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正月

大朝会

行都的新年是从宫城里的大朝会开始的，如果把元旦到元宵的整个年节视为一台大戏，那么元旦一早的大朝会便是这台大戏的揭幕典礼。这种规格的大朝会每年只举行两次，除去元旦，就是冬至，它是彰显一个王朝内在精神和外在华衮最盛大的排场，连任何一点微小的细节也要像军国大事一样高蹈唯美的。今年的大朝会由于是在新落成的大庆殿举行，所谓万象更新就更加显得名副其实了。

对于官家来说，这个万象更新的大朝会就和刚刚签署的宋金和议一样，既是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却又一直欲说还休，姗姗来迟。

临安的宫城原先是杭州的州衙。靖康之难后，官家一行仓皇南渡，就食杭州；后来又升杭州为临安府，定为临时首都。“直把杭州作汴州”也是将就的意思，没有办法的办法。之所以把杭州改名临安，据说是因为听信了一个拆字先生的说法，认为杭州的“杭”字，拆开来重新组合恰恰是金军统帅的名字“兀术”。这固然不足信，但建炎年间完颜兀术确曾攻占杭州，其间的蹂躏与洗劫，成为这座江南名城挥之不去的梦魇。官家在诏书中表明心迹时，说自己之所以选中这里落脚，“非厌雨露之苦而图宫室之安也”。这也不能完全说是装模作样，因为当时临安实在没有这样的条件。州衙虽算得上是全城最像样的建筑，但作为一个王朝的宫城，还是显得太简陋也太逼仄了。宋朝尚火德，宫殿应以红色为主色调，但当时限于财力，粉刷宫墙连油漆也用不起，竟然用的是红土。而且就是这种用红土粉刷的殿子，外朝也只有一座。官家如果在这里会见群臣，就称之为后殿；要是在这里处理政务，便改称内殿；逢双日在这里听专家学者的讲座，那时又叫讲殿。三个殿名合用一个殿堂，因事而改名，可谓物尽其用、因陋就简了。假如一个臣子接到通知，叫他先到后殿奏事，然后陪官家一起到讲殿听课，下课后又到内殿有所垂询，那其实是在一个地方，根本用不着屁颠屁颠地赶场子。而且那殿子总共只有三间规模，连百官上朝前排班站队的过廊也没有。晴和天气还好说，遇上雨雪就只好沾沐天恩，一个个落汤鸡似的很狼狈。再加上宫里的甬道都是泥路，一下雨泥泞湿滑，官员们跌跌绊绊地踉跄上朝，给本来庄严肃穆的场面平添了几分滑稽。即使进了殿子，也是碰屁股转弯，像“秦长脚”（秦桧）那样的个头，一不小心头巾就触到了屋梁。对于那些来自北方的臣子来说，江南的梅雨本来就有如炼狱，那期间遇上朝会，人多、殿子小，又加闷热难当，满屋子都是人肉味。北方人又喜欢吃大蒜生葱，不光嘴里的异味忒重，偶尔有人偷偷放一个闷屁更是殃及无辜，足以让满朝文武竞赛着表演皱眉头，弄得负责纠仪的礼部官员和御前侍卫大为紧张，却又无可奈何。鉴于这种情况，官家索性取消了前殿的朝会。他这个人很会表演，不说没有条件，而是说二圣未还，自己要放低姿态，不忍心享受那样的排场。

形容过年的隆重，除去“万象更新”而外还有一个词：普天同庆。所谓“庆”表面上看是一种仪式，其实一招一式走到最后，都归结为很实惠的感官享受：一个是吃，一个是玩。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两样都是平日里无缘消受的。最好的东西都集中在这几天里吃，而且是借助了“年”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吃，花样翻新地吃，还要通过走亲访友互相交流着吃，你说这是多大的奢侈。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吃永远是最大的问题，口腹之飨也永远是最大的享受，所以才有乡下的老农猜想皇上该一天三顿吃肉夹馍那样的笑话。再说玩。玩向来是与休闲同义的，因为你先得有“闲”，然后才能去“玩”。那些终日里为生计所迫操劳奔波的小民们什么时候才能“闲”几天呢？只有过年。那么就玩吧！临安市民从来就不缺少娱乐的天赋，朝廷也体恤民情，有一种叫“关扑”的赌博游戏，平日里是禁止的，到了过年也特地开禁三天。过年真好！可以尽情地吃，尽情地玩，这是人的天性最放纵的几天，也是一年中最自由的几天，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平时不能放纵不得自由的基础上的。设想一下，在一个缺少宗教传统的社会里，世俗的享受就是终极追求，如果有一天吃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过年的魅力肯定就失去了一半；如果休闲的问题也解决了，过年肯定就彻底无趣了。因为那些好处平日里随时都可以受用，唾手可得，过年还有什么劲呢？大约只有小孩子才盼着到时候可以增加一岁，心理上多一分自豪感吧。

很不幸，宫城内的官家就属于已经“解决了”的这一类，小民百姓们在过年时才能享受的吃喝玩乐，早就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一直就处于这样的生活中，一点新鲜感也不会有的。因此，官家的年，就回到了表层意义上的仪式感。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官家是具有宗教情怀的，他的宗教就是权力，而正月初一的大朝会就无异于一次盛大的宗教仪式。仪式是个好东西，它用华丽的卤簿、庄严的音乐、繁缛的程序以及森严的等级宣示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它营造出一种气场，在这个气场内，所有的人都不是“人”，而是道具，你的一举一动包括拜舞的幅度和山呼的音调都被极其严格地规范着、程序着，这叫作“一切如仪”。而所有的“一切”又是由你的身份决定的，无论是你衣服的颜色和图案，帽子上有几道梁、装饰什么，手中朝笏的质地，还是你站立的位置，都不能有丝毫僭越。那是一个权力金字塔的华彩呈现，在这金字塔顶端的明星只有一个——官家。他冠冕堂皇，高高在上，心安理得地接受所有的欢呼与朝拜。这时候的官家才是真正的官家：官天下，家天下，万物皆备于我。在这样的位子上，即便是一个丧失了心智的白痴，也会不怒自威、顾盼生风的。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好词句，竟没有一个能恰如其分地表述他的尊贵与权威，只能用一个大而无当的“天”来指代：他的身份是天子，他的面孔称为天表或天颜，给他说话要称为上奏天听，他制定的规矩称为天宪，他住的地方称为天阙，他派出去传达旨意的人——哪怕是一个恶棍或者流氓——也要称为天使，他稍有一点不高兴便称为天威，他无论给予你奖励还是惩罚都认为是天恩。这么多带天字头的词，偏偏少了一个治理国家和民众最需要的词——天良，因为它与皇权无关，只能暂告阙如。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根据以上的语言逻辑，他的老娘似乎也应该称为天娘的，为了不至于因为与天良谐音而引起误读，便称之为天慈或天眷。

