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外宣翻译之研究现状与不足

2.1.1　外宣翻译之研究现状概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化，各行各业几乎都有对外宣传与翻译的任务和要求，翻译的力度与频次在不断提高。外宣翻译实践活动的广泛开展使得外宣翻译的研究语料不断丰富，对外宣翻译的研究也与日俱增。特别是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全方位推进，国内专家、学者纷纷对以翻译为中介的我国对外传播工作与外语新闻报道工作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产出了一批优质的研究成果，外宣翻译及其相关研究正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

据朱义华（2017：6－16）统计，国内研究外宣翻译的文献近年来一直保持了逐年递增的趋势（见图2－1），已检索到的外宣翻译研究博士论文共计15篇，书名中包含“外宣翻译”字样的学术专著已有9部。据不完全统计，加之近3年出版的专著，书名中含“外宣翻译”字样的著述已出版约20部。

图2-1　外宣翻译研究文献发表趋势

外宣翻译的研究文献中，既有导论性的，也有具体研究某领域外宣翻译实践的，还有从传播学、修辞学、生态翻译学、公共关系与功能主义等多学科视角来探讨外宣翻译文本、外宣翻译策略、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这表明“多维度、多学科、多元化”的外宣翻译研究方法论体系正在形成。这些理论视角的运用必将拓展外宣翻译研究的思路，推动外宣翻译研究的深入，为外宣策略的灵活运用、传播效果的提升乃至外宣翻译研究学科身份的确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外宣工作中的翻译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基本上都是中译外，也就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由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对外发表和传播”（黄友义，2004：27）。这种翻译的单向性导致国外专门探讨中国外宣工作与外宣翻译研究的学术性著作颇为难寻，已有著述更多的是站在国际传播、国际政治、全球化、跨文化与跨语言研究的广角来探讨新闻报道、政治语篇、跨文化交际与国际关系的问题，如卡斯滕·雷尼曼（Carsten Reinemann, 2014）、克里斯蒂娜·谢芙娜（Christina Schäffner, 2012）、埃斯佩兰萨·贝尔萨与苏姗·巴斯奈特（Esperança Bielsa & Susan Bassnett, 2009）、斯特拉·索尔拜（Stella Sorby, 2008）、罗伯特·霍兰德（Robert Holland, 2006）、莱内尔·戴维斯（Linell Davis, 2001）、琼·平卡姆（Joan Pinkham, 2000）等，但他们的研究对外宣翻译的效果与价值判断以及建构外宣翻译研究之价值论与批评观颇具参考价值。

2.1.2　现有外宣翻译研究之不足

尽管外宣翻译对我国综合国力与国家形象的提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现阶段的外宣翻译研究工作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方面，现有国内研究中对解决外宣翻译实际问题以外的形而上的理论性探究还相对较少，对外宣翻译进行全面、系统探讨的描述性研究也极为罕见，对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或者说分支学科的外宣翻译研究在整个翻译学研究体系中的身份与地位也尚待明确。另一方面，国外的研究则针对性偏差，而且往往突出外宣翻译中的政治、文化、语言与地缘因素，将外宣翻译更多地当成是附属于传播学、公共外交、全球化研究，甚至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一部分内容，鲜有触及外宣翻译作为翻译学与传播学交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此外，国内外的研究都倾向于从某一理论视角单独来探讨外宣翻译实践工作与理论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既有“百花齐放”之势，更有“各为其主”之嫌，从而导致外宣翻译研究缺乏统一、完整的理论术语体系。然而，“术语的确立与否，直接影响着外宣翻译研究的目标明确性、内容具体性和方法合理性。没有固定的术语，研究就比较分散，甚至常隐形于译例被用来探讨应用翻译、科学翻译，或是实用英语翻译”（徐建国，2009：93）。因此，如何在以后的理论体系建设中很好地兼容、整合现有术语体系与研究成果，形成外宣翻译研究的完整体系也是有待解决的一大理论问题。

