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语
Introductory
德意志帝国中的普鲁士
自腓特烈大帝1786年去世后,普鲁士不管在德意志帝国还是在欧洲大陆,都是特殊的存在。1867年以来,普鲁士自己完成了一项壮举:统一德意志并建立由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德意志帝国。1871年起,每当谈及德意志,人们总会想到普鲁士,而每当谈及普鲁士,人们总会想到德意志。基于历史事实和现状,这不无道理。
特赖奇克写道:“根据历史和政治事实,整个帝国是——正如威廉一世皇帝曾对俾斯麦所说的‘一个扩大的普鲁士’,无论事实上的,还是形式上的,普鲁士都是主导因素。我们的德意志军队是什么?毫无疑问,正是普鲁士军队。根据《1814年陆军法案》,普鲁士发展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囊括了整个帝国。德意志帝国的邮政系统、电报系统、帝国银行都是普鲁士的原有机构,覆盖整个帝国……到最后,德意志帝国的意志只能是普鲁士的意志。”
近代普鲁士
普鲁士在近代德意志帝国中拥有至高无上地位,这种地位建立在伟大的威望和传统之上,也依靠稳固和无可争辩的事实:普鲁士的国家特色,普鲁士在帝国的地理和领土位置,普鲁士君主的特权,君主制与统治阶级的联盟,普鲁士军队、行政部门和行政机构的力量,皇家海军——本质上为普鲁士人的创造,其军火库是普鲁士人的据点,依靠的是普鲁士人民的知识架构、工业资源以及经济力量。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在德意志帝国的境内还是境外,都没有一个德意志邦国能够单枪匹马地或与其他德意志邦国联合起来挑战普鲁士的优势地位。1866年至1867年奥地利的失败和被排除在德意志之外,是普鲁士掌控德意志帝国的必要条件,也是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政治基础。自1871年以来,奥地利作为一个德意志国家,只能是普鲁士的附庸盟友,而不是对手。俾斯麦对1815年至1860年普鲁士政策控诉时的不平已经一扫而空。如他所料,如果这一时期的普鲁士政策在维也纳而非柏林制定,那么1879年至1914年的奥地利政策则是在柏林而非维也纳制定的。
普鲁士统治的基础
事实和统计数字令人惊叹。帝国的军队和政治事务的至高权力由德意志皇帝一手掌握,而皇位则由霍亨索伦家族世袭。在德国208780平方英里(1)的领土中,有134616平方英里是普鲁士的(1917年数据);在6500万德意志帝国的臣民中,有4000万是普鲁士国王的臣民;在86个人口超过5万名居民的城镇中,有55个是普鲁士的;在1.25亿英镑的帝国预算中,普鲁士贡献了8000万英镑。自1871年以来,帝国首相一直是普鲁士军队的成员(霍恩洛厄亲王除外);普鲁士占有联邦议会61席中的17席,帝国议会(国会)397席中的236席。在德意志25个军的现役部队中(巴登和黑塞的部队与普鲁士合并),普鲁士拥有17个军。帝国不设战争部,战争部的职能由设在柏林的普鲁士陆军部来执行,它负责编制萨克森和符腾堡的军事预算。
不管怎样,我们都要记住一点:普鲁士事关一切,要不惜一切捍卫普鲁士的优势地位,这就是《普鲁士之歌》的内涵。在士兵、政府人员、容克地主,乃至德皇威廉一世、俾斯麦侯爵、特赖奇克教授眼里,德意志帝国就是“一个扩大的普鲁士”。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必须把普鲁士放在第一位,因为正是普鲁士的力量成就了伟大的德意志帝国。普鲁士的机构组织为王朝增添光彩,也是王权永固的关键。没有德意志帝国,普鲁士依旧是一流的国家;而没有普鲁士,德意志将变成不伦不类的双重君主制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封地而已。帝国首相霍恩洛厄亲王写道:“当我与普鲁士的贵族们在一起时,能很轻易地感受到南北德之间的差异。