大庆殿无疑是宫城内最重要的建筑，它是一个政权的礼仪象征，凡是有关王朝体面的各种典礼都在这里举行。就像一个大明星常常有好多艺名一样，它也是一殿多用、因事揭名的。正朔大朝时，这里称大庆殿；进士唱名，称集英殿；祀神祭天，称明堂殿；庆贺皇帝和皇后的生日，又称紫宸殿；宣布执政级的重大人事任命（因为诏书是写在白麻纸上的，是谓“宣麻”），则称文德殿。当然，它还有一个更流行的俗称：金銮殿，这个俗称几乎取代了民间对皇城的所有想象。官家虽说不上雄才大略，却是个心思细密的人。绍兴十一年春天，当宋金和议已有眉目时，他就开始谋划朝会的兴废事宜，当务之急就是要把那一套礼仪恢复起来，因为这是一个王朝的体面。体面不是面子，而是对秩序的维护与重申。想当年完颜兀术扫荡江南时，官家在海船上流亡了整整五个月。孤篷渺渺，海天茫茫，君臣各为生死，哪里还能行什么礼仪？只有等到御舟近岸下碇，臣僚才有机会登上御舟朝拜官家。海滩上污泥陷足，文武大臣穿着草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而行。实在不好走时，就用稻草垫在路上。当时的宰相吕颐浩和参知政事范宗尹突发灵感，以戏言恰好凑成一副对联，曰：“草履便将为赤舄”，“稻秸聊以当沙堤”。对这种充满了头巾气的戏谑，想必官家听到后不会很开心。但时世艰难，也就顾不上许多了。当一群臣子穿着草鞋走在铺着稻秸的烂泥路上，一边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一边来朝见时，一个王朝的体面无论如何是打了折扣的。现在，重振体面就是重振朝纲，官家要抓纲治国了。于是，几乎是在罢去三大将兵权的同时，大庆殿亦隆重开工。此后，在整个秋冬季节，大庆殿营建工程一直与岳飞冤案紧锣密鼓地齐头并进。一方张扬于外朝，大干快上，热火朝天；一方策划于密室，群小蝇营，狼狈为奸。一方的主持人是秦桧的狗腿子、临安知府俞俟；一方的主持人是秦桧的另一个狗腿子、御史中丞万俟卨。同为中兴盛世的两大献礼工程，一并委系于秦氏之裙带，可见官家对“师相”的倚重。而两大工程又几乎同时在年底大功告成，这样精确的谋划，不能不令人叹服！

大年初一天还没有亮，文武百僚就开始在丽正门外排班。今天是大朝会，官员们不再从后门“倒骑龙”了，而是从南面的丽正门进入。负责议程的内侍更是神气活现，即便是皇亲国戚也要被他们呼来喝去地支使。小人得志是要有气候的，大朝会的庄严隆重赋予了他们骄横跋扈的底气。他们逐队厉声喝问：“班齐未？”禁卫人员逐一应答：“班齐！”那阵势就像军队集结时检查口令一样。队伍整顿完毕，宫门尚未开启，大家只好瑟缩在寒风中等待五更报时。皇宫内计时的更漏比民间短，宫中五更过后，民间四更才结束。因此宫中打过了五更，梆鼓声就交替响起，称为“攒点”，也就是发布标准时间的意思。五更攒点的梆鼓声终于在城楼上响起，这时候，透过大庆殿殿角上的鸱吻犹见疏星点点。于是宫门缓缓打开，门轴吱吱呀呀的摩擦声尖利地划过晨光熹微的夜空。百官蹑手蹑脚而又神情整肃地鱼贯而进，绍兴十二年的元旦大朝会开始了。

