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本书之研究方法与研究目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我国的古训，谈的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任何研究都需要讲究方法，外宣翻译研究当然也不例外。本书主要采用的基于文献研究与实例分析的描写性或曰描述性研究方法，同时兼顾定量统计（主要用于外宣翻译研究现状的分析）与理论架构（主要是指借鉴哲学理论体系来搭建外宣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的方法。

描述性研究是介于定性研究与试验性研究（或曰定量研究，笔者注）两者之间的研究（桂诗春、宁春岩，1997：Ⅲ）。它既强调系统全面的观察，也可聚焦于某些特殊问题的具体探讨，既主张综合归纳，也可在一定范围内使用量化手段，因此运用起来比较灵活，也有助从点、线、面上来对外宣翻译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与此同时，采用描写性研究方法来探讨外宣翻译研究体系的建构还是由翻译研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翻译中无理论思辨可言……有关翻译的所有的理论思想都来源于经验观察（即翻译实践过程中的感性认识与规律总结，笔者注）、经验世界不能虚构，也用不着运算，只能描写”（刘宓庆，2005a：ii）。

中国人由于受天人合一与整体论思想的影响，习惯于从哲学视角出发来对翻译进行整体性考量与宏观体系的建构，与该思路不同的是，西方人重分析、重逻辑的“发散性”思维使得他们在翻译理论建构上往往趋向于专注某一维度并开展深入、细致的探索与研究，不论是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阐释哲学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还是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女性主义学派与苏东学派似乎都有如此倾向。尽管如此，在翻译理论建构上，进行描写性翻译理论建构仍是西方翻译哲学之大势所趋（衡孝军等，2011：58）。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 2001）也曾指出，描述翻译学作为翻译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具有“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双重属性”。因此，采用描写性或描述性研究方法既有利于构建外宣翻译理论体系来开展理论探索，也有利于指导、引领外宣翻译实践工作的开展，有效地分析、解释、说明、解决外宣翻译实践中的各种现象或问题，兼顾理论与应用两个维度。

在翻译学的发展历史中，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 1988）在1972年的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宣读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在该论文中他提出将翻译研究或曰翻译学视作一门独立的经验性学科，并指出该学科可以分为纯理翻译学（Pure Translation Studies）与应用翻译学（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两大研究领域，而前者又可细分为理论翻译学（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和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见图1－1），其中描述翻译学主要是指对具体翻译实践、翻译作品和翻译研究成果所作的描述性研究。

图1-1　詹姆斯·霍尔姆斯提出的翻译研究系谱

霍尔姆斯进而借用哲学家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 1952）对经验科学的解释提出了描述译学的两大主要目标：一是描写经验世界中表现为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的种种现象；二是建立赖以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普遍原则。描述性译学在关注翻译过程、翻译产品与译文功用的同时，将翻译置于特定的时间历史背景来考量，从而将翻译研究延伸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与文化领域（Maria Tymoezko, 1999：25）。而这些宏观领域恰恰又是外宣翻译赖以安身立命的领域，无法回避。因此，描述翻译学目标的确立与研究空间的拓展为外宣翻译的系统性研究指明了方向。外宣翻译体系建构研究就是要通过探讨外宣翻译的译者及其主体性，外宣翻译的译文质量及其传播效果，特定历史条件下外宣材料翻译的决策过程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等来分析并描写出其中的规律，为以后的外宣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遗憾的是，在描述译学提出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一学科分支并未引起译界应有的重视，人们在感慨翻译研究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同时还表露出了贬低描述性研究的倾向，直到伊塔马·埃文－佐哈尔（Etamar Even-Zohar, 1990）与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 2001）对描述翻译学的深入探讨才使人们对它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目前，我国的实证描写性研究倾向与国际潮流基本相吻合，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取代规定性研究，但在描写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亟待加强，尤其需要实例、实证性方法来进行描写与论证，这样可能会使描写性研究更具科学性、真实性和有效性（方梦之，2009：79）。

对外宣翻译的描述性研究离不开相关文献资料与翻译案例的分析，本书将主要通过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下载、图书馆借阅、有偿购买以及网络搜索等途径来获取外宣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论文、政府公文、研究报告与媒体报道，对其进行归类整理与综合分析，并借鉴其中外宣翻译的典型案例来开展本书的论证与分析。此外，本书还将通过访问我国主要外宣媒体、政府各有关外宣部门以及相关企业的官方网站来获取有关外宣翻译实践的部分一手资料，从而保证本描写性研究的顺利进行。

“相对文学翻译研究，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比较短暂，体系不够完善，多数研究仍停留在随感式的经验型总结，缺乏系统的理论思考与总结”（衡孝军等，2011：2）。为此，本书的目标就是想从学科意识出发，借鉴哲学理论话语框架，通过对目前外宣翻译研究现状的全面分析与系统性描写研究来建构出外宣翻译研究的总括式理论话语体系，即建构出外宣翻译研究之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的系统框架来展开对外宣翻译中信息传播的“七要素”，即对信息传播的主体、目的、客体、媒介、受众、情境与效果进行全面的描述性研究，从而改观目前外宣翻译研究“零散、杂乱”的倾向，厘清外宣翻译研究的种种概念，理顺外宣翻译研究的整体思路，全面深化对外宣翻译的理性认识。

本书尝试建构的外宣翻译研究体系除了要能够呈现出外宣翻译研究的全景图以外，还应能够为现实生活中的外宣翻译工作提供方法论的指导，避免“两张皮”现象，这也是本书所追求另一目标。因此，本书将结合外宣翻译的具体实例与分析来探讨应对策略，提出解决方案，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而为有效地指导外宣翻译实践工作，切实增强对外宣传的吸引力、亲和力与影响力，为整体上提高外宣工作水平创造条件。

概括说来，本书将从哲学理论体系与学科建设视野出发，运用描述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外宣翻译研究现状与实践状况的系统性描写来建构一个外宣翻译探索进路的总括模式，既能宏观探讨作为专业研究领域的外宣翻译，也能指导具体外宣翻译实践工作的开展，从而对及时总结外宣翻译工作经验教训、科学认识外宣翻译本质特性、客观分析外宣翻译实践问题、全面推进外宣翻译理论探索提供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