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色彩的勇气

没人会说自己喜欢的颜色是灰色或米黄色，但是我们的家里却经常覆盖着中性平淡的色彩。我在想，为什么环绕在我们周围的色彩与激发我们热情的色彩不一致？

我就这个问题向著名工程设计师彼得·施坦贝格（Peter Stamberg）和保罗·阿费里亚（Paul Aferiat）请教，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色彩恐惧症。”施坦贝格和阿费里亚是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市萨瓜罗酒店的工程设计师。萨瓜罗酒店是有名的彩色建筑，大胆的色彩布置使其成为2016年度第三大“照片墙”用户打卡地。施坦贝格对我说：“人们害怕色彩。”他所说的“人们”很明显不包括阿费里亚和他本人。他们二人简直就是生活在鲜亮色彩的殿堂：开放式顶楼，内部空间不以墙体隔断，而是以黄、绿、蓝、橙的各色隔板分开。在我对面，两人端坐在紫罗兰色的沙发上，旁边摆放着一对朱红色的椅子，脚下铺着一块粉红的地毯。窗边的桌子上摆放着暖色调的玻璃器具和陶瓷饰品，阳光照射进来，一片斑斓的琥珀色投射在地板上。

阿费里亚说：“这实际上是因为人们害怕选择，害怕选错了就不得不一直忍受。”在这点上，我有话要说。以前我不知道有“色彩恐惧症”这一说法，但现在看来，我那时候就是有一种“色彩恐惧症”：我惧怕色彩，所以我整个家里都是介于纯白色和奶油色之间的色调。沙发是象牙白，书架是米色，床单、枕套、毛巾、窗帘都是清亮洁白的颜色。我有一个大的“灵感”白板，用粗亚麻布蒙着，放在卧室的一角。我把衣服堆在一张导演椅上，导演椅座面的帆布也是白色的。每次买家具，浏览图片介绍时，我总是盯着芥末色的天鹅绒沙发或带粉红色条纹的矮脚软垫椅子看半天，但最后买回家的，还是那些自认为更可靠的老式白色家具。

后来有一天，我搬进了自己的梦想家园——一栋褐砂石公寓的顶层套房，它有着铁路风格布局，洁白无瑕的木地板，窗户面向绿色庭院，浴室还开了一个小天窗。唯一的问题是墙面都刷成了黄油般的黄色。从看到这套房那一刻起，我就惦记着如何把它重新粉刷一下。但是后来让我没想到的是，每次下班回到家，我都感觉沐浴在阳光之中，即使在严冬，也有温暖的感觉。每次出差或旅行从外地回来，我都喜不自禁。我在那套房子里住了6年。入住一星期后，我就没再想重新粉刷的事了。

我倒希望我就这样治愈了自己的“色彩恐惧症”，但实际上，真正改变我对色彩态度的，是我在设计学校的学习经历。那时我长时间地裁剪、编排彩色纸片，混调颜料，研究不同色彩间的互动关系。我渐渐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我以前没能分辨的色彩。之前我一直以为阴影是灰暗的，但现在我意识到，阴影实际是略带紫色的。以前我以为红苹果就是红色的，没想到苹果放在窗台上时的光彩色泽跟摆在柜台上时大不相同。这一新发现给我带来的快乐难以形容。

我们现在觉得色彩是画家、艺术家研究的东西，而以前的人可不这么认为。历史学家约翰·斯蒂尔戈（John Stilgoe）写道，以前受过教育的人都要研究“色彩学”，即研究一幅景象中光与色的相互作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22]以前人们学习辨光识色，就跟读书识字和学算术一样。现代人普遍缺乏色彩教育，面对色彩时无所适从，也就不奇怪了。

热烈欢快的色彩与偏沉郁的色彩的差异在于其颜料色素有多纯粹、多光亮。设计师们用“饱和度”和“亮度”描述这些属性。理解了这两个概念，整个色彩的世界就向我敞开了大门，正如学会了加减法就找到了通往数学世界的门路一样。某种饱和色就是这种色彩最纯粹的形式，比如孩子玩的积木的颜色——最单纯的蓝色和最明亮的黄色，这样的色彩强烈、浓郁。要使色彩饱和度降低，就要把灰色加进去，使其变暗。这样，嫩绿色就变成了橄榄色，天蓝色就变成了石板的蓝灰色。米黄色其实就是降低了饱和度的黄色，黄色的快乐能量全没了！灰色是终极的降低了饱和度的颜色，里面只有白与黑。降低了饱和度的颜色可以作为整体色彩方案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环顾四周，目之所及都是暗灰色、卡其色、米黄色，那这样的环境就太单调乏味了。一种颜色的亮度与其混入黑、白色的多少相关。白色反光，而黑色吸光，所以加白会使一种颜色更淡、更亮，而加黑则会使其更暗、更模糊。比起葡萄红和海军蓝，粉红和天蓝更能给人活力之感，因为它们能反射更多的光，给四周的空间注入活力。阴暗、降低了饱和度的颜色吸收亮光，会降低周围空间的活力能量。