但严格地说，今年的大朝会其实并不“大”，文武百官应该来的当然都来了，一个也不会缺。缺的是那一干支撑场面的卤簿仪仗，像法驾、伞扇、仪卫、雅乐等等都是临时拼凑的，不成体统，只能聊胜于无。当初东京大朝会时，光是黄麾仗的仪节就要动用五千余人。五千余人的旌旗队列，那是怎样一种盛大的排场？不说别的，以现在宫城的规模，怕是站也没地方站了。不“大”的第二个原因是缺了四方朝贺的外国使节。所谓“万国衣冠拜冕旒”，那是汉唐气象，不去说了。即便是在东京时，朝贺的外国来宾也还是相当可观的。仅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点到的名字就有：辽、西夏、高丽，交趾、回纥、于阗、三佛齐、南蛮五姓番、真腊、大理、大食等国。这些国家有的逢节必贺，有的隔三差五。逢节必贺的国家有辽、西夏和高丽。辽是北方的强邻，根据真宗景德年间的《澶渊之盟》，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每年给辽“岁币”银绢三十万两匹，这是哥哥给小弟的红包，图个皆大欢喜。在西夏面前，宋王朝要尊贵一些，双方名义上是父子君臣，西夏国王在文书上自称“男”上书于“父大宋皇帝”。宋也要给红包，每年银绢二十五万五千两匹。与送给辽的“岁币”不同，这是“岁赐”，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宋与高丽则算得上是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当然不是“同志加兄弟”，而是宗主国和藩国的关系。藩国的重大事情要由宗主国决定，新国王即位或遴选王后，自己定了人选是不算数的，要报告宗主国批准，由宗主国册封。还有一个就是奉正朔，也就是采用宗主国的年号和历法，例如按照规矩，现在的“高丽时间”也应该是绍兴十二年正月初一，这就叫奉正朔。至于其他的那些“蕞尔小夷”，则基本上都是通商关系。因为宋王朝看重的是“事大之礼”，对他们采取“羁縻”政策，出手相当大方，每次都有数倍于贡品的“回赐”。他们尝到了甜头，就来得更勤，带的贡品也更多。其中有些商人甚至冒充国使，他们带着土特产来到东京，诚惶诚恐地给皇上叩几个头，喊几声“万岁万万岁”，然后就等着你的“回赐”。这种“蚯蚓钓老龙”的游戏弄得宋王朝后来也吃不消了，只得采取“一分收受，九分抽买”的政策，即你们带来的东西，一分作为朝贡品，给予回赐，其余的九分则按市场价抽买。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天朝上国，有人来朝贡总是好事，破费点银子算什么呢？而到了绍兴十二年的元旦大朝会时，那些原先来朝的衣冠使节已中断了多年，门庭冷落、物是人非，也是时势使然。辽早已亡于金，而宋王朝由于丢失了从大散关到淮河以北的大片疆土，与西夏已不再是邻国，西夏已不再承认这个“父大宋皇帝”，也不再派使节来朝贺了。当然，这样也好，宋朝倒每年省了一个大红包。但根据最近签署的宋金和议，宋每年要给金国银绢五十万两匹，而且名义既不是当初给辽的“岁币”，也不是给西夏的“岁赐”，更不是给高丽一类藩国来朝的“回赐”，而是“岁贡”。银子多少倒无所谓，关键是这个“贡”字不大好听，那是奴才给主子的孝敬。有些事情想起来实在窝囊，以前宋王朝是人家的父君、大哥或宗主国时，要掏钱安抚人家；现在当了人家的臣子，又要掏钱孝敬人家。为什么掏钱的总是自己呢？难道就因为国号姓“宋”（送）么？前些日子，又有一则消息让官家不爽，以前一直死心塌地抱宋王朝粗腿的高丽，竟然准备奉大金为正朔，采用大金的皇统年号。但这种不爽官家只能放在心里，因为人家自有人家的处境和道理：我反正是抱别人的粗腿，既然你已经做了人家的臣子，我当然要拣粗的抱了。

如此看来，绍兴十二年临安宫城里的元旦大朝会，其实也就是在日常朝会的基础上换了个地方，又增加了若干程序而已。新落成的大庆殿只是徒有外壳，内部设施还没有到位，到处弥漫着一股新鲜的木头、石灰和油漆的气味。朝会增加的程序之一就是上公致辞，由宰相秦桧代表百官发表了一通用古雅而华丽的词藻组成的官话套话。“一切如仪”也并不准确，人毕竟不是道具，在这样大的场合难免有一点小小的差错。连官家本人的表现也不能说十全十美，因为过于想显示天子威仪，反倒显得有点拘谨，就像一个人刚刚装了一副假牙，嘴总是抿得紧紧的，生怕那玩意儿掉出来一样。但那场面和气氛还是让他很受用，在他十五年的帝王生涯中，还没有哪一个新年过得这样风生水起心情舒畅的。况且他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在庄严刻板的程式化表演中，时不时还会有一些恰到好处的即兴表演。最后一道程序是官家赐宴，满朝文武被折腾了半天，最后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但正如吃过国宴的人都知道这种宴会其实只是一种规格一样，大庆殿里的这顿饭也并不可口，其中的一道主菜即胙肉，是除夕夜里祭祀用的猪牛羊肉。祭祀用的肉是不放盐的，执事们用刀子割成小块，分赐群臣，这种毫无味道的白肉，吃起来苦不堪言，但又不能不吃。有的大臣这种宴会吃多了，便在私下里有所变通，他们事先在家中把手绢放在五香肉羹里煮出味来，到时候一边吃胙肉一边拿出来擦嘴，这样，肉有了味道，又不会被参以无礼和不敬。宋代是个科学发明相当活跃的时代，可惜沈括的《梦溪笔谈》在这之前已经成书，不然，说不定也要把这一发明收录在册的。但绝大多数的臣子既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有这样的胆量，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吞。因此，正如《水浒传》中那位黑大汉所说的，一个个都“嘴里淡得出鸟来”。

在大朝会的礼乐和执事们分赐胙肉的忙碌中，绍兴十二年拉开了帷幕。

一号文件

绍兴十二年岁在壬戌，属狗。

中国人历来相信属相与命运有一种内在的对应，例如男女结亲，要看属相是不是相克，虎羊配是断然不行的，龙虎配也不好，就是鸡狗配也不大妥当，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这些当然都是小事，至多也不过影响一对姻缘而已。要是到了帝王那里就不一样了，朕即国家，再小的事，在那里也会变成国家意志而搅动天下苍生。宋徽宗赵佶属狗，便把天下的狗视为同类，曾下令全国禁止屠狗。但估计这种禁令只限于皇上的本命年这一年，或者是每年的天宁节，也就是皇上过生日的这一天。要是长期执行的话，不仅要断了多少小民的生计，就连鲁智深醉打山门时怀里也不会揣着一条熟狗腿了。今年又逢狗年，天下的狗屠却用不着再忌讳什么了，因为徽宗皇帝已经死在北国荒原。作为狗年的标志，还没到元宵节，大街小巷已抢先挂满了各种以狗为造型的灯彩。

