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篇：小年夜
临安
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日的天气大致平和，至少没有下雪，因为翌日就是除夕，而且又恰逢立春，这时候如果下雪，臣子一定会作为祥瑞上奏而“诏付史馆”的。
临安的城市格局很有意思，它是坐南朝北的，大内的宫殿在全城最南端的凤凰山麓，而宫府和厢坊则全在皇城之北。除去重大典礼，大臣们上朝都从后门进入，俗称“倒骑龙”。走后门的不光是大臣，也包括皇帝。皇帝走的是正中的和宁门，出和宁门向北，就是作为城市南北中轴线的十里御街了。但在绍兴十一年那个时候，这里还不叫御街，称之为御街是绍兴二十八年大规模改造以后的事。改造后的御街相当于东京（开封）御街的山寨版，中间是花岗石铺就的御道，专供皇帝的车驾通行；两边是用香糕砖错缝侧砌的市民走廊。用现在的说法，叫“三块板”。而在绍兴十一年那个时候，整条大街都是泥路，遇到皇帝出行，也只是临时洒一层黄沙而已。皇帝的车驾经过时自然要戒严的，但并不禁止市民围观，只要你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例如不要登高眺望（显然是出于安保考虑），男子不要打赤膊，女子必须穿裙子和短袖上衣（这一条大抵针对夏季），以及不要大声喧哗等等。那时候人们又不知道用鼓掌来表示敬意，所以场面很是肃穆，只听到车轮在黄沙上碾过的轧轧细响。待皇上的车驾远去了，翠华渺渺，尘埃落定，禁军便移开御道两侧隔离用的红漆杈子，刚才连咳嗽也落不下一声的禁街立时变成了喧闹的自由市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也没有谁再来管你是不是打赤膊或穿不穿裙子了。三教九流中，还有临时拉场子卖艺的，称为“路歧人”或“打野呵”。请不要轻视这些几同乞丐的江湖漂泊者，在那缕衣檀板的艺伎中，据说就有当年在东京红极一时的李师师。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这是鲁迅一篇小说的开头，背景是十九世纪末期的浙东乡村。其实八百年前的临安也是这样的，而且更确切地说，“最像年底”的一天应该是小年夜。这一天是总揽全局的意思，也是继往开来的意思。先前的一切忙碌和热闹都在这一天趋向高潮，好些商家到了除夕就关门打烊了，因此所有的采购都必须抢在小年夜完成。到了这时候的采购往往不是为了奢侈，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省略的。到了除夕，街道上反倒偃息下来、清静了许多，就像一台大戏开演前夕舞台上的那种清静一样。按理说除夕是年底的最后一天，而且又是和新年有着肌肤之亲的，也是应该“最像年底”的。但除夕的忙碌和以前的不同，那是转入了一个个家庭的忙碌，那些洗、扫、煎、煮，全都是一家一户闷头做的，只有声响和气味飘逸出来，在坊巷里汇聚，久久不肯散去。一家一户的忙碌毕竟缺少互动效应，因此也就少了许多场面上的热闹。而且还有一层意思，小年夜以前的那些日子都是属于“人”的，所有的忙碌都是真实的人间烟火，无论粗枝大叶还是精工细作都透出居家过日子的温暖。而一旦进入除夕，日子就要交给鬼神了，一切都凸现出约定俗成的仪式感，禁忌渐渐多起来，气氛也越来越神圣乃至神秘，举止言谈都变得拘束了，真正是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的。
临安除夕的神圣乃至神秘是潜藏在无数个坊巷庭院里的，而年底的热闹则汇聚在从宁和门到万岁桥的这条城市中轴线上。御街——我们且先借用这个名称——的热闹在小年夜这一天达到了极致，大大小小的瓦舍勾栏营造出这热闹的背景音乐，各家商铺的市招彩棚是为这热闹点缀的布景，流动商贩的吆喝总是生猛亢奋，是这热闹里喷薄跃动的精气神，而摩肩接踵的人流则是这热闹里自愿自觉的龙套，他们把热闹点点滴滴地聚拢过来，又枝枝蔓蔓地分流出去。这一天，不光是小民百姓，连宫里也派人出来采买年货。宫里过年的大宗用物自然都有各地进贡，现在要买的都是些零头碎脑的小物什，诸如门神桃符、迎春牌儿、钟馗财马、时果市食，甚至发压岁钱或红包的小口袋。还有一种讨口彩的小摆设：在柏树枝——柏树以叶片的形状分为圆柏和扁柏，这里要用扁柏——上缀以柿饼，插于橘中，取三样东西的谐音称为“百事吉”。这东西民间用得，宫里也用得，很热销的。从和宁门到朝天门，御街两侧以中央机关为主。过了朝天门，就进入了密集的商住区，绵延直到万岁桥。刚进入腊月的时候，各家商铺的老板还不大走出柜台，他们笃悠悠地拢着手，彬彬有礼地和顾客应酬，一副很有底气的样子。过了腊月半，有些商铺开始把货物搬到门前，这是步步为营的战略，也是准备短兵相接的态势。老板们也不再那么笃定了，他们似乎在一夜之间学会了上蹿下跳，脸上的笑容和遗憾都极其夸张，甚至还要和满街那些蝗虫似的流动商贩比试着秀嗓门。这一秀不打紧，仿佛启动了军备竞赛的阀门，反刺激得对方更加来劲，那叫卖声是甚嚣尘上、响遏行云的。若仔细听去，其间又五音杂陈，杭州方言中掺和着北方官话的腔调。自宋室南渡以后，不光北方的皇室、官员和士兵扈从南下，大批的商贩小民也历经颠沛流离，移居临安。起初那几年，临安居民的语言系统中，可以明白无误地分辨出“杭音”和“北音”，经过十多年的掺沙子，那带着黄河水的泥浆味和中州大地上槐花香的北方官话亦入乡随俗，逐渐融化于“杭音”之中，形成了临安独特的语言系统。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原先的杭州方言，也与周遭的吴越方言迥然有别的新语种，它体现了一种贵族气派和天子脚下的优越感。正因为语言中附着的某种身份标识，土著居民也乐于攀龙附凤，以能说几句洋泾浜的“北音”为时尚。例如他们呼玉为“御”、一为“倚”、百为“摆”，这些都是北方官话的腔调，镶嵌在吴越方言中，恰到好处地渲染出临安人的皇都意识。
