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经验与教训总结

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已有70个年头。通过67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轨迹。通过67年的经济实践，本章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得出的经验与教训总结如下。

3.4.1　总体进步明显，但内部结构性差异依然存在

如果从整个观察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进步无疑是明显的，质量指数从1952年的3.2469升至2018年的8.0486，增长了2.48倍，尤其是进入1995年后，质量指数的增长进入了“快车道”。这充分说明，中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追求，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国务院作出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决定、确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九五”计划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是成功的。然而若深入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各个维度乃至维度内的各个指标，我们又可看出在总体指数快速增长背后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从图3-2中可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增长质量六大维度中对总指数贡献最大的是稳定性维度，其余维度的贡献相对较小；自1988年起，各维度间差异逐渐缩小但依然存在；2018年，对总指数贡献最大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维度得分为1.6664，理论上占据总指数1/6权重的该维度实际贡献达21%；而贡献最小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得分为1.0395，实际贡献度仅有13%。即使在各个维度内部，结构失衡也是普遍存在的，如在经济增长的效率维度中，在观察期的前半部分主要依赖资本生产率指标的贡献；随着资本生产率的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指标的进步，后两个指标对该维度的贡献越来越大，资本生产率的贡献相对变小。总之，经济增长的效率维度内部失衡是相当严重的，其他维度也存在类似情形。

3.4.2　经济体制环境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巨大

在不同的经济体制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表现有着明显不同，这强烈地反映在我们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阶段划分上。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特征是以中央高度集权和政府指令计划为手段管理经济，基本方略是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此，国家一方面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重工业部门筹集资本，另一方面以严格的户籍制度来控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国家政策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并非第一要务。因而总体来说，整风、“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一系列风波几乎贯穿计划经济时期的始终，这些风波大多严重违背经济规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在计划经济时期的1952—197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几乎没有增加，更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波动。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全面拨乱反正。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自此，中国开始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但由于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参照，这种经济体制转型也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才确立下基本的方向和目标的。这一过程被邓小平同志形容为“摸着石头过河”。直至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才基本摸清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因此，这一时期可被称为新旧体制交替期，虽然经济体制开始了转型，但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根本确立，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存在，导致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质量虽有所增加，但波动很大。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也逐渐步入正轨，党和国家也在不断适时调整方针政策，全面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说，此时的中国才真正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加上国家在行政机构、教育、农村、财税、金融、对外贸易等领域的多项配套改革措施，种种政策措施的共同推动，使得经济增长质量开始了快速稳定增长。因此，自1995年起，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入了第二阶段。

3.4.3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前文，我们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六大维度的变化趋势，各维度的变化特征各不相同，但大都有着明显的长足进步，唯有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维度的增加并不明显。具体来说，1952年该维度得分1.4659，2018年也仅有1.5446，变化微小，中间也经历了剧烈的大起大落式波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维度如此有限的提升固然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数据所限，本维度仅选择了衡量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三个指标，其中价格波动就占了两个，导致价格波动所占权重较大，但其变化趋势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由前文分析可知，稳定性维度之所以变化不大，主要是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两类指标在改革开放前后的相互差异表现所致。这提醒我们：计划经济并非一无是处，它也有其相应的优点。在计划经济中，商品价格由政府制定，因而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价格的频繁剧烈波动，但人为制订的经济计划往往容易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导致产出波动大；同样地，市场经济也并非完美无缺，市场失灵是其不足之处。市场经济能较好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激励机制问题，可使经济体迸发出强大的增长动力，国民经济因而可走上一条快速增长道路，但由于盲目性等缺陷，它也容易使国民经济陷入过热或过冷境地，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替并发，表现为价格波动大。

3.4.4　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间不一致依然普遍存在

前文分析表明，67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俨然成为常态，尽管在多数年份不一致系数值并不大。直观来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反映的是经济增长的不同侧面，两者的衡量指标也彼此不同——在本章，经济增长数量由真实人均GDP表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则由多指标合成，因此，除非偶然的巧合状况，两者变化不可能完全一致，但这种不一致还有更为深刻的理论与现实原因。任保平（2018）分析认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统一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同样的经济增长数量背后是不同的物质和人力消耗；二是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不同；三是经济增长过程的稳定性不同；四是福利分配状态不同。若要实现二者统一，以下要求必须满足，包括普惠的社会分配制度、社会福利函数满足萨缪尔森型、权责明晰的产权制度和促进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或技术创新。我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出现长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根本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还未真正进入追求经济增长质量的阶段，现实原因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的违背经济规律的国家指令和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制定的唯GDP式政绩观。与任保平（2018）不同，本章实证结果表明不一致系数小于零的情形占多数，且往往是数量的扩张速度快于质量的提高速度。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时代下，必须充分重视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间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