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致老家
进10月，昆明城阴雨连绵，有如冬天。一旦晴开，便蓝天如洗，透出只有在海洋里才能看到的遥远的青蓝。家乡的天空，常常让我联想起这两句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染料的颜色是可以分出青和蓝的。但在家乡的天空上，却分不出。青与蓝已融为一色，一种清清爽爽、透彻、匀均、深沉的颜色。
我父亲的床单、被套与枕套就是这种颜色。上面用青线绣着兰草，或缝着白布的兰花图案。
父母的用具，历来是从一些便宜的小店和摊位上买的。强调用纯棉即可。有时候，老父亲为配齐他喜欢的色调，是很留神的。
除了眼睛能看到的颜色，他还注意一种在他认为是适合自己身份个性的价位。有时候，我们买来的贵重物品，他会认为与他的生活水准不合而闲置，例如一套大型的文房四宝和一只靠耗电来旋转的七色灯。
他不喜欢在旧物之上突添一种金碧辉煌。相谐，是他生活的主调与自我完成。
我曾从广州寄了浴衣给父母，但回来一看他们都不用。父亲认为，浴后一块大毛巾足矣。回到卧室马上穿衣服，何必多此一举？
我父亲一直到八十多岁，辞世前俱是站着淋浴，不要任何人进去。峭拔，正是他一生的风骨。他不喜欢任何惰性的享受。直到临终，他没有睡过一次懒觉。
很多年前，父亲上菜市去，就买回了修拣好的韭菜，他说：“贵点有什么？时间更可贵。”他非常讨厌我们陷进繁杂琐碎中。
他有一只饮酒杯，底小口大的中国式，白瓷底上有几笔中国山水，最妙的是上面的两个小楷——“洗心”。
这只杯绝称不上什么精品，也不是古董。但是称了父亲的心意，它就是好东西。父亲常用它小酌。
傍晚回家，常见母亲在厨房里热锅滚油地炒菜，父亲则坐在小厅中安然啜酒，桌上是小盘香炸的小菜。酒为弟弟所供，酒杯则为“洗心”。
他仔细地在这琳琅满目的世界上，挑选着自己真正喜爱和适意的东西。这就是我父亲生活的乐趣与对世界的态度吧？他不接受那种蜂拥而入的东西，也不以含金量来拥有东西。他只从自己的适用与情趣来精选。
虽然他只在平民的店里购买，但这种生活的雅致，却是那些在所谓的“精品店”里赶时髦挥金如土的俗人不能享受的。这是真的高雅。
父亲不喜欢的东西，你不能强塞给他。如果又贵又不喜欢，就更令他心烦。在父亲的小屋里、床前桌上、书架上，我感受着一种文化与平民的自然和自尊。
前几年，流行女孩子足登“松糕鞋”，父亲不喜欢，称之为“小旦身子花脸脚”。他说，明明是苗条的女孩，上面是秀气的线条，下面却是一双大花脸的粗鲁的脚。
父亲批评的东西，一般不会流行太久。
我们这个家，是由两套家具组成的。一套是中式雕花的深色家具，有古色古香的镂空的木雕。那是父亲初在银行做职员，接奶奶上昆明时买的。我想，它一定很合奶奶的意。
另一套是西式家具，是父亲娶母亲时所购。波纹形的床头，没有床腿，是隐蔽的金属矮脚。大柜带镜子，小柜有玻璃，玻璃内有绿色丝帘。也有一套桌椅，方桌的四面有小抽屉，供人们打牌时放牌注的。这浅色家具，配上父母的婚纱照片，使主卧室很具淡雅情调。
两套家具，分开放在不同的屋里。父亲就这样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都安了家。可以说，我的父亲在亲情和审美上都是兼容并包的。这一点，就是许多人做不到的。孝子和贤夫，又自然地成为慈父。
那些古朴的家具，沉甸甸的锑盆、锑口缸、锑盘和母亲缝纫的布帘、椅垫，洗旧的依然白色的纱帐，和父亲写的字幅、窗台上两个深盆中的兰花，以及冬日的室内弥漫着母亲栽种的水仙花香（母亲能控制它在春节时盛开，让家人欢聚时观赏），等等，这些就是我的家，是我流浪在外二十年来，“每逢佳节倍思亲”时最想念的家，是把我养大的家，也是我父母井井有条地在其间生活了一辈子的家。
当我还不更事的时候，家曾经比现在更加风雅与精致。
一次，面对一只劫后余生的花瓶，父亲事后方知地悟出，说：“那时候，每家人都抢着把领导请到家里来做客。大家都是去城门口欢迎过解放的，我们为了保卫银行在战争中不受损失，职员们还自动组织起来值班。可是没想到，却有人防范着我们。就连这些自己喜欢的一点小趣味，什么衣着、茶具，人家看不顺眼，以后‘运动’就拿出来搞。台上一说，下面一听就知道，台上讲的是谁家。那就是请他们去过的人家。”