临安是临时安顿的意思，它另外还有一个名称，叫“行在所”。这两个名字的意思差不多，其中既透出某种谦恭，又隐含着某种动感，似乎这里只是暂时歇歇脚的地方，皇上随时准备起驾还都、拔脚开溜的。因为宋室的都城远在北方的东京，虽然皇上已死心塌地要在这里安顿下去，但对外不能这样说，因为那是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根基所在。临安的居民也希望皇上千秋万载地在这里安顿，他们是与皇上休戚与共的。元宵的灯火、端午的龙船，那既是皇上的面子，也是临安市民的面子；民谚中的“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既是皇上过日子的底子，也是临安市民过日子的底子。平心而论，这几年，临安的面子和底子都有了不少起色。别的不说，单说这“北门米”。北门即余杭门，是大运河进入临安的门户，苏湖熟，天下足，粮米亦通过运河由此门入城。民以食为天，物价最基本的标尺是粮价。自古以来就有“斗米斤盐”的说法，因为盐不能当饭吃，它的消费大体上是一个常数，价格也不会有很大的波动。北宋神宗熙丰以前，一石米六七百文，时盐价为每斤六七十文，斗米斤盐，大体相当。到了徽宗宣和年间，斗米二百五十文至三百文，而盐价仍旧是六十文，就有点不正常了。高宗建炎元年，刚刚遭遇了靖康之难，东京附近饿殍遍野，粮价奇高，斗米贵至三千、一万甚至四五万，却仍旧有钱无米。当时一只老鼠亦值数百钱，而盐价仍然在百文上下。以斗米斤盐的标准，米价高至数十至数百倍。到了眼下的绍兴十一年秋冬，广盐每斤一百二十文，而邸报上所说的米价是每斗“百余钱”至“数百钱”，估计这个“数百”也就是二百左右，与盐价大致相当。而在两三年前，江南仍斗米千钱，可见这几年收成不错，临安大街小巷的欢乐就是以这为底子的。
绍兴十一年年底的欢乐还有一层原因，今年的立春在年前，而下一个立春则要等到后年的正月，明年两头不见春，也就是所谓的“无春年”。无春年有很多说法，例如“两头不见春，树皮剥到根”，认为将有灾荒。但灾荒是老天作弄，小民能奈其何？你总不能一年不种庄稼吧，只能听命了。比较能够接受的是把无春年称为“寡妇年”，即所谓“寡年无春，不宜结婚”。虽然是凶兆，却是可以规避的。于是一进入秋冬季节，穿红着绿的媒婆便跑成了一道道风景，凡弱冠之男、及笄之女，都忙着攀亲嫁娶。村路上、街巷里，三天两头就见到迎亲的队伍，唢呐和鞭炮渲染着不可一世的喜庆。唢呐的渲染还只是逢场作戏，倏忽之间便随风而去。鞭炮的渲染却是善解人意流连作态的，那炸开的纸屑纷纷扬扬，落红如雨，铺在地上和瓦楞上。过了几日，刚刚褪去了鲜艳，又有新的铺上去。就这样一层一层，汉赋一般铺陈且堆砌。赶在年前成亲虽然有抢的意思，也有不得已而拉郎配的情况，但婚姻大事，断然不会草率的。高门大户自不必说，即使是升斗小民，也要东挪西借，倾其所有，把事情办得风光些、至少体面些的。正因为艰难玉成，那欢乐也相应地放大了几倍。又因为乡里街坊淳厚的风俗人情，一家有事，众邻随喜，把那欢乐又放大了几倍。看着一对对新人的身影，人们的目光里不仅有祝福，更有一种如同噩梦初醒的唏嘘感喟。试想一下眼前的这些少男少女吧，如果他们是来自北方的移民，那么在东京城破时，他们大抵刚会牙牙学语，然后就随着家人颠沛于骨林肉莽之中，由中州、江淮而最终流落杭州。如果是杭州的土著居民，他们一定经历了建炎三年金兵的血腥屠城，也一定经历了每到秋高马肥季节，由北方传来的金人用兵的警报。年年岁岁、岁岁年年，这一代人就在惊恐仓皇和饥寒交迫中慢慢长大，随着宛如游丝的“建炎”和战战兢兢的“绍兴”年号一起，挨到了婚嫁的年龄。他们的神情中或许过早地透出了几分沧桑感，但无论如何，这是他们苍茫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他们终究还是快乐的。
绍兴十一年年底的欢乐是这样实在而琐碎的欢乐，带着点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味道。一切都似乎尘埃落定，又似乎蠢蠢欲动。据说朝廷已和金人签订了和约，今后不用打仗了，皇太后也即将回銮。年岁丰稔，边事浸宁，真所谓“饱暖思淫欲”，青年男女们忙着婚嫁也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我们终于看出一点意思来了：欢乐才是这里的唯一，所谓翌年是“寡妇年”不过是个由头罢了。
那么在宫墙后面深居简出的皇上呢？皇上当然任何时候都不缺少“饱暖”，因此对饱暖后面的那点欲望也就无所谓思或者不思。他们的所思所想往往是惊世骇俗的，看到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了，就要弄点事整整。
例如：杀人。
官家的心事
皇上即宋高宗，但在绍兴十一年的时候，还没有宋高宗这个称呼，高宗是他死后的庙号，带有追认的意思，也是盖棺论定的意思。在绍兴十一年那个时候，无论平民百姓还是文武臣僚，以至宫里的大小老婆和太监侍女都称皇上为“官家”的，这称呼盛行于五代至两宋时期，大约是取“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的意思，也是至高无上的意思。那我们就入乡随俗，也称他“官家”吧。有时为了行文方便，则不妨直呼其名——赵构。