南德的自由主义不是普鲁士年轻贵族的对手。他们的数量太多了,太强大了,王国和军队都是他们的。而且,国家的中心也在他们那里……1866年到1870年,我为南北统一而努力,所以我现在必须尽力使普鲁士隶属于德意志帝国。因为所有这些绅士都对帝国毫不在意,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把帝国抛到一边。”“我所看到的,”冯·罗恩在三十五年前写道,“在历史上,力量决定一切……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血统问题,它是一个力量的问题,而这种力量为我们(普鲁士人)所有。”
首都柏林
普鲁士不仅统一了德意志,还确定了后者的首都,更准确地说,普鲁士使自己的首都成了德意志的首都。无论是黑暗时代(中世纪初期)的德意志,还是查理大帝的德意志,抑或萨克森王朝、霍亨斯陶芬王朝、卢森堡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们的德意志,都没有真正的首都。各个选侯国、贵族领地以及富有的工业区,都有着自己的族群、朝代或实现经济生活和理想的中心,这些城市要么是民族或宗教情感的中心,要么是艺术的中心,要么是工业的中心。但不管是亚琛还是德累斯顿,美因茨还是海德堡,法兰克福还是慕尼黑,科隆还是奥格斯堡,都无法成为像伦敦和巴黎那样的首都。那样的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行政、朝代、经济、智力和精神生活的中心,人们能够感受到它的统一、交汇、融合与辐射,失去它,国家将变得死气沉沉,四分五裂,不再是有机的整体。
维也纳和霍夫堡是哈布斯堡王朝政府所在地,但维也纳从未成为或自称为德意志的首都。拿破仑率领他的军队进入维也纳,与1814年反法同盟军开进巴黎以及1871年德意志入侵法国,意义是不一样的。假如拿破仑在维也纳的美泉宫宣布自己为皇帝,这个仪式将向德意志和欧洲传递的信息,与1871年1月18日向法国和世界传递的信息截然不同。当时,普鲁士国王在凡尔赛宫的镜厅被拥护为皇帝,引起了轰击的巴黎大炮的回响。特赖奇克在描述维也纳国会时轻蔑地问道:维也纳在德意志和德意志人的生活中代表着什么呢?这个名字代表着王朝的自私自利、国家的分崩离析、人民希望的破灭以及思想的愚钝低下,他自己回答说。
1871年,普鲁士为德意志确定(或者说是强加)了真正意义上的首都。敌国的军队进入这个首都,则意味着对国家的致命一击。但是,到柏林来的游客,当他穿过蒂尔加滕公园、胜利大道和菩提树下大街时,经过暗淡而被遗忘的选帝侯雕像,直到腓特烈大帝的雕像让他停下为止,他都感到他可能在德国首都,但他周围的一切都是普鲁士,而非德意志梦想的实现。劳赫按照腓特烈大帝生平骑马的样子为他在那里塑造了青铜雕像,周边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关于他统治和胜利的不朽记忆。雕像的每一侧是石刻的文字,记录着由他的统治和精神激发出来的胜利。普鲁士哨兵在康格斯沃彻幽灵般的哨所森严戒备;夜空中回荡着齐藤和赛德利茨轻骑兵的号角声;那个身着红色镶边的蓝色军装、默默接受着人们礼赞的模糊身影,可能是沙恩霍斯特、毛奇,或者腓特烈大帝本人。
历史问题
普鲁士的进化与帝国的形成。普鲁士在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建成的呢?它发展到什么阶段呢?它是如何并出于何种初衷,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普鲁士呢?它又是怎样征服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呢?普鲁士的演变和帝国的建立。这个普鲁士是如何、何时产生的,经过了什么阶段的发展,以什么方式,以什么样的目的,一条一条线,一条又一条地推进到今天的普鲁士,把德意志民族聚集在双头鹰之下的呢?
