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的力量
从我开始研究快乐的那一刻起，我就清楚地意识到，使人欢快的处所和事物有一个共通之处：闪亮鲜明的色彩。无论是一排刷上耀眼的糖果色的房子，还是文具店货架上五颜六色的记号笔，鲜亮的颜色总是能点燃快乐的感觉。五彩斑斓的颜色装点了世界各地的庆祝活动，看起来几乎可以认为，颜色越鲜亮，快乐的氛围越浓烈。在中国，大红的舞龙迎来了新年；在巴西，嘉年华以多姿多彩的羽毛装开启盛大的狂欢。而在印度的胡里节上，人们除去装饰，抛洒各色粉末，在嬉笑中从头到脚沾满颜料，呈现一派多彩烟尘笼罩的欢乐景象。
色彩和情绪几乎是密不可分的，虽然我们平时可能意识不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的语言经常把两者混为一谈。心情好坏，可以说成心里“敞亮”和内心“黯淡”。悲伤的日子里，我们头顶仿佛笼罩着一片“乌云”；有一点难过时，我们会感到“蓝色的抑郁”。而当我们一切顺利、生活蒸蒸日上时，我们说人生进入了“黄金”时代。看待事物，我们说要看“光明”的一面，而不要看“阴暗”面。虽然各种颜色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但是鲜艳光亮是世界通用的快乐符号。[3]孩子能本能地感觉到这种联系。在一项针对学前儿童绘画的研究中，鲜艳的颜色与幸福和兴奋相联系，而棕色和黑色等暗色调则经常被用于表达负面情绪。[4]成年人也跟孩子一样。平面设计师奥拉格·奥布赖恩（Orlagh O’Brien）进行了一项研究，请英国人和爱尔兰人将色彩与心情相配对。指向欢快情绪的颜色总是鲜亮明艳的色彩，金黄和橘黄色占了近一半。[5]
如果鲜亮的颜色能振奋我们的精神，那么人们花很大的精力，努力获取最鲜亮的色彩，也就不奇怪了。澳大利亚有一个叫迪埃里（Dieri）的土著部落，[6]他们每年带着朝圣的热情，徒步行走1000多公里，到布卡图的一个矿场上采挖金红色的赭石颜料。部落周围有的是赭石矿，但是迪埃里人只想要最鲜艳、最闪亮的赭石，将它们用作文身涂料。古罗马人看上了一种贝类动物体内的紫红色物质，为了获取这种颜料，他们忍受着恶臭，从贝类的排泄腺体里一点一点地抠取并积攒起来。[7]在殖民时代，最鲜艳的颜料往往成为高度保密的国家机密。那时有位法国植物学家，要冒生命危险从墨西哥偷运一盒用于制作红颜料的胭脂虫。直至今日，色彩仍然诱使人们不辞辛劳，远涉重洋。人们跋山涉水，只为一睹红石大峡谷的色彩；不远千里，只为在粉红的沙滩上享受太阳的光彩。每年秋天，新英格兰和加拿大的人们会参加所谓的“秋叶拼字”活动，寻找金黄的秋色。
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描述自己服用致幻剂的体验时提出，人类辨别色彩的能力是多余的。他写道：“人类高度发达的辨色能力是生物进化的奢侈品，对人的智识和精神发展极为宝贵，但对人的生存完全是不必要的。”[8]但我们的眼睛敏于分辨各种颜色的细微差异，科学家估计我们人类可以清晰地分辨多达700万种色度。[9]虽然不如鸟类分辨色彩的能力那么强大（有些鸟类可以分辨紫外线光谱），但这也是一项惊人的能力。我们有如此强大的色彩分辨能力，如果说这一功能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让我们开心，那听起来似乎也不太可能吧？