官家这些日子有些纠结，到年底了，宫里宫外都在忙着准备过年。按民间的说法，腊月二十以后的日子不叫日，而叫“夜”，意思大约是平时两天之间有一夜作为过渡，而两个年头之间的这个过渡是要长些的。一进入腊月二十，这一年的暮色就降临了，时间的脚步在夜幕下潜行，鬼神亦肆无忌惮地向人间索取好处，于是开始数“夜”，从二十夜、二十一夜、二十二夜……一直到小年夜、大年夜。现在，随着小年夜的降临，那个让他纠结难解的问题也越发地显得紧迫了。
这段日子他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大部分时间都在复古殿里抄写《孝经》。经文是抄写在绢素上的，与在纸上写字相比，绢素纹理稍粗，不融墨，容易滞笔，一般人是不敢写的。当年米芾曾在绢素上写过《蜀素帖》，米氏是官家推崇的书坛圣手，他为徽宗皇帝评点宋人书法时说过这样的话：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至于他自己，则是“刷字”。刷字行笔振迅，势不可遏。他艺高胆大，所以敢于在绢素上弄墨。官家的字原先学黄庭坚，走的是峭快豪放一路，尤其是在收笔的地方往往出锋露芒。哲宗元祐年间，黄庭坚的那一笔捺脚曾风靡一时，称为“元祐脚”，官家对此是认真揣摩过的。正因为如此，绍兴初年，伪齐皇帝刘豫特地挑选擅长黄庭坚书体的人伪造官家的手迹广为散布，进行挑拨离间。这一手很是阴毒，常常弄得官家很尴尬，而且又是防不胜防的。为了对付刘豫的损招，他又改学米芾，几年时间，自觉已入化境。因此，在绢素上抄写《孝经》，也算是对这几年浸淫米字的一次检阅。
《孝经》十八章，他每天抄写一章，从腊月十八日至小年夜，他已经抄了十一章。书法尚韵，韵其实就是一种神采，而笔下的神采是需要你静心守意地去经营的。可在这十一天里，他内心的纠结几乎可以用煎熬来形容，有时写着写着，心绪便散漫了，以至写错了字，废了上好的绢素。
杀，还是不杀？这是一个问题。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万寿宫使岳飞，是在十月十三日因谋反罪入狱的，可是在直到腊月十八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案情一直没有多大进展，胡乱拼凑的那些谋反证据，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漏洞。按照这样的证据，岳飞只能勉强判两年流刑。官家便“留章不出”，这显然是对大理寺的工作不满意了。善解人意的秦桧便把原先负责此案的御史中丞何铸撤下来，换上万俟卨，因为此人原先当地方官时被岳飞处分过，由他来接手，审讯的力度是不用怀疑的。可以这样说，在腊月十八日之前，案件还只是停留在有罪与无罪的层面上；自腊月十八日以后，就进入了杀与不杀的阶段。
为什么要杀岳飞呢？说到底，就是宋王朝到了绍兴十一年这个时候，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宋金两国的你死我活，而是朝廷内部皇权和武将的较量。这样的判断也许有点神经过敏，但是在政治问题上，神经过敏总比麻木不仁好。官家是喜欢读史的，晚唐五代的历史还不算很远，随手翻开其中的任何一页都令人触目惊心。就在那五十多个年头里，一代代王朝垮塌，一顶顶皇冠落地，不管是喋血丹墀的逼宫还是表面上温情脉脉的禅让，其背后无不闪现着武人的身影。那是怎样一些强梁霸悍一手遮天的身影啊！长枪指挥政治的格局司空见惯，丘八黄袍加身的活剧一再上演。当然，这中间也包括本朝的太祖皇帝赵匡胤，他是穿着殿前都点检（禁军统帅）的制服走向皇位的。因此，宋王朝一直把守内虚外作为祖宗家法和基本国策，而对武将的猜忌与防范则是“守内”的重中之重；也因此，陈桥兵变的喧闹刚刚消散，杯酒释兵权的宴席就已经排开。宋仁宗算是个比较厚道的皇帝，但是像狄青那样行伍出身脸上带着刺字（当过士兵的标记）的将领，虽曾因军功显赫而位列执政，但朝廷终究还是不放心，不久就贬知陈州。仁宗似乎有点不过意，说了句场面上的话：“狄青是忠臣。”却遭来宰相文彦博的反诘：“太祖不也是周世宗的忠臣吗？”也就是说，这种猜忌既不取决于帝王的仁厚或险狭，也不取决于对象的忠奸贤愚，它只针对一种身份：武将。狄青到任后，朝廷每月两次派内侍前来“抚问”，实际上是监视。不到半年，一代名将就在陈州忧愤而死。太宗皇帝晚年曾对近臣们说过这样的话：
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这是他当了几十年皇帝的经验之谈，也是一个帝王魂牵梦萦的心结：虽高高在上，却如履薄冰。其中有阴鸷的目光和翻云覆雨的手腕，也有些许血腥味的。世界上有好些道理看起来一说就懂、一点就通，但要真正把玩于掌股之中却是要有时间作底蕴的，所谓历练就是这个意思。官家已经在皇位上坐了十五年，对祖宗家法的领悟也是一年一年地历练出来的。建炎年间，他初登帝位，被金人追得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跑，自然是希望自己手下的将领越厉害越好，真恨不得他们一个个都是天神下凡，三头六臂，杀遍天下无敌手的。到了绍兴年间，宋金双方开始进入拉锯阶段。拉锯也只是在江淮之间，从来过不了江的。官家能在临安安顿下来了，虽说是偏安，却也是固若金汤的。到了这时候，他打量武将的目光便有些复杂了，特别是在金銮殿里看那些得意洋洋的捷报时，高兴固然高兴，但那是掺进了几分忧虑的。他觉得这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即使再打几个胜仗，也没有多大意思。对于人家来说，也只是个胜负问题，你又不能真的直捣黄龙去灭了他。既然灭不了他，等他养足了元气，还是要打过来的。这样你来我去，还是个没完没了。打仗是武将的事，时间长了，这些人渐渐坐大，拥兵自重，就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了，直到有一天祸起萧墙，把历史上那些改朝换代的场面再演绎一番。这样的情节官家想一回就怕一回，也警醒一回。很好！现在总算和金国达成了和议，损失了一点银子和面子，却买了个太平。偃革休兵，边事无忧，这边接着就把三大将——张俊、韩世忠、岳飞——的兵权削夺了，只给他们一个光鲜的虚衔；再接着言官的弹章就上来了，于是岳飞下狱。