如果说元旦大朝会是年节这台大戏的开幕式，那么元宵灯节就是闭幕式；如果说开幕式是庄严刻板的宫廷礼仪，那么闭幕式就是庶民百姓的倾情狂欢。宫廷礼仪的排场再大，毕竟只在大内一隅，只有庶民百姓的狂欢才是整个城市的盛会。万人空巷也好，踵事增华也好，那些只是表象，在所有的缛丽喧阗背后，不光有这座城市不甘平庸的心，还有一种告别演出的意味。元宵一过，年节就算结束了，一切又将回归原来的轨道，流年似水，庸常碌碌，生活就像磨道一样周而复始。闭幕式不管多么辉煌炫目，结局总是个曲终人散。因此，虽然是欢乐，骨子里却带着无可奈何的留恋。又唯其如此，元宵的声色都是走向极致的，甚至是走向嚣张、走向回光返照的。那是干金散去后的最后一次盛宴，也是今宵有酒今宵醉的意思，有如京剧舞台上那垓下舞剑的虞姬和马上琵琶的昭君，格外地风情万种明艳照人。

那么官家呢？官家的感受当然不会等同于庶民百姓，他看重的还是元宵的仪式感，或者说是一次秀场。所有的仪式都是秀场，而年节一头一尾的两次秀场其实是互为映衬的。大朝会宣示的是森严的等级和皇权的高高在上，而元宵灯节则通过与民同乐体现了帝王的亲和平易。正是前一次仪式给后一次仪式做好了铺垫，因为越是位高权重，走下来一步才越发显得难能可贵。就如同我们常说某某要人平易近人，这个某某要人首先必须不是“人”，他和“人”是既不平等也不应该亲近的。也就是说他首先得有这个资格：要人；然后他貌似平等地走近了你，你才会受宠若惊。试问，谁曾恭维过一个乡野老农或城市清洁工平易近人的？他们不具备这个资格。特殊情境下的平易近人实际上指向了一种常态下的不平等和不近人情。当年在东京，每年的元宵灯节都要在宣德门外挂起“宣和与民同乐”的六字金牌。对于皇上来说，这是主动放低了姿态，他当然有足够的资格这样做；对于民众来说，这是被破格抬高身份。有了这种钦定的破格，他们才可以走近皇城，隐隐约约地听到宣德楼上透过珠帘彩幕泄漏出来的些许嬉笑，或挤在御街两边等待銮驾翠华摇摇地经过时一瞻天颜，那样的荣幸，是足够他们长久地回味且津津乐道的。

在官家看来，元宵灯节的与民同乐其实算不上什么要务，那是每年都有的虚应故事，所有的活动自有修内司的近臣和御前司的禁军去安排，官家只要到时候像明星一样出一下场就行了，根本用不着操心的。这些日子里，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今年的施政如何开局，怎样破题。新年伊始，朝廷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给全国定调子的，它应该体现出一种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和大局观。因此，还没等到元宵的灯节开场，正月十四日，都察院、大理寺和尚书省就同时动作了。

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对，以鞫岳飞狱毕故也。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

这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的有关记载，两件事都是与岳飞狱案有关的，万俟卨和周三畏作为岳案的主要承办人，现在案件已经了结，向中央作一个全面的报告自在情理之中。而尚书省则提出将岳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通报全国，并令刑部将岳飞集团的罪行“镂板遍牒诸路”，也就是将文字和字体制成统一的版样，发到全国路一级的行政单位，由各地按照格式镌刻于碑石。这是关于岳案进一步的深化处理。距离腊月二十九日岳飞授首已经整整半个月了，这么大的一件事，要尽快向全国有个交代才是，毕竟人头落地简单，但要肃清流毒、统一思想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么，用遍布于全国的石碑作为终极审判，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创意。

这种以石头的审判来昭示天下的做法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创意，远的且不说，北宋崇宁初年，宋徽宗打着新法的旗号，以一种情绪化的方式对旧党进行清算，曾将旧党集团的名单刻石于端礼门外和文德殿东壁，以示惩戒；全国各地也跟着依样画葫芦，史称元祐党人碑。就艺术价值而言，那肯定可以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流的碑刻，碑文书丹出自徽宗御笔，他用令人惊艳的瘦金体亲自书写了那份长达三百零九人的名单，也书写了一种在政治生活中睚眦必报的专横与无知。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宁跌在屎上，不跌在纸上。”似乎什么结论一旦落在纸上，就铁定难改了，更何况是刻在石碑上呢？更何况石碑遍于国中呢？那肯定就被定格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了。其实也不然。人既然能铸碑，也就能毁碑，元祐党人碑大约不到五年时间就被推倒了。可见相对于历史来说，无论是纸上的结论还是石碑上的审判，都是肤浅而短命的。

正月十四这一天廷议的主旨就是岳案，从几个部门都在同一天就同一议题入对或上书来看，这是不是官家的有意安排呢？不好说。但是以岳案作为新一年施政的开局之举，显然是官家深谋远虑的结果。而且在官家的潜意识里，正月十四日也实在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比之于全年的其他任何一个日子，正月十四日都更加刻骨铭心，因为这个日子不仅曾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还在深层心理上影响了他整个帝王生涯中的决策和作为。

