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伦敦西北之蓝调

我上一次去伦敦的威尔斯登格林区，是带女儿去看望我的母亲。太阳从云后露出了脸。我们漫步经过邦斯贝利庄园一带，往主街走去。“法国市集”开着，一边是威尔斯登图书馆（1894年）残余的漂亮的角楼，一边是威尔斯登格林图书馆中心（1989年），外观十分彪悍，好似一艘红砖搭建的搁浅的大型游轮，市集位于两者之间的水泥空地上，让人略觉不可思议的是，这里售卖的都是法国的东西，是当地一个重要的陆标，一年累计访客达五十万人次。我们在阳光下沿着市区的街道朝那片水泥地走去——去市集。这情景不像是在一座古雅的集镇，走过荫凉的乡间小路，最后来到一个保存完好的十八世纪广场。它甚至不像去现在伦敦各处纷纷涌现的农夫市场，地处中心位置，个人财富与对手工奶酪的浓厚兴趣交汇于此。

不过去那儿依旧是件挺令人愉快的事。威尔斯登法国市集卖便宜的手袋，卖旧时爵士乐和摇滚乐的激光唱片，卖雨伞和假花，卖饰品、小摆设和小玩意儿，它们在主题或本质上并不总是具有明显的法国特征。那儿卖水枪，卖法式面包和糕点，价格比基尔本大道上的格雷格斯连锁饼店卖的烘焙食物贵不了多少。那儿卖奶酪，但都是一眼就能认出的平价品种——布里干酪、羊乳奶酪、蓝纹奶酪——那座市集仿佛是从巴黎某一破败的市郊原封不动穿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这里的。就我所知可能就是如此。威尔斯登法国市集最重要的意义是它让威尔斯登格林图书馆中心前的这片水泥空地变得显著而知名，成为一处固定的聚会场所，尤其是在集市日。大家无所事事地闲站着，聊着天，买点奶酪或不买，依心情而定。那种感觉着实惬意。你可能几乎忘了十米之外就是威尔斯登大道。这一点很重要。站在市集里的你，不是要去上班，不是要去上学，不是在等公共汽车，不是要去坐地铁或购买生活必需品。你不是身在进行上述这些活动的主街上。你稍稍偏离主街，在都市的一处露天场所消磨时光，这恰是演变至今的都市商业街特意阻挠人们做的事。

众所周知，如果有人在一处都市场所漫无目的地闲荡，不论时间长短，均可能变成“反社会分子”。确实有四个流浪汉酒鬼坐在图书馆一处奇怪的突出的墙体上，喝着嘉士伯特酿啤酒。若在村子里，他们大概会坐在树下，或已被拿着草耙的农夫从那儿赶走了。我不是说我了解农村的情况。但在威尔斯登这儿，他们坐在他们的台子上，我们其余人则无实际目的地聚集在那片谈不上美观的水泥空地上，仅闲站着晒太阳，颇有几分集体感。从此处有利的视角，我们可以前瞻图书馆的角楼，左望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风格的警察局（1865年），右眺斑点狗酒吧（1893年）散发几分鬼气的门面。

我们兴许可以感到一种最低限度的历史的延续性。诚然，它必定不如汉普斯特德一带居民的感受那么强烈，也比不上生活在全国各地漂亮集镇的人们，但在威尔斯登，处处留存着过去的痕迹。我们为此而高兴。不是说我们过分怀恋建筑（瞧瞧那间图书馆！）只是我们觉得，即便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自五洲四海，最近才在这儿落脚，但一想到我们和每个人一样，有资格活在一段地方史中，这总是令人欣慰。

在集市日当天，我们破例感受到，尽管我们这片街坊兼容并蓄地混杂了不同的族群和不同风格的建筑，却依然有它美丽的一面，应当得到最低限度的保存和维护。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外出的好日子。不过时长仅限于幼童愿意站着看她的祖母与众多威尔斯登的熟人一一打招呼。我和我的女儿转了个弯。在主干道上其实是不能转弯的，所以我们往回走，进入图书馆中心。思绪不免回到过去，但我没有——无法——把我的回忆加诸我女儿身上：她尚年幼，不懂怀旧之情。反之，我将喋喋不休地说给你听。在那里面学习，坐在那张桌旁。在那儿，原来装有电话亭的地方，遇见一个男孩。和同窗友人，去那里面看《钢琴课》和《辛德勒的名单》（放映室现已不复存在），之后去那里面喝咖啡（咖啡厅现已不复存在），进行一场关于艺术的实实在在的辩论，粗浅地认识到一部用意良好的电影和一部好电影之间也许是有差别的。

