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

涅赫柳多夫来到法院里，刚走到长廊上，就遇见昨天的民事执行吏，于是向他详细打听经法庭判决过的犯人关押在什么地方，要跟这类犯人见面必须得到什么人的批准。民事执行吏解释说这类犯人关押在不同的地点，又说在判决没有以最后的形式宣布之前，探望这类犯人要由检察官批准。

“等法庭的审讯完结以后，我就来告诉您，亲自陪着您去。检察官直到现在还没来。等到审讯结束以后再说吧。现在请到法庭去。马上就要开庭审案了。”

这个民事执行吏，今天在涅赫柳多夫看来，显得特别可怜。涅赫柳多夫对他的盛情道过谢，就往陪审员们的议事室走去。

他刚走到那个房间门口，不料陪审员们已经从房间里走出来，到审案的法庭去。商人仍然像昨天那样快活，又已经吃过东西，喝过酒，见着涅赫柳多夫像老朋友似的打招呼。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的随随便便的态度和大笑的声音今天也没有在涅赫柳多夫的心里引起什么不愉快的感觉。

涅赫柳多夫有心把他自己跟昨天的女被告的关系告诉所有的陪审员。“论理，”他暗想，“昨天法庭审讯的时候我就应当站起来，当众宣布我的罪状才对。”然而等到他同陪审员们一块儿走进法庭，昨天的那种程序就开始了，又是大叫一声：“升堂！”那三个衣领绣花的人又登上高台，又是肃静，陪审员们又在高背椅子上坐下，又是那几个宪兵，又是那幅画像，又是那个司祭，这时候涅赫柳多夫才体会到虽然他应该那样做，可是今天也跟昨天一样，他是无力打破这种庄严气象的。

开审以前的种种准备工作也跟昨天一样（只是陪审员的宣誓和庭长对陪审员的一番交代免掉了）。

今天审理的是一个撬锁盗窃案。被告由两个手握着拔出鞘的军刀的宪兵押上来，是一个二十岁的孩子，生得瘦伶伶的，两肩很窄，脸色灰白，脱了血色，身上穿着灰色长囚衣。他独自一个人坐在被告席上，皱起眉头瞧着走进法庭的人。这个孩子被控同另一个伙伴一起扭开一个堆房的锁，从那里面偷出几条旧的粗地毯，一共值价三卢布六十七戈比。根据起诉书上的说法，这个孩子同肩上扛着粗地毯的伙伴正在走路，却被一个警察拦住。这个孩子和他的伙伴就立刻认罪，于是被双双关进了监牢。这个孩子的伙伴是钳工，已经在监狱里死掉，现在只剩下孩子一个人受审。那几条旧的粗地毯放在物证桌上。

这个案子的审讯工作完全像昨天一样，有供词，有罪证，有证人，有证人的宣誓，有审问，有鉴定人，有追根究底的盘问，总之各种花样无不齐备。充当证人的警察每逢庭长、公诉人^[70]、辩护人问他话，总是有气无力地回答几个字：“是，老爷”，或者“不知道，老爷”，然后又是“是，老爷”……不过，尽管他表现出士兵的愚鲁和死板，人们还是可以看出他怜惜那个孩子，不乐意讲他逮捕孩子的情形。

另一个证人是失主，年老的房产主，那几条粗地毯就是他的。他分明是肝火旺的人，法庭上问他承认不承认那些粗地毯是他的，他很不高兴地承认说是他的。可是等到副检察官开始问他说他打算拿那些粗地毯做什么用，他是不是很需用那些东西，他就冒火了，回答说：

“滚它娘的吧，这些粗地毯。我根本用不着这些东西。要是我早知道它们会惹出这么多的麻烦，那我非但不会找它们，反而情愿倒贴一张红票子，哪怕倒贴两张也成，免得让人家硬拉到这儿来受审。光是坐马车我就差不多花掉五个卢布了。况且我的身体也不好。我有疝气病，还有风湿病。”

证人们是这样说的。至于被告本人，对所有的罪行一概招认，像被捉住的小野兽那样茫然失措地往四下里张望，用时断时续的声调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出来。

案情是清楚的，可是副检察官仍旧像昨天那样耸起肩膀，提出一些巧妙的、意在引诱狡猾的犯人上钩的问题。

他在发言中证实这个盗窃案是在一个住人的地方犯下的，而且是扭开锁进去的，因为这个缘故那个孩子应当受到最重的惩罚。

可是由法庭委派的辩护人证实这个盗窃案并不是在住人的地方犯下的，因此罪行虽然无可否认，然而罪犯毕竟还不像副检察官所肯定的那样对社会有极大的害处。

庭长也像昨天那样扮演着公正无私的角色，向陪审员们详细解释和开导了一些他们本来就知道，而且也不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法庭也像昨天那样有好几次宣布审讯暂停，大家就又去吸烟，民事执行吏就又吆喝一声：“升堂！”两个宪兵就又坐在那儿，握着拔出来的军刀吓唬犯人，同时极力不让自己打盹。

