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传教士与皈依宗教者
你啊，伦敦，特洛伊移民建造的城市，高高的塔顶方圆数英里清晰可见；你是多么幸运，你的四面城墙之内囊括了世界各地所有的美。
约翰·弥尔顿
许多作家都可能是叛逆者。不过虔诚的宗教信仰却也贯穿着整部伦敦文学史。在玛格丽·坎普巡游伦敦，乔叟所写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女修道院院长和僧侣讲完各自的故事之后很久，虔诚信教的男女信众们在小说和现实生活中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在长篇小说和诗歌里操办督管过无数次婚礼和葬礼；他们身穿黑袍，神色肃穆地游走在几十部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虚构作品中的学童。
然而对于文学作家而言，宗教人士并非一直是贵人善类。教会在伦敦文学史上的所作所为大多明显地表现为极力打压戏剧、长篇小说和艺术创作。例如，如果当年没有来自清教徒的压力，1576年伯比奇很有可能不会把剧院建在肖尔迪奇一带。
另一方面，许多作家也从宗教中吸取了巨大灵感。约翰·邓恩一开始只写一些粗俗（而且常常是露骨下流的）诗作，赞美他的恋人。不过他最终还是要为“三位一体的上帝”“撞击”他的那颗心。后来邓恩甚至还成为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在1624年至1631年间担任过舰队街圣邓斯坦（St.Dunstan）教堂的圣职。1620年，邓恩曾经为林肯律师学院小教堂奠基铺石。正是从这座小教堂里传出的钟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使他写出“要求我们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的著名诗句。每当林肯律师学院有人离世时，中午便鸣起丧钟。（如今依然如此。因此当你从旁边走过并听到“当当”的钟声时，你心里会明白又有一位律师与世长辞了。）
你啊，伦敦，特洛伊移民建造的城市，高高的塔顶方圆数英里清晰可见；你是多么幸运，你的四面城墙之内囊括了世界各地所有的美。
约翰·弥尔顿
约翰·弥尔顿（1608—1674）将许多最为著名的诗作献给了上帝，尽管魔鬼也充斥于大多数诗句当中。弥尔顿在叶文街（Jewin Street）居住期间创作出了恢宏史诗《失乐园》（他当时居住的房屋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今已掩埋于巴比肯城堡原址下面）。弥尔顿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居住过伦敦的许多地方。不过你若想在克勒肯维尔一带的弥尔顿街上找同诗人弥尔顿的关联之处，你肯定会大失所望。那条街道不是以诗人的名字命名，而是以19世纪30年代在那一带拥有最多房地产的一位富翁的名字命名。不过那仍然是个很有故事的地方，在改名之前曾叫格拉布街（Grub Street），当时许多作家在那里居住工作，是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在其创作的《愚人记》中以纪念的笔触将那里描绘为一条大道，“诗人忧心忡忡，痛苦地守夜，自己虽彻夜不眠，却要将读者送入梦乡”。在不远处的班希尔路（Bunhill Row）125号，你可以找到弥尔顿的一处故居原址。
“班希尔”有其宗教上的缘分。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去世后安葬在伊斯灵顿区的班希尔菲尔德（Bunhill Fields，诗人布莱克和作家笛福长眠在附近）。1688年8月，这位浸礼会传教士兼宗教诗人在前往伦敦途中不幸去世，最后安葬在班希尔菲尔德。
另一位前往伦敦的传教士是劳伦斯·斯泰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他就是那部蔑视礼法、胆大妄为的长篇小说《项狄传》的作者。斯泰恩在约克郡的考科斯沃尔德（Coxwold）担任圣公会牧师，经常前往伦敦。1759年在其长篇小说第一卷出版前后，斯泰恩在索霍区莱赛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47号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的工作室里遇到了塞缪尔·约翰逊。他把《项狄传》的第一行献词读给塞缪尔·约翰逊这位词典编写专家听，但是没有给约翰逊留下深刻印象。“我当时对他说，这不是英语，先生。”约翰逊后来回忆道。同班扬一样，斯泰恩也在伦敦度过余生。1768年，他在老邦德街（Old Bond Street）41号居住了一年多的房屋里去世时，一贫如洗。就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查封官们正在他仅剩的那点遗物中翻找值钱的东西。最终他被安葬在圣乔治菲尔德［距贝斯沃特（Bayswater）路不远，靠近现在的大理石拱门］。但是没过几天，斯泰恩的遗体就被一位解剖学教授盗走了。据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埃德蒙·马隆（Edmond Malone，1741—1812）披露，“有一位在解剖现场的绅士一看到那具尸体，就立刻认出了斯泰恩的那张脸”。后来斯泰恩的遗体又再次被小心地掩埋起来，只是在1968年才得到永久的安息——斯泰恩的遗体再次被挖出来送回考科斯沃尔德的项狄厅（Shandy Hall）。