勃兰登堡
各种书籍告诉我们,这段历史始于1415年。当时德意志南部的霍亨索伦伯爵作为选帝侯来到勃兰登堡边疆区。勃兰登堡边疆区丝毫没有近代普鲁士的特点。它不是军事驻点,也不是教育中心,不信奉也不包容新教,治理体系不完善,农业不发达。这里全是未开发的田野和沼泽,不适宜发展工业。它没有海岸线,并被强大、贪婪、嫉妒的古老王朝团团包围。
1415年,勃兰登堡是所有选侯国中最不起眼的一个。这里的选帝侯帽也有些破旧。霍亨索伦离开了法兰克尼亚气候宜人、兴旺发达的农场,离开了繁华城市的红顶楼房,来到了这个寒冷、荒凉而令人生畏的北方地区,接手了一个前途未卜的摊子。在这个部分领土被抵押的小诸侯国,在这片布满泥沙的酸性土地上,野蛮的庄园首领和野蛮的农奴与大自然展开残酷搏斗,彼此也互相争斗。
1415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来自法兰克尼亚的专横、野心勃勃的伯爵正在他贫穷、无政府的领地中开启了诸侯国的进化历程。他们也不会想到,四百五十年后,这个诸侯国将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德意志国家。当年那顶破旧不堪的选帝侯帽嵌上了皇冠,这顶皇冠是在东北方的哥尼斯堡赢得的战利品。而那个来自纽伦堡的霍亨索伦伯爵,最终吞并了韦廷王朝、韦尔夫王朝、维特尔斯巴赫王朝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1417年,霍亨索伦跪在卢森堡的恺撒脚下,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他不知道普鲁士已经肩负起了实现德意志统一的历史使命,因为当时普鲁士尚未建立。即使在两百多年后,勃兰登堡-普鲁士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
成长阶段
普鲁士近代史学家德罗伊森是普鲁士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他描述了普鲁士国家和政策演变的重大阶段,包括:领土形成时期(1415—1618),开明专制时期(1618—1786),革命、衰落与复苏时期(1786—1815),复兴与统一时期(1815—1871),以及必须补充的近代时期(1871—1914)。近代时期的普鲁士,作为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以及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让整个帝国成了世界性的经济体和政治体。
本书主旨
下列章节旨在追溯、定义并记录这段让1415年的勃兰登堡载入德意志帝国史册的时期。我们无意通过叙事的方式,对普鲁士的历史进行阐述或简单介绍。我们将分析并估量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性和贡献,以及最终导致的结果。历史的重要性不能以细节翔实与否衡量。在历史研究中最为重要、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物与事件的历史意义和贡献。从目录可以看出,本书的章节编排以及篇幅,是以事件的内在特征(而非时间的长短)为出发点的。我们需要弄清楚并强调一点:在欧洲历史上,普鲁士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发展成统一的有机体的?在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各种理想的冲击下,这个有机体的意识又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需要适应环境,但当它变得足够强大,能够适应并利用周围环境实现自身目的时,它必须经历某个阶段。具体到普鲁士,这个阶段出现在1740年至1786年。腓特烈大帝写道:“生存并非必须,但我必须采取行动。”俾斯麦在1888年发表的著名演讲,还原了普鲁士在1640年后的真实情形:
我们的地理环境恶劣,意味着我们需要付出更多。我们位于欧洲中部,敌人可从各个方向发动攻击。天意让我们被各国包围,我们一刻不敢松懈。在欧洲的大池塘里,各个邻国就像大鱼,我们不能做等着被吃的小鱼。
领土形成
领土形成是首先必须经历的阶段。那个时候,西班牙人横扫东西方;法国的瓦卢瓦王朝和波旁王朝的国王以“光明之城”巴黎为中心统一了维荣、龙萨、拉伯雷和布朗托姆的法兰西;英国的都铎王朝刚刚诞生,带着金雀花王朝留下的威名迎接曙光,后来有了宗教改革和莎士比亚。与之相比,勃兰登堡这种小地方的编年史为我们呈现的,只是那些无聊又不起眼的小事件。
勃兰登堡早期的选帝侯笃信宗教,也是帝国的骄傲,他们的事迹尘封在教区档案中,他们创造的荣耀和辉煌点缀了胜利大道。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成了胜利大道的装饰,估计会跟我们一样惊讶,但他们至少可以说:“在两百年的岁月(1415—1618)里,我们活过。”他们确实活过——他们避免国家遭到瓜分,也避免了德意志分裂成各个独立王朝的致命倾向——他们成了新教徒,抓住了邻国提供的一切机会,并始终要求继承者尽可能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取得成功。