要对选择色彩有信心，还需要一定的训练。幸运的是，找到使人快乐的色彩组合，获得一双洞察色彩之美的眼睛，我们有捷径。有一次，施坦贝格和阿费里亚在给他们设计的房子选择一种颜色时犹豫不决，求助于好友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霍克尼建议：“不如像我一样，每次碰到色彩问题，就向马蒂斯学习。”亨利·马蒂斯色彩鲜明的画作，不仅启发他们正确地选择了合适的蓝色，而且也让他们把这种方法用到为其他客户进行的设计中。人们看到如此大胆的色彩选择，看到鲜明亮丽的色彩如此和谐地共存于画布之上，就有信心将这样的色彩组合运用到家庭装饰之中。马蒂斯鲜明亮丽的色彩组合是理想的选择，不过我也经常从其他艺术家那里寻找灵感，其中包括海伦·弗兰肯塔勒、索尼亚·德洛奈、皮埃尔·博纳尔，当然还有大卫·霍克尼。

如果还是没有信心，那你可以从传奇的室内设计师大卫·希克斯（David Hicks）那里获取勇气。大卫·希克斯认为，所谓“色彩相互冲突”这种情形事实上是不存在的，那只是20世纪30年代“上流贵妇”虚构的概念。他说：“色彩不会相互冲突，只会跳跃振动！”

另一位肯定没有色彩恐惧症的人是埃伦·贝内特（Ellen Bennett）。30岁的贝内特在洛杉矶创立了一家名为“赫德利与贝内特”（Hedley & Bennett）的围裙制造公司。在9月一个下雨的午后，我见到了她。她跟我说：“我太爱色彩了！”“爱”字拖得很长，可见其喜爱之深。“在我家里，每样东西都是‘Roy G. Biv牌’的，七彩斑斓。”她罗列了其中几样有代表性的东西：以色彩分门别类的书架，蓝色的卧室，黄绿色的前门，亮黄的炉子（这是贝内特与男友约会3个月后送给他的礼物）。贝内特活力四射，自称“酷爱拥抱者”，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和亲密的贴面礼。对她来说，色彩就等于热度。人们常听她说：“我要让空间气氛热情洋溢，让人一进来就仿佛投入了温暖的怀抱。”^[23]

贝内特认为是她的文化传统点燃了她对鲜亮色彩的喜爱。她算半个墨西哥人，成长过程中，经常在墨西哥与加利福尼亚间往来游走。“在墨西哥的生活是彩色的：我外婆的房子是亮丽的天蓝色，从路边的玉米到杂货店的芒果，每样东西都是色彩鲜明的。而在美国，每样东西都变得暗淡了许多：棕色的马路，褐色的学校……哪里都是棕褐色的。然后我回到墨西哥，周围有黄色、绿色、红色，每栋房子都有不同的颜色。这些东西令人感觉鲜活了许多。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从孩子的视角来看，我感觉到了活力能量。我想我需要这种活力，我喜欢这种能量。”

贝内特讲述的她童年时对这两个世界的印象，令我内心一震。这种内心的震颤，我只能描述为“艳羡”——对鲜艳色彩体验的羡慕。和贝内特一样，我也曾到过世界的另一些角落，比如东南亚、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在那里感受到色彩活力的自然天成。这些亮丽多彩的地方，洋溢着一种在美国现代都市很难找到的热情与活力。能在美国都市找到的彩色恐怕只有路标和宣传广告。用贝内特的话来说：“在墨西哥，生活的波长就是更长。”色彩让深藏于日常生活中的快乐浮现出来。为什么很多地域文化只在欢庆时刻采用彩色，而有些地方的文化却使其融入日常生活？

我们很容易认为，这只是简单的文化偏好问题：有些地域文化形成了对色彩的喜好，而另外一些文化偏向暗淡灰白的生活。但是，我认为，问题出在深植于西方社会中的文化偏见，这种偏见把西方社会引向精致老练，远离了简单快乐。歌德强有力地表达了这种偏见，他在1810年写道，“野蛮民族、没受过教育的人、小孩子，这些人对鲜亮的颜色有强烈的喜好”，而“文化修养高的人却极力避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用色彩分明的物件，几乎将它们完全排斥于生活之外”。^[24]我们自己可能没意识到，在欧美大部分地方，歌德的这个理念适用于大多数人。我们视色彩和快乐为幼稚和无聊，把中性色度奉为理智和成熟的标志。现代家装的色彩选择受“道德指南”的支配。这一道德指南以自我克制为正道，视饱满洋溢为放纵。它要传达的理念很清楚：要得到社会的认可，你就必须成长，超越寻求简单快乐的自然倾向，若不能超越就必须压制这一天性。

