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激进人士与颠覆分子

马克思去世后安葬于伦敦北部的海格特公墓。他的墓碑上写着：“哲学家们只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然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1381年，在布莱克希思（Blackheath），游方教士约翰·保尔（John Ball，1338—1381，称为“游方教士”是因为他在大路上布道，不在平时的教堂里布道）吟诵出如下传世韵文佳句：

亚当夏娃男耕女织时

又有何人是绅士？

约翰·保尔对伦敦悠久的激进煽动传统做出了最早的贡献。他宣称：“上帝把所有的人造得彼此相同，我们被束缚、被奴役是由恶人不公正的压迫造成的。”鼓动听众们闹革命。王室当然不能赞同他的这些思想，最终砍了他的头，悬挂在伦敦桥上示众。

没过多久，传统当局又砍掉了许多人头示众。一大群失望愤怒的农民在布莱克希思聚集起来，在屋顶铺瓦工瓦特·泰勒的率领下冲过伦敦桥，直捣奥尔盖特（途中可能经过乔叟的住宅）。这些起义者向全国各地散发檄文，进一步酝酿更大规模起义。许多檄文上都署名耕夫皮尔斯。这是郎格兰诗歌中描写的一位“圣徒般”勤奋的农夫的名字。他们还捣毁萨沃伊宫（Savoy Palace），在伦敦塔处决了大法官。最后他们遭到残酷镇压，1500多名起义者被杀害。

有关这次农民起义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部目击者记述文献名为《佚名编年史》，作者是伦敦的一位佚名王室成员。这部编年史强调说，反抗税制和农奴制的起义者都是一些邪恶卑劣的乡下人，肯定不是来自伦敦。

尽管这次农民起义遭到了残酷镇压，但随后仍激励了一些著名的起义运动。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大约300年后，保尔又对平等派成员产生了很大影响。平等派成员是17世纪出生在伦敦，在英国内战动荡的岁月里成长起来的革命团体成员。他们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倡人民主权，要求扩大选举权，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平等派成员文笔功夫了得，发表了大量宣传手册。在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作品中有《英格兰悲惨的奴隶制》（England’s Lamentable Slaverie）、《万民控诉书》（A Remonstrance of Many Thousand Citizens）等篇目。他们在伊斯灵顿（Islington）的酒馆里会面议事。其中有一家酒馆名叫迷迭香枝（Rosemary Branch）酒馆，其名称源自平等派成员们插在帽子上表明身份的一种香草小枝（如今在伊斯灵顿仍然有一家迷迭香枝酒馆，只是不在同一个地点）。最为有名的是，他们于1647年10月和11月在帕特尼（Putney）的贞女圣玛丽教堂举行了一系列辩论活动，最后推出了政治风潮中的经典之作《人民公约》（The Agreement of the People）。他们还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有1/3伦敦公民签名的请愿书。也许是因为声势如此浩大，到1649年，平等派大多数领导人有的被害，有的坐牢。他们所写的宣传手册只有一部分流传下来。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约翰·弥尔顿居住在伦敦城外的奥尔德斯盖特街（Aldersgate Street），也写出了著名檄文《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其讽刺笔触不难想象，由于开罪了审查人员，它只能在暗地里传播。

弥尔顿又活了很长时间，即使在完全失明后还写出了长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伦敦许多其他革命者的处境就没有这样好。其中最悲惨的一位是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1792年她写出了《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一书［此书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一年前她的朋友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在伊斯灵顿天使旅馆（Angel Inn）里所写的小册子《人权论》（The Rights of Man）所做的绝妙大胆的回应］。她在书中以过人的胆识提出的观点现在看来虽然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使许多同时代人感到大为震惊：女人同男人一样聪明，唯一阻碍她们发展的原因就是缺乏适当的教育。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还患有抑郁症，不可靠的伙伴更使她吃尽了苦头。1795年美国外交官，同时也是她幼小孩子亲生父亲的吉尔伯特·伊姆利（Gilbert Imlay，1754—1828）抛弃了她。由于一时想不开，她从帕特尼大桥（Putney Bridge）上跳了下去。“当你收到这张便条时，”她在自杀遗言中写道，“我那火辣辣疼痛的头将变得冰凉……我要跳进泰晤士河去寻死，根本不会有被救生还的机会。”

