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史

第一节 中国初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地域间动态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元前2000年前后产生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正处于中国初期王朝国家的形成阶段。这一文化的出现显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农耕社会形成以来发展起来的社会统合形态的一个顶点。其表现之一就是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陶器群，以伊洛河流域为中心，向周围地域扩散。位于黄河支流洛河南岸的二里头遗址，由于其遗址的规模和宫殿基坛的存在，被确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这一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型式的分布范围也在不断扩大，陶器的移动和模仿远远超越了早于它的龙山时代的地域分布圈，而在相距很远的周边各地普遍存在。从中心以外的周边地区来看，除来自中心地的具有二里头特征的陶器群之外，还有本地特有的陶器群以及从邻近地区流入的其他系统的陶器群。因而各个地区的陶器组合呈现一种多系统混杂的复杂特征。然而在进入其后的二里岗文化之后，不仅其主要中心地从伊洛地区转移到了郑州地区，还在中心地的偃师和郑州各自建立了两座大型城郭都市。与此同时，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有密切联系的晋西南、豫北和长江中游地区分别建造了地方性城郭城址，充分显示与前期的二里头文化相异的聚落分布特点。与此相伴，二里岗文化时期各个地区的陶器组合特征也发生了从多系统混合的复杂状况转变为单一系统陶器组合的变化。要理解陶器组合所发生的这一变化，探索二里头、二里岗两个时代各自的地域动态，以及中心地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陶器组合的变化已经超出了一般恒常的地域间交流，而需要关注陶器组合所在时代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暗示的背景。本书将着重研究这一动态变化的具体过程以及超越地域间一般恒常交流的特殊社会成因。

以夏文化和早商文化为目的而开始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研究，迄今为止经历了近90年的探索，在各个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然而由于这两个时代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古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和早商王朝的固定地理范围中，并试图在强调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时空分布的基础上复原古代部族、民族或王朝的活动地域，而很少注意到各个考古学文化或类型之间交错分布、难以用线条划出范围的地域交流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也缺少从国家形成的角度来研究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的具体实践。基于以上反省，本书从国家形成过程这一视点出发，并利用日本考古学中以陶器分析来阐明地域间交流的方法来研究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代的社会支配体制和经济模式构成状况。本书研究的重点在于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代所代表的初期王朝国家形成这一阶段陶器所反映的地域动态和变化过程。

二、研究方法

陶器原本是带有一定综合性特征的集合体，从陶器组合的不同可以把握陶器所表现的特定集团的生产技术、生活状况和其所处范围，还可以从陶器的制作方法和陶器组成的异同，来识别同一陶器组合中所存在的不同系统的多个陶器群，以及这些不同系统陶器群的构成比例，并以这种系统间构成比例的消长来比较相邻地域的陶器组合的量变过程，进而从这种变化过程中来了解各个集团地域间交流的实际状态。但是，关于二里头文化陶器群的这种扩散和二里岗文化陶器组合的一元化特征，仅仅用以上所述的一般集团之间交流这一视点来解释是不够的，还须从初期王朝国家形成这一划时代的社会大变化背景中来分析二里头文化陶器群的扩散和二里岗文化陶器群的规格化和一元化倾向。

笔者曾于1998年和1999年先后两次参加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南焦作府城遗址的共同发掘，还在此后的2000年应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邀请，参加了夏县东阴二里岗文化遗址的发掘与资料整理工作。得益于这些难得的实践与学习机会，笔者将在中国学到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和日本留学所学到的日本考古学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府城遗址和东阴遗址的陶器资料整理，并以所获得的成果作为第一基准对其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组合进行了分析。具体来说，就是对二里头文化的陶器资料，首先观察其形态特征、器表纹饰和制作痕迹，进行系统分类，然后再用数量分析的方法计算出各个遗址中典型单位出土的陶器中各系统的构成比例，以及这种比例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以此把握各个遗址的特征。然后在区别出在地系陶器和外来系陶器的基础之上，从每个遗址中外来系陶器要素的数量变化来探讨遗址之间的交流状况。对于有特殊陶器构成的遗址，从其与周围诸遗址的关系来把握其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地位和在经济模式中所具有的作用。对二里岗文化的陶器资料也基本是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整理的，但是由于这一时代陶器系统所表现出的单一性特征，本书将就此进行重点分析。具体方法是从陶器系统、器类构成、炊器容量大小和陶器表面绳纹的条数变化这四个方面的量变结果，来观察二里岗文化陶器组合的单一性特征是不是在一般遗址中普遍存在，然后在这一观察结果之上，对性质不同的三类遗址的陶器组合进行比较，最后探讨这种具有规格化和一元化倾向的陶器组合特征的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