相反，中国的资本使用效率还相当低，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当前，中国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在一些领域和行业依然存在众多资本自由出入的障碍限制。没有合适的投资机会，不仅会降低资本使用效率，还容易导致部分社会闲散资金大量涌入虚拟经济甚至投机领域，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热钱”。为此，应继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清除资本出入障碍，对于不同性质的资本一视同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此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同时，适当降低过高的投资率，以协调中国的总需求结构。

3.5.3　做好政府宏观调控，稳定价格波动，改善成果分配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维度中反映价格波动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中反映成果分配的基尼系数是另两个长期下降的指标，这两个指标的下降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均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时期：前者的历史最低值为1994年，当年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后者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较为平稳，1977年也只有0.215，1978年即升至0.333，此后更是一路上升。这恰恰反映出，一方面，市场经济并非万能，它也存在缺陷：由于盲目性等原因，市场经济下经济体可能出现过热或过冷，引发价格波动；同时，市场经济虽能很好地解决经济效率问题，却往往忽视了涉及公平正义的收入分配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也只仅仅进行了40余个年头，仍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

中国已经明确、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也一直在用直接或间接的宏观调控方式来调节和稳定经济。未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方向应放在稳定价格波动和改善成果分配上。为此，一方面应精准把握宏观调控的度，主动预调微调、强化政策协同，提前预防可能出现的价格大起大落；另一方面积极探索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分配制度，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探讨多种合理分配方式并存的方式，针对收入差距的主要表现领域，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及企业内部展开调节，以弥补市场失灵。

3.5.4　在提升经济增长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改善增长质量，做到二者的一致协调

前文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成为常态，且往往是数量的扩张速度比质量提升速度快，我们也分析了两者间不一致的理论原因和现实原因。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此时经济增长质量应当受到更多重视，中国经济应力促增长数量与质量的统一，甚至应使增长质量的提高速度走在数量前面。

理论分析表明，增长数量与质量要实现统一，必须满足一系列条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发展水平的进步，已经大致具备了满足这些条件的基础。从现实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根本原因正在逐渐成为历史，以党的十九大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中国全面进入了追求经济增长质量的阶段。要做到增长数量与质量二者的一致协调，更为关键、更具现实意义的任务就落到了尽快修正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政治激励标准上，周黎安（2006）称之为“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但在新时代下，这种过于狭隘的政绩观显然已不能适应现实需求，目前正面临迫切转型。为此，加入更具综合性的考核指标体系——更确切地说，加入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各个维度的考核指标体系，成为“晋升锦标赛模式”在新时代下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