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起源与领土形成
The Origins and Territorial Formation of Brandenburg-Prussia
普鲁士的核心
近代普鲁士王国的核心，是历史上的勃兰登堡选侯国和东普鲁士公国，它们被统称为霍亨索伦家族领地。霍亨索伦家族得到且合并了这两个独立的诸侯国，奠定了新生统治家族发展和王国扩张的基础，塑造了国家的性格和政策。早在霍亨索伦家族把目光投向易北河中下游地区，位于维斯瓦河下游和普雷格尔河之间的这块荒凉的平原之前，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就已经历过错综复杂的变化。两地的人们通过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后来逐渐走向无政府和衰落的状态。
如果说柏林和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兴起之地，那么对于但泽、格涅森、奥利瓦、马尔堡，以及哥尼斯堡的庄严记忆、传统和成就而言，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者就只能是继承者，而不是创造者了。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不喜欢除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历史以外没有其他的历史，然而它们自己的编年史就像它们生产的农产品一样，少得可怜；也像哈弗尔河、施普雷河和马苏里湖附近沙地上的迷雾一样，扑朔迷离。但这也善意地提醒了我们，在德意志，在实力强大的霍亨索伦家族踏足这些土地并建立王朝国家之前，也曾经有过叫作勃兰登堡、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的地方。也就是说，与建立世系和诸侯国相比，建立民族国家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纵观德意志的历史，从查理大帝复兴罗马帝国，到萨克森王朝、霍亨斯陶芬王朝、卢森堡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再到拿破仑的莱茵联邦，和1815年由维也纳会议的外交官们共同打造的摇摇欲坠的德意志邦联，德意志在创建教会诸侯国和世俗诸侯国方面的历史，以及从卑微或可疑的出身建立君主家族的历史极其丰富，令人眼花缭乱。在任何时代，德意志的版图都是由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构成，德意志历史地图集中的一系列地图，正如一个缓慢转动的万花筒，为我们展示了各个诸侯国演变、融合、分离和解体的过程。勃兰登堡-普鲁士走出孤立的状态，把一个拼凑而成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霍亨索伦家族所做的一项无可争议的伟大工作，就是建立了勃兰登堡-普鲁士这个国家。
因此，我们毫不意外地看到，宫廷抄写员、博学之士或沉思的哲学家醉心于各种历史事件的发展，感受着民族精神的鼓舞。他们关注的是建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们自我说服，或者用所谓的事实让自己相信，霍亨索伦王朝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建立勃兰登堡-普鲁士。但在历史上，正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最明显、最简单的解释通常也是最荒谬的解释。在没有完全了解事件之前就知道结果，不探究过程和手段，反而将一切归功于历史使命，这比歪曲史实还要糟糕。这种只管结果不顾过程的历史观不仅歪曲了每个阶段的意义，还贬低了最终结果的伟大价值。
如果我们要像讲述大英帝国的历史那样公正地讲述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历史和霍亨索伦统治者的历史，我们需要具备更高的标准，不能选择错误的历史观。我们既要关注各个时刻的事件，也要看到历史长河的全貌，既要看到过程，也要顾及结果。能够坚持这种历史观，上下求索和发现新知，这就是人类最为少见、最有意义，也是最值得纪念的伟大成就。
勃兰登堡的起源
近代普鲁士与近代奥地利帝国可以说有着相似的起源。奥地利原本是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在多瑙河中游地区建立的一个边区（东方边疆领），主要是为了抵御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的侵略；勃兰登堡最初则是在易北河下游建立的一个边区，位于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主要是阻挡和尽可能同化文德人、普鲁士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再后来有了勃兰登堡选侯国，它的核心部分是传说中928年建立的北部边区，建立者是萨克森的亨利公爵，也就是德意志历史上的“捕鸟者”亨利或者亨利一世国王。正是他开启了萨克森人成为皇帝的先河，他的继任者奥托一世大帝还复兴了查理大帝的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人从文德人手中夺取了土地之后，将勃兰登堡改造成军事要塞，然后以此为中心稳步向东推进，不断扩大北部边区的版图。
所以，如果要论起源和兴起的根基，就可以说，勃兰登堡是由萨克森人建立的，为中世纪萨克森公国的一个前沿堡垒，我们必须小心地把萨克森公国与后来的萨克森选侯国区分开。萨克森人建立勃兰登堡不仅是出于军事目的，他们不仅要通过征服的手段保全自己，还要把文德人转化为德意志人和基督徒，为不断发展壮大的西方德意志民族提供新的家园。
从公元10世纪到15世纪，中世纪的德意志发展史是一部精彩的扩张土地的殖民史，德意志民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中欧的德意志。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萨克森公爵和他们的代表——北部边区或勃兰登堡边区的伯爵，对文德部落发动了争夺土地的战争；在更远的东部和东南部，波兰的基督教王国里有一个强大的斯拉夫民族，他们也想要争夺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土地，用武力和宗教同化和改造那里的异族。萨克森人与文德人的斗争激烈而持久，虽然萨克森人在946年和949年相继在哈弗尔贝格和勃兰登堡建立了两个主教辖区，但到1133年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阿斯坎尼亚边疆伯爵
