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陶制乐器

陶制乐器的产生较骨甲类、木石类稍晚，因为陶土与火有关。“有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每个文明的开端都有一个勇于打破黑暗的寻火者，在希腊神话中是偷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在中国神话中是燧人氏。燧木，便是燧人氏带给大地的火种。

如上文所言，我们时常将音乐的起源归功于上古三皇，但如果没有燧人氏，便无法有之后的“土鼓、蒉桴、苇籥”之乐。燧人氏的钻木取火驱散了笼罩在文明前夜的黑暗迷雾，人们不仅学会了用火烤食，更学会了用火烧制各种陶制工具，而陶土类乐器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随着跃动的火光登上了历史舞台。与火一般跃动的是上古先民无限的创造力，从出土的陶类乐器种类之繁多便可知一二。粗略算来，上古时期出土乐器中，陶类乐器有“陶鼓”“陶铃”“陶镛”“陶制摇响器”“陶角”“陶埙”等，较之第一类自然材料制成的乐器而言，这些乐器制作工艺更为复杂、演奏的乐音更为丰富多彩，为之后铜制乐器的制作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出土的众多陶制乐器中，最为古老的当属1973年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出土的陶埙。

这枚陶埙呈卵形，有着7 000年的历史，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埙。与后世的埙不同，这枚卵形埙只有一个吹孔，形制较为粗糙。除了这枚一孔埙，在1954年前后，曾在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枚二孔埙。这枚埙较之一孔埙的形状稍有变化，埙体浑圆，至两端变尖，呈橄榄型，距今已有6 000年。多了一个开孔，便多了一个音，经测定，在吹奏时闭孔音和开孔音之间大约呈三度关系，满足人类一般的听觉审美习惯。继二孔埙之后，历史上又出现了三孔埙，甘肃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曾出土了二十余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埙。有意思的是这些埙均呈鱼形，其吹孔位于顶部鱼嘴处，两肩与腹各开一个音孔，因而吹奏时便可得四音。

埙这一乐器在其发展早期所呈现的形制不统一、样式多元化的情况不禁令人猜测，其产生与形制的确定或许有着多重因素的掺杂。一方面，早期一孔埙所呈现的造型较为粗糙，就工艺而言并不及出土的其他同时期陶制器皿如陶灶等那样复杂。且除了吹孔之外，埙并无多余音孔，由此可猜测其产生或许与陶制工具的烧制有关，系原始先民为了制作更多更便捷的劳作器物而烧制陶土时偶然所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陶器潜在的艺术性便被逐渐地开发出来。就如在禽类肢骨上打孔一般，聪慧的上古先民将内心懵懂的音响直感与在实践中逐渐掌握的乐音音列相关联，并在陶埙上逐渐开发，最终形成了这一能够吹奏动人音乐的陶土乐器。

另一方面，从其形状样式与彩绘纹饰来看，陶埙的运用或许与远古崇拜有关。譬如上文中提及的鱼形埙，便与原始文化中的鱼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鱼产子极多，又能跃而成龙，一直以来都象征着子孙繁盛的古老崇拜，因而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文物中时常能看到鱼纹的元素。鱼形埙独特的形制揭示了上古时期的埙应当会参与某些与巫术相关的祭祀仪式，通过吹响鱼形埙，上古先民以音响的方式表达了心中的期待与祝祷，勾连了神祇与凡人。

直到商代，才出现形制较为成熟的埙。1976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三件陶埙，这些陶埙的形制较之早期的埙已经有了质的飞越。妇好墓出土的陶埙虽然埙体还呈卵形，但顶部角度明显收尖，开口呈平口状，埙体前三后二第开了5个按音孔。这样的埙不仅能够演奏更多的乐音（能够吹奏出a1、#c2、e2、#f2、g2、a2、#a2），吹奏过程也更为方便，音色也更具艺术美感，这种五孔埙为后世的陶埙形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五孔埙的形制不禁让人联想到伏羲制五孔埙的传说。神话中那呜咽婉转的声响一直缭绕在中国音乐史的每一个时期，“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埙承载着礼、寄托着思，逐渐成为中国音乐文化中的符号之一。

那一时期同属吹管乐的陶制乐器还有陶角。陶角的产生应当晚于牛角制的号角，无论是形制还是纹路，都明显有着模仿牛角的痕迹。1979年在山东省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6 300至4 500年的陶角，该陶角如牛角般有着较大的弯曲弧度，体表用三组直凸弦纹及两组斜凸纹装饰，顶端留有吹口，宛如天然的牛角。无论是牛角还是陶角，最初都是传递信息的实用工具，因而其演奏方式较为单一，后世大多将其用于军队仪仗的鼓吹乐中以发号施令，到了汉代，随着鼓吹乐的兴起，角类乐器才开始得到普遍的运用。