与此同时，我女儿和另一个想法一致的幼童，发疯似的跑过图书馆中心的广场，然后折返，径直奔向威尔斯登书店，一家向市议会租用场地的独立商店，为本地人提供——不管布伦特市议会如何声言——基本必要的服务。经营书店的人叫海伦，海伦是本地居民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我会用如下这句话说明她的必不可少性：“给予人们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重要的一类人。有别于默多克先生推广的概念：“给予人们他们想要的”。迄今，无人不熟悉这位扒粪家口中的社会公益——我们已体验了三十年。海伦版的社会公益与之不同，实行的范围必然小得多。

海伦给予威尔斯登居民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高明的书，奇特的书，有关他们故国或现居的这个国家的书。童书，书里的儿童形象与阅读该书的儿童看起来至少有一点相像。激进的书，经典的书，怪诞的书，流行的书。她博览群书，给人建议。但愿你的附近有一位在书店工作的海伦，这样你就能理解我在讲什么。一九九九年，在海伦指引我注意到《幽灵代笔》以前，我都不知道自己想读大卫·米切尔的书。我牢牢记得在店里买过一本萨特的书，因为它在书架上，被我看到了。若不是看见它在书架上——换言之，若不是海伦把它摆在那儿——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知道我想读萨特的书。时隔多年，我在这家书店举办了我的第一次新书发布会，当到场的人——主要是我母亲在当地的朋友——把书店挤得太满后，我们一起沿马路走向她的公寓，在那儿将发布会继续进行下去。

就在我对与海伦有关的这种种往事涌起深厚的怀恋之情，琢磨着是否可能在相同的地点再办一场发布会之际，我首度听闻市议会打算拆除图书馆中心，连同那家书店和十九世纪留下的角楼，以及那片水泥空地和四个酒鬼所坐的台子。代之的将是私人豪华公寓、一间规模大幅缩减的图书馆和“商场”，没有书店。（店主史蒂夫支付不起变成商用楼后上涨的租金。他的基尔本书店遭遇了相同的情况，在开业三十年后于最近关张。）我的妈妈拿着一些奶酪，踱步进来，我们三人感叹这一变化和我们认为它所体现的对文化的肆意破坏。或者，从相反的角度看，我们无谓地束手坐视，类似反对技术革新的勒德分子[3]，我们这些对财政一无所知的自由主义者，抱怨着不可避免的事。

几天后，我乘飞机返回纽约，每年有部分时间我在那儿教书。照理说，人在远离家乡时，应当能更坦然地接受来自家乡的坏消息，无所怨言，但每个在侨民群体中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事实恰恰相反：对于罗马发生的事，最激愤的人是在百老汇大道上端卡布奇诺给你的意大利小伙子。少了日常生活的环境做平衡，你掌握的只有新闻，而新闻，究其本质，通常是坏消息。很快，你变得歇斯底里。因此，我分辨不出从我家乡传来的消息是否真如看似的那么糟，抑或隔着三千公里所见到的事物，其大小和色彩多会被夸张。工党领导的市议会果真在一次凌晨的突袭中，派彪形大汉闯入肯瑟尔赖斯图书馆，搬走藏书，卸去墙上马克·吐温的牌匾吗？威尔斯登格林的居民是不是当真将失去他们的书店，获得一间比现在小的图书馆（供更多人使用，因为布伦特市议会关闭了其他图书馆）、一栋丑陋的豪华公寓楼——并被告知，这是“文化”？

没错，那一切确有其事。未经任何充分的征求意见，采取流氓手段，暗中行动，并夹带几分公开的欺骗。固然，地方议会成员身处为难的境地：根据中央政府的指令，布伦特自治市预算削减的比例是全国最高的之一。但财政上管理不善的沉疴实可追溯至上一届工党政府，照此一轮轮问责下去，没完没了。依目前的情况看，威尔斯登格林发展计划如此昭然把土地交给开发商，使他们从中极大获利——却不要求他们建造公共住房——让人感觉指出这一点有些孩子气。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除了小孩子，谁还会有别的冀望呢？

