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像大国一样思考

公元1592年，也就是大明万历二十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明军出兵抗倭援朝。这场战争前后耗时七年半，分为两段，朝鲜方面称之为“壬辰之乱”和“丁酉再乱”。在这两场抗倭战争中，明军第一次参战从万历二十年六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领兵进入朝鲜到万历二十一年十月明军基本撤出朝鲜，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第二次参战从万历二十五年六月辽东副总兵杨元率先头部队开进朝鲜南原布防到万历二十七年正月明军撤离朝鲜，历时一年零六个月，加在一起，明军在朝鲜作战时间共计两年零十个月。其他时间，大明王朝一边派使臣对日本“谈判册封”，同时在忙着自己的事。

在这场实际交战时间为两年零十个月的战争中，倭寇投入兵力最多时达十九万人，平时维持在十四至十六万人，最少时七万人；明军投入兵力最多达七万余人，平时维持三四万人，兵力最紧张时仅有不足万人，整场战争耗饷八百多万两，相对于一场发生在国门之外而且战场条件艰苦、后勤保障困难的战争而言，这笔军费投入并不算多。

从战争规模、投入兵力、军费消耗几方面不难看出，“抗倭援朝”对大明王朝而言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局部战争，是同一时间发生的多场战争中的一场。因为大明王朝是个“古代超级大国”，具备同时打赢多场战争的实力。在抗倭援朝战争中，明军参战时间不长，派兵不多，耗费有限。整场战争中，明军始终以劣势兵力追着对手、堵着对手、压着对手从头打到尾，每战皆取攻势，灭倭十六万有余，自损三万余员。丰臣幕府因这场战争而灭亡，德川幕府接受了丰臣秀吉的教训，从此闭关锁国，对强大的邻邦再也不敢起“侵略”的念头。

对这场抗倭援朝战争朝鲜人感激涕零。朝鲜国王李昖下令在王京汉阳昌德宫建“大报坛”，对大明万历皇帝赐予朝鲜的“再造之恩”永远祭祀，从此朝鲜人把祭天、祭地、祭先王、祭江山、祭万历皇帝并称为“五祭”。

对于这场抗倭援朝战争，史界的评价错误百出，归结起来都是同一个原因，或者说都犯了同一个“错误”：最近一百年间中国人“抗日”抗伤了心，一提“抗日”就本能地认为这是一场多么大的战争。结果我们本能地把“大明抗倭援朝”和八年抗战、抗美援朝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了。

——“大明抗倭援朝”与八年抗战或抗美援朝战争完全不同。

八年抗战时，中国空前衰弱，面对日寇入侵陷于亡国危机，不得不全民动员、全民抗战，不顾牺牲不计损失；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刚建立，百废待兴，敌强我弱，不得不倾尽举国之力与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打一场硬碰硬的恶仗。可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却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古代超级大国”出兵救援一个遭到欺辱的邻邦，虽属仁义之举，却远远谈不到“倾举国之力”。明军一边帮朝鲜人抗倭，同时在辽东、西北、西南边疆与不同的敌人进行着多场战争，而且这些战争无一例外都打赢了。

作为“古代超级大国”，在整场战争中大明王朝始终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尊重朝鲜主权，不干涉朝鲜内政，不迫害朝鲜百姓，真心实意帮助朝鲜打击侵略者；二是在保证战争取胜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

就是出于“少花钱多办事”的心态，明朝派往朝鲜的军队不求数量众多，而是够用就行；正是本着“不花钱也办事”的原则，大明王朝在击败倭寇之后，可以怡然自得地对倭寇展开“谈判册封”，他们的思路是：册封已成为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外交惯例，如果用一颗金印就可以解决问题，何苦要打仗、要杀人呢？

中国自古有个传统，中原王朝一向不喜欢“称霸”，即使像大明这样的“古代超级大国”也不以霸主的姿态示人，而把自己的形象塑造成一个谦逊、厚道、有理有节的文明礼义之邦。我们不侵略别人，不欺压别国，只要求大家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只有那些与故意大明为敌的才是大明的敌人。对敌人自然是“虽远必诛”，但只要敌人改弦更张，愿意做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可以“有教无类”宽厚待之。这是中华上国自古以来一向的政治态度，也是一个大国应有的胸襟气度。以前是如此，现在是如此，以后仍是如此。

换言之，有这样的气度才能做“大国”，没有这样的气度就做不成大国。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之一。但中国人对于“大国思维”还远未适应，我们仍然习惯用“全民抗敌、倾尽国力”的弱国思路考虑问题，对于古代中原王朝“能够同时打赢几场战争”的强大国力和“有教无类，宽严相济”的大国思维模式很不习惯。可话说回来，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国，如今崛起的中国仍然是个大国，身为大国国民一定要有大国思维，不接受，要学着接受；不习惯，要慢慢习惯。

只有从“大国思维”出发，本着尊重朝鲜主权、不干涉朝鲜内政和“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两条原则来看这场战争，我们才能理解当时在朝鲜、在中国、在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

现在让我们基于“大国思维”对这场战争做个简单的总结。

——大明王朝是否因为抗倭援朝而对朝鲜“有恩”呢？这个问题根本不必讨论。因为一场正义战争是不该用“恩德”来评价的，对一个大国而言，我们拥有正义，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