为什么是岳飞呢？
我们先来看看其他的几位中兴大将：
刘光世，在中兴四将中资格最老，也最窝囊。此人虽是将门之后（他父亲是北宋西军将领刘延庆），且与金人有杀父之仇，但在宋金战场上却畏敌如虎，一触即溃，是有名的逃跑将军。贪生怕死的另一面是贪财好货，绍兴七年他赋闲后，官家赐给他几样宫里的小玩意，此人即“秉烛夜观，几至四更”。这样一个每个毛孔里都渗透着雌性激素和铜臭味的驽下之才，官家虽然不能倚重，却尽管可以放心的。
张俊，不仅是南宋的开国元勋，而且还是岳飞的“伯乐”，当年岳飞曾是他麾下的一名小军官。此人最大的特长是用兵“持重”，其实也就是拥兵自重，一开仗就尽量躲得远远的，事后又吹牛撒谎，贪他人之功以自肥。岳飞私下里说他“暴而寡谋”，这样的评价虽然刻薄，却一点也不过分。战场上寡谋，官场上却很会投机钻营，在对金和议中，张俊一直是跟着官家的思路走的；在建炎三年的“苗刘之变”中，他又有复辟之功。因而在中兴四大将中官位最高，日子也过得最滋润。张家到底有多富？不好说，据传光“没奈何”就有整整一屋子。何物“没奈何”？银子太多了，怕小偷光顾，就铸成一千两一个的大银球，这样小偷即使进屋，也拿这么大的一坨光溜溜的银子没办法，故称“没奈何”。一个武将，不把心思放在练兵打仗上，却成年累月让军士为他当劳工，在官邸内大兴土木，以至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打油诗：“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花腿”即“花腿军”，张俊驻军临安，怕士兵逃跑，给每个士兵从臀部到大腿刺上花纹，号称“花腿军”。成语所谓的“花拳绣腿”大约就是从这里来的。打仗没本事，政治上乖巧，又一味贪图享受，这样的将领，官家也无须过多猜忌。
韩世忠，出身贫寒，少时横行乡里，人称“韩泼五”。后起之卒伍，以军功而升迁，应该说还是很能打仗的。他是个粗人，没有多少弯弯绕，与岳飞也比较投契。要说毛病，也是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喜欢沾惹的毛病：好色。他不仅纳妾多人（那个因“击鼓战金山”而名动天下的梁红玉其实只是他的小妾之一），还喜欢吃窝边草，经常污辱部将妻女，一次竟逼使手下的猛将呼延通自杀，这就有点不像话了。一个对自己的声誉不爱惜的人，政治上不可能有多么远大的图谋，更何况韩泼五同志还曾三度救驾，官家对他也理应有几分感恩心理。
剩下来的就是岳飞了。
岳飞能打仗，这是不用说的，给一顶军事家的桂冠也不为过。有宋一代，基于守内虚外及重文抑武的国策，大师级的文人学士甚多，但称得上军事家的实在寥寥。杨家将、狄青、岳飞都是民间传说中有口皆碑的战神，但若是剔除其中的演义成分，就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真实表演而言，能否成“家”还是可以商榷的。杨业因为是北汉降将，一直位居偏裨，又过早地死于征辽，发挥的空间受到很大限制。至于其家人诸如佘太君、杨六郎、穆桂英等则多系附会，于史无据。狄青诚然是一代名将，但这个“一代”特指庆历至皇祐期间那个边患并不严重的年代，其功业在于抗击西夏元昊的骚扰和平定南方侬智高的叛乱，战争的规模都不算很大。唯有岳飞天纵英才，又生逢其时，在南宋初年那个大动乱的背景下，凭借着宋金战争的宏大舞台，演出了有声有色的战争活剧。从最初的游击战、运动战到后来平原旷野之上的大兵团对决，岳飞展示了一个军事家杰出的胆略和才华，为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抹上了一道阳刚之色。
平心而论，官家对岳飞曾经是相当器重的，每次岳飞入朝觐见，官家都要单独召见，有时甚至在“寝阁”引对，以示亲密。引对时，除军国大事多有倚重，还问岳飞有没有好马，劝诫他少喝酒，以免误事，并为此说了一个段子，说欧阳修与友人饮酒行令，要求每人作的两句诗必须触犯刑律，而且罪在徒刑以上。一个说：“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个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轮到欧阳修，说出来的却是：“酒黏衫袖重，花压帽檐偏。”众人一听，大惑不解，问为何诗中没有犯罪内容，答曰：“酒喝到这种程度，徒刑以上的罪也能犯下了。”可见欧公虽然喜欢行酒游戏，却反对酗酒。于谈笑之中行训谕之意，这样的君臣似乎有点体己的意思了。但绍兴七年的两件事却宣告了他们之间蜜月的结束。先是因官家出尔反尔，不肯让岳飞合兵北伐，岳飞一气之下闹情绪，自说自话地跑到庐山去为母亲守孝，有“要君”之嫌。到了秋天，岳飞上书建议立官家的养子赵瑗为皇储，又犯了宫闱大忌。官家警觉起来，开始把岳飞摆到了对手的位置上。