事实上，我们的色彩辨别能力并不是多余的奢侈品，而是与人类生存直接相关的感官功能之一，特别是在寻找维持生存的能源方面，这一功能必不可少。人类远古时代的先祖是在夜间活动的动物，像大部分哺乳动物一样，辨色能力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用处。他们皮肤细腻，血液恒温，经常在夜幕下觅食求生，靠的是嗅觉，而不是视觉。但是2500万年前，一批勇敢的夜猴子大胆地走出黑暗，走到日光之下，开启了日间生活方式，并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新的生态环境中，分辨色彩的能力一下子就变成了极为重要的优势。仍在夜间活动的猴子只有两种色彩感应锥体细胞，而我们人类的祖先却进化出了第三种锥体细胞，这种细胞对光谱中的有色光很敏感，极大地增加了人类可见色彩的数量。这一新增的锥体细胞使人类能识别一系列诱人的色度，包括分辨红色和绿色。这一能力如今使我们可以分辨交通信号灯，知道是“行”还是“停”，但是对我们的远古祖先来说，这一能力给他们带来了直接的好处。科学家认为，辨色能力使远古人类能在茂密的树叶中找到富含糖分的成熟果子[10]和营养丰富的嫩叶（嫩叶常常带有一点红色，因为嫩叶含有花青素，没有完全被叶青素覆盖）。研究表明，色感对在日间活动的人类如此重要，以至于在进化过程中，我们祖先大脑处理气味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弱，让位于越来越强的视觉信息处理功能。[11]人类的色感绝不是赫胥黎所说的奢侈品，而是对我们的生存而言极为关键的官能，我们牺牲了其他的感官功能来获得更强的色感。
任何生物，无论是单细胞的草履虫，还是200吨的蓝鲸，其生存的核心都是如何获取能量，以维持各种生命活动：采集食物、寻找住所、躲避天敌、交配繁殖、抚养后代，或者打网球、跳伦巴。人类这样的大型恒温动物尤其如此。在微观层面，光是为了维持生存，就要倾力而为。我们的细胞按生物钟运动：压缩、释放染色体，快速扭动、旋转RNA（核糖核酸）链条，堆砌着氨基酸组成蛋白质，不断地自我修复、自我复制。为了维持这一新陈代谢进程，我们进化出一套机制，促使我们不断寻找食物：饥饿感催促我们寻找食物，快乐感奖励我们找到了食物。经过数百万代人的进化，我们形成了一种本能的意识：鲜亮的色彩意味着营养。[12]这样，鲜艳的色彩就与快乐之感交织在一起了。
色彩是能量的视觉化产物。色彩触发了原始的本能意识，激发了得到香甜食物的快感。如今在这包含各种人造色彩的世界里，我们仍能感受到同样的快乐，虽然许多彩色的人造物件并无有益身体的养分。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色彩意味着我们周遭的环境多姿多彩，丰富多样。色彩是深入我们潜意识中的信号，不仅暗示着事关生存的食物，而且预示着一个能维持我们长期生存的环境。用瑞士画家约翰内斯·伊顿（Johannes Itten）的话来说，“色彩就是生命；因为没有色彩的世界在我们看来就是死亡之地”。[13]能量美学的核心内容是：鲜亮的色彩意味着能量，让我们感到自己所处的环境充满活力，助我们繁荣发展。
明白了这一点，理解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发生的神奇变化，就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埃迪·拉马市长的“色彩运动”给一个死寂的城市注入了活力，向市民们传递了这么一个信号：他们居住的地方不再是人们所说的“垃圾城市”，[14]而是一个充满新鲜活力的家园。人类生活与色彩的关联，并非人类进化的偶然变异，而是生命和维持生命的活力的进化之必然。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我很快就意识到，色彩的变化无意间改变了人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以前人们对环境的态度是能忍就忍，忍不了就跑；现在人们愿意留下来，改变，发展。5年来，地拉那的商业活动增至原来的3倍；税收增至原来的6倍。[15]增加的税收被用于公共发展项目，比如拆除公共用地违法建筑5000栋，栽种树木4000棵。