一切都肇始于十六年前的那个正月十四日……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醒了宋王朝高枕锦裘间的春梦。年前，金人第一次兵临东京城下，那个黯淡的新年，满朝君臣和全城百姓是在漫天风雪和惊惶不安中度过的。为了满足金人的退兵条件，靖康元年正月十四日，作为康王的赵构和少宰张邦昌前往金营充当人质。两国交兵，充当人质是九死一生的勾当。事前，钦宗赵桓召见皇弟们讨论人选时，赵构“越次而进，请行”。“越次”是什么意思？就是本来轮不到他去，因为他在三十二个兄弟中只排行第九，就是去送死也还不够资格，但他偏偏自告奋勇、慷慨请行。赵构此举，表明他当时尚有几分牛皮哄哄的锐气。但一入金营，他很快就为自己的轻狂后悔不已，那几分锐气亦烟消云散。在金营的那些日子里，虽然人家对他还算客气，并没有怎么难为他。但金人的军威之盛、弓马之强令他目瞪口呆。游牧民族那种血腥而野性的征服力震慑了他，那震慑是彻头彻尾、沦肌浃髓的，而且几乎是终身性的。一个十九岁的亲王的脊梁由此而坍塌，软骨病的基因已入膏肓，精神的自我矮化亦由此而滥觞，金人不可战胜的阴影，将一直死死地笼罩着这位此后的偏安之君。金营二十五天的经历，有如脱胎换骨，给赵构留下的除去软骨病，还有冷血症。赵构临行前，曾对钦宗——也是他的大哥——说过这样的话：“朝廷若有便宜，无以一亲王为念。”这话说得很漂亮，此后也一直记在他的圣德碑上。其实同样是这两句话，说他是以身许国、视死如归自然不错。但要是换一个角度解释则是：如果你不把小弟的性命当回事，那就便宜行事，想怎样干就怎样干。这是对钦宗的一种提醒：你稍有造次，我的命可就玩完了。果然，赵构在金营期间，钦宗命姚平仲率兵夜劫金营，结果遭到伏兵掩击而大败。当夜金营灯火通明、杀声震天，据说赵构“颇惊骇”。在惊骇的同时，他肯定对钦宗充满了怨恨：你只爱自己的皇位，何曾想过我的死活？所谓兄弟之情，也只是你手中赌博的筹码而已，从今以后……他当时认为自己这下是死定了，当然也就没有“以后”了。想不到金人并没有杀他，他居然回来了，以至有了“以后”——第二年金人再次南下，钦宗又叫他出使金营议和。请注意，这次不是去当人质，而是作为议和使者。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应该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赵构已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出城后就是不进金营，只是在外面兜圈子，趁机发展自己的力量。当金兵俘虏了两代皇帝和全体皇室成员（其中亦包括赵构的生母韦氏、他的三个老婆和五个女儿）以及大量金银细软安然北去后，他就堂而皇之地当起了皇帝。后来金人册封刘豫为儿皇帝，在文告中对赵构有一段揭露：

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忍视父兄，甘为俘虏。事虽难济，人岂无情。方在殷忧，乐于僭号。心之幸祸，于此可知。

金人的这段文告写得何等好啊！正是经历了那次在金营中的二十五天后，赵构已把手足之情看淡。更何况在皇权的巨大诱惑面前，他理所当然地把赵桓放到了自己对手的位置上。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对“迎回二圣”一直只是喊在嘴上、做做样子而已。即便自己在临安羽翼已丰、根基已稳，接回赵桓对他的皇位并不会形成什么威胁，也始终不让他回来。直到那个倒霉的“渊圣皇帝”在金人的一次马球游戏中被纷乱的马蹄踩成肉泥。

对于赵构来说，靖康元年的正月十四日标志着一个艰难而伟大的转折和开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从养尊处优的亲王到平白捡了顶皇冠而又总是提心吊胆的官家，这些年他经历的大劫难和大幸运真有如坐过山车一般，想起来既感到后怕又不由得沾沾自喜。而金人的凌逼和武人的坐大一直是他耿耿于怀的两大忧虑，为此他只得委曲求全，打碎了牙就蘸点白糖当作糯米粽子往肚里咽。很好！绍兴十一年下半年峰回路转，宋金和议终于告成，岳飞集团也被一举粉碎，王朝中兴的历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虽然名义上自己成了大金的臣子，但关起门来还是唯我独尊；虽然王朝只有半壁江山，但收拾好了也足够自己受用的。俗话说，再美的酒喝下去都会有尿，当皇帝这样大的美事，受一点委屈算什么呢？

绍兴十二年正月十四日，朝廷下发了关于岳飞问题的一号文件，在政治上肃清影响的同时，组织处理也开始了。

这把刀子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组织是个令人敬畏的词，一切的任用、奖励、教谕和惩罚都来自组织，而所谓的组织处理又往往是最能体现办事效率、也最能体验操作快感的活儿，那种果断、精致和得心应手，真有如庖丁解牛一般，每一刀都臻于艺术，堪称游刃有余。

首先从岳飞当初的幕僚团队下手。这中间又分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紧跟派。有一个叫智浃的进士，“知书，通春秋左氏传，好直言”。大概因为书读多了，就难免迂腐。在一般人看来，此公虽然姓智，智商却不高，根据就是他“好直言”。一个小人物要在社会上生存，其他什么都可以“好”，唯独不能“好直言”。要不怎么自古就有“明哲保身”的说法呢？反之，你不明哲，不通世故，不辨轻重，什么话都敢讲，也不管是不是和上面保持一致，当然就不能保身了。因为性格原因，这个智浃一直混得不好，岳飞把他招至幕下，以宾客待之。岳飞下狱后，智浃“好直言”的脾气又来了，竟然上书为岳飞鸣冤叫屈。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呢？“坐决杖，送袁州编管。”死打一顿，吊销户口，送到广阔天地去劳动。那时候对官员和读书人的处分有流放、编管、听读几种：流放是以罪犯身份到边远地区去服刑；编管则是编入当地的户籍，由地方官严加看管；听读相对轻一些，大致相当于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一类。智浃是个小人物，落得这样的下场，那叫作噘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全贱在一张嘴上。

李若虚原先也是岳飞帐下的幕僚，后来官至司农少卿、秘阁修撰。主帅出事了，那些在他手下帮忙或帮闲的人自然脱不了干系。但李若虚的问题还要比这更严重。绍兴十年夏天，金人背盟南侵，一心求和的赵构也只得应战。这是宋金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事，双方动员的兵力都在二十万以上。在战争的初始阶段，宋军的形势相当不错，特别是中路军的刘锜在平原地区取得了“顺昌大捷”。岳家军也从鄂州麾兵北上，准备与金军主力在河南决战，一举光复中原。但前线的胜利却让朝廷惶惶不安，官家既担心岳飞成就北伐伟业，功高震主；又害怕岳飞在军事上的失败使自己失去和金人和谈的资本。他派当时担任司农少卿的李若虚出使岳家军，传达他“重兵持守，轻兵择利”的手诏和“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的口谕。这样的最高指示简直混账透顶，岳飞当然无法接受。他向李若虚详细分析了战场形势，认为十年之功，在此一战，对金反攻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李若虚激于大义，决定不再阻挠岳飞进兵，自愿承担“矫旨之罪”。而就在他返回行都的路上，就不断传来岳家军所向披靡的捷报。回到临安，李若虚上奏了岳飞对形势的分析，认为不用多长时间就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担心的只有其他将领不能和岳家军协同作战。官家虽然恼火，但由于战局尚在演变之中，一时也不便贸然处分李若虚，只能恨在心里。现在到了组织处理的时候，李若虚理所当然地被安排在第一批次，他和岳飞的另一个叫朱芾的幕僚“并落职”。