从这个案子的审讯可以了解到这个孩子原本由他父亲送到一个卷烟厂里去做学徒，在那儿工作了五年。今年厂主和工人们发生纠纷以后，他被厂主辞退，始终没有找到工作，在城里闲荡，把余下的钱都买酒喝了。他在小饭铺里碰见那个跟他一样的钳工，比他失业更早，拼命灌酒。有一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喝醉酒，扭开锁，从那儿随手拿走了一些东西。他们被捕了。他们照实招认了罪行，被关进监狱，钳工在候审期间死掉了。现在这个孩子就作为社会必须与之隔绝的危险人物受到审判。

“要说他是个危险的人物，那他跟昨天那个女犯人倒不相上下，”涅赫柳多夫听着法庭上人们所说的话，暗自想道，“他们危险，那么我们就不危险？……我自己就是个好色之徒，浪荡的人，骗子，所有我们这班人，凡是知道我的底细的人，不但不藐视我，反而尊敬我，那么我和我们这班人就不危险？再者，即使这个法庭里全体在场的人当中只有这个孩子算是对社会最危险的人，那么如今他被捉住了，按常理来说，应该怎么办才对呢？

“其实，事情明明白白，这个孩子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坏蛋，而是极其平常的人，这是大家都看得出来的。他所以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人，也无非是因为他处在产生这种人的条件之下罢了。因此，看来事情很清楚：为了不要再有这样的孩子，就得努力消除造成这种不幸的人的条件才对。

“可是我们在怎样做呢？我们仅仅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来的孩子，同时很清楚地知道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至今没有被捉住。然后我们把他关进监牢里，使他处在十足闲散的条件下，或者要他从事于对健康极其有害而且极无意义的劳动，让他交结那些跟他同样软弱而且在生活里迷失方向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把他同最腐败的人混杂在一起从莫斯科省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71]去。

“我们非但不去做任何事情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条件，反而一味鼓励那些制造这类人的机构。那些机构是人人都知道的，那就是工场、工厂、作坊、小饭铺、酒店、妓院。我们非但不去消灭这类机构，反而认为它们缺少不得，于是鼓励它们，调整它们。

“我们照这样培养出来的不止是一个人，而是千百万人，可是这以后我们捉住其中的一个，就自以为已经办了一件大事，已经把我们自己保护周全，此外再也不能要求我们做什么别的了，我们就把他从莫斯科省发送到伊尔库茨克省去。”涅赫柳多夫异常生动清楚地思考着，这时候他坐在上校身旁的椅子上，听着辩护人、副检察官、庭长的不同声调，瞧着他们自以为是的神态。“要知道，这样的弄虚作假，要耗费多少极其紧张的精力啊。”涅赫柳多夫继续思考着，向这个大厅扫一眼，看一下那些画像、灯盏、圈椅、制服以及那些厚墙和窗子，想起这个建筑物何等宏大，想起这个机构本身还要庞大得多，想起官吏、文书、看守、差役等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这类人不但此地有，并且全俄国到处都有，由于表演这种谁也不需要的滑稽戏而在领取薪金。“如果我们把这种力量的哪怕百分之一用于帮助那些被抛弃的人，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啊？现在我们却把他们仅仅看作是为我们的安宁和舒适服务所不可少的一些手和肉体而已。是啊，当初他家里穷得把他从乡村送到城里来，只要有个人怜惜他，周济一下这种贫穷就好了。”涅赫柳多夫瞧着那个孩子带着病容的惊恐的脸，暗想。“或者，甚至后来他已经进了城，在工厂里做完十二小时工以后，由他的那些年纪比较大的同事们拉着到小饭铺去，要是当时有个人肯说一句：‘别去了，万尼亚，这不好’，那个孩子也就不会去，不会流连忘返，任什么坏事也就不会做了。

“可是自从他像个小野兽似的在城里住下，过学徒的生活，剃光了头发以免生虱子，而且给师傅们跑街买东西的时候起，整个这段时期，有心怜悯他的人却始终连一个也没出现过。刚好相反，自从他在城里住下以后，他从师傅和同事口里听到的，却无非是‘谁会骗人，谁会喝酒，谁会骂人，谁会打架，谁会放荡，谁就是好汉’之类的话。

“到后来，对健康有害的工作、酗酒、放荡等，害得他生了病，戕害了他的身心，他就糊里糊涂，昏头昏脑，像在梦中那样，毫无目的地在城里流浪，一时莽撞，钻进人家的一个堆房里，从那儿拿走几条谁也不需要的粗地毯。可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这班衣食饱暖、家财豪富、受过教育的人，非但不去努力消除那些害得这个孩子落到目前这种地步的原因，却要惩罚这个孩子，打算借此来纠正这种局面。

“可怕呀！谁也不知道在这种事情里占主要地位的究竟是残酷还是荒谬。然而，看起来，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都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了。”

涅赫柳多夫专心思考这些事，已经不再听庭上的审问。在他的脑子里展开的这些思想使得他自己也心惊胆战。他暗自惊讶，不明白他以前怎么会没有看清楚这种事，为什么别人也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