在查理五世和斐迪南一世的德意志,能让国家生存和发展强大已经是非凡的成就了。选帝侯们在条顿骑士团留下的废墟上建立起勃兰登堡-普鲁士领地,尽管他们没有建立国家。当时统治莱茵河畔东部地区的普鲁士以及勃兰登堡边区的选帝侯只是一位小国君。他辖下的三方领地同属一个主人——霍亨索伦。这些领地散落在各处,互不相通。而在欧洲这个池塘,大鱼都希望尽快抓到小鱼吃掉,以免小鱼长成大鱼。霍亨索伦家族治下的这片土地已大致连通,建国的条件已经满足。约翰·西吉斯蒙德注意到了这个形势,但等待他的是天昏地暗和暴风骤雨,约翰·西吉斯蒙德选帝侯在1619年离开了人世。他和他的先辈完成了故事的开篇,却没能料到故事的结局。
关键时期
1618年之后的历史足以写成巨著,它见证了四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大选帝侯时期、腓特烈大帝时期、施泰因时期以及俾斯麦时期。四人倾尽所能,打造出了普鲁士。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他们的事迹:大选帝侯确立了普鲁士统治者的职责,腓特烈大帝建立了普鲁士国家,施泰因和沙恩霍斯特将普鲁士推向军国主义的道路,俾斯麦则建立了君主国家、民族国家以及军事国家三位一体的强国普鲁士,在这个基础上统一了德意志帝国。
四位伟人
除了其中一个时期以外,在这些关键的形成时期到来前,都有一段衰退期。纵观普鲁士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特点:当普鲁士需要一位能铭记教训并善于探索的伟人扭转国运时,这位伟人一定会出现,或者已经进入了普鲁士的军队。
大选帝侯的父亲无法摆脱勃兰登堡-普鲁士萎靡不振的窘境,最终导致“三十年战争”。这时候大选帝侯出现,让国家摆脱了这种困境。腓特烈大帝去世后,普鲁士面临道德、教育、财政和政治的全面崩塌,还在耶拿战役中被法国大败。这时候,施泰因和沙恩霍斯特出现,他们重建了普鲁士。《奥尔米茨条约》的颁布,使普鲁士在1815年赢得地位的努力付之东流。这时候俾斯麦登上了政治舞台。普鲁士曾想过在德意志内部解体,它不愿意成为一个新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祖国的领导者。在哈布斯堡王朝不自由的、非国家化的反动大潮下,他屈服了。这无论对希望消灭军事容克的自由主义者,还是那些渴望为边区时期复仇的容克而言,都是奇耻大辱。《奥尔米茨条约》是梅特涅战胜普鲁士的象征,尽管普鲁士是被施瓦岑贝格而非梅特涅打败的。
腓特烈大帝
腓特烈大帝是一位非凡的君主。他继承了普鲁士的军队、行政机构、治国体系和一个传统。如果他只是一位甘于平凡的、循规蹈矩的统治者,普鲁士也许会在玛丽娅·特蕾莎、考尼茨-里特贝格、约瑟夫二世、小皮特、韦尔热讷以及叶卡捷琳娜大帝所在的欧洲中扮演有趣角色,但只能充当体面的二流国家。
腓特烈大帝毫无疑问是霍亨索伦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也是威廉三世到拿破仑统治期间,欧洲历史上最具天赋和才华的人物。西利对威廉三世的评价颇为中肯:“有的人一出生就拥有无上的权力,只需履行好职责,就足以彰显伟大。”但腓特烈大帝并没有这种权力,他继承了父亲的二等王位以及一套红蓝色的军装。他在营房、阅兵场和“烟草议会”这些艰苦环境中成长,没有体面的生活,而且时常挨饿。他生性坚毅,善于夺取竞争对手的胜利,也善于自己取得胜利。
在1740年,欧洲对腓特烈大帝的秉性以及这位天才对普鲁士的深远影响一无所知。当时的欧洲喜欢用一句格言来形容普鲁士的容克阶层,“一个激进的保守派,充斥着血腥的味道”,作为他们一员的俾斯麦在1862年成为了普鲁士王国的首相。1740年12月,普鲁士入侵西里西亚,“大军在飘扬的旌旗和高亢的战乐声中越过了卢比孔河”。霍亨索伦王朝亮出长矛,向哈布斯堡王朝的盾牌刺去。这一击惊天动地。奥地利曾经是普鲁士走向伟大的绊脚石,在莫尔维茨会战后,普奥双方讨论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克尼格雷茨会战后才最终决定。
外交政策
在外交博弈中,兵戎相见并不是唯一的方式。腓特烈大帝的同盟与俾斯麦的同盟一样,极富启发性。俾斯麦从腓特烈大帝身上学到了适用于普鲁士的“现实政治”原则,如果让俾斯麦写一本关于腓特烈大帝的专著,必然比当时那些歌功颂德的公务员写得更好。
普鲁士成就的实现既要靠外交手段,也要靠“铁血政策”。如果武力是政策的执行者,那么必须仔细规划并准备一套行动的方案。腓特烈大帝的盟友随着他清晰的目标变化而变化,从这个事实里,俾斯麦发现了帝国的奥秘:普鲁士仅凭自身力量难成大事,所以要通过操控欧洲的国家体系,迫使那些嫉妒和仇恨普鲁士的国家,都能够从普鲁士这里得到好处,从而帮助或者默许普鲁士达成目标或取得成就。俾斯麦在处理德意志国王和诸侯、拿破仑三世和亚历山大二世以及意大利和英国问题上的手段,跟腓特烈大帝在处理法国、英国、德意志和俄罗斯问题上的手段,没有可比性。但俾斯麦在处理问题中表现的精神、行动原则和目标却与腓特烈大帝别无二致——他们的目标都是打败奥地利并确立普鲁士的霸主地位。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腓特烈大帝是俾斯麦的老师,而俾斯麦则是第一个宣称是腓特烈大帝门徒的人。