1133年，一个新的世系出现了，它象征着新的秩序和持续的进步，因为在那一年，洛泰尔皇帝把勃兰登堡边区授予了位于哈茨山脉的巴伦斯特家族的首领。随着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绰号为“熊”和“美男子阿尔布雷希特”——的出现，阿斯坎尼亚——这个名字来源于他们的阿舍斯莱本城堡——边疆伯爵的时期开始了。他们统治着勃兰登堡。不久后（1157），这片土地改名为勃兰登堡侯爵区，直到1319年瓦尔德马大帝去世，这个统治家族才最后消失。
在这两个世纪中，统治者的权力不断扩大，我们可以看到四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第一，随着阿斯坎尼亚家族的东征稳步推进，勃兰登堡的领土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在原来的北部边区或老边区的基础上，相继增加了中部边区以及普里格尼茨的沃尔马克和乌克马克(1)——这个名字来自斯拉夫语的“乌克里”。柏林的起源或许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当时安哈尔特家族已经统治了施普雷河区域，但唐格明德要塞长期以来一直是勃兰登堡侯爵区的首府。勃兰登堡继续往东扩张，在奥得河上建立了纽马克，通过法兰克福控扼河流附近的通道，并把边界延伸到波美拉尼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在东南方吞并了莱布斯和斯特恩伯格，并且牢牢地控制着上卢萨蒂亚和下卢萨蒂亚。
第二，征服文德人，同时让他们皈依基督教。德意志殖民者缓慢而稳步地向文德人渗透，渐渐把他们变成了德意志人。
第三，勃兰登堡将其经济与社会生活方式逐渐引入文德人的部落，改变了未来数代文德人对勃兰登堡的印象。大量的文德人成为农奴，在他们之上是斯拉夫或德意志出身的庄园主——得益于生活富裕和缺少竞争，斯拉夫人获得了与德意志人平等的权利。虽然有城镇，但这些城镇还不能成为繁荣的工业中心。在阿斯坎尼亚边疆伯爵的统治下，容克这种乡绅贵族的统治得以诞生与发展。
第四，统治勃兰登堡的伯爵们指明了发展方向，虽然存在争议，但他们确实为国家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理由。1186年，德意志皇帝奥托二世授予勃兰登堡伯爵波美拉尼亚的统治权，虽然勃兰登堡最终没有成功吞并这个地区，但这次的授权也为后来争夺波美拉尼亚提供了根据。1815年，普鲁士才最终得到了波美拉尼亚。
另外，东边的勃兰登堡伯爵还与西边强大的马格德堡大主教建立了关系，所以不管在东边还是西边，幸运的人都能得到未来的发展机会。
维特尔斯巴赫和卢森堡的统治者
在阿斯坎尼亚家族覆灭后，勃兰登堡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衰落，过去的进步有多快，这时的衰落就有多快。另一个伟大的德意志家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在巴伐利亚皇帝路易四世统治时期，得到了勃兰登堡侯爵区，但他们的统治没能维系多久。1373年3月，在德意志帝国的皇冠转移到卢森堡家族之后，巴伐利亚人在勃兰登堡的统治就结束了，勃兰登堡边区与波西米亚王室长久地联系在一起。从此以后，这片地区便由卢森堡家族或他们的副手统治，直到1411年勃兰登堡的第二个伟大的篇章开始。纽伦堡伯爵、霍亨索伦家族的腓特烈出现了，他是真正的阿斯坎尼亚家族继承者。从1319年到1411年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统治者管理不善、丧失领土、内部无政府状态等的记载，但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十分引人注目。在1351年，也就是查理四世颁布《金玺诏书》的五年前，这位皇帝将勃兰登堡这个边区升级到选侯国，同时把选侯国数量增加到七个，其中四个是世俗领地，三个是教会领地。从此以后，勃兰登堡的统治者既是选帝侯也是侯爵，其领地被称为勃兰登堡选侯国。值得注意的是，勃兰登堡这个边区选侯国（也称“库尔马克”）名义上包括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的所有土地，以及西部的阿尔特马克，但不包括奥得河以东的纽马克——很可能是因为纽马克在1402年被抵押给了条顿骑士团。
霍亨索伦家族
17世纪的文物学家们，已经抢在德意志令人乏味的学究们竞争性评判的虔诚与无知之前，发现了霍亨索伦家族起源于高贵的科隆纳家族。这个家族的出现至少比查理大帝时代早了三个世纪。选帝侯阿尔布雷希特·阿基里斯寻根问祖，希望找到霍亨索伦家族的起源。他一直追溯，最终找到了两条线索，其一是被战火烧尽的特洛伊，其二是罗马创始人埃涅阿斯在逃亡时的一位同伴，以这两条线索来说明霍亨索伦家族是希腊血统与罗马贵族的融合。阿尔布雷希特·阿基里斯的这次追溯不仅说明了他的古典名“阿基里斯”的出处，还表达了他对文艺复兴的同情。但如果我们认真探究的话，位于士瓦本劳埃阿布山南面的索伦堡才是霍亨索伦家族的摇篮。有证据表明1061年在索伦堡里就有“索伦伯爵”的头衔。1170年，人们在索伦这个名字前加上表示高贵的“霍亨”——因此有了“霍亨索伦”这个名字。值得注意的是，在德意志西南部的这一地区——多瑙河上游和莱茵河上游的这个充满温暖阳光的地方应该是德意志三个最伟大王朝的发源地，这三个王朝分别是霍亨斯陶芬、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他们都注定要戴上皇冠，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但只有一个缔造了纯粹的德意志民族国家。
