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逐长河

一

每读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样的诗句，在我的脑际即浮现出一幅情景：

中年的父亲又一次别离妻小。在一个星月未逝之晨，他独自去到一个荒凉的小火车站上，拎着简单的行囊，等候那一声鸣笛，将他一次又一次地送往那块穷乡僻壤。

年年岁岁，他那峭拔的身影和刚毅的面容，就这样又从家园中消失。

这就是父亲一年一次的探亲，也是母亲一年复一年的等待，我们姐弟一年复一年的眷恋不舍。

这是父亲所期盼的一年复一年的慰藉与吞泪。至今，我却没有去过父亲住了二十年的文山。父亲不要我们去。这仿佛是家中的默契。

只有母亲去过。她曾到那里去与父亲团聚，为他缝衣服，为他把翻破了的字典用一块布做了封皮。现在，这本字典还留在父亲的书架上。

而对于我们，年年岁岁，文山就是一个牛皮纸的长信封，上面是熟悉的父亲的毛笔字，写着母亲收的字样。里面最长的那一页是给“曼曼、小弟、三妹”的。文山，就是每个学期，我们都将把学习成绩单寄到那里去的地方，也是父亲在那里读到我们评为优秀生和获取种种竞赛奖的地方。

文山那里，一定有一个高处，父亲在那里仰望着皓月，对我们吟诵着：“春城亲友若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他将王昌龄的诗动了两字，用今之“春城”代替了古之“洛阳”。

父亲在一次回家的时候，特与我分析这句诗。

我说，心在玉壶，就是寄托思念于明月。父亲说：“这还不是全部。想一想，一颗冰做的心，多么透明，本来就很美，又把它放在玉做的壶里面，两件纯净透明的东西辉映着，这就是对月思乡时人的心境。有寒意，然而美，是最单纯的一种境界了。”

还有一次，父亲引了“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然后说：“你们三姐弟，是太解忆文山了。”我认为，杜甫的孩子们也太傻了。自己的父亲在哪里也不知道，不会想念。他们的成绩单寄给谁呢？

到知青的时候，有一年，我与弟弟一同回到昆明探亲。正接到父亲的来信，说他伤脚卧床，但嘱咐我们不要去探望。

弟弟孝心切，竟自登车到文山去了。我与母亲正感欣慰，他却又很快地回来了，神情沮丧。

原来，他乘车走路地匆匆赶到那里，是在离县城和集镇很远的地方，直寻到了山背后的一座水库旁边，推开一间小屋的门，父亲正躺着。一见弟弟进门，便大发雷霆，说：“我叫你们不要来，为什么不听？”

弟弟要求过一夜都不行，立即便被他打发返回。

父亲躺的不是一张床，而是一块床板，下面垫了几个砖头。在面前有一个小电炉，上面坐一只口缸，烧着水。此情此景，可想见弟弟心中亲情凄凉。

父亲如此不近人情之举，令人叹息。但我们亦能感到他那种自承苦难，绝不要我们走近和更多地进入他的境况的苦心。为了保护我们，为了维系这个家庭向上走的一种趋势，父亲独承厄运，不愿将我们牵入，即使是在气氛上也不愿给我们留下阴影。

他在文山的住处，只有弟弟和探亲去的母亲看见过。听说，连床亦是木柴搭的。所幸电站可以用电，取暖做饭，略可方便之。

到父亲六十岁退休返回，一辆大卡车载回了他在文山二十年的全部家当，是当地木匠为父亲打造的两把小木椅，后来成为两个孙子的座位，甚令父亲欣慰。

另外还有两个小凳，是木柴打的。父亲感念当地木匠的认真，说坐之合适稳当，非其他能代，也千里带回。其实，是二十年相伴之物，不忍弃之。

从这些带回的东西，可以想见父亲的艰辛生活。那是一种低于父亲幼时在华宁老家的生活。父亲生于文宪名邦的书香之家，自我奋斗进了昆明城，成为省府金融行业的佼佼者，却被迫去过那种野老的生活。

至今，我不知道父亲所躺的木板，是因为脚伤暂就，还是这就是他的床。弟弟回来沉默了很久，不作多言。

总之，一个银行的高级职员被送到大山的背后，为一个只有三五人的水库充当“会计”，这就是让父亲付出了人生茂盛年华的“支边”。

一开始，父亲是在州支行，并创办过银行学校。至今，文山银行界的许多骨干都是父亲当年的学生。这是他引为欣慰的一件事。

他原以为，培养了这么一批人，就可以让他回家了。但是不知为何，父亲干得越出色，越是一次一次往下面放。从州支行又再放到县支行，说是“加强基层”。而父亲的工资级别比当年的县领导还高。终于，将他送往这个水库。

