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弗农·沃特金斯：初次相逢与再次相逢

现在看来，我与弗农·沃特金斯的相识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3年至1945年，那时我还是一名本科生，或乳臭未干的研究生。第二阶段是十年以后，从1957年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我在1966年11月和他最后一次见面。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牛津。作为最近刚出版诗集《玛利·洛伊德歌谣》[41]的作者（他的第一部诗集），弗农应邀到英语俱乐部来做演讲。这对他来说很方便，因为他当时正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而部队则驻扎在布拉德韦尔。他那天穿军装过来了。许多女子学院的公共休息厅虽然宽敞，却连个正式名称都没有，而弗农就在这样一间大厅里，向我们讲述叶芝。他准备的演讲打印稿似乎很长，可是他并没有缩短内容，而是经常停顿下来，从自己带来放在身边椅子上的一堆书里挑出一两段进行朗读。他的朗读是一种启示：音质雄浑，毫无怯意。这种朗读方式可能就是叶芝本人的读法，因为它与诗歌内容的妥帖程度令人称奇。“一个鬼魅的心脏在跳动！一个鬼魅的心脏在跳动！”[42]他毫不造作地吟诵道，但并没有向战争时期喜爱简洁品味、认为“表演要么精彩，要么糟糕”的听众做出丝毫让步。我看到有一两个人相视而笑，但多数人听得心醉神迷。弗农自己也是。茶歇过去了，讨论时间过去了，他还在一段段往下读。直到主持人意识到学院各处的大门即将落锁，而他的听众委实都很有耐性，于是温和地宣告说今晚活动就到此结束吧。弗农对他毫无怨言。为了感谢我们向他表达的倾慕之意，他把自己刚才引用的一堆书硬塞给了我们。

几个星期过后，我去布拉德韦尔看望他。表面理由是为了还书，因为我已经把它们从那些非自愿的借阅者那里统一回收了过来。他以同样温煦、略显内敛的热忱态度欢迎我。那是他的一贯风格。他把我介绍给临时安顿他的民宿主人一家：我们坐在一张大桌旁喝茶。几个小孩子跑过来善意地逗弄他。后来我们走进后花园。他领我去看这家人的宠物山羊，让我把掌心平放在它疙里疙瘩的脑门上。“体会一下它怎么顶你。”他说道。我把他的书还给他（显然他丝毫不担心书的下落安全）。他跟我聊了聊库阿拉出版社和叶芝兄妹，然后又给我看了看其他人的作品：美国出版的狄伦·托马斯著作选集《我呼吸的世界》（The World I Breathe），还有洛尔迦的几部译本。等到我出门赶火车的时候，他又把最后提到的那本书塞给我。我们在站台等车的时候，他又把书索要回去，准备来一段即兴朗读。“下午五点的时候！下午五点的时候！”[43]他吟唱着诗句。这时一辆巨大的机车头从我们身边嗖嗖驶过。

直到此时他已经深深打动了我——或许我应该表达得更强烈些，因为我的一些赞美无疑还很肤浅。他是诗人，已经出版了一本书。他和克里斯多弗·衣修伍德在同一时期去的剑桥（他说过，他曾在后者的半虚构式自传里以“帕西瓦尔或某个人”的形象而出现），而且还认识狄伦·托马斯。他对诗歌的挚爱极具感染力；他的种种喜好成为了我的喜好，他的方法也变成了我的方法，或尝试运用的方法。与此同时，我内心里始终无法彻底排除某种疑虑，隐约感觉像是登上了囚犯奴隶划桨的古代战船。那时有一批被称为“天启派”的诗人，他们大多数在一部名为《白马骑手》的合集里发表过作品。弗农的名字一直跟他们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他的诗歌比这些人要节制得多，而且从源头上可以回溯到更早期的欧洲象征主义诗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联系的形成原因：他们的目标都是要达到入神状态。当然，弗农在这方面要成功得多。

我们围绕着诗歌而大谈特谈，或不如说，主要是弗农在谈论，而我在倾听：只要他在座，就免不了诗歌这个主题。他耐心聆听我表达了对D.H.劳伦斯的热爱，然后淡淡地说：“劳伦斯的诗歌形体是书面语言的形体；叶芝的诗歌形体是那种用来演奏诗歌的乐器形体。”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然后问他是否认为形式极度重要。他指出：“诗歌押韵贯穿于每一行，而不仅是在结尾。”跟弗农谈论诗歌就是这样：不用说某本新书如何如何糟糕，或是比较一番版税高低，或是互相交流八卦，说某某人喝醉后出糗，或轰动一时的风流韵事。他给诗歌这个话题瞬间赋予了一种尊严感，或不如说，他只需认定诗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就让它充满了尊严。即使是自己不喜欢的那些诗人，他也从不进行责骂。他似乎只是表明，这是某一个范围或领域方面的问题。“并不是最终论述，我觉得”——这是他典型的评价方式。

这时候，我对他的人生也开始有所了解。这种了解同样让我印象至深。他成年后一直就职于某家银行，现在则是中士飞行员，这种状态无疑将持续到战争结束。战后他将复员，再重新去做银行职员。一切都无法阻止他对诗歌的挚爱，这种挚爱反过来也根本不受任何雄心壮志的影响：他一直等到在我当时看来已经临近中老年界线边缘的时候，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显然他丝毫没打算“以写作谋生”。他对新闻采访或评论文章也不感兴趣（“我不会给任何一位在世作家写书评”），觉得宁肯从事银行职业，也胜过混饭吃。那时他还没有结婚。上述描述所呈现的画面，是一位真正谦逊、真正专注虔诚的人物。借用叶芝的语汇来说，他宁肯让作品臻于完美，而不是追求生活的完美。对于我这样处于职场世界边缘的人来说，这位榜样人物意义重大。确实，这简直是鼓舞人心。