这一下，大家才如梦初醒了。银行里原来的衣冠楚楚的职业要求一下子就改了，人人都比着穿得粗乱没品位。
父亲说，衣服不在新旧，也不在贵，而在协调、雅洁。银行职员在全世界都有服饰要求的。这是一种职业素养，也是职业要求。不能像破产户一样，没有体面与信誉感。不料，这个人家也不能容。
再也没有人敢邀请“领导”到家里去坐了。家家也都在收拣那些“旧社会的物件”。银行里也就再没有人敢种花养鱼，敢有什么收藏爱好了。
虽然还没有达到“文革”“破四旧”的程度，但是“晚秋惊落叶”已经让人胆寒。果然，不久便是“无边落木萧萧下”。
“雅致”的人们，大祸临头了。
我们家在“文革”中被抄一次，自己上缴一次。当时的“家底”也不过是一个银行职员的工薪所得。
抄走的，有父母美丽温馨的婚纱照，有奶奶给我这个头生子做的缀满了玉片与琥珀的小帽子，有许多用丝绸做的坐垫、香袋、笔袋、印盒袋，上面绣有若干古代仕女与神仙和古诗，还有一些美丽的小物件，如一套从巨大的贝壳到较小的贝壳做成的小盒、大匙、茶盘等。
母亲的那只梳妆盒，因为我下乡插队时将它带上而得以幸存。
那些曾经装过父母迷人风采的镜框，我亲眼看着，被父亲用绳子穿过空了的中心，处理给进城来挑粪的农民，大概是当柴火了吧。长大后，我曾经在各处找寻，都再没有看到那么风雅的镜框了。
那是一些非常艺术的镜框，边沿之宽超过照片本身，是一种从里向外扩张式的。中间往内凹，有白色石膏做的花纹。父亲曾告诉我，这样可以聚光，使中间的照片看起来更清晰。
就这样失去了，再也没有寻到。
到现在，人们都认为凡是好的雅致的东西都是舶来品，中国人只会造粗货。可是从前我们家的东西的确是精致的国货。那种现在令人追赶不及的时尚，我的父母就曾拥有过。
损失中最珍贵的，是一幅马汝为的真迹字幅。那是父亲从华宁老家带来的我祖父的遗产。我祖父就是为这些字画而败家的。
父亲告诉我，当年有“杨状元才高天下，马汝为字压两京”的话。杨状元就是杨升庵。马汝为的地位就是书法状元。曾经有文物单位来向父亲出价，父亲因是祖上遗物，舍不得出手，而就在“抄家”中遗失了。
《红楼梦》中说的，从外面杀进来，是一时杀不死的，要从里面行抄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虽然成年后的我们，也给这个家更新了一些配置，但是家庭中那种雅致的气氛和环境，仍是今不如昔。
我曾见过当年的照片上，父亲披有斗篷，母亲则穿有颇具现代女性美的背带裤。而经历漫长荒芜年华，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韶光，更是那一种明丽的心境。
风水循环，曾几何时，父母被批判的服装现在又变成流行。母亲常说：“怎么又回到我们那时穿过的样式？”
我出生翠湖边，那里至今仍是昆明城中最美丽清新的地区。在银行业被封闭者管理后，我们被人家赶了出来，搬到盘龙江畔的木行街住，从湖畔楼房搬进大杂院。院子里全是银行同事。而那些外行也就占住了我们原来的家。
不久，他们亦占住了父亲的办公室，让我父亲远去边地了。父亲的悲剧，绝不仅仅是不能穿西装、不能保持雅兴。与此同时，中国的新兴的银行业亦变成了一个“攒钱罐”，真正实行封建落后的“地主式经济”的，正是这些不懂银行业务又要排斥内行的人。
但父亲还有他自己和他所缔造的家。这个家就留给了我们，在其间生息。在文化的唯一滋养下，家庭依然有朴拙之风和内在的雅致之气。
在这个家里，我的世界更多的是从书上想象而来。我依然崇尚雅致与相知。我始终认为，古诗词与现代屏幕的差别，有如一桌盛筵与一盘快餐的差别。
年复一年，家里的桌上增添了电话，也增添了父母的药盒。现在，只要我走进家里，仿佛还会听见父亲的一两声咳嗽，在里屋写字的纸的抖动声。我不忍心移动家里的每一件东西，唯恐父亲还要回来。
有时，我正在屋里浇那两棵父母从海南带回的杉，听见对面人家有敲门声，是邻居儿女回家探望，一迭声地叫着：“爸爸，是我，开门！”泪水便禁不住地洗面而下。
那些平平常常的原以为会地久天长，伴我生命的平凡日子，再也没有了。我再也不能敲门高声地呼喊：“爸爸，开门！”再没有父亲带着喜悦的应答声和走来开门的脚步声。