第二种是世故派。例如薛弼，此人在岳飞手下当参谋官时，与岳飞关系不错，岳飞也很器重他，可以说对他有知遇之恩。他这个人很聪明，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该说的话该说到什么份上，这些都很有讲究。绍兴七年秋天，岳飞去建康行朝奏事，作为随军转运的薛弼也“奉旨入觐”。两人一起乘船东下。刚上船时，岳飞就告诉薛弼，这次他要向官家上一道奏章，建议立建国公赵瑗、也是官家的养子为皇太子。薛弼觉得立储这样的事很敏感，很容易引起官家的猜忌。但他也未置可否，就默默而退。船到建康，薛弼知道岳飞自己已写好了奏章，就提醒了一句：身为大将，似乎不应该干预这样的事。见岳飞坚持己见，也就不再说了。奏对时，岳飞被安排在第一班，薛弼在第二班。岳飞在官家面前读完奏章，官家果然很不高兴，冷冷地说：“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语气中已经有几分杀机了。接下来薛弼奏对时，官家又用此事敲打他，薛弼马上撇清，说奏章从撰稿到抄写都是岳飞一个人完成的，他毫不知情。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薛弼也很有一套，岳飞对他的知遇之恩并不影响他和岳飞对立面的秦桧、万俟卨等人也有交情。绍兴二年八月，秦桧罢相，退居永嘉赋闲。一个从金国逃回来的落魄文人，偶尔在政坛上出了一下风头，很快就落荒而去，当时谁也看不出这个秦会之将来还“会”有东山再起“之”时，门庭冷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薛弼却一有机会就去看望他，给秦桧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人家倒霉的时候你去烧冷灶，往往比他得势时磕头磕出血来也要有用。而且又不用花多大的本钱，只要你有心。薛弼在这方面是个有心人。在这次组织处理中，他因八面玲珑的人际关系而安然无事，“无一词累及”。这说明即便在政治斗争中，所谓的政治立场并不是决定性的，人际关系才是硬道理。

第三种是投机派。有一个叫王辅的彭山知县因贪污受贿被撤职。岳飞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却很喜欢延揽文士，这一点后来也成为官家猜忌他的原因之一。王辅也是文人的底子，下台后就投到岳飞军中。小人往往有才，岳飞怜其才，对他很优待。岳飞下狱后，王辅觉得机会来了，就指使儿子上书朝廷，无中生有地揭发了岳飞一大堆问题。秦桧一看当然很高兴，秦桧高兴了官家当然也很高兴。“由是脱罪籍，寻擢知普州。”从一个因为经济犯罪被撤职的知县，到取消处分升任知州，可见人只要肯昧良心，总是不会吃亏的。这种唯利是图的小人太让人恶心，不说也罢。

对岳飞幕僚团队的处理暂且打住，接下来是参与审理岳案的专案组成员。

上面所说的紧跟派中有个李若虚，李若虚的弟弟李若朴官居大理寺丞，自始至终参与了岳案的审理。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法官，这样的经历无异于炼狱。起初，他力图在权力意志和法律精神之间调和，以轻刑了结案件。最后定案时，在“上意”已决、一定要处以极刑的情况下，李若朴和大理寺另外一个叫何彦猷的官员“喧然，力以众议为非”，认为罪证不能成立，岳飞最多只能判二年徒刑。从这个“喧然力争”中，我们可以想见两人抗争的勇气，他们大抵是从法律的角度来揭示罗织的虚妄，对他们来说，讲法律并不难。但封建专制社会里的法律从来就是政治的奴仆，而所谓政治就是一种流氓化的公权，这种公权是无所不能所向披靡的，和他们讲法律无异于向妓女讲贞操。因此，李、何二人的声音尽管法律上无懈可击，可一旦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便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法律既不能保护无辜的岳飞，当然也不能保护秉持法律精神的法官，李若朴、何彦猷“并罢”。而在此之前，大理寺官员薛仁辅已经因为他的法律良心而先行罢官。还有一个叫周三畏的人物，在岳飞专案中一直担任副主审，后世的杂剧戏文中把他塑造成一个敢于伸张正义的红脸，《说岳全传》中还说他在岳飞被害后私出涌金门，挂冠而去。其实周三畏一直在官场上混得好好的，岳案后他先是升迁刑部侍郎，不久就当上了刑部尚书。如果他真的曾为岳飞说过话，以官家和秦桧的心胸，这样的官场路线图是不可设想的。真实的周三畏是个畏首畏尾畏权势的“三畏”庸人，小说和戏文中的说法只是演义而已。

如果说以上的处理只是分门别类，对号入座，那么对孙近的处理则体现了曲径通幽和借题发挥的政治智慧。孙近曾长期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而且兼权同知枢密院事（军委副主席），但真正让他名满天下的，还是第一次绍兴和议期间，编修官胡铨所上的《请斩秦桧、孙近、王伦以谢天下疏》。那篇批判投降主义的檄文后来以手抄本的形式流散出去，一时天下争传，朝野沸腾。孙近这个人的德性也正如胡铨在奏疏中所痛斥的那样：“傅会桧议”，“伴食中书”，“漫不敢可否一事”。他对秦桧唯命是从，自己不敢有一点主见。连他的表兄弟杨炜也鄙视他“平生龌龊谨畏”。但过分谨畏有时也会发昏。绍兴十一年年初，金人再犯淮西，朝野张皇失措，孙近建议张浚（此张浚非彼张俊，为便于区别，时称水张）都督诸军御敌，本意是为秦桧分责，不料却得罪了秦桧，被降为徒有虚名的闲职。替主子揩屁股却被屎给活埋了，这就是奴才的下场。但按理说，孙近和岳案并没有任何瓜葛，为什么现在又要把他揪出来呢？除去继续清算去年的旧账，这中间另有玄机。