作为自己的对手，如果岳飞仅仅不怕死、能打仗，或者偶尔不听招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还不爱钱、不好色。他的那些广泛流传的宣言，例如“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天下当太平”。例如“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不仅说明他有着很不一般抱负，而且他自己又是身体力行的。岳飞及其家人的生活相当简朴，妻子偶尔穿了一件丝质衣服，岳飞还一定要她换成低档麻布的。他平时的饭菜，大多只是一盘煎猪肉和几样面食，基本上没有两样肉菜。南宋初年因战事频仍，在俸禄上优渥武将。岳飞身为军界高官，建节两镇，料钱（工资）和公用钱（各种补贴和招待费）自然相当可观，他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呢？答曰：化私为公，补贴军用，拿去购置军服器械和粮米了。至于那个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喜欢沾惹的毛病，岳飞也兴趣不大。驻守川陕的大将吴玠是抗金名将，也是个好色之徒，此人最后就是由于服用金石壮阳，咯血而死。他听说岳飞始终一夫一妻，且军中别无姬妾歌女，特地给他送来一名漂亮的川妹子，还置办了许多金玉珠宝作为妆奁。那时候，士大夫之间以美女作为礼物不仅很正常，而且是一件很风雅的事，甚至连自己宠爱的小妾也是可以送人的。但岳飞偏偏不解风情，他只与那位美女隔着屏风说了几句话，大体意思是在他家不可能享福，要吃苦的，最后表示“抱歉”。屏风后面的川妹子在心里嘀咕着：抱歉？那你就“抱”一下，或许能消除“歉”意呢。但岳飞哪里肯？当即派人把她又送回去了。
岳飞太干净了。
最干净的最危险！
这样的结论似乎有点诡异，却偏偏是颠扑不破的。古往今来，似乎从来只有饥民造反而未见贪官造反，因为从根本上说，贪官是一群寄生在皇权肌体上的软体动物，一群肠肥脑满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当然不想破坏现有的秩序和游戏规则，也不会忧国忧民持不同政见。他们虽然品行不端，蝇营狗苟，却总觉得自己在不断地得到，利润可观，一切都很滋润。即使原先有一点志向和抱负，也会因手头已经攫取的利益而患得患失。一个把利益看得太重的人是不敢承担风险的，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和气魄，他们的大脑已经萎缩到只够算计好处和倾轧同僚，而不能思考稍微宏大一点的命题。作为寄生物种，他们一般不具有独立性，只具备依附功能。他们寄生于主子无所不能的权威中，有时甚至寄生于主子的痛苦中谋取利益，但那只是一种小小的狡猾，并不可怕。他们想得最多的是既得利益的保值增值，而不是推倒赌局，重新洗牌。唯其如此，他们即使不那么可爱，也是可以放心的。他们虽然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却即使在睡梦中也绝对要向权势点头哈腰。这样当然很好！因为在官家看来，他们汲汲以求的那点利益就捏在自己的手指缝里，自己完全可以予取予求，收放自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自己豢养的，至少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而那些看起来很干净的正人君子就不那么简单了，王莽在篡位前不也自奉俭朴吗？他穿着粗布衣服招摇宫廷，看到读书人就打躬作揖，极尽谦恭。中原大灾，他一次就献出三十顷地和一百万钱，完全够得上“道德楷模”了。晚唐大将朱温曾被唐昭宗李晔赐名“全忠”，在皇上逃难时，他曾“自为天子执辔，且泣且行，行十余里”。这样的表演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但后来正是这个叫“全忠”的人要了李唐王朝的命。白乐天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可见人心诡秘，真伪难测，那些表面上的清廉自好、忠君爱国之类都是靠不住的，在一个万方多难的乱世，这些反倒成了野心家们最廉价的招牌。像岳飞那样身居高位，却过着有如苦行僧似的日子，看起来堂而皇之，无懈可击，一丝不苟得哪怕一丝不挂也找不出一丝缺点。那他究竟图什么呢？人生在世，谁不好金帛之富、声色之娱？他偏偏不好，那就反常了。反常就说明他有着更高的政治图谋。要知道，雄心与野心只有一纸之隔，一捅就可以破的。也许今天是雄心，明天有了气候就演变成了野心；也可能原本就是野心，只不过用光鲜华丽的外衣遮掩着罢了。
岳飞怨不着别人，他的掘墓人恰恰是他自己。
杀，还是不杀，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自古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岳飞既已下狱，君臣疑隙已生，那就断然没有再让他活着出去的道理。
这是一颗中兴诸将中最年轻的头颅，可惜了。
杀心既起，那就事不宜迟，因为翌日就是立春，立春是不能杀人的，不仅这一天不能杀人，以后的整个春夏季节都不能杀人，这是历朝历代的规矩，所以才有“秋后问斩”的说法。当然像岳飞这种谋反大逆罪除外，可以特事特办，从重、从严、从快的。但即便如此，过了今天就是除夕，过了除夕就是绍兴十二年的新年。绍兴十二年将是本朝中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大事多、喜事多、敏感事也多，一开年就杀人，终究不好。
主意已定，官家提笔下旨：
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