我国翻译学、新闻学等学科建设“从无到有，从有到荣”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学科视野对经验性科学的发展具有强大的助推作用，既有利于短时期内提升该学科领域的学术地位与声望，也有利于促进其实践水平的整体提升，还能逐步形成其人才培养与质量监管的长效机制。而“无学论”的危害则相当明显：因为“无学”，评论无标准，培养无方向，工作无突破；因为“无学”，大家永远走“盘陀路”，永远处于摸索的状态，错误重复犯，经验无人理（沈苏儒，1991：21）。可喜的是，经过几代外宣工作者的努力与探索，对外传播（对外宣传的传播学称谓，笔者注）已确立了它作为传播学独立分支的学科地位（沈苏儒，2004a；2009：281），这也为我们在翻译学科中谋求外宣翻译独立分支的学科地位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从未间断，外宣翻译举措日趋频繁，策略方法不断推陈出新，探索视野也在持续拓展。这似乎都表明我国的外宣翻译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探索领域已有其“实”，即我们在对外宣传工作中累积了大量有关对外宣传与翻译报道的实战经验与感性认识，但我们还没有把这些经验与知识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故导致外宣翻译研究尚缺其“名”。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告诉我们，“感性认识只有发展到理性认识才能完全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而且，“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科学都需要‘正名’。外宣翻译理论建构也不例外”（衡孝军等，2011：59）。正如孔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此说来，要成外宣翻译学科之事势必先立外宣翻译学科之名。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学科培育与发展的高度，对外宣翻译现有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进行全面性、系统性、合理性的总结与描写。本书就是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尝试构建出外宣翻译研究的理论话语体系，从而更好地指导外宣翻译领域的理论探索、促进外宣翻译的学科建设、推动外宣人才的系统培养、提升外宣翻译工作的实践水平，为提高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成效，为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营造友好的国际舆论作出积极的贡献。

2.1.3　外宣翻译研究之可能进路

不论是外宣翻译实践中的过失，还是外宣翻译研究上的局限，都不利于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正面国际形象的塑造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可谓格格不入。这也使我们深感加快外宣翻译质量提升与人才培养探索、加强外宣翻译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抓手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然而，不论是政府层面的外宣翻译举措（如第一章提到的中国文化外宣翻译中的几大里程碑），还是大外宣背景下的行业实践，主要都是围绕思想内容与文字信息的对外传达，即外宣翻译实践本身，都缺乏对外宣翻译理论研究的足够重视与扶持。可以说，外宣翻译的理论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外宣翻译的实践工作。因此，如何加强外宣翻译研究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来促进外宣翻译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如何摆脱外宣实践工作中的不足来提升外宣翻译的质量与效果，如何以国外人士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我国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报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发出符合我国国际身份的最强声音就成了传播学与翻译学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

对外宣传工作中这样一种满足外宣现实需求的倾向一方面促成了外宣翻译研究凸显解决实际问题的针对性，从而确保了对外宣传效果的落实，但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加速了外宣翻译研究的“功利主义”倾向，淡化了外宣翻译理论探索与学科建设的意识。其结果往往是，外宣翻译研究主要着眼于解决对外宣传与传播过程中的具体翻译问题，即突出外宣翻译技巧层面的探讨，或者说多数仍停留在随感式、经验性总结，缺乏宏观理论视野、微观剖析论证和系统理论的可证性（周锰珍、曾利沙，2006：23；徐建国，2009：93），而对作为一个整合翻译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的系统性探究则明显不足，外宣翻译研究仍存在诸多困惑。这也为本书借鉴哲学话语体系来探索外宣翻译提供了可能与空间。

哲学往往因哲理性、系统性与逻辑性而著称，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借鉴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来全面透视外宣翻译研究的学科现状，系统建构外宣翻译研究的完整体系，中和目前外宣翻译实践中实用倾向过重的功利局面，改观外宣翻译研究领域中理论视角各为其主的混乱状况，全面深化对外宣翻译的理性认识。诚然，本书还只是朝这一方向所做的一次抛砖引玉式的努力与尝试，不可能一蹴而就，解决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