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西方演剧与晚清国人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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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学建制与作为问题的剧场:晚清使臣西方观剧史料的认识框架

一、从钱锺书之议曾纪泽说起

钱锺书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最初是在1940年代末用英文写成,(1)扩写的中文本在华文世界发表,已是1980年代初的事了。(2)这篇文章影响很大,不仅为新时期方兴未艾的比较文学学科树立了典范,而且频繁地被研究近现代戏剧史的学者们引用,因为其中有一段颇具五四学人遗风的议论,评说晚清国人只知道欣赏西方的物质文明,对其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的层面始终都很隔膜。——这样一番议论自被广为引用以来,几乎被当作关于国人最初接受西方演剧之情形的定评了。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段议论都说些什么:清末出使欧洲的使臣们——

勤勉地采访了西洋的政治、军事、工业、教育、法制、宗教,欣奋地观看了西洋的古迹、美术、杂耍、戏剧、动物园里的奇禽怪兽。他们对西洋科技的钦佩不用说,虽然不免讲一通撑门面的大话,表示中国古代也早有这类学问。只有西洋文学——作家和作品,新闻或掌故——似乎未引起他们的飘瞥的注意和淡漠的兴趣。他们看戏,也象看马戏、魔术把戏那样,只“热闹热闹眼睛”(语出《儿女英雄传》三十八回),并不当作文艺来观赏,日记里撮述了剧本的情节,却不提它的名称和作者。

稍后为支持自己的上述观点,钱锺书举例说:“像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的书里都只字没讲起莎士比亚。”(3)

然而,只要翻阅过曾纪泽的出使日记,我们便不难发现,钱锺书的这一论断于事实很有些出入。实际上,曾纪泽日记里至少四次记载观看莎士比亚戏剧,其中有三次都提到了诗人的名字。光绪五年三月初七日,曾纪泽初到伦敦一个月后,便观看了《哈姆雷特》:“至戏园观剧。所演为丹国某王弑兄、妻嫂,兄子报仇之事。”这一次日记里的确只“撮述了剧本的情节”,没有“提它的名称和作者”。一年以后,光绪六年三月十六日,曾纪泽“偕内人率儿女观歙刻司媲儿所编‘罗萨邻’之戏。”这次观看的是喜剧《皆大欢喜》,系以女主人公的名字(Rosalind)代替了剧名。隔了几年以后,光绪十二年正月初六和二月十三日又两次前往剧场观看“甲克设帕”之戏剧。(4)这几篇日记里的“歙刻司媲儿”“甲克设帕”当然就是莎士比亚名字的音译。如此看来,说曾纪泽的书里“只字没讲起莎士比亚”,实是钱锺书贻误。

不过,若对相关文献做扩展阅读,细察之下亦可明了:钱锺书此误却也事出有因。此间原委,不妨在这里略述一二。

曾纪泽去世之后,其日记在清末曾出过三个版本:光绪十九年江南制造总局刊本《曾惠敏公集》日记二卷,光绪十七年《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第四册《出使英法日记》(这一版本实际早在光绪八年就于上海印刷流传),光绪二十三年《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使西日记》。1980年代初,钟叔河在湖南人民出版社主持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批书目,即将上述三个版本汇辑整理成一本书,仍题为《使西日记》(1981年)。而在这本只有五万字的小册子出版以后,钟叔河方得知曾纪泽日记的全部手稿在1949年已被运到台湾,遂根据台湾1965年出版的《曾惠敏公手写日记》又组织校点,出版了一部《出使英法俄国日记》(1985年)。(5)这一部全文本的篇幅足有五十万字之巨,由此可知清末问世的几个节选本是做了多大幅度的删减。

如果对照“走向世界丛书”里先后出版的这两部日记,我们不难发现,关于曾纪泽在英国几次观看的莎士比亚戏剧,在《使西日记》里就仅见《哈姆雷特》的那一回,而具体提到莎士比亚名字的几篇日记则未收录,都只有在《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里才能找到。所以,钱锺书撰写他的《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时,只能看到清末出版的几个大幅删减的节选本,当然无从见闻曾纪泽笔下的“歙刻司媲儿”和“甲克设帕”了。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的原英文本并没有评述曾纪泽等只知“热闹热闹眼睛”的段落,扩写的中文本发表于包括《使西日记》在内的“走向世界丛书”第一批书目出版之后。——无论如何,钱锺书上述议论的依据是曾纪泽日记的删减本,当是确凿无误了。

不过,了解了此一原委,是否就可以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已全部得到澄清呢?却又不然。因为众所周知,钟叔河对钱锺书崇敬有加,两人的学术交往一时传为文坛佳话。钟叔河主编出版“走向世界丛书”,还特别请钱锺书帮助审校过其中部分书稿。钱锺书就是在这套丛书中的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里发现了“舍色斯毕尔”的名字,并在《七缀集》修订版中将这一事实写入上述那段引文的注解,(6)以作为“郭嵩焘……只字没讲起莎士比亚”这一疏失的校正。然而,同样的“平反”时刻并没有临到曾纪泽身上。这可能是《七缀集》和《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同在1985年出版的缘故吧。但在钱锺书去世以前,《七缀集》曾修订再版,而相关议论一直保留,并不见半点宽免曾纪泽的意思。从另一方面来看,钟叔河在重新组织出版曾纪泽这部《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时,曾坦陈先前出版的《使西日记》遗失了大量诸如“英国文士遂夫特”(即斯威夫特)等重要的文史信息,(7)但并未指出《使西日记》中也遗失了莎士比亚的名字。无论如何,凡此种种都没能提醒《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的作者,他那段议论的某些论据恐怕是应做修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