从士瓦本的索伦堡开始，索伦伯爵的家族世系在图宾根和康斯坦茨湖之间产生出了一支旁系。1192年，出现了第一位腓特烈伯爵——法兰克尼亚的纽伦堡伯爵腓特烈·巴巴罗萨。他的小儿子得到了士瓦本的领地，并建立了士瓦本家族分支(2)；大儿子则坚守纽伦堡，并在1248年通过幸福的联姻合并了拜罗伊特，1273年，纽伦堡伯国成了大儿子家族的世袭领地。除了之前得到的库姆巴赫之外，纽伦堡伯国还分别在1332年和1341年吞并了安斯巴赫和普拉森堡。1363年纽伦堡伯爵被提升为帝国诸侯，为德皇服务。纽伦堡伯国也随之变成了公国，而且不断扩张，尤其是腓特烈六世伯爵再一次扩张了家族领地。由于德皇西吉斯蒙德曾经得到腓特烈六世的援助，借助他雄厚的资金而赢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于是西吉斯蒙德在1411年承诺让腓特烈六世成为代理主教，管理经常受到侵扰且处于贫困中的勃兰登堡边区。但在四年后的1415年，这个协议又被这位囊中羞涩的皇帝中止。作为补偿，德皇赋予腓特烈六世充分的选帝侯的权利。1417年4月17日，德皇正式举行授衔仪式，纽伦堡的第六代伯爵正式以腓特烈一世的身份载入史册，成为勃兰登堡的第一位霍亨索伦选帝侯。
普鲁士
因为上述原因，1411年，无论是对于勃兰登堡，还是霍亨索伦家族，都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即使对于普鲁士，1411年也是同样关键的一年，因为虽然这位新的选帝侯跟普鲁士毫无关联，但就在一个世纪之后，就像他现在继承勃兰登堡那样，他的子孙也将继承条顿骑士团在东普鲁士取得的所有成就。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普鲁士和勃兰登堡一样，一直都是德意志人的殖民地，被德意志文明同化并皈依基督教。
普鲁士位于维斯瓦河和普雷格尔河中间的沙质平原，靠近波罗的海沿岸的地方淤积成许许多多的小潟湖或河口，它被一望无际的森林所遮挡，被无数的沼泽和湖泊所包围。生活在这里的普鲁士人是一个并不信仰基督教的斯拉夫部落，他们与分布在尼曼河和布格河的立陶宛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普鲁士人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有着粗犷坚韧的性格。在他们眼中，那些越过海洋来寻求琥珀的丹麦人、西方的波美拉尼亚人以及南方的波兰人，都是来剥夺他们独立和信仰的敌人。不管是997年殉道于此的圣亚德伯，但泽熙笃会的“奥利瓦的克里斯蒂安”，还是1228年的十字军，都没能在这里留下什么长远的影响。
波兰当然想征服这块蛮荒之地，这样它就可以把版图扩张到波罗的海沿岸，并控制维斯瓦河干流，稳固波兰王国的根基。如果德意志或者德意志教会想征服普鲁士，他们就必须派军队穿过丛林。里加主教成立宝剑骑士团，成功使得利沃尼亚人皈依基督教，这种通过骑士团征服土地的做法值得效仿。
条顿骑士团
条顿骑士团成立于1190年，他们发现并挫败了波兰征服普鲁士的意图。条顿骑士团率先征服了普鲁士，并把它变成了一个独具一格的基督教军事领地。条顿骑士团的大团长赫尔曼·冯·萨尔扎，作为德意志帝国的诸侯，他在骑士团纹章的黑十字上加了一只展翅高飞的帝国黑鹰，这只鹰象征着他的野心。1226年，在听到库尔默兰传来捷报（库尔默兰原来是波兰领地，德意志传教士们成功使那里的异教徒皈依了天主教）之后，他决定带上雄心勃勃的条顿骑士从阿卡城的大本营出发，准备征服丛林沼泽密布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教皇都向他许诺，任何皈依基督教和归顺帝国的土地皆为骑士团所有。1231年，骑士团踏足普鲁士，长达一个世纪的激烈冲突也由此开始，最后以普鲁士人的失败而告终。条顿骑士团在1255年建立了哥尼斯堡，1309年把总部从威尼斯迁至以骑士团守护神命名的马尔堡(3)，攻陷了东波美拉尼亚，还在1311年吞并了但泽。这一切都在表明：条顿骑士团不断通过武力扩张领土。
14世纪的普鲁士
到了14世纪，勃兰登堡逐渐衰落，但身处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却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期。骑士团大团长来到马尔堡建国，德意志殖民者、商人和传教士也跟着进入普鲁士，看看能从大团长的领地上得到什么好处。骑士团经教皇允诺划分了教区，并使其服从于大团长；他们建立了自己管理的隐修院、修道院、学校、城镇，并在大团长的领导下发展贸易，赋予市民权利；他们还加入汉萨同盟，让普鲁士成为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商业和海洋强国。各国骑士都可以来到这里冒险，追求名声和宗教荣誉。当时英国“德比的亨利”也曾在这所谓“云杉之地”浴血奋战。但即使条顿骑士团取得了这些成就，他们仍然有两桩憾事。从库尔默兰来到克莱佩达、哥尼斯堡、马尔堡和但泽，他们没能保持同样的军事精神和宗教理想。他们虽然为教会和德意志赢得了普鲁士，却无法消除或者抑制周围的波兰民族主义。雅盖洛王朝让波兰得到了重生，他们不会放任条顿骑士团占据通往波罗的海的通道。1410年，波兰在坦能堡战役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1411年签订的《第一次托伦和约》只是个幌子。表面上骑士团在除了萨莫吉希亚外的其他领地都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从坦能堡战役已经可以看到骑士团衰落的迹象。如果可以用武力征服，骑士团就不用通过一纸和约来占有土地了。波兰选择按兵不动等待时机，日渐式微的骑士团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腓特烈一世统治下的勃兰登堡
勃兰登堡新的选帝侯腓特烈一世是一位学者、军人和管理者。他肯定已经听说了这些事情并有了自己的想法。在这位诸侯和选帝侯看来，条顿骑士团战败确实让人意外，毕竟整个西欧都知道他们名声显赫、战绩辉煌、实力强大。他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摆在他面前最紧要的任务是要保住自己的选侯国。勃兰登堡已经深受胡斯战争之苦，两代的本地贵族都肆意妄为，决心维持勃兰登堡社会动荡和无政府状态。但腓特烈一世不同于波西米亚或者摩拉维亚那些没有实权、穷困潦倒的帝国军官，他是一位强大的新君主，一位实力雄厚，拥有拜罗伊特、安斯巴赫、纽伦堡三地资源的诸侯，他必定要采取行动，而迎接他的肯定会是猛烈的抵抗。
当时就有人说，“勃兰登堡经常会换新的选帝侯”，所有的选帝侯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克维佐家族、罗乔家族、普特利斯家族和霍尔岑多夫家族都在嘲笑腓特烈一世这个“纽伦堡来的玩具”。不过这个“纽伦堡来的玩具”确实不容小觑。腓特烈一世把叛军及其同盟孤立起来，断绝了叛军和马格德堡大主教、萨克森公爵和波美拉尼亚公爵的联系，坚决不让这些虎视眈眈的邻国得逞；他把城镇收于他的保护之下，确保它们的权利，并且直接到战场击败叛军，摧毁他们的堡垒和据点。这是一场耐力的较量，而选帝侯一方则因为拥有新生的科技而实力更强。腓特烈一世在大战中首次使用了大炮和火药这些新武器。传说他还在弗里萨克用巨炮“大桩”攻破了克维佐家族的主城堡。四年后，也就是1421年，腓特烈一世才感到自己是这个新家真正的主人。