我按期离开牛津；我们时不时地通信往来。战争结束了，我终于给他赠送了自己刚出版的一部小小诗集。尽管我完全不确定这种做法是否妥当（“我反对作品在尚未成熟时就出版”），他对诗集内容的评价却极为慷慨，虽然那些竭力模仿的痕迹肯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回信结尾处写道：“至于我本人最为重要的消息，是我已经结婚了。”

大约十二年过去了。如果加奈特·瑞斯没有被我当时就职的赫尔大学任命为法语系主任，我可能就不会再次见到弗农了。加奈特和迪丽丝·瑞斯是弗农和戈玟·沃特金斯的老朋友，所以加奈特很快着手安排弗农来校做一次演讲。他就住在他们家。加奈特带他来看我：他和以前一模一样，以往的浓密头发已经有些灰白，脸上多了些皱纹，但还是和原来一样瘦削，行动也非常敏捷。

我忘记了那次演讲的大概内容：也许还是叶芝。当时弗农的名气已经更大（部分原因是，那一年出版了狄伦·托马斯《与弗农·沃特金斯的通信集》）。那个通常可容纳三百多人的礼堂，结果当天全部坐满。后排还站着好些人。尽管弗农在演讲前后始终兴致高昂，然而当他站在讲坛上方时，却总显得沉静自若。他的声音并没有刻意抬高，却充盈于整个礼堂；很快我们就听到那些熟悉的引文：

我在白昼将尽时遇见他们

那些生动的面容向我走来[44]

我抬眼看到他的听众：赫尔大学的众多成员，来自其他院校的学生，中学教师，还有社会公众。随处可以看到有人在匆匆记笔记。就像当年在牛津那样，我再次瞥见有人偷偷交换了一下笑容：弗农的吟咏方式一如既往地抒情。另外，如果可以这样概括的话，他比以往更加偏离时尚。但毋庸置疑，他的权威感毫不减弱：他的热情真挚让你不得不全神贯注地聆听。我猜想，过后还有没有人再去花费三年时间阅读叶芝，就像我当初那样。演讲结束后，他被热情的提问者迅速包围。有些人问的是狄伦·托马斯，而不是叶芝：虽然弗农向来很愿意谈论这位朋友，但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向陌生人聊过他的八卦。我相当确信，任何想要发掘些丑闻的人，最终都会失望。再后来，加奈特和迪丽丝邀请了几个人一起去喝酒：弗农继续开心地聊着。一旦他给自己上紧发条，简直就是不知劳倦。

此后他又来过好几次：并不是每年都来，但次数之多，足以让我们续接上以往的交情。我又开始收到他的来信，每封信的笔迹书法都特别迷人，既充满活力又规饬谨严。我们重新围绕着类似劳伦斯与叶芝的差异比较进行争辩，只不过现在换成了哈代与叶芝：“哈代的诗，在涉及事实和轶闻时写法总是对的。因为它们具有一种气氛，这种气氛来自他的感性。但实际上它们经常又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把想象付诸不安、悔恨，而后者与想象力赖以生存的养分恰好相反。我说不清楚，不过现在已经是午夜了……”此时我内心认同的诗歌传统，已经完全不同于弗农体认的传统，而且我觉得他说的很多话都让人无法接受。可是，他仍旧有能力让我坚信：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不仅因为他的温良、异想天开和友善，他对诗歌的迷恋，包含了某种坚牢华彩之物：他从不犹豫。这是存在于斯的某种东西，真实有形，触手可及，是威严的瞬间，和永无竭尽的忠诚。他读不惯小说——戈玟只好充当解读者。“人群的各种情感，尤其是女孩子的那些情感，是我经常理解不了的东西。”只要弗农在场，诗歌似乎就像一道活泼的溪流。你只需要用自己喜爱的杯勺从中舀取。他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实际上，人能够“以诗歌为生”；它是一种职业，既像圣徒的事业那样艰难，也像呼吸一样容易。

1964年我第一次登门拜访他，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坐在公共汽车二层的前排（我相信，这就像狄伦·托马斯笔下的某些人物），沿着高尔半岛一路俯冲急降：弗农问我，如果他打算买辆车的话，我觉得他能不能开。我以前从没见过他在彭纳德悬崖[45]的房子。走到这条路的尽头，一眼望去，就是英国国家信托的管辖土地，风景蔚为壮观。他家房子很小巧，像是一栋木屋，却颇为宜人，屋里到处都充满个性——当然，也到处是图书和小孩子。我再次看到坐在茶桌旁、处于家居环境的弗农。只不过这次换成了他自己的家。这时我已经不大可能去考虑，他究竟有没有放弃“生活的完美”而换来文学技艺上的精湛。他已经接近于银行的退休年龄，而我再次听到他工作中的一些故事：“我见过一任又一任的经理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让沃特金斯成为优秀的出纳员！可这想法从来都没实现过。”

他最后一次到赫尔大学的时候（接近于1966年岁末），他真的已经退休了。不过似乎又有一项新的事业向他敞开大门，主要是每年定期去一些大学讲课。当时他正在斯旺西大学学院[46]讲课，准备第二年去西雅图。我不禁认为，他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份趣味相投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加奈特又把我们叫到一起。我拍了张照片，他看过以后觉得表情比较阴郁：“面具背后的那个人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那副面具的真正模样……”他在1967年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让我保荐他申请一项富布赖特资金（“你说什么都没关系”）。我在撰写这封推荐信的时候，想起当年自己还是一名学生时，与弗农相遇对于我产生的意义。我想说，我觉得美国大学能够请他作为访问学者，将是何等地幸运。差不多就在一整年过后，我又写下了这篇文章。[47]

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