即使在这种事情上，她也是不走运。最终一位过路人把她救了上来。

到1796年，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同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1756—1836）共筑爱巢，居住在（起初是未婚同居，不太光彩）令人赏心悦目的新月形住宅区波利贡（Polygon）街29号［位于大英图书馆后面的国王十字路（King’s Cross）附近。这条街道早已被拆除，但当时那里居住着许多躲避法国大革命的难民，所以使那一带同法国建立了一定的联系］。遗憾的是，一年后她女儿玛丽的出生［即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后来以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扬名天下］使她血液中毒。她一直没有恢复过来，10天后不幸去世。

60年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坐在了位于大罗素街（Great Russell Street）上的古老大英图书馆里（座位号为L13），撰写《资本论》。［50年后，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参观了马克思坐过的L13号座位。列宁登记的姓名为“雅各布·里希特”（Jacob Richter）。当时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1878—1967）看到了列宁，心想那位不寻常的人物究竟是谁呢。］

马克思在勤奋写书之余，喜欢到索霍区迪恩街（Soho’s Dean Street）——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家里——尽情享受一番美酒佳肴。马克思在勤奋写作一天后回家的路上，常常去附近的黑马（Black Horse）酒馆里喝上几杯。马克思在那家酒馆里最有名的举动就是爬上桌子发表演讲。

实际上马克思对酒吧间哲学情有独钟，酒瘾也大。德国共和派革命者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19世纪50年代在伦敦居住时，是马克思的朋友。他在1901年撰写了一部讲述马克思生平事迹的《传记回忆录》（Biographical Memoirs）。在这部书中，李卜克内西回忆起他和马克思、德国政治哲学家埃德加·鲍尔（Edgar Bauer，1820—1886）在伦敦市中心外出狂欢时的情景。

“麻烦的是，”李卜克内西写道，“要从位于牛津街和汉普斯特德路（Hampstead Road）之间的每个酒馆顺手拿点什么。”这绝非易事，因为伦敦的这一片区域酒馆林立，“但是我们仍然知难而进，”他写道，“频频得手，一直干到托特纳姆宫路（Tottenham Court Road）尽头，无一闪失。”

他们在这里又进入一家酒馆，加入了嘈杂喧闹的人群。3人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后来马克思又对众人大讲英格兰没有能同贝多芬相媲美的艺术家。“我们的主人开始眉头紧锁”，李卜克内西说道。于是这3个哲学家离开了酒馆。他们已经受够了酒馆，开始往家走，直奔海格特（Highgate）而去。在回家的途中，这位著名的黑格尔派哲学家鲍尔看到了一堆铺路石，立刻喊叫起来：“好啦，有主意了！”随后他便开始用石头击灭一盏又一盏煤气灯。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也跟着干了起来。他们的举止引起了几名警察的注意，并向他们追来。这三个德国人飞快地跑进了一条街后窄巷。“马克思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李卜克内西这样写道。他们三人回到了家里，“没有再去冒险”。

索霍的红狮（Red Lion）酒馆是马克思经常光顾的另一去处，位于大温德米尔街（Great Windmill Street）20号。1847年他曾在那里举办过讲座，并同恩格斯一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了“行动纲领”。除此之外，不妨去参观一下位于克勒肯维尔的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和工人学校。后者所在地是一座漂亮的18世纪建筑，由社会民主联盟建立的20世纪出版社也曾设在那里。列宁在流亡期间在那里工作过一年。