伦敦另一位著名的诗人牧师是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他出生在伦敦东北部的斯特拉福德。1854年，他10岁时就被打发到海格特北路的海格特学校去读书。在那里，他对早期基督教苦修禁欲者产生很大兴趣，并同一个朋友打赌，说自己不喝水能比他挺过更长时间。几天后霍普金斯赢了，但是他的舌头已经发黑，身体也垮下来了。他还凭借自己创作的《埃斯克里亚尔建筑群》（The Escorial）在学校举行的诗歌大赛中摘取大奖。这首诗歌的创作灵感有一部分来自早期在附近居住过的大诗人济慈（诗中还对僧侣和历史遗迹颇有感怀，表露了忧思）。后来他成为一名耶稣会会士，在伦敦南部鲁汉普顿（Roehampton）的马雷萨学校教书，最终成为梅费尔（Mayfair）农场街教堂的一名助理牧师。
在极为顽强地维护宗教信仰，坚定地追随霍普金斯的人物当中就有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1870—1953）。他居住在切恩街104号的房间里，曾经撰文猛烈抨击像 H.G.威尔斯（H. G. Wells，1866—1946）那样具有科学头脑的理性主义者，使威尔斯不由得抱怨说：“他那种人讲起话来嗓门高，语速快，生怕听到对方说什么。”
在丹尼尔·笛福所写的《瘟疫年纪事》（1722）中，有位名叫所罗门·伊戈尔斯的宗教狂热者喜欢在舰队街附近的街道上招摇地走来走去，谴责伦敦的各种罪孽（“有时近乎一丝不挂，头上顶个燃烧着的炭火盘”）。
贝洛克在舰队街的《晨报》报社工作时，也写过一些抨击性的文章，但后来由于不服管束，工作不守时被解雇。这是因为他像喜欢宗教一样，也很喜欢喝酒。20世纪30年代，他做过一次最著名的发言。当时在泰晤士街酒商大厅（Vintners'Hall）举行森茨伯里俱乐部（Saintsbury Club）文学晚宴，贝洛克喝了一瓶1878年酿造的拉图葡萄酒。他站起身来发言，大声叫道：“这是葡萄酒，我喝醉了！”然后他又坐了下来。
贝洛克虽然性情有些古怪，却也结下了一些深厚的友谊。他同 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1874—1936）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两人被合称为切斯特贝洛克。切斯特顿作品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天主教牧师布朗神父，他后来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离开埃塞克斯郡的考伯霍尔，前往伦敦开始了破案生涯。切斯特顿本人居住在肯辛顿（Kensington）华威花园（Warwick Gardens）11号，但是经常有人看到他出现在舰队街艾尔维诺（El Vino）酒馆里，躬身坐在酒桌旁边。那里是他爱去的地方，便于他“一边痛快豪饮，一边冥思苦想”。（在艾尔维诺酒馆使他出名的并不是他的宗教，而是他看谁不顺眼，就拿着一根内藏刀剑的棍杖把谁轰出去。）
还有一事却没那么有趣。贝洛克和切斯特顿经常被指责拥有反犹太主义立场。他们这种人正在慢慢地消失，令人感到欣慰，而不是悲伤。
不过仍然有许多优秀作家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特别是继续坚持由伦敦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和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提倡的浪漫天主教宗教信仰。伊夫林·沃在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曾经工作过的梅费尔农场街那座教堂里皈依了天主教。对此舰队街各家报纸深感震惊。《每日快报》宣称，“梅费尔年轻的讽刺作家归顺罗马”。另一家报纸写道：“超级现代派人物变成了教皇至上论者。”
此时，格林也已皈依天主教（1926年，他经人介绍，在诺丁汉被正式接纳为教会成员。他形容自己的那位介绍人看上去好像是从“皮卡迪利大街不合适的一边”冒出来的人物）。虽然格林真诚皈依了天主教，但他与教会的关系并不融洽。有时他自称为“天主教的无神论者”，甚至在创作宗教信仰题材的作品时，他的思想倾向也是模棱两可。长篇小说《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几乎被列入天主教禁书书单（凡是被教会列入这一书单的图书均被视为具有异端邪说、反教权、内容淫荡等特点，结果会遭到查禁）。格林本人曾收到一封由威斯敏斯特大主教写来的书信，信中斥责《权力与荣耀》这部长篇小说“似是而非”“描写了一些超乎寻常的内容”。远在梵蒂冈受托对这部长篇小说进行评价的那位读者称，它“扰乱了基督教徒内心中应该拥有的那种宁静精神”。他还声称，格林作为一名作家，“对于不道德的性行为有着一种变态的欣赏”。