在还未学会用缠丝绑弦制作弦乐器之前，原始乐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吹管乐器外，便是打击乐器。陶制打击乐器的种类十分丰富，有些乐器有着明显模拟自然材质类乐器的痕迹，譬如前文提及的龟甲摇响器，就在陶制打击乐器中发展为陶制摇响器。

摇响器是一个大类，但凡符合摇响演奏方式的乐器都能算得上摇响器。陶土可以随心抟造，从龟甲自然造型的局限解放出来后，陶制摇响器的形制变得十分多元。其中有些摇响器呈现为与龟甲摇响器相似的半球形或球形，在腔体内装入石粒或是体积较小的陶丸后，演奏者依照节奏摇晃腔体发声，唯一的区别仅在于陶制摇响器以陶制的腔体取代了龟甲。1956年在湖北省蕲春县易家山遗址出土的球形摇响器与1977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东乡族自治县出土的半球形摇响器便是如此。

随着人们对音乐性的追求以及对摇响器器乐属性的不断开发，渐渐出现了另一种摇响器，即执柄形摇响器。1956年湖北省黄冈牛角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柄陶制摇响器，这柄摇响器从形制与演奏方式上较之以往皆大不相同。它底部呈中空球形用以装石粒或陶丸，上端有一个长长的手柄可以握着执柄演奏。同时，柄的顶端又有打孔，或许也可以悬挂。这种摇响器较之龟甲形、蚌形衍生出的球形、半球形摇响器而言，已经逐渐弱化了早期摇响器所具有的占卜请神功能，脱离了巫术法器的属性，而音乐性、可演奏性则更为突出。手柄的产生使得其演奏起来十分方便，能够较为容易地演奏出更丰富的节奏型，从这一点中我们也能看出摇响器形制变化的背后，或许是上古先民正在逐渐觉醒的对音乐性与审美性的追求。

同样可以手持演奏的乐器还有陶镛。大钟谓之镛，也有文献将之称为铙。镛的样子看起来正好与悬挂的钟相反，口朝上，演奏者执柄敲击镛体演奏。1955年陕西省长安县（1958年后改由西安管辖，于2002年由县改区，现为西安市长安区）客省龙山文化场址出土了一口4 000多年前的陶镛，是后世青铜镛的前身。“镛鼓有斁，万舞有奕”，虽然现在几乎已经难以听见镛的演奏了，但通过《诗经·商颂》里热烈欢腾的句子，我们不难想象，镛在中国音乐史上曾占据着重要地位。

上古时期除了有木鼓，亦有陶鼓。陶鼓的形制多种多样，有缶形、筒形、瓮形、缸形等等，许多陶鼓还保留着陶制器皿的造型。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早期的陶鼓大多是从陶制工具、器皿发展而来，陶鼓的前身或许就是陶罐、陶缶、陶筒、陶瓮。当先民在劳作之余发现只要在此类中空之器皿上蒙覆皮革便能敲击出有音高的节奏时，陶鼓便产生了。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文化早期遗址出土了五具陶鼓，形制基本相同，均类似陶制的罐子。这些鼓的鼓皮已经腐坏不见，但鼓口一圈有十一枚饼状圆钮，用来加固兽皮。可见，这时的陶鼓已经脱离了一般陶制器物的实用功能，已然是一件专门的乐器。

除了放置在地上敲打外，陶鼓还发展出新的演奏方式。由于早期音乐是有别于现代音乐诗、歌、舞一体的综合艺术，因而在这样的音乐背景与实践需求下，产生了可以在载歌载舞时挂在身上演奏的陶鼓。1980年青海民和县阳山出土了一具造型新颖的陶鼓。这一陶鼓中间呈圆筒状，两端一大一小。大的一端呈外扩的喇叭形，口外壁有一圈钩状乳钉可以用来蒙兽皮；小的一端则向外略略扩张成罐口状，口沿齐平。此外，在两端端口附近皆有一个可用来挂绳的圆环，可见这具鼓已经脱离了平面敲击的限制，可以挂在身上边歌舞边演奏了。

有意思的是，陶鼓并未较木鼓晚出。虽然陶类乐器是在人类掌握炙土技术之后才产生的，但考古却发现有些陶鼓的历史比木鼓更为久远。或许神农制鼓、先贤制鼓的传说并非仅是传说，历史终究是神话之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