这种文化偏见甚至把我们推到了以色彩为耻的地步。最近我碰到了一位女性朋友，她说自己喜欢彩色，但只敢在孩子的房间里采用，放在其他房间感觉很不自在。人们说女人老了就要穿素淡的衣服，要不然就会让人觉得她在装嫩。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色彩恐惧症，其根源不是缺乏信心，而是公共舆论的压制。如果我们不怕别人说自己幼稚可笑，那这个世界会不会更多彩、更亮丽？

像埃伦·贝内特这样的人，试图寻找合适的方法，将快乐的色彩与正经的生意结合起来，我深受启发。贝内特18岁时搬到墨西哥城居住，靠打零工支付学费，学习烹饪。她其中一份工作是墨西哥电视台的彩票播报员，每周播报抽到的幸运数字。几年后，她回到了美国，但是决心继续保持她在墨西哥欢快热情的生活方式。她在一家餐馆找到了一份厨师的工作。她热爱这份工作，但是工作中有一处令她特别讨厌：厨工的围裙。她向同事们抱怨起围裙难看，发现同事们跟她一样，也不喜欢这样的围裙。“系上这样的围裙，我们显得很邋遢，心情也就不好了。”一天，老板正准备给所有员工订购一批新的围裙，贝内特跑来央求老板让她来选择围裙的样式。她没有图案，没有布料，甚至没有缝纫机，但就在那一刻，她的围裙公司“赫德利与贝内特”诞生了。

第一件围裙由黄色的亚麻布制成，后来很快用上了其他彩色布料。贝内特清楚围裙不仅要好看，也必须好用，因此对其整体表现精益求精。她说：“这可是严肃正经的工作服，但是看起来赏心悦目、欢快热烈，而且让你有安全感，劳动的尊严和荣誉感油然而生。它不仅鲜亮多彩，而且做工精细，经久耐用。”实用性并不妨碍人们选择一件看起来舒心又有趣的工作服。这种实用与美观的组合明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赫德利与贝内特”的产品已行销至4000多家餐馆。

后来，“赫德利与贝内特”的业务范围超越了围裙。她的公司真正从事的工作是改变人们对制服的固有观念：工作服不再是工人们上班时不得不穿的便宜难看的套装，而是一套能带来劳动的荣誉感和工作的快乐的装备。她的这种对围裙的描述，我以前从来没听过。“围裙就是一件披风，”她说，就像超级英雄身上的披风。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我不以为意，但是对于这个比喻，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克拉克·肯特换上光滑闪亮、红蓝搭配的“超人”装，就不再是普通人了，大红色的披风和天蓝色的套装赋予了他超人的气力和能量，使之与穿着粗花呢夹克的小职员产生了天壤之别。贝内特如今的事业就是为阿普里尔·布卢姆菲尔德、大卫·张以及无数厨师厨工、服务人员、技术人员设计制造“职业装备”，帮助他们为即将从事的工作做好外部准备，也做好心理和情绪的准备。

对贝内特的访谈促使我思考制服之外的其他服装。人们都说，做什么工作就要穿什么衣服，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想要什么样的快乐就应穿什么样的衣服？起初，我是从尝试在心情不好时穿彩色衣服开始研究快乐的美学原理的。我买了一双大黄色的橡胶雨靴，天气预报说有大雨时，我就穿上这双雨靴，拿上我那把同样是黄色的雨伞，欢快地冲出家门，踏着水花去上班。我还是单身的时候，一次次尴尬的相亲最终都没有结果，因此我买了印有彩色图案的衣服，闪亮的色彩给了我面对下一次相亲的勇气。不久前，我收到了一件礼物——一件黄绿色的健身上衣。早上醒来睁眼就看到这霓虹色的物件，一下子点燃了我起床做瑜伽的热情。现在，我这件健身衣穿了一段时间，都快磨破了，我想换上更鲜艳的颜色。

朋友贝丝是我认识的最善用色彩的服装师，她认为，穿上色彩鲜艳的衣服，不仅对自己有心理暗示作用，而且对其他人也有心理效应。贝丝有着一米八的大高个，聪明伶俐，心直口快，从不惧怕说出内心的想法。“从小到大，别人都说我人高马大，很吓人。”穿上色彩鲜亮的衣服能使她更有亲和力、更容易接近、更被人接纳，让人们不会因为她的身高而对她敬而远之。贝丝没有深色的外套，她的外衣都是或黄或绿、色彩鲜明的。在凄冷的冬日，她发现从她身边走过的人往往会冲她微笑。在周围的一片荒凉中，色彩鲜艳的衣服就像是赠送给路人的一件小礼物，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快乐。

贝丝与我共事时，我们有位同事提议办一个“贝丝服装日”。那一天，大家都学贝丝，穿上粉红的波尔卡大圆点裤、大黄色的毛衣、青绿色的连衣裙，让整个办公室都亮堂起来，闪得我们几乎要戴墨镜。那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日子之一。整个办公室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