在大理寺的奏状上，岳飞、张宪判的是死刑，而岳云判的是流刑。依照大宋刑法，应“以官当徒”，也就是以行政处分抵消刑责，所以实际上岳云是用不着服刑的，只要革除官职，再象征性地“罚铜二十斤入官”即可（按当时的比价，二十斤铜大致相当于铜钱五贯，白银二两多一点），这样的判决显然不称圣意。既然已经开了杀戒，那么多杀一个少杀一个就无所谓了；既然多杀一个无所谓，那么岳云就非杀不可，因为他不仅是岳飞的长子，而且素称勇武，上了战场就不要命。一个上了战场就不要命的岳飞的长子，无论如何得先要了他的命。
想到这一层，他又提笔加上几句：
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余依断。
搁下笔，他又前后看了一遍，觉得很满意，特别是那几笔捺脚，显见得有黄山谷“元祐脚”的风骨，却又出神入化，随意所适。不少书家学习前人笔法只知依样画葫芦，有如婢女模仿夫人的做派，总是没有大户人家的气质和风度，那是很可鄙薄的。
钦此！
墓碑上的绍兴年号
每座都城照例都有一处杀人的地方，例如几十年前东京右掖门外的瓮市子以及几百年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临安的这个地方叫戒民坊。所不同的是，瓮市子和菜市口都是先有地名，后有刑场，时间长了，提起那地方人们便会联想到杀人，其实那地名很无辜。而戒民坊的名字本身就是与杀人有关的，因为那里是市曹行刑之地，也因为行刑含有警戒民众的意思，故名戒民坊。
戒民坊在朝天门之南、御街与市河之间，东侧坊前有一座棚桥，所以民间又称为棚桥巷。北面不远处的御街上则有众安桥。这一带是闹市区，除去百戏杂剧的演出场所——下瓦子和羊棚楼外，众安桥下尤以灯市著名。每年的腊月底到元宵前后，各种各样的花灯就上市了，其形制举凡人物花草、禽兽虫鱼，无不极尽奇巧。白日里的喧阗热闹自不必说，入夜则星布珠悬，流光溢彩，华灯下的街市别是一番缛丽繁华。商家中有好事者，或以诗词曲赋、书经典故制成谜条，悬于灯上，供市人竞猜，谓之猜灯。前几年正值宋金之间战事胶葛，曾有人以中兴四大将的名字作为谜底悬灯征猜，其中有关岳飞的一条尤为出彩，谜面为：“挟泰山以超北海。”语出《孟子·梁惠王》，不仅意思扣得很切，更难得的是字面上的那种风神气势，恰如岳大帅其人。猜灯本是商家招徕顾客的游戏，猜中者并没有什么奖赏，只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一下风头而已，但这已经够了。临安市民是很有几分风头主义的，较之当年的东京，他们的这种参与意识与娱乐精神，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虚荣心，是一点也不逊色的，这大概可以称之为一种帝都心态吧。
虽然戒民坊的名字与杀人有关，但这里其实并不经常杀人，这和附近一个叫打猪巷的地方每天都能听到猪叫不同。人毕竟不是猪，杀人也当然比杀猪要刺激得多，因此每一次杀人都如同饥饿年代的一道盛宴，引起围观者极大的兴趣。绍兴十一年小年夜的这次杀人也不例外。不仅不例外，而且场面更为壮观。这一方面因为是年底，街上本来就人多，用不着谁去号召的；另一方面是马上就要过年了，谁也不会想到这时候会杀人，有点“喜出望外”的意思，因而也就格外热情。可人们也觉得奇怪，一般来说，杀几个死囚是用不着动用禁军的，只大理寺的一干衙役再加上当地厢坊负责治安的差丁就搞定了。可今天不仅动用了禁军，而且大有兴师动众之势，清场、戒严，如临大敌，戒民坊和御街交叉处的三角地带被禁军包围得铁桶一般。而在这铁桶的外围，一队队步骑健卒仍然在走马灯一般不停地调动，脚步沓沓、旌旗猎猎，兵器的碰击声和短促的呼喝声在飞扬的尘土中混杂在一起——这其实只能渲染一种紧张气氛而不能显示他们的精锐和战斗力。人们当然也不可能知道，今天这排场的导演竟是当下军阶最高的枢密院张大帅张俊，而执行导演则是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这个杨沂中是杨家将的后人，眼下圣眷正隆。他们这一切举轻若重的折腾都是为了万无一失，防止“莫须有”的突发事件（在宋人的习惯用语中，“莫须有”是“可能有”的意思）。但后面的进程表明，这完全是一场虎头蛇尾的表演，或者说，先前那些剑拔弩张的调度完全是小题大做。人犯甫一进场，大理寺的官员匆匆宣读完判决，刽子手甚至连喝一口酒喷在鬼头刀上的仪式也省略了，就手起刀落，砍下两颗人头来。随后便根据规矩，由钱塘县领走首级，仁和县领走尸身，让死者身首异处，又撒一筐黄土掩去血迹了事。围观的市民由于离得太远，始终没有看清人犯的模样，等到历来最擅长撤退的禁军以他们最擅长的方式风流云散地撤去，四面的观众拥进刑场，只看到一摊薄薄的黄土往外渗着鲜血，那形状和范围让人可以想见刚才那些人处置的粗暴和草率。看过了血迹，又顺便想到死者的身份，这才有人记起刚刚宣读的判决中，被问斩的两个人似乎一个叫张宪，一个叫岳云。但这样的提醒当即遭到质疑，这些年岳家军名声鹊起，连黄口小儿在街头游戏中也会表演岳家军杀金兵的，市民们对岳飞麾下的这两员大将自然耳熟能详，这两个专门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为朝廷砍人家脑袋的壮士，怎么可能被朝廷的刽子手砍了脑袋呢？太不可思议了！
这样的争议当然只发生在少数人之间，大多数人是懵懵懂懂不明就里的，他们只觉得刚才的一幕太过草率，整个过程犹如一个蹩脚的江湖拳师的表演，圈场子的时候架势摆得很大，揎拳捋袖，耀武扬威。可临到真正显身手的时候，却三拳两脚就草草收场了。他们是带着几分被忽悠的感觉离去的。于是街市上又恢复了先前的喧闹繁华，下瓦的杂剧重起丝竹，灯市又挂上了新的谜条，商贩和市民的脚步很快就把戒民坊前那染着鲜血的黄土带走了，了无痕迹。