但除此之外，他的主要活动都在其他地方。毕竟他出身于法兰克尼亚和南德意志，所以拜罗伊特和纽伦堡才是他的家。他从没想过霍亨索伦家族将会在北方萧条的勃兰登堡发迹，也没有想到选帝侯的领地将会比选帝侯的身份更重要。在胡斯战争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英勇；透过他对萨克森以及勃兰登堡的渴求，我们看到了他的野心；1438年在唐格明德召开的一次领主会议上通过了他的遗嘱，我们从中还看到了他称霸帝国的长远目光（这也是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两大家族冲突的开端）以及当年德意志诸侯的通病——对领地的分割。虽然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存疑，但是两位继承人并没有严格按照其中的规定共同管理霍亨索伦家族的领地，而是把领地分开，各自管理（后世可能还会夸张地赞扬他们两人的无私）。喜欢化学的大哥“炼金士”约翰继承了拜罗伊特和法兰克尼亚的领地，而二儿子腓特烈则继承了明显没那么重要的勃兰登堡。霍亨索伦家族的领地就这样被分成了两部分，而且将来还有可能会进一步分割下去。
1440—1619年间的选帝侯们
从1440年腓特烈一世去世到1619年，是勃兰登堡领地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勃兰登堡经历了九位选帝侯。这九位选帝侯几乎全是励精图治、有能力、重实干又沉得住气的君主，但他们中间却没有人能跻身德意志历史的最前列，更不要说欧洲了。
腓特烈一世刚刚去世，德意志便迎来了文艺复兴，而由于国内智识和经济上的混乱，一场对政治环境有着深远影响的宗教改革也呼之欲出。腓特烈一世去世那年，哈布斯堡家族的腓特烈一世当选德意志皇帝——霍亨索伦家族的选帝侯也表示赞成，从此奥地利家族对德意志的统治便开始了。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帝国在整整三个世纪里实行的都是世袭君主制。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你可以找到像伊拉斯谟、路德、查理五世、萨克森的莫里斯这样英勇果断的人物，但从胡斯战争到三十年战争，霍亨索伦家族的选帝侯和他们的选侯国都没有对世人的思想或行动造成什么深远影响。事实上，直到大选帝侯继位，勃兰登堡家族才算是出了一位真正的伟人。
1440—1618年间的勃兰登堡
如果想要理解这段时间在勃兰登堡历史上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不能只看大事年表，毕竟上面只写着选帝侯姓名和寥寥几笔事件；我们要总结体会这段时间的事件人物及其特点，并看到他们是如何随着历史的进程，影响着这个二三流的诸侯国。毫无疑问，君权的传承是贯穿整个历史进程的线索，君主推行的某个政策也经常会成为值得我们关注的重大转折。在这一个半世纪里，我们发现，真正伟大的不是某几个君主，而是一群在政治上没有突出成就的君主对一些有可能实现的目标的不断追求、不断努力，不断实现其野心的过程。
勃兰登堡的危机
1440年，勃兰登堡面临着两个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两个危机出现在勃兰登堡要比出现在其他德意志诸侯国更加严重。首先是内部分裂危机，许多一开始很有前途的德意志统治家族都因此而折戟沉沙；其次是外部危机，源头是勃兰登堡周围虎视眈眈的强国。15世纪，与勃兰登堡选侯国相比，霍亨索伦家族在一开始更重视法兰克尼亚的领地，这加剧了分裂危机。此外，因为要让勃兰登堡和拜罗伊特以及纽伦堡在政治上联合起来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勃兰登堡如果要有未来，首先就要彻底断绝和南方的联系，并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建立一个不可分割的诸侯国，垄断所有的资源和利益。如果勃兰登堡选侯国只是作为一片封地或者是拜罗伊特的附庸存在，那么它终将会衰落，或者会变成无数个小封地的集合，最后可能会被遗弃。
这一危险局面被选帝侯阿尔布雷希特三世·阿基里斯（1471—1486年在位）1473年颁布的《阿基里斯的安排》强行逆转。因为这份文件，勃兰登堡和法兰克尼亚都开始执行长子继承制。此后，勃兰登堡的领地必须全部由长子继承，禁止分裂。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从勃兰登堡分离出去，成为两个独立诸侯国，这两个诸侯国必须各自执行长子继承制，不可以再分封。如果勃兰登堡、安斯巴赫或拜罗伊特中任何两块领地因为绝嗣无人继承，那么剩下那个领地的继承人将同时继承三块领地。选帝侯阿尔布雷希特三世·阿基里斯把勃兰登堡传给长子，而安斯巴赫或拜罗伊特则由其他儿子继承。从这里可以看出，阿尔布雷希特三世·阿基里斯不像他父亲那般偏爱法兰克尼亚。
自此，勃兰登堡变成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大本营，任何事情都以勃兰登堡优先，霍亨索伦王朝因为一纸遗嘱变成了一个北方王朝，灌溉霍亨索伦家族土地的也不再是美因河，而是易北河、施普雷河和奥得河了。这一改变举足轻重，但它的重要性要到多年之后才完全显示出来。虽然人们没有严格遵守《阿基里斯的安排》，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边区选帝侯领地不可分割——却被严格执行了下来，而且这些规则在1598年的《格拉协议》中得到确认和补充。《格拉协议》重申了长子继承制和不可分割的原则为勃兰登堡选侯国的“家族法令”，确认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将由非长子继承，并重申《阿基里斯的安排》中的领地归还权。(4) 协议更是提到，如果得到普鲁士公国，那就把普鲁士公国完整并入勃兰登堡选侯国，并同样不可分割。这条规定表明，霍亨索伦家族已经深刻体会到领土完整的重要性了。
从此以后，霍亨索伦家族解决了内忧，只需要提防外患了，因为只有外部势力才能导致他们的领土减少。通过这种做法，霍亨索伦家族避免了因为婚姻缺陷和父母软弱带来的领土问题。虽然婚姻缺陷和父母软弱就像政治决策失误一样危险，但却更加常见，因为人性是不会变的，而决策失误只是偶尔发生。在无形之间，他们已经把统治者及其领地联系在一起，现在选帝侯与勃兰登堡画上了等号。勃兰登堡选帝侯希望把领土在1598年变成勃兰登堡-普鲁士，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是如何小心翼翼地确保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地位的。