把这些与地方事务紧密相关的报道和全国性的新闻报道放在一起阅读，会产生另一种效果，而这种效果或许只是另一种视错觉：镜像。在有关“英国媒体伦理”的列文森调查[4]中，人们发现上述性状尽显无遗，只是益发昭彰。无任何充分的征求意见，流氓手段，暗中行动，公开的欺骗。英国政治活动的某些重大无比的决定，真的是由一小簇精英在私人晚宴上所做出的吗？“文化、奥运、传媒和体育”大臣杰里米·亨特为何给默多克发短信？在奇平诺顿那座漂亮的小集镇，利百加[5]向首相许诺了什么，首相向利百加许诺了什么？在另一次旅居海外期间，我在意大利，坐在罗马一家位于文艺复兴风格广场上的咖啡馆桌旁，对意大利肥皂剧般的政治活动不以为意：遭窃听的政客、足球运动员、电视明星，幕后的媒体交易，触目的利益冲突，小报文化肆无忌惮，政客受制于报纸。我曾对《意大利共和报》发出轻笑，嘲弄地对我的意大利友人说，这类问题，在我们总体健全的英国议会民主制度中是不存在的。

由此我认识到自己是个相当天真的人。大多数小说家，尽管时常自诩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洞见，其实都这样。我对英国政府保留着一份独有的天真之见，这一点在许多人看来想必滑稽，尤其是比我年轻的人。我只能再度简短地回忆一下往事，做出实际的说明。简而言之，那是出于感激——因为我欠政府的，十分多。有些人得到的一切蒙惠于父母的财力。我欠的是政府的情。简单来讲，政府让我受教育，治好了我摔断的腿，资助我上大学。政府治好了我的牙齿（一小部分），在我退伍的父亲老迈后为他提供了住房。我最小的弟弟被卡车撞倒，政府救了他的命，特别是他粉碎性骨折的右手，治疗过程长达半年，若按公开的市场价——当时一位医生这么告诉我的——要耗费一百万英镑。那些是大的事情，还有不少小的方面：我去的体育中心和医生诊所有政府补贴，我在学校上的音乐课费用无几，我的大学学费也是。九岁时国民保健体系帮我配了眼镜，三十三岁时又让我生了孩子。还有我去的地方图书馆。盗用另一位作家的书名：英国造就了我[6]。我交起税来从不心疼，因为我明白，那样做是在偿还一大笔事实上几乎无法计算的债。

时过境迁。现在的我不像以前那样需要政府；政府也和从前不一样了。它在眼下新的、普遍的全球现状中充当共犯，放松管制，使收益私有化，又重新调控，把损失国有化。一个由工党政府积极开启的进程，如今在大卫·卡梅伦领导的托利-自由民主党联盟手中渐趋完善。上面所述的政府良性干预的动听故事现已归入童话王国：不但天真，而且根本是幻想。一个人亲历的过去，转眼间、蓦然变得与现实不符，这是整整一代英国人的感受，他们现在想必左右徘徊，像诸多古代的水手一般，念叨着他们上大学时不用缴学费、曾经能在本镇的商业街上找到隶属于国民保健体系的牙医，让外国人不胜其烦。

我对讲述这些往事感到厌烦。为图书馆辩护必定是社会自由主义的论调，这样的非难是捍卫图书馆时最烦人的地方。直至最近我才知晓，一个人对图书馆的看法——不是学校或医院，是图书馆——竟可以成为一道意识形态的分水岭。我以为图书馆是少有的几处场所之一，可以轻易自然地把我们政治理念的两极统一起来，既竭力主张维护，又迫切希望改善。此外，什么样的自由主义者在投票时已无可选的党派，对政府怀有的不是感激，却是厌恶和时而的惧怕？

资深的社会民主派人士托尼·朱特说：“我们需要学习重新思考政府。”这句话表达了时下我最能感同身受的想要效忠的理念，或称之为一种政治上的当务之急。首要地，我得减少几分天真。钱没了，朱特那代人继承的条件和他们传袭给我这一代人的条件，即便复现，也不可能是在我的有生之年。那是来自故乡的坏消息。在政治方面，社会自由主义者遗留下的仅是能够提醒自己，宿命论不过是另一重陷阱，当一个天真的人，方式不止一种。朱特又言：

我们摆脱了二十世纪中叶的定见——虽从未遍及全球，但确已广泛流传——认为政府可能是解决任何已知问题的最佳手段。现在我们需要从相反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即，政府——按照定义，自始至终——是现成最坏的可选方案。

图书馆属于哪一类问题？显然，对很多人来说，它根本不算问题，仅是一种被淘汰的事物。支持这种观点最极端的论据是技术至上者的绝对信仰：既然能在线阅读世上的每一本书，何必需要实体图书馆？这类理由把图书馆视作一项功用，而非多元个人空间的集合。但每间图书馆的问题各不相同，“因特网”既不能为所有图书馆提供解决之道，也不会预示着图书馆整体的完结。