且看秦桧的打手万俟卨在劾论中是怎么说的：“及闻兀术屯泗之始，岳飞就鞫之初，则每对宾客，喜生面颜。”这段话我起初怎么也看不懂，不知道孙近究竟错在哪里，岳飞下狱了他高兴，不正说明他和朝廷保持一致吗？转了几个弯子才想明白了：孙近“喜生面颜”是因为金人用兵，而金人用兵则证明和议行不通，而和议行不通又证明搞岳飞搞错了，孙近是幸灾乐祸——“幸”和议之灾，“乐”朝廷之祸。好了，现在把他和岳飞扯上了。但把他和岳飞扯上了还不是目的所在，目的所在是要扯上另一个人——赵士㒟。

我们接着往下看，“近顷帅绍兴，与士交通甚密。及近执政，或得禁中密语，往往漏之。”这段话很关键，它的厉害之处在于：一、把赵士㒟扯出来了。二、赵士㒟是宗室，按辈分还是官家的皇叔，根据祖宗家法，宗室是不能和大臣“交通”的，但赵士㒟和大臣“交通甚密”。三、赵士㒟通过孙近刺探“禁中密语”。那么，为什么要扯上赵士㒟呢？因为岳飞下狱后，赵士㒟曾挺身而出，为岳飞力辩，并以全家百口的性命担保岳飞的清白。但赵士㒟是皇叔，身份特殊，这次暂且不作处理，先通过处理孙近敲打他一下。实际上这种不处理比处理还要厉害，问题已经扯出来了，帽子拿在我手里，接下去你还有好日子过吗？让你整天提心吊胆，不知道帽子什么时候落下来。你虽然贵为皇叔，却贵而不重，除去在祖先祭祀和宫廷典礼中的礼仪功能以外，并没有什么实权，不怕你翻天。先打草惊蛇提醒你一下，说明我已经注意你了，且看你如何动作。至于什么时候收拾你，再说。官家真不愧是中兴圣主啊，才三十来岁，政治手腕就玩得这样炉火纯青，出神入化，足够让人长见识的。

至此，与岳案有关的组织处理大体告一段落。顺便说一下，有几个小人物居然也在这期间得到了奖掖，这几个人是中书省派到专案组去的，任务大抵是起草结案报告和朝廷下发的文件之类，因为文字“委得平正，颇见究心”，因而“诏各转一官资”可惜的是，这几个幸运儿都没有留下名字，我们只知道是“中书吏”六名。中书即宰相府，推测他们是秦桧派到专案组去的细作应该不会有错。

灯火阑珊处

元宵节终于在人们的翘首期盼中到来了，尽管只是年节这台大戏的闭幕式，但人们的热情却不见轻描淡写，倒像是重整旗鼓良宵无尽似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大年初一的乐趣都是大体相似的，而元宵的这个晚上却各有各的乐趣。

那些灯彩，那些人流，那些应有尽有的玩意和小吃，那些瓦舍勾栏里的歌舞百戏，那些凤箫香艳的宝马雕车，那些贵妇人蛾儿雪柳的头饰和俗称“错到底”的时尚凤头鞋，那些少男少女眉眼间的暧昧和羞怯，那些被挤掉的第二天几乎可以堆积如山的鞋子和头巾，还有那些不知是一见钟情还是蓄谋已久的私奔故事就不去说了，这里单说一样：偷，其间就有无穷的乐趣。

那都是些怀着希望和祝福在灯节中游走的身影。两宋时代，元宵节的到来就意味着“放偷节”的到来，在这个夜晚，偷窃是与名正言顺堂而皇之联系在一起的，那既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变相的馈赠，人们可以明目张胆地偷人家的东西。除去顺手牵羊地“偷青”——偷人家围子里的青菜时蔬——而外，偷得最多的是灯。民俗认为正月十五的灯盏可以使人生子，若夫妇同去偷了人家门前的灯盏，回家放于床下，可当月怀孕。故有民谣云：“偷了刘家的灯，当年吃了当年生。有了女孩叫灯哥，有了男孩叫灯成。”灯盏怎么可以吃呢？可以吃，因为那些灯盏都是用豆面捏成或用水萝卜雕成的，所以有的求孕女子在街上偷了灯就当场吃下去。偷灯还有讲究：一般要偷刘姓和戴姓的，“刘”即“留”，“戴”即“带”，取其谐音，意为“留住孩子”或“带上孩子”。这两个姓氏的人家都要特意多做些灯放在门前的。自己家的灯被人偷，这是一种吉利，所以说偷与被偷都是皆大欢喜的事。若到了当年秋冬季节真有“灯哥”或“灯成”问世，主人要备一份礼物——其中包括一只铜质或锡质的新灯盏——去被偷的人家“还灯”，并且让孩子认那家为干亲。这是元宵灯节的欢乐向人际关系的延伸，也是沉淀在元宵记忆中的一些温馨花絮。