领土扩张
勃兰登堡的另一个危机源于它的地缘结构和地理位置，这个选侯国缺乏足够清晰的边界。阿尔特马克位于易北河西部，其边界纯粹是政治性的，没有明确的地理划分。虽然东边有奥得河，但因为1402年纽马克被抵押出去，所以奥得河一线很难成为天然边界。正南方有萨克森、卢萨蒂亚、西里西亚，正北方则有梅克伦堡，以及东北波美拉尼亚和什切青——这些地方的边界同样是非常随意的政治性边界。
当时正值信仰衰落和重建之际，教会的主宰地位逐渐消解，权力转移到世俗军队手中。宗教冲突不断引发战争，王侯家族起起落落，华屋豪宅不断易手。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勃兰登堡决不能只求自保，它必须吞并邻国，否则就会面临被吞并的命运。
此外，对这个被易北河和奥得河围绕的内陆邦国而言，来自大海的召唤从未停息。那就应该沿易北河和奥得河顺流而下，确保两河之间的领土安全，然后顺道打开面向大海的大门——没有比这更自然的想法了。河流意味着运输通道，沿河港口意味着关税、通行费、富人聚集的繁华城镇、商人以及商人的海外贸易伙伴。
如果有伟大的领导者，通过赌博式的残酷征战，开疆拓土的霸业可能在一代人手中完成。不然也可以经过几代人，通过持续不断地对外蚕食吞并来完成。在第二种情况下，一种称为“共享继承”的协议非常有用，这是一种外交手段，具体做法是让野心勃勃但却温顺恭让的德意志诸侯之间通过签订条约进行领地交换，从而获得新领地。虽然当时的德意志正值查理五世和斐迪南一世统治期间，却为霍亨索伦家族的选帝侯们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和机会来施展他们征战和赌博的本领。但这些选帝侯们并非强力的征服者，也非高明的赌徒，他们似乎自知能力有限，采取的措施也比较符合这种有限的能力。他们只是耐心地慢慢蚕食，并不断展开外交谈判。同时他们还采取了谨慎但富有远见的联姻策略。通过这种切合实际的蚕食、谈判及联姻，最终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领土吞并
在领土吞并方面，勃兰登堡虽然没有引人注目的大动作，但却胜在持续不断。选帝侯腓特烈二世在1442年吞并了利兴和希梅尔佛特，在1445年吞并了科特布斯和派茨，1449年吞并了韦尼格罗德，并且从条顿骑士团手中将纽马克收入囊中（1455）。选帝侯阿尔布雷希特三世·阿基里斯于1472年吞并了施韦特、勒克尼茨、菲拉登，于1479年吞并了加尔茨，并于1482年吞并了克罗森、苏莱胡夫、索末菲尔德以及博贝尔斯贝格。选帝侯约翰·西塞罗在1490年吞并了措森。选帝侯约阿希姆一世于1524年吞并了鲁平。选帝侯约阿希姆二世在1548年吞并了勃兰登堡世俗化了的主教辖区、哈韦尔贝格、莱布斯。选帝侯约翰·乔治在1571年吞并了巴斯科夫和施托科夫。
在勃兰登堡吞并的土地名单上，必须要提及的还有通过“共享继承”模式获得的三块土地。第一块是梅克伦堡，于1442年确定继承权。第二块是波美拉尼亚，这是根据1529年的《格里姆尼茨条约》获得继承权，并于1571年重新确认了这一点。根据条约，勃兰登堡选侯国将继承波美拉尼亚全部土地，同时规定如果勃兰登堡绝嗣，那就归还这片土地。条约中的条款激发了阿斯坎尼亚边疆伯爵的野心，也成为后来普鲁士对波美拉尼亚提出领土要求的基础。第三块土地的获得始于1537年，手段与获得第二块土地类似，当事人是利格尼茨公爵。这次的领土要求包括利格尼茨、沃武夫以及西里西亚的布里格。尽管德皇斐迪南一世取消了第三宗土地的继承权要求，但他的决定被勃兰登堡选帝侯严词拒绝，选帝侯质疑这种取消行为的合法性。
两百年后，腓特烈大帝旧事重提，并且巧妙地将这些地区和同样时过境迁并且归属权更加存疑的贾根多夫地区捆绑在一起。贾根多夫在1524年被安斯巴赫边疆伯爵购买，之后伯爵在1620年自愿放弃了这片土地。
约翰·西吉斯蒙德选帝侯
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1608—1619年在位）在东西两个方向上扩张了自己的领地，从而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也改变了霍亨索伦家族统治者们对疆域版图的整体展望。通过对普鲁士的吞并，以及围绕克利夫斯-于利希继承权所引发的争议，约翰·西吉斯蒙德最终收获了他的前辈们耐心播种并精心栽培的成果。在勃兰登堡扩张史的前两百年中，这种不靠武力的吞并方式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
1411—1511年的普鲁士
《第一次托伦和约》签订后，条顿骑士团的骑士们陷入了麻烦不断的日子。以但泽为首的一些城镇开始发动叛乱，反抗骑士团的统治，并转身投入波兰国王的庇护之下，骑士团大团长也被迫离开马尔堡。坦能堡之战后，骑士团已经走向穷途末路，被迫接受《第二次（永久）托伦和约》（1466），这份和约的条款决定了普鲁士随后三个世纪的命运。普鲁士领土自此被一分为二：东半部分和哥尼斯堡一起被波兰作为封地封给条顿骑士团；西半部分称为王室普鲁士，包括但泽、埃尔宾、马尔堡、库尔默兰及艾尔姆兰德的主教辖区，被并入波兰王国。波兰王国就此吞并了整个维斯瓦河下游地区，从托伦一直到维斯瓦河入海口，这片地区成为波兰在波罗的海的一个牢固立足点。
对条顿骑士团来说，这是一个无比悲伤的结局，大团长赫尔曼·冯·萨尔扎的梦想就此破碎，14世纪的英灵们为之叹息。德意志士兵、牧师、传教士和商人们筚路蓝缕、历经辛苦建设而成的最好的那一半土地，最终落入波兰之手。自此，波兰在名义上仍属于德意志的普鲁士东半部领土和奥得河盆地的德意志领土之间插入了一个牢固的斯拉夫楔子。马尔堡的荣耀、但泽的富饶、托伦堡垒的坚固、维斯瓦河流经的大片沃土，都在转瞬间成为过往，绣着帝国之鹰的黑十字旗也不再高高飘扬。现在，东普鲁士由日暮西山的骑士团所占据，如果说谁能拯救这片说着德语的土地的话，那这个救星只能来自外部，而不是日渐衰弱的内部。如果从当时强盛的诸侯家族中选出一个新的大团长，他很可能就能成为这个救星。于是，1511年，来自霍亨索伦家族的安斯巴赫伯爵阿尔布雷希特应时而出。他被选为骑士团大团长，坐到了赫尔曼·冯·萨尔扎曾经坐过的位子上。阿尔布雷希特同时还是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的外甥，他能够当选骑士团大团长，体现了霍亨索伦家族在当时的地位。
霍亨索伦家族和普鲁士