母亲曾做了注释：都是父亲太耿直，到了下面也不会讨领导的欢心，又愿意承担重任。人家乐得请他去最困难的地方。

但父亲一次次的来信，都在赞美着山乡清静的景物，仿佛那里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在那座三个人的水库上，他培养了一个山民下棋，因此可以对弈。

父亲很喜欢这一首塞上词：“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那正是他在偏僻边城里的一幅图画。今天我才明白，一杯杯的苦酒，是父亲自己干了。

母亲说，你爹是一个人在文山时，养成的每顿饭都要喝口小酒的习惯。后来，在深深的悲痛中，我曾怀疑，父亲临终的病是否与这酒有关。而母亲说，不喝，也许连现在这寿数也不会到。

那么，夺走我父亲的，不是这瓶中之酒，而是那一杯杯命运的不公之酒。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父亲是一头青丝地回来了。他说，是这个家在支撑着他。

而弟弟，自从经受了这一番“孝子的洗礼”后，多年来，承受父亲任何脾气，他都能安之若素。也许是在那一次去文山，推开门的那一眼，让他深深领略了“大骂”后面的父爱。这是父亲独承凄凉，不愿我们介入他放逐命运的一种英雄行为。

文山，一向被人们当作荒凉偏僻之地，那里有可怕的麻风病院，后来又成为战场。山头上，是大片年轻战士的公墓。

但在父亲的叙述中，我只觉得，那里是生长滋补人的三七与天麻的富地，水库清冽，山路有趣，京剧团可听。

所以，父亲自己在水库里洗蚊帐，夏天还游泳。每逢赶街天，父亲就走山路，一天一个来回，精神抖擞。当县城的京剧团排了新戏，父亲就进城看。他常从文山的书店里买了书寄给我们三姐弟。

也许，父亲真的也爱那里。

父亲每年回家，所穿着的鞋垫，就是当地女学生一针一线纳的，上面是细致的花样，令我们争相传看。

父亲的个性才情，在最茂盛成熟的年华里，是在世外孤独地发展的。

人说相濡以沫，他的“沫”远在三千里地外的昆明家中。他曾对母亲说，如果没有这个家，他是支撑不下去的。也就是这些儿女，儿女的上进，妻子的忠诚，令他感到一生的目标有所寄托。

也许，如果父亲中年有盛大之业，我们就不会得到那么多细腻的爱了。但我仍认为，父亲应该有盛大事业。

我宁愿父亲对我们的关爱少一些，也不愿意他如此屈没，令父亲走时写下《马说》，为自己不能“千里”的命运，如此伤悲。

父亲是性情中人，天性细腻敏感慈爱，感情丰富，甚至普及于异国生人。

记得当时在北大，有日本同学川考，与我同月同日生。父亲来了，每带我出去时，就要带上她，如同两个女儿。

那一天，父亲将离京时，带我们出去吃了云南的“过桥米线”，然后作别。父亲回头而顾，见我已大步而行，独川考亦回首，与父亲对视含笑。

父亲于是叹息，说我太粗心。

其实，正因为父亲不是那位妩媚的日本女郎的父亲，我才没有回首。

父亲与我们之间，从来是教以大义与克制的。妩媚不得不远离我们姐弟的历史。也因为我的弟弟曾在千里探父时被拒之门外，故柔情缠绵，已不属于我们。放逐家族，须要刚毅。

何况，我们三姐弟，亦曾与父亲一样，同成为放逐之人。

“知青”就是一种放逐。整整一代人被赶出城市、校园和家庭。“……冷处偏挂；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我是放逐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也就没有那些“小鸟依人”的气质。我的气概往往要比男士还要大。我所缺乏者，绕指柔情；我所拥有者，海样深情。

我从放逐中来，亦可以回到放逐中去。那是一条熟悉的小路，那里另有一个家园。

年年代代，世俗不接纳深刻，但“深刻”并不泯灭。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百年树人。我们家的三姐弟与两个孙儿，和我父亲之间，不是两棵树，而是一棵树。父亲是根部和主干，我们则是向上的枝叶。