与戒民坊前血沃黄土的场面相比，此前在大理寺监狱对岳飞的执行要干净得多。官家以前曾告诫岳飞要少喝酒，以免误事，这次却很慷慨地赐了他一壶毒酒。这是赵家天子对猜忌对象的惯用手法，当年他们的先人对归降的西蜀孟昶和南唐李煜就是这样处置的，虽然死者痛苦点，但最多也不过七窍出血而已，场面上并不难看。后人一般认为岳飞遇害是在风波亭，这种说法其实是小说家言。首先，作为最高法院的大理寺位于临安城北隅的余杭门内，离钱塘江甚远，即便有一座亭子也大抵不会以“风波”命名的；退一步讲，即便有这样一座风波亭，但宣旨杀人，一壶毒酒，也是应该在密室里进行的，为什么特意要放到一座四面没有遮挡的亭子里去呢？是为了显示风雅还是为了让岳飞凭栏抒怀？显然不合情理。所谓风波亭，其实只是后人在戏剧舞台上为了“表演”需要而设置的，是渲染忠良无端被祸的一种隐喻和符号。中国传统戏剧中以亭为戏的剧目很多，随口可以说出来的就有牡丹亭、望江亭、拜月亭、凤仪亭、花亭会等等。有时尽管剧情与亭子没有任何关系，也硬是要在舞台上放一座亭子，那是为了视觉上的审美需要，让舞台上好看一点。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亭子，那么再多一座风波亭也无妨。我们欣赏这样的无中生有，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民心向背和历史审判，从此以后，风波亭就以其锋利的存在感固化在一个民族的心灵创口上，用疼痛和愤慨警示我们的千秋万代……
有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完全是因为某种偶然的际遇。南宋末年的贾似道弄权误国，后来倒霉了，要流放到广东高州去，被押送他的一个叫郑虎臣的县尉杀死在漳州木棉庵的茅房里。贾似道名声不好，后人除了讥讽他在厕所里被杀是死得其“所”而外，也顺便记住了这个叫郑虎臣的小人物。郑虎臣的父亲当年曾被贾似道流放过，他杀贾似道其实有发泄私怨的意思；而绍兴年间的大理寺狱卒隗顺之所以青史留名，则完全是由于他的见义勇为。岳飞被害后，隗顺冒着极大的风险将遗体连夜背出钱塘门，偷偷埋葬于九曲丛祠附近的北山之麓，并立了一块小小的墓碑，诡称“贾宜人坟”。宜人是官员命妇的一种名号，“贾”者，假也，这样既不引人注意又有利于日后辨认。像隗顺这样的小人物，大抵一辈子就做了这样一件大事。一个小人物的信念尽管相当单纯，但唯其如此，他的坚守也将格外执着，北山之麓那座小小的坟茔从此成了他生命的圣坛。他也许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与权谋，但他由此知道了什么叫谎言与暴力；他当然不敢抱怨官家的凉薄，但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忠勇的爱国者却要以国家的名义被杀害。要一辈子坚守一个秘密并不难，痛苦的是这秘密的长度超过了自己生命的长度，他只能把秘密传给儿子：岳大人腰间系了一只玉环，是他生前佩戴的，他的家人和部属应该认识；岳大人的棺材上有一个铅桶，上面有大理寺的勒字，那是我埋葬时所作的记号。天理昭昭，良心不灭，朝廷迟早会给他平反的……
这是一个小人物最后的遗言。
但官家不这么想，因为他懂得政治与权谋，也不太在乎有人抱怨他“凉薄”。据说赵匡胤当年曾在太庙立一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样的祖宗家法，宋代的历任皇帝大体上都是执行的，所以尽管政潮起伏，翻云覆雨，但被杀头的并不多。官家即位以后，这十五年间开了两次杀戒，第一次杀的是学潮领袖陈东和布衣士子欧阳澈。当时他即位才三个月，刚刚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陈东和欧阳澈就上书指责他“不当即大位”，且“语侵宫掖”，也就是批评他在女人身上太用功，这涉及他执政的合法性和个人品德问题。一个做惯了亲王的花花太岁还没来得及从心理上完成角色转换，一怒之下就把两个书生的头颅砍了。砍了你的头颅，你还能说三道四吗？在执政的合法性这一点上，封建专制者总是格外敏感，下手也格外无情，不管你说他阴谋也好阳谋也好，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也无所谓的。但随着执政经验的丰富，官家开始反思了：以言论罪人、搞文字狱、杀知识分子，这不仅违背了祖宗家法，而且要背千秋恶名的。从个人感情上讲，那两个家伙当然该杀，别说杀一次，就是杀一百次也不解恨。但你既然搞了政治，就不能由着性子来、只图一时痛快，不然你就别干这一行。官家终于想通了，他下令为两位书生平反，并赠官推恩，让他们的子女中有一人进入公务员序列。陈东没有儿子，他的一个侄子跟着沾光，封了个正科级的承事郎，相当于状元及第后的起步官阶，很不错了。
第一次杀人，可以说杀得快，平反也快。第二次恰恰相反，杀的时候瞻前顾后，颇费纠结，但杀了以后就铁定了心坚决不平反。岳飞被害后，官家又在皇位上坐了差不多二十一年，这期间南宋的政坛经历了一系列大事，其中包括秦桧死后的“更化”与“叙复”，也就是重新调整政策，为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但尽管岳飞冤案举世皆知人神共愤，尽管已经有了秦桧这样一个相当称职的替罪羊，也尽管有不少官家个人感情上并不欣赏的人照样沾溉皇恩重出江湖，官家却始终坚持不给岳飞平反。在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政治考量和人格因素呢？是一个政治上已相当成熟的帝王的深谋远虑，还是一个偏执狂的意气用事，这实在是很值得玩味的。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官家实际上是用这种姿态向历史宣告：诛杀岳飞完全出自宸衷独断，所谓“秦桧矫旨”的说法其实是太抬举他也太冤枉他了。北山之麓的那座“贾宜人坟”荒草萋萋，见证了一个“中兴圣主”的南面之术如何历练成无赖以至无耻，直至有宋一代历时最长的绍兴年号最后终结。
