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本书之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作为探索外宣翻译现状与研究的一种尝试与努力，本书主要围绕国家层面上的对外宣传与译介传播工作而展开，同时兼顾各级政府、各行各业的对外宣传与译介传播工作。这就涉及广义与狭义上的外宣翻译概念。广义上的外宣翻译就是指“大外宣”的概念——对外经贸、外事、旅游、交通、公安、科研、文化、教育、体育、金融、娱乐等部门，凡是同外国人有来往、有接触的地方，就都要做外宣工作，就都需要使用外语（爱泼斯坦、林茂荪、沈苏儒，2000：2），通常出于一时的需要与直接的目的，如交流沟通、贸易通商与形象宣传等。而狭义上的外宣翻译则专指中央政府或国家专门外宣机构，如中宣部、外交部、外文局等所从事的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对外宣传与译介传播工作，往往是出于国家形象建构与政治舆论导向之目的。大外宣中，各级政府与各行各业的对外宣传工作虽然不如中央政府与国家层面的对外传播工作那么重要，却是整个国家对外宣传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整体对外宣传工作能否取得成效，取得多大成效都离不开大外宣背景下各级政府与各行各业日积月累的宣传贡献，它们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国际正面形象的树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本书虽主要聚焦狭义上的外宣翻译研究而展开，但并不排斥大外宣背景下的外宣翻译，而是一并将其纳入外宣翻译的研究范畴之中。

而就具体论题而言，由于本书意欲建构外宣翻译研究的宏观理论框架，因而需要具有相当的包容性，这也直接导致本书所涉具体对象的范围颇为广泛。既关注国家层面的外宣政策、根本立场、指导思想与整体原则，也包含外宣翻译的基本概念、表现形态、特征要求等；既涉及传播学、翻译学、生态学、语用学、全球化研究与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也涵盖诸如归化、异化、变通等在内的外宣翻译具体应对策略与技巧的探讨与实例分析；既涉及政治、文化、历史、宗教、习俗、意识形态等宏观因素，也包括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个人等具体外宣翻译主体对象；既有对符合外宣需求、达成外宣效果、提升国家形象的正面外宣文稿的客观分析与经验总结，也有对粗制滥造、造成不良影响甚至损害国家形象的负面外宣翻译文稿的理性批评与建议。尽管看似略显烦杂，但本书将会从学科发展与哲学体系的宏观视角出发，整合现有研究成果，基于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的系统框架来展开对外宣翻译传播链条上的七大要素，即对外宣翻译主体、外宣翻译目的、外宣翻译客体、外宣翻译媒介、外宣翻译受众、外宣翻译情境与外宣翻译效果等进行研究与探讨，从而保证了本书的逻辑性、系统性与针对性，做到杂而不乱，而且理论联系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