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繁主义的信条

我的缪斯们向我证明了丰裕之美的力量：图案、质感、色彩的涌现，会给我们的情绪带来巨大的冲击。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丰裕过了头，那会怎么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找我的最后一位缪斯：美国第一位室内装饰专家多萝西·德雷珀（Dorothy Draper）。德雷珀是一位无拘无束的极繁主义者，她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标志性风格：大胆的示意、逼真的图案、鲜艳的色彩，而且它们往往会被同时呈现。她的风格被称为“现代巴洛克”，这说法有点意思，因为能让现代主义者如此反感的风格，除了巴洛克恐怕也不多了。德雷珀于1969年去世，但她最著名的项目——位于西弗吉尼亚的绿蔷薇度假区，现在仍按她生前设计的过于奢华的方式进行着维护。“绿蔷薇”建于200多年前，当时是供在附近白硫磺泉镇做矿泉疗养的人居住的，但现在更像一个成年人的夏令营，主要活动是打高尔夫、玩槌球、射箭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被强征为军事医院，以致其内部破败不堪，二战结束后，1946年，德雷珀受命对其进行内部翻修。她花了一年零四个月，对里面所有的东西都重新进行了设计，从固定的灯光装置，到房间摆放的瓷器花瓶，再到杂务工的制服。

从纽约坐火车到白硫磺泉镇要花11小时。看到在站前等候的绿色小车时，我已有点头晕眼花。我爬上车，没注意到宾馆就在街对面，不到一分钟车就停了，感觉坐车真是多此一举。我下了车，眼前的小车在“绿蔷薇”联邦大厦风格的宏伟建筑面前就是一个玩具车。大厦的正面干净洁白如粉笔。我拉开法式玻璃门走进大厅，哇！里面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感觉就像打开了祖母精致的珠宝箱，每个格子里都有一样珠宝，一个比一个鲜艳多彩、精美复杂。中间的那个房间，墙壁是翠绿色和宝蓝色的，各个方向都有巨大的拱形。两边的拱顶完美地框住了一对嵌在玫瑰色墙上的圆窗。地毯带有绿色的虎纹花案。枝形吊灯状似巨型鸟笼，在天花板上留下斑驳陆离的光点，犹如撒下星光。阶梯上覆盖着绿色的凉篷条纹，朝天花板延伸。德雷珀的设计主题是“浪漫·杜鹃花”，但是人们称之为“郝思嘉醉人夜”^[16]，这个说法更贴切。我缓过神来，准备喝杯鸡尾酒。

几个天花板很高的房间在大厅上层呈扇形展开排列，我拿起酒杯，在其间游荡。在“崔理斯厅”，墙是薄荷片冰激凌的颜色，地毯上全是粉红的花簇。我数了一下，至少有七种不同的图案：大小不一的花卉图案、贝壳图案和彩格子图案。在“维多利亚写作室”，我喜欢上了一把扶手靠背椅，椅子用的是德雷珀最喜欢的织布——软糖色围裙布。它上面布满了红玫瑰和黄百合图案，坐在上面感觉有点像乘坐彩车在花展中游行。同样丰富的花卉图案也散布于其他单椅、长椅以及拂动的帷帘上。的确好看，但是令人眼花缭乱。要把它看个遍，我感觉目不暇接，喘不过气来。但是当我停下来，慢慢欣赏，头晕目眩的感觉渐渐消退，图案设计的深意就显露出来了。从根本上讲，德雷珀在这里展现的是一位层叠大师的功力。她没有一开始就使用素净的墙布，而是先打了一个高对比度的基础：跳棋盘图案的地板，宽大的条纹，鲜艳色彩的组合，比如火烈鸟的粉红色加黄绿色或樱桃红再加粉蓝色。她还对图案进行层叠，每个房间至少有两三种图案，比如西洋玫瑰加热带阔叶。在这些层叠组合之上是无数的小细节：边饰加格架，壁式烛台加挂钟，壁炉架加模型。这一切使你的目光在房间各处跳跃滑动。在德雷珀创造的世界中，每样东西都有层层叠叠的结构。她在图案周围使用印花垫，而不用平针垫。她会在咖啡桌的桌面玻璃下放上杂志。窗帘都用流苏系好，灯罩有毛边和褶子。房间总体感觉富丽堂皇、别出心裁、无拘无束——这就是糖果店的成人版。

德雷珀与荒川和金斯夫妇的设计风格可谓迥然不同，但我感到他们有共同的信念，他们都坚信丰裕富饶之美能活跃人的精神，复原人的身体。德雷珀还设计了伊利诺伊州圣查尔斯市德尔纳医院（Delnor Hospital），用她标志性的印花棉布配上印有松树图案的可水洗墙纸，创造了一个不像医院的医疗机构。她借用南丁格尔的话说：“要让病人有活下去的欲望，获得战胜疾病的勇气和力量，我们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17]在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她设计了另一家医院，外墙刷成蔚蓝色，四周种上粉红色的夹竹桃。病房的天花板是天蓝色的，地板是绿色条纹的，德雷珀还设法让医院内部本为米黄色的标准设备设施变成珊瑚色。

德雷珀有此令人愉悦的设计风格并非偶然。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的那个星期，她丈夫跟一个年轻女人跑了，她因此陷入深度抑郁中。心理治疗师送她去听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牧师的讲座。这位牧师就是后来《积极思考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的作者。听完讲座，她深信装修风格与心理情绪有密切的联系，她说：“单调灰暗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知道，美丽鲜明的色彩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现代医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对此深信不疑！”^[18]