刷墙那年到地拉那采访的记者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巨大变化，以前冷清的街道是犯罪的天堂，如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人们在咖啡厅里喝咖啡，在公园散步。阿尔巴尼亚艺术家安利·萨拉（Anri Sala）描述了这一快速发展，他说：“一开始唯一的变化是墙体的颜色，后来，你可以看到整个城市因外表色彩的变化而发生巨变。”[16]墙体彩绘就像星星之火，点燃了这个城市的心脏地带；又像催化剂，助推了整个城市的化学反应，最终改变了这个城市的整体面貌。与整个城市的巨变相比，刷墙运动只是个微小的举动。有一位市民写道：“就算你是个盲人，也能感受到地拉那的彻底改变。”[17]
很难相信色彩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就算是主导并见证了这一巨变的拉马市长，有时对变化规模之巨大也感到困惑。许多类似的建筑墙体彩绘项目也经常被斥为浪费财政资金的“面子工程”。我想，我们之所以低估了色彩的力量，是因为我们视其为外表的装饰，而非实用的工具。在这人造的世界中，色彩居于事物之浅表，只是一层薄薄的、最后的粉饰。这一点体现在英文单词“color”（颜色）的词根之中，“color”一词源自拉丁文单词“celare”，其本意为“掩盖”。但是在自然界中，事物的颜色能穿透整个物体。如果柿子皮变黄了，那它的果肉也是黄的；棕红色的麋鹿，肉也是红的。自然界中的颜色一定预示着什么，比如果实成熟的阶段、矿物的集中程度。我们理智上认为颜色掩盖了实际内容，而我们对颜色的本能反应却把颜色当作揭示实质内容的线索。埃迪·拉马的话印证了这一点，他说，一个“正常的城市”要像穿衣服、涂口红一样披上彩色的外衣。[18]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地拉那这样一个市民缺乏最基本社会公德的城市，色彩的功能更像是这个城市的内部“器官”：看起来像外表涂饰，实际直入所有问题的核心。
在了解到地拉那的变化后不久，我碰到了一位离家更近的同胞，她也深信色彩的巨大力量能复活沉寂的环境，活跃环境中的人。20世纪90年代初，露丝·兰德·舒曼（Ruth Lande Shuman）到东哈莱姆区几所中学参观。参观期间，她突然意识到，这些学校不像学校，而像另一种机构。她说：“每个学校都布置得像牢房一样，感觉像监狱。”这触发了她的一个想法，就是后来的“公益色彩”（Publicolor）项目：把纽约市每所像监狱的公立中学都刷上鲜亮的颜色。我想起了我知道的那些公立学校：混凝土的墙面，没有窗户的走廊，两边摆满的储物柜，沙色的油毡地板。“这样的学校外表上看起来就充满恶意，”舒曼摇头叹道，“难怪孩子们一个个辍学，老师们都不愿上班，家长们都不愿走进学校。”（纽约市约有24%的中学生没有读满4年就辍学了，而舒曼刚开始粉刷学校的时候，这一数字超过50%。非洲裔和拉美裔学生中仍有1/3没有读完中学。）
舒曼曾在“大苹果马戏团”工作，对进入多彩空间的喜悦感受颇深。她也曾研究色彩理论，和埃迪·拉马一样，她坚信环境色彩对人们的行为举止有着深刻的影响。她组织粉刷的第一个学校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社区，那里接近半数的居民生活贫困。她最初遭到了来自学校领导的抵制，他们对她选择的鲜艳色彩嗤之以鼻。但是20多年来，“公益色彩”组织一共粉刷了400多所学校和社区中心，受到纽约市和联邦政府的嘉奖，许多学校的校长争相仿效。