新任骑士团大团长阿尔布雷希特肩负着两个使命：拯救条顿骑士团和从波兰的虎口中拯救东普鲁士。最后，他成功地拯救了东普鲁士，却没能拯救条顿骑士团，并且整个过程极富戏剧性。
阿尔布雷希特的私人利益让他想要极力摆脱波兰宗主国的管辖。教皇建议他会见一下宗教改革家路德，接触一下路德教教众，并设法改组萎靡不振的骑士团。虽然阿尔布雷希特没能从波兰国王那里赢得独立地位，但是他见到了路德并采纳了路德的建议：自己先娶一个妻子，然后把整个骑士团世俗化，最后在骑士团的土地上推行路德教并将之转变成世俗的诸侯国。1525年，他迎娶了丹麦国王的女儿，随后波兰国王将世俗化的东普鲁士公国授予他。
这块土地确实变成了霍亨索伦家族的新领地，而公爵在勃兰登堡选侯国的亲戚们很快便看到了争夺这块土地的机会。1569年，在阿尔布雷希特公爵死后，约阿希姆二世选帝侯趁阿尔布雷希特·腓特烈公爵年幼势弱，成功地为自己和自己的继承人攫取了“领地共享”权利。为了达到双重保险的目的，约阿希姆二世选帝侯的孙子约阿希姆·腓特烈选帝侯先迎娶了公爵的一个姐姐，然后他的儿子，同时也是未来的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迎娶了公爵的一个妹妹——不过，公爵很快便由愚钝变成为精神错乱。1605年，约阿希姆·腓特烈选帝侯成为摄政，在和波兰做了很多交易之后，约翰·西吉斯蒙德选帝侯最终于1618年得到了以波兰为宗主国的东普鲁士公国。
顷刻之间，之前的《格拉协议》开始具备了可操作性，东普鲁士和勃兰登堡选侯国合并了，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将之分开。不过，普鲁士这边的人并不欢迎此次合并。新选帝侯暨公爵是一位加尔文教徒，对路德教和罗马天主教怀有敌意。就像15世纪的勃兰登堡容克一样，普鲁士贵族们并不想拥有一个真正的新主人。虽然通过霍亨索伦家族，普鲁士人与公爵以及他精神错乱的儿子建立了浅薄的私人关系，但是他们与勃兰登堡选侯国并没有任何相通之处。在他们看来，那是一个异域的王朝，在宗教、制度以及理念上都和他们有疏离感。选帝侯将会从柏林统治他们，并会把远在欧洲东北角的他们拖入德意志政治中心的旋涡。
因此，在波兰的帮助下，他们试图抵制，而且也确实做出了抵制行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选帝侯们对公国的控制是极其脆弱的。虽然一开始危机四伏，但是东普鲁士终究还是归到了选帝侯的麾下。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块土地上有着霍亨索伦家族最忠诚和最顺从的臣民，有着霍亨索伦实施独裁统治的精英。
克利夫斯-于利希继承权之争
约翰·西吉斯蒙德选帝侯于1619年去世。在生前，这位选帝侯制造了太多的麻烦事，其中一些，根本就是自找麻烦。他把一个错综复杂的、极富争议的继承权问题留给了众多继承人，并且这个问题还事关莱茵河流域大片的珍贵土地。
克利夫斯-于利希-贝格继承权问题的重要程度，在以下方面足以与四百年后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相提并论：世系难题、提出继承权要求者的数量、争议土地的战略价值、用模糊的国际公法争取权利得不到结果、众多未被遵守或被违反的条约、由此引发的欧洲事务的严重性和危急性、每个局中人在道德层面的摇摆程度以及最终的武力解决方法。
这个诸侯国包括克利夫斯、于利希、马克、拉文斯贝格、拉文施泰因以及贝格。这些地区围绕着莱茵河下游形成一个富饶的环形工业带，河对面便是荷兰联省共和国的领土。因此，这片领地的位置不仅影响荷兰，还影响到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波旁王朝以及德意志的西北地区，给了公爵们一个很小却烫手的“莱茵守望者”。此外，无论掌管这片领地的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宗教权力的平衡都将被打破。在这个局势动荡不安的危机时期，对这片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领地而言，如果统治的公爵男丁绝嗣，并且留下了很多姐妹和姑姑，还有她们散布在欧洲王宫中的丈夫和儿子，那么引发局势混乱是迟早的事。
克利夫斯的约翰·威廉公爵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死于1609年，没有儿子，但是有三个姐妹，还有个出身于哈布斯堡皇室的母亲。他的主要继承要求人就有四位：首先是德意志皇帝，他认为那块地方是一个无主的帝国封地，同时他的姑妈曾经是克利夫斯的伯爵夫人；第二位是法尔兹-诺伊堡公爵，他娶了公爵的姐姐，而这位姐姐还活着；第三位是萨克森选帝侯，因为他的母亲是来自克利夫斯的西比亚；最后一位则是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
勃兰登堡选帝侯对继承权的要求相当坚决，因为已故公爵的遗愿对他有利。一方面，疯癫的阿尔布雷希特·腓特烈公爵给他留下了东普鲁士公国；另一方面，因为阿尔布雷希特·腓特烈与克利夫斯的玛丽·埃莉诺联姻，所以玛丽的女儿安娜——同时也是约翰·西吉斯蒙德的妻子——得到了约翰·威廉公爵的大姐对未划分领土的继承权。玛丽的另一个女儿是约翰·西吉斯蒙德父亲的前妻，所以凭借父子两代人的关系，勃兰登堡选帝侯可以对领地提出双重要求。简而言之，霍亨索伦家族通过其家族女性的血缘关系获取了目标领地的众多头衔。在当时的环境下，并且在宗教问题还未出现之前，只有霍亨索伦家族拥有目标领地的合法头衔。
勃兰登堡选帝侯和另一个主要竞争者法尔兹-诺伊堡都是新教徒，两者都想要整块领地，都不愿意分割或者共治。为了确保获得罗马天主教的军事援助，法尔兹-诺伊堡放弃了新教，转而皈依了天主教。而为了获得新教徒们的军事援助，约翰·西吉斯蒙德摇身变成了一位加尔文教徒。于是乎，克利夫斯-于利希的继承权问题不断升级演变，与更多更重大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引发三十年战争的因素之一。
1614年的《克桑滕条约》仅仅标志着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因为这个条约暂时将于利希和贝格划给法尔兹-诺伊堡，余下的土地则划给约翰·西吉斯蒙德。几经沧桑变迁，这个问题终在1666年达成了最后的解决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大选帝侯事实上占有了克利夫斯、马克及拉文施泰因，这意味着霍亨索伦家族实际上控制了莱茵河流域。在那之前，他们的头衔更多代表权利而非事实占有，勃兰登堡-普鲁士的三大组成部分只存在于纸面上和地图上，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到1619年，怀疑情绪已经四处弥漫，人们普遍质疑条约的结果是否真的能让各方满意，从而避免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这场风暴将横扫欧洲大陆，波及范围从波罗的海直到巴黎，从巴伐利亚和波西米亚直到古斯塔夫·阿道夫所在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选侯国的宗教改革