波生曾经如此评价伊顿公学男生写的诗:“我在这些诗歌里看到了很多贺拉斯和维吉尔的影子,却丝毫没有看到贺拉斯和维吉尔的灵魂。”这句话解释了1786年至1860年普鲁士君主失败的原因,他们没有意识到生搬硬套句子和用新的词汇再现大师精神之间的不同。他们闭目塞听,自以为普鲁士强大到足以独立存在,这个国家即便自私、沉闷、停滞不前,不与外界接触,也能一直保持伟大。普鲁士没有朋友和盟友,它把每个国家都当成了敌人。事实证明,普鲁士的灾难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国家解体是咎由自取。无论是施泰因、哈登伯格还是俾斯麦(尽管他们身处不同时代),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重拾腓特烈大帝时代的精神、传统和原则。在他们取得的史诗般的成就中,腓特烈大帝的名字很少被提到,但腓特烈大帝的精神关系一切。
政治理论
在这些关键时期,我们同样要关注国家对人民的诠释。统治者基于这种诠释,建立起关于治国方略的政治理论体系。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统治者通常会强调国家需要崇尚武力,相信力量胜于正义,权力具有坚不可摧的道德合理性。这不仅是提出进化论上的幸福信条——“因为弱肉强食,所以强者有福”,而且是毫不动摇地拥护“目的使手段合理化”的学说。它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更宏大的视角,能够采取更迅速的行动。
普鲁士至高无上——施加在统治者身上的是道德律令,以及捍卫、扩张领土的责任。所有政治伦理与治国方略都源于国家的性质,后者确立了国家目标,也为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方式。为了国家的繁荣,一切牺牲都变得合理,法律条文和道德准则的束缚也将被打破。政治道德是更高尚、更具约束力的道德行为,它独立并凌驾于社会道德和个人行为准则之上。
对理论的批判
我们需要回到17、18世纪,才能找到对这种政治生活起源和演变的解释。当时有人对大选帝侯、腓特烈大帝以及俾斯麦提出批评,但三者对此往往避重就轻,不以为然,甚至断然否认批评的理据以及相关性。他们不会承认自己公然抛弃道德良知、违背誓言或违反条约、不看过程只看结果,以及运用所有外交手段。他们回答(而非辩护)道,这些批评忽略了政治伦理的本质,在基础层面和学术层面混淆了个人道德准则和统治者、国家的道德准则。“君主法学,”腓特烈大帝说道,“通常是强者的权力。”俾斯麦承认,对于一个伟大的国家,政治利己主义(而非浪漫主义)才是王道。
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
在普鲁士政治思想浓墨重彩的一章中,治国的关键在于冷酷无情的行动,而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腓特烈大帝继承了他父亲以及大选帝侯的丰富经验、王朝传统以及治国方略,然后用这些内容构建起一整套思想体系和政策。腓特烈大帝对王室内阁中的优美迂腐或被政治家奉为座右铭的理论,进行了解构并重新组合,赋予它们丰富的内涵和生命力,并且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使其焕发出无法抗拒的魅力。比如: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统治者的责任;普鲁士人承担着霍亨索伦王朝的使命——实现国家辉煌;统治者需要以服务祖国为最高使命,并做出个人以及道德层面上的各种牺牲,这些都是腓特烈大帝对王权理论以及当时外交和哲学方面的贡献。
腓特烈大帝忙碌的一生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这些话,吸引并激励着他那个年代的人。和斯威夫特一样,腓特烈大帝极度鄙视人类,深信人类——无论男性或女性——都是堕落的。因此,他的话格外引人注目。他有一句名言:“啊,我亲爱的祖尔策,你不像我一样了解这个该死的民族。”然而,正是这个该死的民族让他没日没夜地辛劳。也正是通过这个民族,他才能培养和磨炼出18世纪的普鲁士人。腓特烈大帝的人生和他的品质是宝贵的遗产,甚至比普鲁士在罗斯巴赫战役中取得伟大胜利或者成功吞并西里西亚更为重要。腓特烈大帝是普鲁士的化身,他富于想象力,也为后来的统治者树立了榜样。俾斯麦在提及腓特烈大帝时写道:“我们都希望普鲁士的雄鹰展翅高飞,守护并统治从克莱佩达到当纳斯贝格的大片山河,但我们会让它获得自由。我们是普鲁士人,我们永远都是普鲁士人……我祈求上帝降下恩惠,当这张纸变得像枯萎的秋叶,上面的文字也被遗忘时,我们依然是普鲁士人。”