有时候，人在外面，或在车上，会突然地拨电话，良久无人接。一看，竟是父母家中的电话号码。那部只要我打过去，就能听见父亲那不缓不慢的应答声的电话。
从前，当电话这样地响着无人接，我们三个孩子就会在一个早上串通了，都知道爸爸妈妈不在家里了。这时，一阵惊惶就会传遍我们三姐弟。而一旦又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都会怨怪，这时父母就会说，去哪里参加老友的活动了，并抱歉没有事先通知我们。
母亲随我们住后，那个老家里已经没有人住了。然而，拨打这个电话的事情在我仍是不时发生。也许是父亲在那边呼唤我。也许那铃声并非只是在空响。它响在我的家里，响在父亲的心中，那是一根连接父母与儿女的最热的热线，它永远不会断。我们一直在交费，不愿意让电话停止。
在这套父母不愿以宽宅交换的小小居室里，阳光、盆罐、小树、筛子，间着笔墨，衣架衬着窗台上的花，依然保留着父母的古朴、悠然与尊严。即使外面人家的装修，楼上楼下的嘈杂，也不能渗入这和谐安谧。
透过窗外，是父亲晨昏散步的林荫，春花夏绿，老少怡情。
有一天，我第一次走进了父亲最后岁月里的欢乐之地。
那是在旧城区的一隅，一幢旧楼里。一家华宁县企业将歌舞厅的周末提供给老人们。父亲每周必到这里与老友们相聚。母亲曾告诉我：“你爸爸，一进舞池可以跳到最后一支曲子。”
这就是父亲老年的激情发挥之地。一些硬硬的座位、暗暗的窗帘、茶水，和那些诚挚准时的老友，还有耳熟的华宁家乡腔。
事隔大半年，父亲的老友们依然在惋惜着他的猝然离去。他们叹息着他的字写得如何漂亮，他的精神又是何其健朗，他们曾将我父亲选为老年协会的名誉理事长，在这里对他的称谓是：“张大哥。”
“你父亲与你母亲在学院的那一套小单元的日子，真是过得井井有条啊！几点写字，几点休息，都很有规律。”
我知道，一种自我遵循的“规律”意味着什么，那是对人生的自信力，是对生命的节制与爱惜。父亲直至病重临走，没有睡过一天懒觉，虽然他已是浑身疼痛，母亲却从来没有听过他哼一声。他看书，闭目静思，在前三天，还在写字。
正是周六，在这父亲常去的老地方，老人们仍然在聚会着，在歌舞，在亲热地问候，他们还会经常地交换着一些小物件，一些世人认为不屑，而对于他们则是那么心爱与珍惜的小物件，包括旧友的照片、喜欢的书、自制的咸菜。
那里正响着父亲最喜欢的几支曲子，《魂断蓝桥》，现叫作《友谊地久天长》。我听见父亲用英文哼唱着那首《沿着斯维尔尼河畔》：
沿着那青青的斯维尔尼河畔，
芳草萋萋，
沿着那青青的斯维尔尼河畔，
故乡在何方？
走遍天涯，尝尽苦辛，到处奔波……
他们的关系之深挚，他们的追求之细腻，正如那些他们最喜欢的老歌一样，是永不变色的。那是一个在世俗看来的旧损之地，亦是一个雅兴之地。它是父亲晚年的另一个家园。
在那里，有老年朋友自置高档相机，自告奋勇为老朋友们拍照、洗印，分文不取。大家过意不去，要凑份子给他，他却说：“想那么多干什么？要那些钱干什么？这钱花得最值，大家高兴。”而一对老夫妇从城郊携一罐自制的卤腐来。不辞其沉重，不愧其寒薄。心意所到，与老友共享之。
在那里，有轻轻的开门关门声，有亲热的说话问候声。这和我常见的，时髦女子们在公众场合弄出的尖锐声音不同，在父母的老友间一切都是轻柔的。至今，父亲不能适应那种市井的撒泼，他只能愕然、愤然，而后生气许久。
在城市的另一角，那些正在逝去的人与楼房，正在逝去的井井有条与自我世界，他们依然带着力量与若干珍贵信息。残暴的历史曾把老人们逼到最后的底谷，但他们从来没有失去过自我和自信。
而那些到处为红灯绿酒、声色犬马的喧嚣所模拟和假冒的“雅致”，其实并不属于那些浮躁的狂浪之徒。所谓城市的“高雅一族”，亦不在那些时装广告上面。
我至今记得，父亲一次走进一处华丽人家，回来后纳闷道：“他们灯都吊得那么高，在哪里看书？在哪里写字呢？”弟弟不由笑道：“他们根本就不读书不写字。”父亲于是摇头，不可思议。
遥对云水恬淡之处，我祈祷：父亲永远拥有他雅致的所在和读书写字的场所。
2002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