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宗教在选帝侯们的个人生活和理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不仅重塑了勃兰登堡这个选侯国的结构和特征，也改变了勃兰登堡人的生活。然而推动宗教改革的并不是这个选侯国的宫廷。
约阿希姆一世（1499—1535年在位）因为兄弟是美因茨和马格德堡的红衣主教，所以他坚持旧的宗教信仰，反对条顿骑士团的世俗化。但他的继任者约阿希姆二世（1535—1571年在位），却没有阻止臣民转信路德教，而且一开始就给查理五世皇帝提供政治支持。但由于臣民的感情太过强烈，他站到了信奉新教的萨克森和黑森一边，并在1555年签订《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后对他的领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莱布斯、哈韦尔贝格和勃兰登堡三个地方的宗教信仰被世俗化了，宗教的管理权转到了选帝侯手中，而路德教成了宫廷和选侯国的宗教。此外，通过约阿希姆二世的孙子约阿希姆·腓特烈（1598—1608年在位），霍亨索伦家族获得了马格德堡的宗教改革和管理权——这是选帝侯对宗教职位提出的政治主张，即便到了1648年，大选帝侯也没有忘记。
安斯巴赫家族和拜罗伊特家族的分支很早就信奉了新教，因此到16世纪末，在勃兰登堡、法兰克尼亚和东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都是新教政治势力的强大盟友。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后来改宗加尔文教，深深地冒犯了在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占有压倒性优势的路德派信徒，他们坚决拒绝追随西吉斯蒙德。但这件事有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在1608年之后，信奉加尔文主义的选帝侯绝对是少数派，因此，他们很早就知道宽容的必要性和价值。在普鲁士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却很难定义、衡量或放大统治者的宽容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起初，霍亨索伦家族凭借直觉和经验行事，但最终还是相信他们深思熟虑后提出的政治主张，以及国家行动的原则。这代表了新教最为高尚的一面——真理和道德良知没有被削弱，而是通过人们对精神的自由探索而得到加强，人的理性包含了权利和义务、国民的忠诚、统治者的权威、为国家服务的义务，这些东西与各种宗教信仰是相互包容和相互独立的。
宗教改革的结果
宗教改革的直接后果可以从三个方面看：第一，迄今为止，勃兰登堡一直坚持奉行与皇帝合作的政策，这对勃兰登堡十分有利。然而，哈布斯堡家族仍然是罗马天主教徒，公开反对宗教改革。到了1608年，一场斗争显然无法避免，各方都想争夺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德意志民族和每个德意志诸侯国的命运，都将因1618年爆发的大规模的宗教战争而改变。在政治领域，选帝侯们面临着一个残酷的困境：他们有可能把对帝国的忠诚和对勃兰登堡的忠诚融为一体吗？
第二，从勃兰登堡的地理位置看，选帝侯必须做出选择。勃兰登堡被新教国家所包围，它距离最近、最强大的邻国萨克森，在政治上是德意志最重要的路德教诸侯国。由于克利夫斯-于利希的问题，勃兰登堡的选帝侯陷入了欧洲旋涡的中心：信奉路德教的普鲁士现在是波罗的海的强国，它被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包围着，但放眼波罗的海另一边，可以看到雄心勃勃的丹麦新教徒和更有雄心的瑞典新教徒。波罗的海会变成一个属于新教的内海吗？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把这个问题，以及其中涉及勃兰登堡的问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
第三，作为纯粹的国家内政，宗教改革极大地加强了选帝侯的权力。通过世俗化和剥夺教会的财产，选帝侯得到了更多资源，消除了独立的旧教会带来的竞争。即使在旧秩序下，选帝侯也会主张并行使教会领域的权力，所以他们在主教辖区和修道院都拥有非凡的权力。但由于路德教在教会和国家确立了牢固地位，选帝侯成为最高主教，他的手中掌握着至高无上的管理权，可以决定教会的方向。因此，自从腓特烈一世和容克地主展开激烈斗争，不管是教会改革还是选帝侯推行世俗政策，两者都倾向于产生相同的结果。
国内管理
这一时期国内发展最显著的特点是：土地领主行政权力的增长，农民逐渐沦为创造经济收入的农奴，城镇的地方特权减少，庄园主在议会的影响力减弱。从理论上讲，土地领主代表了封建社会组织——贵族、城镇和农业社区，他们在行政和立法方面与选帝侯行使着共同的权力，直到16世纪中叶，一直不断有例子表明，他们有权和有意愿进行干预，迫使选帝侯与他们携手合作。金钱是具有强大力量的武器，有了金钱，他们在政策上就有了真正的发言权。
但是约阿希姆一世选帝侯引入了罗马法，在柏林建立了选侯国最高法院，在行政部门的控制下建立了新的司法机构。约阿希姆·腓特烈选帝侯建立了枢密院，这是一个由九人组成的私人顾问会议，负责协调行政部门，在选帝侯的任期内，充当制定政策和行政命令的主要机关。另外，国家议会的权力逐渐下放给了中央委员会。这一切都在表明一个稳步推行的原则——将选帝侯的权力从“议会”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有些学者认为枢密院的创立非常重要，将它视作近代普鲁士中央官僚制度的起源和核心，但我们几乎能肯定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作为审议和管理机构，枢密院是国家议会的替代品和竞争对手，而不是行政权力的集中或者行政机构的延伸。选帝侯承诺按照枢密院的建议管理国家，可能是为了架空和取缔代表议会，远离它所带来的干扰和烦恼。因此，枢密院的出现，仅仅象征着一个初级阶段，它使得“官僚制度”成为可能，但这绝不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甚至也不是人们在1618年所能想到的概念。它只是为下一个阶段——摧毁庄园领主铺平了道路。