国家——权力的象征
国家是权力的象征,统治者是国家权力的化身和执行者,效率是治理国家的绝对标准,建立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都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要积极贯彻并努力奉行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强调发展国民生活中最有特色的部门,也诠释了这些部门的起源。这种一切只为一个目标服务的做法,让普鲁士在欧洲各个政体中独树一帜。政府不断追求权力和效率,因此变得十分强大,牢牢掌握着所有的社会资源。然而其前提条件是目标一致,力量、知识、训练有素的决策层以及专家那样高度自律品格的集中,这样国家部门及其下属机构就一定能提供高水平的服务。缺乏奉献精神必然导致个人主义和资源浪费。社会需要有一套合理的政府人员选拔体系。为了自身利益,国家需要用知识和纪律武装他们,为他们提供培训,使他们养成自我牺牲的精神。国家军队、行政部门和大学都建立在服务于政治组织的社会经济上。对于一个需要牺牲邻国利益并提高自身效率的扩张中的帝国,它们是必不可少的。
军队
地理位置的分散,曾让普鲁士没有国界线,但它的军队本身就是一道牢不可破的国境线,这就将国家的自然劣势转变成积极的优势。军队必须是国家的实施力量,是政策的执行者,它能保障既有的权力,并随时准备争取更大的权力。军队不是统治者独享的工具,军中也不可能养闲人、富人或冒险者,更不是阶级特权,也不是一种能与其他职业相比较的谋生方式。服兵役是首要、最高的公民义务,是国家成员——根据阶级、社会地位——义不容辞的责任。为军队利益牺牲就是为祖国利益牺牲最有力、最有效的方式。服兵役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权利以及公民身份的象征。
从表面上看,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似乎充斥着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公以及社会阶层的烙印——这成为腓特烈大帝登上王位时的羁绊,像溃疡病般缠身直到他去世,所以腓特烈大帝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不能忽略他遗留给继任者的两个影响深远的理念:第一,战争不是偶发事件,战争的出现也不是为了揭露王朝的贪婪和野心。它是政府治国方略的一部分,与国家政策密不可分,因为战争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此,统治者需要学会并完全掌握战争,就像学习其他所有关于生命活动的自然科学一样,因为政府在整体上是一门生命科学。第二,军队是国家行使关键职能的工具,它必须由国家统治者组织并指挥。所以一个只懂得生命科学的统治者,没有资格履行职责,一个只懂得军事科学,其他一概不知的军国主义暴君,同样没有资格履行职责。
沙恩霍斯特与毛奇
沙恩霍斯特是最有创造力、最有魅力,也是最关心政治的普鲁士军官,他为日后俾斯麦的大业打下了基础。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冯·罗恩和毛奇不过是机械地执行沙恩霍斯特的原则。沙恩霍斯特的创造力和对理论的掌握,具体表现在他的手段和洞察力。他把他从法国大革命中学到的要领融入到腓特烈大帝的体系中。
《1814年陆军法案》使普鲁士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服兵役是每个公民的必修课。军事效率、公民服兵役的能力、军官素质和军阶、将领的指挥能力和指挥方向,还有作为国家左右手的军队统帅,这些都是摆在军事专家面前的重要问题。在冯·罗恩、毛奇和布卢门塔尔时期到来之前,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充分解决。但军队的性质、存在理由和职能,属于国家以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生活中的地位的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沙恩霍斯特和腓特烈大帝一样,坚信普鲁士要成为一个国家,要成为一个强国,它就必须成为广义上的军国主义国家,它的政体必须建立在这个基本前提之上。
官僚制度
官僚制度的发展和军队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因为这些部门的设立和发展是为了实现类似的政治思想原则和系统化行动的。大选帝侯废除了地方领地,并尝试逐步通过中央集权取代地方自治。这为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激进改革提供了可能,并使其成为一种大的趋势。普鲁士王国将分散的领土连成一片,中央统一管理,并由国王谨慎控制。国王的命令由一班政府人员执行,这班政府人员职位特殊,受过训练,行事无情而高效,并只对国王负责。