二更以后，御街东侧面对登平坊的东华门打开了，早就聚集在门前的民间艺人和小商小贩顿时像见了救星似的蜂拥而上，所有的叫卖和吆喝都在高八度上运行，几至声嘶力竭。大家都盼望今天官家能有所宣唤，让自己到大内去献艺或做生意，那不仅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而且是几乎可以一夕致富的商机。以前在东京的时候，徽宗皇帝“与民同乐”的方式是带着妃嫔和王子们在宣德楼上赏灯看戏。灯彩集中在宣德门外临时搭成的鳌山上，戏在宣德楼下也是临时搭成的露台上。皇帝在楼上看，市民在楼下看。灯是一样的灯，戏也是一样的戏。看到热闹处，楼上楼下的哄闹声响成一片，这就叫“同乐”。其实楼下的人主要不在于看戏，而在于看楼上看戏的人，运气好的市民或许在惊鸿一瞥间看到一片飘出珠帘的衣袖，心头便猜想着那是不是皇上。但临安宫城简陋，暂时还没有宣德楼那样高敞雄硕的建筑，官家只得与时俱进，把元宵晚上与民同乐的方式改为出宫买市，把那些民间艺人和小商小贩召进宫城去营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同”距离更近，市民已经看过的歌舞和已经品尝过的小吃，再宣进宫去，让皇室成员面对面地消费，这就不光是“同乐”，甚至还“同吃”了，你说这是何等的平易亲民！

那些被宣唤的艺人和商贩真是幸运啊，在官家和妃嫔们那里，这些来自市井的歌舞虽然俚俗，却是那样鲜活有趣，带给他们的是銮殿凤阙里从未体验过的愉悦。那一出名叫《货郎》的歌舞中不但有货郎戏婴儿的耍笑情节，还有货郎鼓的拨打，太平歌的吟叫，深宫里的金枝玉叶何曾见识过？即便是那专门模仿各种叫卖吆喝的“像生”和模仿各地方言的“学乡谈”，也让他们忍俊不禁。当年东京的瓦子里有专门表演“叫果子”的文八娘，临安的像生艺人则有“故衣毛三”，把街头叫卖旧衣服的吆喝模仿得惟妙惟肖。至于那些花样繁多的市井小吃，虽然宫里的厨师们也做得，但终究是个“卷上珠帘总不如”。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现买现吃甚至现做现吃的现场感；现场感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争先恐后、莺啼燕语的氛围；氛围也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了一种久违了的自由。宫里的人——特别是那些女人们——也可怜哩，成年累月，就像被关在一口活棺材里似的，沉闷、窒息，一举一动都被规矩囚禁着，何曾这样自由地呼吸过？那么就让他们自由一回吧。这些人自由了，出手的赏钱也格外大方，一般都要数倍于市值。有的妃嫔之间平日里本来就较劲争风，现在带着这种心理给赏钱，甚至有扔出金银珠宝的。这样看来，所谓艺人和商贩们“一夕致富”就不是虚话了。而且，除去当晚所得外，更重要的是身价的提高和广告效应，以后，他们堂而皇之地打出一面“御前”的招牌，不想让生意火起来都难。

当然，能走进宫城去的毕竟只是少数幸运儿，那要求是“华洁及善歌叫者”。就是要挑选那些衣着鲜亮、干净、嗓门好、善于“歌叫”的角色。这个“歌叫”很有意思，既可解释为歌舞和叫卖，又可解释为像唱歌那样叫卖。那么谁来挑选呢？一个是临安知府，一个是修内司的大太监。由他们先私下里决定了，预先发出通知，让有关的歌舞班子和商贩在东华门外等候宣唤。因此，在先前的那些日子里，艺人和商贩们很早就开始打通关节，那都是要用真金白银来铺路的。从表面上看，是接触多了便有了交情。但交情和交易是两回事，你如果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那就只能咎由自取了。官场和商场是行都社会生活的两道风景线，缺少了其中的一道，就不成其为行都了，在歌舞升平的背后，这种官商之间的交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元宵夜里的歌叫喧阗到了四更以后才渐渐湮息，那湮息不是潮水退去或大戏散场那样呼啦啦一下子就人去场空，而是有如抽丝剥茧一般慢慢“消弱”下去的。三鼓敲过，也就是皇室宣唤市卖与民同乐大致走过场以后，就开始有人回家了。御街上的人流松动起来，渐渐散入了灯火阑珊的深巷小院，闹市的喧哗变成了渐行渐远的闲言碎语。四更以后，街上才真正清静下来，远处的灯火也次第熄灭，只有宫城前鳌山上的几盏华贵的琉璃灯、藕丝灯和裁锦无骨灯还亮着。这些灯都是两浙、福建等路的三司长官进贡的。据说光是那一对琉璃灯的造价就相当于福建南建州三个月的田赋收入。这时候虽说还是亮着，但毕竟没有了先前那般烈火烹油的气焰，有点高处不胜寒的孤单。四处渐渐暗下来，回首苍穹，先前几乎被灯火屏蔽的那一轮明月已悄无声息地移到了西南天际，却越发地显得圆满了。御街上有如古战场一般狼藉，到处是炮仗的残骸、被挤坏和踩过的玩具、烧了一个窟窿的破灯笼。除去偶尔走过的巡夜的禁军，就是几个提着小灯且走且停的“扫街”人。“扫街”不是打扫和清理，而是寻找游人丢失的有价值的东西，在那些铺陈满地的弃物中，说不定会碰上几件遗钗堕珥或细碎银两的。每年的灯节，都有关于扫街人“扫”到金银珠宝的传闻，那中间自然有不少夸大其词的成分，但今年的一桩传闻却是千真万确的：有人竟然“扫”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水晶注子。注子是一种酒器，并不是钗环钏珥之类随身佩戴的首饰，怎么可能遗落在大街上的呢？合理的推论应该是：哪位古董商人带着它刚刚来到临安，还没来得及安顿下来就加入了狂欢的人流，结果在沉醉和拥挤中丢失……

人们只能羡慕那位扫街人的运气了，运气一旦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的。

而就在行都的灯火渐至熄灭时，在通往各地的驿道上，那些身佩铃铛，手持檄牌，带着朝廷“一号文件”的铺兵正在兼程疾驰。根据规矩，发送中央文件的铺兵是要分两批出发的，第一批先发往太平州、万州和寿春府。并不是因为这三个地方特别遥远，也不是因为这三个地方特别重要，而仅仅是因为这三个地方的名字特别有寓意：太平万寿。

这样的创意是在宋室南渡以后才有的，官家谋划国事之用心，可谓深远且细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