大理寺关于岳案的判决中照例有“家产籍没入官”的内容，接下来自然是抄家了。相信历朝历代的中国人对抄家都不会陌生，那是对赢者通吃的政治定律最富于仪式感的阐释，也是在失势者的伤口上再度施虐。岳飞的遗产由秦桧的小舅子王会负责抄没，这个“小舅子”本身就是个贪酷之徒，凡是与财产沾边的事他都特别来劲。为了找出岳家的真金白银，他充分显示了挖地三尺的攻坚意识、顺藤摸瓜的务实精神，以及秃子头上抓跳蚤的职业灵感和鸡蛋里面找骨头的创新理念。他把岳家的下人都抓起来严刑拷鞫，不少人因此被折磨至死。如此历时数年，才搜搜刮刮地拿出了一份抄没清单，详录如下：
钱：三千八百二十二贯八百六十三文；
田：七顷八十八亩一角一步；
地：十一顷九十六亩三角；
水磨：五所；
房廊、草、瓦屋：四百九十八间。
这中间的“田”和“地”是有区别的，前者指可耕作的熟田，后者指荒山、草场以及那些“水磨”等农业设施占用的土地。以上清单看起来绝对数字似乎不少，特别是土地和房屋。但作为岳飞那个级别的将领，他的收入别的不说，光是朝廷的赏赐就相当可观，进京觐见要赏，重大节日要赏，打了胜仗更要赏，每次至少有上千两银子。绍兴十一年他基本上没有打仗，而且十月以后就入狱了，这一年的赏赐尚有白银二千两、丝绸二千匹、金碗三只、金杯三十只。而清单上抄没的现钱总共只有三千多贯，相当于一千多两银子，只及得上张俊家里的一坨“没奈何”。那么他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显然都置了土地和房屋，然后再把土地房屋出租，收益则用于补贴军需，要不然他把那么多布帛米麦堆在家里干什么？那都是士兵身上的衣服和碗里的饭食啊！有些清廉需要靠不断重复的谎言来支撑，而岳飞只需要这张精确到几文钱的抄没清单就够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刘邦得知吕后处死韩信时，“且喜且怜之”。班固在《汉书》中亦称“且喜且哀之”。两位史家对专制帝王薄情寡恩的刻画惊人地相似。赵宋的官家在得知岳飞的家产如此不起眼时会作何感想呢？恐怕决不会“怜”也不会“哀”的，而只会报以几声阴鸷的冷笑，因为根据他的驭人逻辑，最干净的最危险，正所谓大奸谋国，小智谋财，此人图谋深远，不杀他杀谁呢？
但岳飞还有一笔被朝廷忽视了的遗产，似乎也应该说一说。
绍兴十一年夏天，三大将被罢去兵权，封为空头的枢密使一类勾当。朝廷一方面在暗中罗织罪名，要对岳飞下手，一方面又派他随张俊巡视淮东。这是岳飞最后一次身临宋金前线。在楚州时，他突然想到一个叫李宝的人，此人原是自己帐下的统领，现在韩世忠军中，正出戍海州。岳飞便将他召来“措置战守”。虽然当时朝廷上下一片议和之声，但岳飞始终认定宋金之间难免一战。他见李宝胆略不凡，又曾是北方义军首领，便要他率部沿海路北上山东，以熟悉水文地理，演练海战。日后一旦有事，或可破敌之水师，或可作战略迂回。李宝遵照岳飞的布置扬帆出海，直至文登蓬莱，为日后可能发生的海战作了一番认真的预演。二十年后的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垂危之秋，李宝率战船一百二十艘孤军深入，在山东唐岛附近大破金军的浙东舰队，让完颜亮从海路直取临安的战略意图彻底落空。岳飞当年不经意间布下的一粒棋子，成就了宋金大战中一次决定性的劫争，结果宋军做活了，中盘胜出。《宋史·李宝传》中认为：
向微（如果没有）唐岛之捷，则亮之死未可期，钱塘之危可忧也。宝之功亦大矣。
这样的评价是很客观的，正是因为有了李宝的唐岛大捷，再加上后来虞允文的采石大捷，才促成了完颜亮的迅速败亡。
岳飞在被害二十年后又一次拯救了赵宋王朝。
现在是绍兴十一年的年底，对于官家三十六年的执政生涯来说，即将到来的绍兴十二年是第十六个年头，这是一个政治家步入成熟的年龄。经过这些年的左右折冲和上下折腾，他的执政理念中已经形成了几条颠扑不破的基本原则。赵构并不是有宋一代执政时间最长的帝王，但他的绍兴年号却是有宋一代历时最长的年号，前后达三十二年。作为一种写在旗帜上的施政纲领被长期高举和坚持，说明此人内心足够强大，一旦认定了什么是很难改变的，这些都决定了这个王朝的质地和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为。绍兴十一年年底的临安是欢乐而祥和的，尽管戒民坊前有几摊黄土遮掩不住的血迹。无论是朱漆豪门还是小户人家，年货已经备好，祝福的鞭炮在远远近近地炸响。对生计的追求和娱乐精神的泛滥，让这座城市滋养着敦厚而蓬勃的生机，如同入夜那琐碎而实实在在的万家灯火。如果再看得仔细点，一些里弄深巷里的偶然性情节也许可以视为几笔散漫的注脚，例如当时城内的河岸边大都没有栏杆，有醉酒者夜行经过，远近灯火迷离，屡有视河道为坦途而落水溺死者——却死得并不痛苦。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以宋金和议和诛杀岳飞这两大事件为标志，这个在废墟上仓皇诞生的南宋王朝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一个平庸、压抑，却也可称繁荣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