而树根有多大，树冠就有多大。

我们是在用两代人的生命和冲力，划过了一条长河。这就是“放逐长河”，它皎如天上星河，前可见古人，后亦有来者。

二

走遍中国大地山河，最令我感到亲切和放射着柔和漫长光辉的，不是帝阙与都市，不是紫楼与丰碑，而是一处处放逐之地。

放逐，使所有的公卿成为布衣。

穿过新疆的千里戈壁，我曾找到那座红墙黄瓦的林则徐故居。独立于伊斯兰的建筑风格之中，“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当是此景。

在汕头的蒸暑下，我坐在韩山的石上与卖门票的老人饮“工夫茶”，听他讲韩愈故事。“惹得江山都姓韩”，这是老百姓讽刺皇上想贬斥韩愈，却反而使人们将其被贬之地，永远地命名为“韩水”“韩山”。

在海南贫穷的西隅，而不是富庶的东海岸，我也曾踏着一路牛粪，来到东坡的橄榄庵、载酒亭。

每回家乡，我都会在去攀西山的路上，留意那山下的升庵祠。

状元杨升庵，为干预皇帝对生母行大礼，被贬至云南。仅就单一的行为，他过于迂腐，但其负有职责，应该尽直言之道。直言者总是这样下场。云南人见怜其才其忠，故为之立祠。

云南还来过两个失位的皇帝，也属“放逐”之列，被在位者驱逐。一位是建文帝，传说是到了武定，还在那儿留下了帝京的牡丹花种。现在蔚然成田，艳比洛阳。

另一位就是被出卖了的永历帝，临死前还教训了反臣吴三桂一通，不失帝王家风范。

永历帝应属于殉职。而建文帝却不忘京城，传说终于在返回后一年，莫名死在宫中。也有说，他就是要回宫去死。还是不甘放逐。

其实每一个被放逐的人，似乎都死在了回家的路上或是家门口。苏东坡是，林则徐也是。

他们仍有归心。

翻开长卷如画。我最喜读的是“离人词”“边塞诗”“田园吟”。

放逐客，反而找回了自己的潇洒。“自我放逐者”超脱名缰利锁而自由。民间野老有山妻，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恬静和“相看两不厌”的适然。

其实，人生最大的厌倦，是对自己厌倦，对自己过着言不由衷的生活的厌倦。

可是最彻底的理想又是什么？初衷与行为如何才不背道而驰？

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永恒的矛盾：一方面要在庞大的约束下去做事，一方面又渴望着从流般的自如。

前者如登山，后者似泛舟。在登山时渴望着纵情泛舟，在水上又思念征服高峰。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巨大张力与含量。

因好友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聚会于岳阳楼的范仲淹，一篇大记写下了古今的这种徘徊滋味。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在诸多的放逐文墨中，却俨然奔涌着一股不可被放逐的深情。

也有誓不回头的放逐。

贾宝玉是曹雪芹的自我放逐。

纳兰性德早夭，是精神不堪现实的一种自逐。自我放逐与自弃不同，依然在追求着自我。而追求不得的自弃，亦是另一种永不妥协的追求。

父亲有一位交往深厚的老友璞叔，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林学家。他正值盛年，娶妻一载，忽然放弃一切进入山中。无论任何人劝，都不肯下山，只林间一小屋中，以石搭灶度日。

父亲每年带我上山去看他，送他的食物，据说他也永远不会去动，拉他下山来玩一下，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情长，他每送父亲与我到山下车站，却绝不同我们登车。父亲每次失望而回，车子开动了，还在望着老友的山林。

直到父亲临终，仍念着要去看望璞叔。

虽然我们爱唱那些俄罗斯的关于“流放”的歌曲，同情着那些在冰天雪地中为真理受苦的人。但中国式的放逐，仍与其他文化不同。

中国的放逐，是在人世中的放逐，犹如“隐”，可以隐于山亦可以隐于世。“迁客骚人”与“高人韵士”，应俱是布衣和放逐者。

放逐之史，其中内涵的价值，是一笔文化遗产。它与历史主体的必然联系，使其本身就是主体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的放逐，是既残酷又深情的一种关系。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知识者逃不出千古忧患。他们承受着方块字所容纳的千载历史悲欢，又与观看春花秋月的普通“渔樵”不同，并非只为每日归去屋下，餐食操作而谋之辈。

放逐，这二字乃是知识者的专利。

有文化之情结者，才称得上是“放逐”。确切说是：思想者被逐出其所关心的范畴，即为放逐。

这才是最苦和最残酷的惩罚。

放逐之人，是被历史所选中之人。

世有特立独行者，就必有放逐和自我放逐。

所以，世界能有今日的进步，当感谢那些历代的被放逐者。

2002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