每天早晨，我在拥挤的大学图书馆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座位，坐下来写这篇文章，可事实上，这儿的学生无一不能在家里，对着苹果手提电脑，浏览谷歌图书网页。基尔本图书馆——同样隶属于布伦特市议会，尽管名叫基尔本，却位于富人区女王公园一带——不仅办得蒸蒸日上，还闭馆翻新整修。肯瑟尔赖斯图书馆关闭的原因不是少人问津，而是不赢利，可其实支持肯瑟尔赖斯图书馆的人愿意自行管理他们的图书馆（倘若这间图书馆的所有人牛津万灵学院准许的话）。与此同时，人们很难不推论断定，威尔斯登格林图书馆受创，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市议会成员看到有机会达成一笔利润可观的地产交易。

每间图书馆各有特色，环境不同。有些主要针对儿童，或主要面向学生或普通大众，有些主要集中藏书，或有数量丰富的微缩胶卷或数字化资料，或在地下室有个咖啡馆，或是门前开设了集市。图书馆的败落并非“因为它们是图书馆”。不受重视的图书馆得不到重视，这样的循环，让人迟早有理由关闭它们。管理完善的图书馆内到处是人，因为一间优秀的图书馆提供的服务是别处不易获得的：一个室内公共空间，无论是谁，都不必为了能待在里面而购买东西。

在现代国家，能够做到这样的场所少之又少。我一时能想到的其他类似的场所，皆要求人们信仰一位全能的造物主，作为入会的条件。不言而喻，开设集市之所以不能有效地解决图书馆的问题，原因在于集市不需要图书馆，这个道理似乎再显见不过。但看来我们需要在此刻不断重申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像图书馆那样严格符合凯恩斯定义的除了政府别无他人愿意负责管理的机构，已经所剩不多。图书馆给人的体验和感受，亦无法在网上复制。这不只是个免费图书的问题。图书馆代表了一种不同的（三维的）社会现实，它的存在，本身就在倡导着一套超越财政考量的价值体系。

我认为支持图书馆的理由与意识形态或伦理道德没有特别的关系。我甚至同意有一类人的说法，那么做不是特别合乎逻辑。我想，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感性的支持。不是商业诉求、道德诉求，而是情感诉求。这样说并无贬损之意：情感在公共政策中亦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是人，不是机器。抗议关闭肯瑟尔赖斯图书馆的人热爱那间图书馆。若能让图书馆继续开下去，他们不在乎解决方案属于左派还是右派。他们做好准备，要从那个地方搞出卡梅伦的“大社会”[7]来。图书馆是一项关系民众的社会公益，他们的政治态度可以五花八门。肯瑟尔赖斯图书馆、威尔斯登格林图书馆以及全国各地类似公共部门的支持者所要表达的仅是：这些地方对我们而言很重要。我们明白经费紧张，我们了解，需求有轻重缓急，法国市集或马克·吐温的牌匾不同于医院的病床或学校班级的人数。但它们仍是我们社会现实中意义重大的一部分，是商业大街上仅剩的不觊觎我们的灵魂或钱包的东西。

假如私人公司的亏损可被社会所有化，分摊到业已举步维艰的社区内，那么我们最起码能做的是听一听民众的心声，他们试图告诉我们，在公共空间、接触文化的权利、环境保护等需求方面，他们的轻重缓急是怎样的。“可我从未用过那些鬼东西！”读者来信栏目的“别动我的税”先生说。阁下，我相信您的话。可是，英国的图书馆去年总计访问人次超过三亿，而且是在多处负责管辖图书馆的地方议会普遍不予重视的情况下。在伦敦西北区，民众甚至不惜在图书馆前排起人墙。人们已着手在报上撰写长文，“捍卫”图书馆。再三陈说的，无非是相同的内容。保卫我们的图书馆。我们喜爱图书馆。我们可否留住我们的图书馆？我们需要商讨图书馆的事。像小孩子似的，恳求。我们真的落到这步田地了吗？

在这篇文章发表于《纽约书评》后不久，威尔斯登格林图书馆和书店被拆毁。但由积极分子组织的集体抗争取得了一定效果：在原址上所建的图书馆功能齐全，诚然，图书数量不及从前，但众多学生、家庭和读者填充了书架稀疏的空间，二楼是一间规模虽小但布置优美的地方博物馆，从开发商手中夺得几千平方英尺的黄金地段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