伊里奇（列宁）研究过伦敦的现实生活。他喜欢坐在公共汽车上长时间在市内穿行。他喜欢这座巨大商业城市中的繁忙交通。也有其他不同的地方——伦敦劳动人民租居的狭窄简陋的街道，晾衣绳从道路中间横过，饥瘦的儿童在家门口玩耍……伊里奇经常紧咬牙关用英语说道：“两个国家！”

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录

在19世纪的伦敦街头，激进人士不仅仅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人。1826年，作家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3—1835）在克勒肯维尔-格林（Clerkenwell Green）发表著名演讲，反对《谷物法》（Corn Laws）。1887年，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和前拉斐尔派画家兼作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前往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参加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反对在爱尔兰采取强制手段，对那里的失业现状表示抗议。在广场上他们亲眼看见了血腥星期日所发生的事件——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75人受伤，400人被捕。

20世纪20年代，也是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曾在那里露宿度日。后来他为表感激，在长篇小说《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 Four）中将特拉法尔加广场重新命名为“胜利广场”（Victory Square，那是书中一个主要的压迫之地）。在他讲述的有关极端错误的革命行动故事中，伦敦的许多地方得到了影射。书中“真理部食堂”的原型有一部分是英国广播公司（位于牛津街200号）那个没有窗户的食堂，其余则是伦敦大学的理事会大楼。当年在伦敦时，奥威尔自己的革命活动主要在纸上开展。20世纪40年代，他经常被人从珀西街（Percy Street）24号的阿克罗波利斯餐厅（Acropolis Restaurant）轰出去。他有什么罪过？因为没有穿短上衣。［有一回在那里和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用餐时，他要求换座位，为的是不必看《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主编金斯利·马丁（Kingsley Martin）那张“腐败的脸”。此人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到斯大林主义者一边。］

我来到伦敦，过了几个月就成为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

C.L.R.詹姆斯

然而伦敦这座文学城市对于各种观点均能够兼容并蓄，等量齐观。在20世纪30、40年代的黑衫党^[1]时代，戴安娜·米特福德（Diana Mitford，1910—2003）有可能是居住在伦敦的一位最为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作家。与此同时，也不乏思想信仰令人不快的其他人士。在诺丁山切普斯托路（Chepstow Road in Notting Hill）25号，有一个极为奇特的小团体，其核心人物分别是柯林·威尔逊［Colin Wilson，1931—2013，他居然是哲学畅销书《局外人》（The Outsider，1956）的作者，出乎众人意料］，他的作家同行比尔·霍普金斯（Bill Hopkins，1928—2011）和约翰·布莱恩（John Braine，1922—1986）。威尔逊信奉独具特色的英国存在主义哲学。他认为只有5%的人具备运用政治权力的能力，应该允许这些超人统治其他大多数人。就在《局外人》一书出版发行不久，有位女士在当代艺术研究院举行的一次活动中对他的上述信念和势利眼行为提出了质疑。

“威尔逊先生，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位知识分子，”这位女士说道，“我有一个漂亮的住宅，一个精心打理的花园。丈夫很爱我，两个儿子待人热情，很有礼貌。请你严肃地告诉我，究竟我错在哪里。”

威尔逊回答说：“你……你是最差劲的人！简直无法形容！一个主流罪犯！你只喜欢简单的东西，其他方面你一无所能。你的房子是垃圾，你的花园是垃圾堆，是沼泽地。你丈夫是混蛋白痴，你儿子是臭大粪。你是个社会渣滓，穷凶极恶。你居然还能怀孕，这太让人吃惊了。”没有人说过辩论从来都是斯文有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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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地址

贞女圣玛丽教堂 SW15 高街（地铁站：帕特尼桥）

天使中心区 N1 伊斯灵顿大街3-5号（地铁站：天使站）

特拉法尔加广场 WC2N（地铁站：查令十字路）

理事会大楼 WC1E 马莱特街伦敦大学（地铁站：罗素广场）

推荐阅读书目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

托马斯·潘恩《人权论》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权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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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黑衫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和英国的法西斯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