腓特烈大帝正是在这套体系下长大的。他拓展并完善了这套体系,并且保持了它的基本框架。腓特烈·威廉一世倾向于为每个大庄园保留一位业主,通过农业和行政手段,让农民不断劳作,榨取更多的地租。腓特烈大帝在保持高效率的行政优势的前提下,将国内单一的官僚制度、对外关系、军队联系起来,由他本人掌握三者的决策权。没有腓特烈大帝的决策,官僚制度就是一台巧妙的机器,但只是一台机器。
这台机器在施泰因主政的1786年至1806年间逐渐倒下。与其讨论如何重建机器,不如思考如何在一个向军国主义转型的国度里,重塑(正如腓特烈大帝曾经的做法)一个高效的公共服务决策机构,确保国家的民事和军事力量不受王朝意外和变迁的影响。人们经常会不自觉地忘记,在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中,天才的君主给自己王国带来的害处与挥霍、放荡或昏庸的暴君一样,沉重而不可预料。
官僚制度的黄金时代
施泰因和他的同僚,通过恢复部长负责制、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下放,只是部分解决了问题。普鲁士民族在君主直接统治下的军国主义梦——格奈泽瑙提出的普鲁士军队、科学和宪法至高无上的概念无法通过一个统一自治国家的理想实现。然而,官僚制度的重组与解放时期的民族复兴运动一样,是行之有效的,1815年至1870年是它的黄金时期。普鲁士作为一个军事和政治强国,与梅特涅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如此,官僚制度正默默地、低调地,或许是不自觉地,准备对奥地利进行一次军事打击;如果真的发生,这将是一次无可挽回的致命打击。在这个黄金时期里,它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行动不再是具体的普鲁士化,而是在一个独立的轨道上发展,普鲁士的官僚制度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该行政管理体系正好反映了18世纪普鲁士的特征,使其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独树一帜。
官僚制度重新开始了被暂停的普鲁士内部融合工作。通过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中持续施压,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技术知识价值以及合理运用科学所带来的切实利益。在那个全民迷恋民族解放战争的年代,官僚制度恢复了国家的威望。通过中央组织,它替换了国家机器的零件,改变了由专家顾问支撑的主权国家模式。最为显著的是,它重新树立并强化了这样的信念:德意志好,但普鲁士更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容克、自由派、激进派或知识分子都一致认为,普鲁士成了德意志爱国人士的希望。
在腓特烈大帝统治下,西里西亚和西普鲁士的普鲁士化与富有的莱茵普鲁士(1815年兼并)的普鲁士化是同时进行的。如果没有官僚制度,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普鲁士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得到了莱茵兰地区,这充分证明了国家机器的效率。
关税同盟的建立同样令人瞩目,这是1815年以后官僚制度的杰出贡献。通过该同盟,普鲁士实际上在克尼格雷茨战役爆发六年之前就击败了奥地利。普鲁士关税同盟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奥地利那乌托邦式的梦想——将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纳入由奥地利主导的单一政治体系中。1858年,普鲁士其实已经从经济上将奥地利逐出了德意志。非普鲁士国家(尤其是南部国家)面临着二选一的局面:要么加入由普鲁士领导、带有政治意味的经济联盟,要么陷入经济孤立并最终毁灭。1867年,德意志实现了经济上的统一,比政治统一还要早四年。通过与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之间的条约,德意志的经济统一和军队统一得以同步进行。
在普鲁士的主导下,政治统一只是时间和细节问题。在官僚制度的运行中,俾斯麦只需耐心等待,不断用他无情的外交政策摧残敌人,让他们自己敲响终局的钟声。
1871年后,新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化仍然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通过联邦议院和帝国议会进行立法,是帝国必不可少的立法形式,但将国家法律转化为行政事实是政府人员的任务,它的决策层在普鲁士的柏林。对金融、海关、邮政、铁路、失业、养老、医疗保险的组织与管理,让每一个德意志公民(男人、女人以及儿童)意识到德意志是一个大国,并且让这个事实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到了这些,就证明行政人员是高效的,就代表着官僚制度的胜利。