学校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很难估量色彩对教学质量的影响。但是，有个案表明，“公益色彩”项目实施之后，学校整体面貌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脏乱的墙壁涂鸦几乎完全消失，校长们反映师生到课率都有显著提升，有些校长还发现学生的考试成绩也有所提高。也许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老师和学生们常说，自从“公益色彩”项目刷墙之后，他们在学校感觉安全多了。正如地拉那的店主们拆除了自家商店的防盗网，这里的师生们发现，色彩鲜艳的墙面消除了他们的不安全感。也许，有了安全感，他们教与学的潜能得以释放，最终转化为老师更好的教学表现和学生更高的学习成绩。
我觉得还有一种效应在起作用：鲜亮的色彩对视觉起到了刺激性作用，与咖啡因提神醒脑的作用一样，色彩使我们从自甘平庸的状态中惊醒。艺术家费尔南德·莱热讲述了鹿特丹一个新翻修的工厂的故事。“老厂房阴暗压抑，新厂房明亮鲜艳，令人感觉通透开阔。不久，厂里就有了新的变化：不需要倡议监督，工人们自觉地穿上了干净整洁的工作服……因为他们感到周围环境发生了变化，自己也要有所改变。”[19]对工作场所中色彩的影响进行的综合研究表明，莱热的观察可以放大到更大的范围。[20]一项涉及多个国家（瑞典、阿根廷、沙特阿拉伯、英国）近千人的调查研究发现，在明亮多彩的办公室工作的人，比在光线阴暗的空间工作的人思维更敏捷，心情也更好，更有自信，对事物更感兴趣，对人也更友好。许多学校教学楼、企业办公楼压抑的色调使人提不起劲来，难以集中注意力，还容易引发不安情绪。[21]色彩的活力有助于我们集结必需的能量，用于学习、发展和成长。
“公益色彩”项目让学生和校方管理人员参与到活动中来，为自己的学校选择要呈现的色彩。但是，多年来，活动组织方已经形成了一种标志性的色彩组合，以柠檬黄、绿色、橘黄色为主，重点突出松石绿和鲑鱼红。这一色彩组合鲜亮而饱满，可以说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调色板。不过，我在想，将其推而广之会是什么样子。这么鲜亮的色彩，放在一栋大型建筑物的表面，会不会让人感觉难以接受？
出于好奇，7月的一个下午，我来到布鲁克林区布朗斯维尔的一处救助收容所，手持滚筒，将“阿鲁巴蓝”（Aruba Blue）牌颜料刷在收容所一栋房子的门上。整个夏天，“公益色彩”组织开展了一项活动，上午教中学生数学和语文，下午带孩子们到破旧的社区粉刷公共场所的设施。我们下午很早就到了，舒曼穿着沾满颜料的衣服忙碌着，检查颜料和工具设备，询问孩子暑假过得怎么样，了解项目进展情况。这些孩子她都认识，都能叫出名字来。人到齐之后，我们走到外面的院子里，院子周围是收容所的5栋房子。舒曼把我引荐给了我今天的向导——琪亚娜，一位家住布鲁克林“夕阳公园”附近的16岁姑娘。我们开始粉刷一扇面朝院子的单元门。琪亚娜是“公益色彩”组织的老队员了，已经参与了5个粉刷上色项目，所以我让她处理门框部位难搞的角落，自己着力把油漆均匀地用滚筒刷到门面上，不能太厚或太黏。我问琪亚娜，在她参加过的粉刷上色活动中，她最喜欢哪一个项目。她笑着想了一会儿：“当然是刷我自己的学校。刷上颜色，我感觉整个学校好多了。”听得出来，她语气中充满惊讶。“上了颜色，让我感觉在学校里快乐多了。”
我不需要想象琪亚娜描述的这种感觉，因为这种感觉就在眼前：这个收容所在粉刷前后分明就是两个世界！这个机构西边的楼房被刷成了夕阳的颜色。底层颜色是最淡的——柔和的金色，而顶层则是熟透的杏仁黄。我们粉刷的门窗呈蓝绿色，为整栋建筑增添了一分热带丛林的气息。东边的楼房要到下个星期才粉刷，现在从上到下都是灰蒙蒙、油腻腻的棕褐色。站在东西两边的楼房之间，我惊叹于两边差距之大：往右看，感觉自己身处废墟之中，来到了一个没人愿去的阴郁之地；而往左看，仿佛置身于迈阿密阳光照耀的住宅小区，正要去参加朋友的周末聚会。暖心的色彩像阳光一样普照大地——当然，也许这只是我的感觉，我乐观主义情感的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