到目前为止，选帝侯的权威完全建立在他作为封建领主和庄园主的地位上。选帝侯是领地上最大的“地主”，世俗化和剥夺教会的财产让他的地产稳步增加，这些地产又成为选侯国或“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像其他中世纪的君主一样，人们期望选帝侯可以做到“自力更生”，他作为地主世袭得到的权力和管辖权，与他作为选帝侯所享有的权力，两者是互相独立的。
在这方面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17世纪的专制政体发展缓慢，意味着选帝侯要努力使他们的政治权力与封建权力协调一致。在一个“国家”里，选帝侯和全体臣民的关系，正如在一个庄园或领地里，地主与各阶层佃农之间的关系一样，臣民和佃农就是权力的来源和载体，这种关系毋庸置疑。因此选帝侯成了“土地之主”，这里的“土地”代表着整个政治领土，而不仅仅是一个庄园领地。第二，越来越多的贵族和选帝侯因为双方的地位开始结盟。选帝侯对世袭的管辖权有着深刻的理解，因为贵族管理庄园，就好像选帝侯治理国家一样；因此，选帝侯和贵族有着共同的追求，一旦贵族们坦率地接受了选帝侯的政治统治，选帝侯的力量就是他们的力量。他们会因为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原则和共同的人生观走到一起，携手合作。贵族们成了选帝侯的堡垒，选帝侯则成了贵族们的庇护者。如果封建社会组织解体，双方都会面临灾难。对选帝侯来说，这意味着他会损失2/3的收入，因为国家完全依赖臣民缴纳的税收，所以每个国家部门都要努力征税。因此，选帝侯的理想是管理整个领土，将它视作一个巨大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领地。在实现这个理想的道路上，选帝侯要破除一切障碍，建立和维护社会等级，利用“土地之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管理各个阶级，从而建立一个完整、自治和独特的政体。
这种理想显然要求个人直接管理国家，但这也需要效率。这种理想需要逐步实现，而且每一代统治者都要有能力完成他们的使命。要在1618年，选帝侯的无能就可能意味着灾难。但到目前为止，选帝侯还是很有能力的。17世纪充满挑战，足以衡量王朝的能力，但领土特点也能决定国家的局势，勃兰登堡-普鲁士在1618年才成为一个领土完整的国家。
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本质上都是农业区，而且是贫穷的农业区。与富裕的德意志中部和南部相比，它们在发展水平、文明程度和工业生活方面处于落后地位。土地、气候、森林、沼泽可以提供的资源十分有限，国民要满足自身需求，就必须与恶劣的环境展开激烈和无休止的斗争。在勃兰登堡-普鲁士民族性格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理清或界定种族因素和环境因素各占多少比例。要得出概括的结论非常容易，但这种结论既难反驳也难验证。在这个国家，德意志人、文德人、普鲁士人、斯拉夫人、列托人融合在一起。移民持续不断，在最初的人群中又增加了来自南方的荷兰人、胡格诺教徒和新教徒，甚至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芬兰人。
酷热的太阳、猛烈的风、阴沉的雾霭和贫瘠的土地，教会了人们努力工作、严守纪律和注重效率，恶劣的环境把这些信条烙印在这个种族的灵魂之中，成为了实现社会利益的国家政策。追溯到17、18世纪，在国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在选帝侯和臣民（无论是贵族还是农奴）身上看到了一种意识逐渐形成和发展——他们是北方人，他们可以塑造北方，北方也可以塑造他们。他们可能是德意志人，他们可能是新教徒，但他们首先是普鲁士人。历史、自然和上帝使他们不同于其他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国家。他们的本能变成了部落意识，转化为根深蒂固的民族记忆和传统，成就了一个民族的信仰和灵感。他们的成功也离不开最后一个因素——相信自己的优越性。选帝侯和贵族的结盟，加上他们共同的偏见、迷信和信念，构成了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政治框架。这个框架带来了更持久的影响，从而塑造了普鲁士人的灵魂。
(1) “马克”一词在德语中的意思，原指“边境、边区”，作为后缀组成一个词语，往往表示地名。
(2) 在1227年，士瓦本一支从法兰克尼亚公国分离出来，在1529年得到了锡格马林根和厄林根的伯爵身份。他们在1605年又分裂为霍亨索伦—赫辛根和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两个分支，分别在1623年和1638年晋升为帝国的侯国。最后在1849年，两个侯国都被割让给普鲁士国王，国王的小儿子被授予了这两个小邦国诸侯的地位。
(3) 条顿骑士团1198年成立于马勒斯坦境内的阿卡城，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阿卡一直是条顿骑士团的总部。1291年，阿卡被穆斯林攻占，条顿骑士团把总部迁至威尼斯。1309年，又将总部迁往马尔堡。
(4) 《阿基里斯的安排》和《格拉协议》确定了霍亨索伦家族中老一代和新一代的库姆巴赫世系。1486年，腓特烈家族得到了安斯巴赫，西吉斯蒙德家族得到了拜罗伊特，他们都是选帝侯阿尔布雷希特三世·阿基里斯较小的儿子。1495年，腓特烈继承了安斯巴赫，建立了古老的库姆巴赫家族，该家族于1603年绝嗣。然后，选帝侯约翰·乔治把拜罗伊特交给了他的儿子克里斯蒂安，把安斯巴赫交给了他的儿子约阿希姆·欧内斯特，后者成了新一代库姆巴赫世系的创始人。1769年，拜罗伊特伯爵绝嗣，拜罗伊特与安斯巴赫合并。拜罗伊特—安斯巴赫世系在1806年消失，但根据1791年的一项协议，腓特烈·威廉三世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并入了普鲁士王国，两者都在1806年至1807年间消失了，它们是现代巴伐利亚王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