普鲁士国家机器的最高权威其实就相当于英国的法律统治。只有通过集中智慧,汇聚知识,并对组织服务的价值和效力做出总体评价,才有可能建立高效的组织。只有大家都能看到合理工作和统一思想的价值,为国家服务的真谛才能得到广泛传播。
在普鲁士的发展过程中,学校和大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将知识传播到各个社会阶层(尽管这个很重要),而在于学术能力、道德判断、代代相传的价值标准,以及对当代政治思想的塑造。普鲁士对力量文学和想象文学的贡献,无论在卓越性上,还是原创性上,都不算突出,但在知识文学上,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作品不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而且覆盖面广、质量上乘。这是普鲁士历史上姗姗来迟的贡献,它并非起源于科学院,而是起源于柏林大学,它稳步地使德意志教授普鲁士化,并让德意志的科学工作为普鲁士服务。
历史研究还原并再现了德意志的帝国历史,同时按照哲学原理,用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解释确凿的事实。普鲁士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普鲁士肩负着统一德意志的历史使命,这也是符合历史哲学的唯一解释。所以大学教授和哲学家的各种有效假设,变成了学校的教学重点和老生常谈的内容,强调大家都是上天为了实现其意志而选择的工具。只要能培养出温顺的国民和他们的虚荣心,国家发展就有了不竭的动力。
在法国大革命前,欧洲是波旁化的。从路易十四时代到拿破仑时代,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更多地依靠法国天才的成就,以及法国文明在想象力、思想、文学等活动等方面展现出来的优越性,而不是靠法国军队。拿破仑的垮台则预示着德意志科学与民族野心的崛起。在普鲁士称霸德意志之前,普鲁士就已经开始吸收德意志的科学成就,而这些科学成就在德意志统一时代到达了顶峰。通过学校,特别是大学,以及军队和官僚制度,普鲁士可以宣称,作为一个新的科学文明的基础和驱动力,它可以更有效地代表德国人的思维效率。
俾斯麦也许会和拿破仑一样,对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不屑一顾,认为政府的行政人员是“拿起笔的野兽”,认为教授都是纸上谈兵,对生活一无所知,并过于迷信。但与拿破仑不一样的是,俾斯麦知道如何让他们利用科学知识为普鲁士的最高利益服务。
“精神食粮”是腓特烈大帝为皇家图书馆挑选的座右铭,这个座右铭同样适用于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坐落在皇宫对面,并宣称是霍亨索伦君主制的捍卫者。冯·兰克、冯·洪堡、格林、里特、基佩特、蒙森、菲尔肖、博普、萨维尼、杜布瓦雷蒙等人,使这所大学熠熠生辉。没有他们,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将无从谈起。他们在知识领域的成就随处可见。毛奇以军人般的铿锵口吻断定,柏林大学的校长是战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最终结果
正是有了这些大学和学院,普鲁士才能实现梦想,不仅成为一个独立的强国,在德意志帝国中享有至高无上地位,而且为德意志帝国确立世界霸权创造了条件。普鲁士在智力上所取得的成就,在耶拿战役失败后掀起的民族复兴运动形势中发挥了作用,把握住了特殊的历史机遇。无论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有何不同,普鲁士的决策者们总能取得这样的伟大功绩。如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普鲁士的大学院校有完善的体系和国家的支持。在这些大学和学院里,德意志和普鲁士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坚定相信科学永不出错并无可匹敌,相信客观真理和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它们能够重新诠释国家就是力量,组织就是力量,以及树立“绝对完善的道德有机体”的信念。对于德意志帝国而言,科学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加上国家的强大力量,就是一切政治进步的根本。所以国家未来的发展,就如同未来本身一样,包含了无限的可能。
(1) 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