虽然她的设计风格看起来很奢华，但是她从不视金钱为其设计的必要前提条件。在《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专栏及《装饰真有趣：如何成为你自己的装饰设计师》（Decorating Is Fun！ How to Be Your Own Decorator）一书中，德雷珀提供了一系列操作性强的建议，帮助大萧条时期的人们以极其有限的花费创造同样豪华的内部装饰。如果买不起贵的花式地毯，德雷珀建议把地板刷成彩格子图案，或刷上波尔卡大圆点，这样“看起来像是欢快的气球”。她安慰家里只有混搭便宜家具的家庭主妇说，过于齐整划一，全都成套成对，是幼稚笨拙的，建议她们给极不相称的家具统一刷上白色涂料或印花图案。如果鲜花太贵了，可以用一大瓶叶子（比如月桂叶、松针）代替。想买新窗帘却没钱怎么办？可以收集家里一些不用的旧布料，把它们缝在一起，拼成花式帘布。德雷珀的室内设计总是有一种宫殿般的奢华氛围，在物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她的建议一直旨在提升内部空间的质感和层次感，她也提醒我们装饰的最终目标是快乐而不是完美。

德雷珀极力主张女性要把家打造成快乐和幻想之所。她提出，在创建自己家园的过程中，不要管别人会怎么看、怎么说，只需要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而非单纯的现实思考。当我观察“绿蔷薇”的内部设计时，我心里在想，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拉紧了牵制声色之欲的缰绳，批判检讨着自己的放纵？我想起几个星期前，我试穿了一件镶着褶饰边的裙子，试完就把它放了回去，因为我脑海里响起了一个无名的声音：“这太花哨了！”我想，这种声音多年来剥夺了我多少快乐呀！

极简主义经常试图占据道德制高点，将丰裕之美贬斥为随心所欲的放纵。奥地利建筑师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在1910年的一次讲座中说：“不务修饰是精神力量的体现。”这次演讲的题目为“装饰与犯罪”，足见其对文饰的憎恶。正如现代主义对彩色的排斥，这种对纯洁的追求被宣传为通向人类文明的路径，然而在其背后是不加掩饰的种族、文化的偏见和歧视。路斯无比轻蔑、鄙夷那些他认为原始单纯的民族的成员——“卡菲尔人、波斯人、斯洛伐克农妇”，^[19]认为他们不知自制，纵情于衣服和房子的装饰。传统工艺，如刺绣、针织、编织，图案丰富复杂，多由女性从事，被路斯斥为劣等技艺。德雷珀本人也曾受到类似的批评：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称她为“劣等涂鸦师”。这个说法虽然刻薄，却反映了现代主义者对丰裕之美近乎宗教般狂热的鄙夷和攻击，这个称号暗喻“丰裕”为不纯洁。纵观历史，这种审美与价值观的纠缠一次又一次出现，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我们的审美选择，被拔高为观察我们内在美德的窗口。这一局面维持至今。在这个充斥着简易物品的世界，选择简单不加装饰的货物，变成了正义和美德的勋章，就像拥有苗条身材或良好的卫生习惯一样。我们很多人心里有这个等式，在潜意识里担心我们对图案、质地、声色的热爱会暴露自己，会被别人视为自我放纵的享乐主义者。

但是在人类进化史的长河中，丰裕富饶更多时候意味着健康活力。^[20]雄孔雀美丽鲜艳的尾屏对于孔雀本身的生存繁衍是完全没必要的，但是展开鲜艳多彩的尾屏等于向雌孔雀明确无误地宣示，她面前是一个生机勃勃、繁殖力强的交配对象。雄园丁鸟用花朵、绿叶、贝壳，甚至彩色塑料碎片构筑结构复杂的巢，作为求偶亭，向雌鸟显示自己是合适的伴侣。极简主义者到处宣扬自然世界是以完美的经济节约原则构建的，而事实上自然界到处可见丰裕富奢的现象。如果这是个经济节约的世界，那果蝇怎么会跳求偶舞？为什么驼鹿头上会长形似大衣架的角？复杂的结构、多彩的图案、华丽的动作，这些现象的出现都需要实实在在的能量投入，这无疑证明一个生物有机体有足够的活力能量，可以支撑如此奢华的消耗。进化理论学家丹尼斯·达顿（Denis Dutton）认为，自然界的这种逻辑也可以解释人类所有的艺术形式，无论是绘画、音乐，还是阿道夫·路斯鄙视的民间编织构图。需要精密劳作的工艺品如此美妙而丰裕，可以说就是手工制作的孔雀尾屏。它向人们显示，其制作人具有如此充沛的精力和高度的热情，追求纯审美修饰之乐完全不成问题。

我发现“gaudy”（花哨的）这个词的词根是拉丁文的“gaudere”，意思是为某事欢欣、高兴。选择丰裕奢华不是罪过，而是深层次人性之乐的表达。选择丰裕就是认可这一点：我们活在世上不仅仅是在出生与死亡之间忙碌求存。正如黛安·阿克曼（Diane Ackerman）所言，我们活在世上，不仅要活出生命的长度，^[21]而且要体验人生的宽度与深度。我们来到世上，要遇见彩虹、创造彩虹，要欢欣雀跃、乐此不疲，不仅要能填饱肚子，而且要能享受美食——如果我们有胃口的话。而且有时候我们还要亲身体验，验证梅·韦斯特（Mae Weet）的那句名言：“好东西，即使过多了^[22]，也是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