他们也会对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1918—2006）给予同样的评价。《纽约客》（New Yorker）将她称为“记述令人毛骨悚然的修女和学校女生阴谋的文人”，然而她还是一位皈依天主教的虔诚教徒。20世纪50年代，她住在伦敦坎伯威尔区（Camberwell）的一个卧室兼起居室的房间里，居住期间皈依了天主教。作家沃和格林曾一起劝说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她创作的有关这段情感经历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安慰者》（The Comforters）。格林在一封书信中对斯帕克说，那家出版社也许不是出版如此“怪异”作品的最佳选择。
T.S.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在1927年皈依天主教以后，开始在肯辛顿圣斯蒂芬教堂（St.Stephen’s Church）担任教会委员。这一举动使得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中的那些朋友深感震惊。从这一天起，“汤姆·艾略特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可以说已经死去了，”弗吉尼亚·伍尔芙对一个朋友这样说道，“他已经成为国教高教会派教徒，信仰上帝与永世不朽。”艾略特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动摇。尽管伍尔芙和其他人不停地挖苦刺激他，艾略特一直在同一个教堂里做礼拜，时间长达30多年。
1938年8月13日，《卫报》报道说：“伦敦东区的一些印度伊斯兰教徒举行隆重仪式，焚烧 H. G.威尔斯编写的《世界简史》一书。”
另据《卫报》报道，书一烧完，来自伊斯兰圣战组织的1000多名代表就要向印度事务部进发，“要求采取一定措施查禁那本书”。
愤怒的暴民还扬言要向位于摄政公园附近的威尔斯住宅进发。不过这种情况似乎并没有发生。8月19日，这些示威者仅仅在位于奥德维奇（Aldwych）街上的菲罗茨·可汗·怒恩（Firoz Khan Noon，印度事务高级专员）的办公室前举行了一场喧闹的集会，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举动。
示威者们在那里齐声高喊“打倒无知的威尔斯”“真主安拉伟大”。他们的领导人提交了一份“书面申诉”。印度事务高级专员表示他会将这份书面申诉转交给政府。随后他们的一位发言人对记者说，“现在我们感到满意了”。事情至此似乎已告结束，直到20世纪80年代，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又写出了《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
自斯帕克以来，作家们公开承认自己信仰的情况减少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作家生来具有反叛倾向，极爱挑剔，因此自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1792—1822）起，一直都有作家公开放弃宗教的情况。然而在伦敦文学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教会组织最终还是设法接纳了作家。能够看到许多作家的最佳场所（至少是他们的遗骨）就是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诗人角。在那里，除了可以看到为安葬在别处的作家竖起的大量纪念碑外，也可以看到下述作家的遗骨，他们是约翰·盖伊（John Gay，1685—1732）、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杰弗里·乔叟、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8，他本人想安葬于罗切斯特市）、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Alfred Lord Tennyson，1809—1892）、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他的遗体安葬在诗人角，但是他的心脏却用饼干盒送到了多塞特郡的圣迈尔斯廷茨福特教堂（church of St.Michael’s Stinsford in Dorset）］、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和本·琼森（1572—1637，他生前曾对教长说：“先生，6英尺长、2英尺宽的地方对我来说太大了。2英尺长、2英尺宽足够了。”因此他的遗体是竖直安葬的）。
重要地址
圣保罗大教堂 EC4M 圣保罗大教堂院内（地铁站：圣保罗大教堂）
西区圣邓斯坦教堂 EC4A 舰队街（地铁站：大法院路，坦普尔站）
林肯律师学院小教堂 WC2A 财政部（地铁站：大法院路）
班希尔菲尔德公墓 EC1Y 城市路38号（地铁站：老街）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SW1P 伦敦教长院20号（地铁站：圣詹姆斯公园，威斯敏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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