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书·地理志》断于“绥和二年三月”辨误
王恢先生在《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中对《汉志》的时代断限提出另外一种看法：汉成帝绥和二年三月。在对《汉志》侯国名目进行统计之前，有必要对这一说法进行考辨。先来看看王恢作出如是判断的依据。
《汉志》后序载录有一份全国郡、县级行政单位的统计数字，其曰：“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前面提到，《汉表》保留有西汉完整连续的封侯记录。理论上来讲，每一个标准年的侯国数目都可以统计得出。因此，如果统计出西汉哪一年的侯国数目是241个，也就知道了这组数字所反映的是哪一年的政区面貌。正是基于这一思路，王恢先生首先以钱大昕“侯国之名，则以成帝元延之末为断”结论为基础，统计出元延四年的侯国数目为226个。这一数字与《汉志》后序所载录的侯国数目并不相符。于是王先生逐年累加新增的侯国数目。绥和元年，汉廷新封有殷绍嘉、宜乡、汜乡、堂乡、安国、梁乡、襄乡、容乡、缊乡、广昌、都安、乐平、方乡十三个侯国（参见书末附表三），故绥和元年的侯国数目为239个。绥和二年，汉廷新封有博山、阳安、孔乡、平周、新成、高乐、庸乡七个侯国，故绥和二年的侯国数目为246个，而绥和二年以后的侯国数目都在250个以上。经过统计，似乎没有哪一年的侯国数目可以与《汉志》后序的记载相对应。这时，王先生将注意力集中到绥和二年三、四月间的帝位更替，并作出如下推测：
会（绥和二年）三月丙戌，帝暴崩……四月己卯，帝葬，壬寅封阳安、孔乡二侯，并以下平周、高乐，汉表以年虽未终，帝已易祚，如文帝、武帝、哀帝功臣表，一例属之新主；故汉志自博山以后，再无注侯国者矣。此最显著之分界，以钱氏（大昕）考核之勤，何未见及？是凡在绥和二年三月以前侯者，皆在二百四十一之数。[1]
王恢先生将绥和二年三月的成帝病逝视为一个重要分断，称之为“最显著之分界”。该“分界”之后所分封的侯国虽然也在绥和二年，但已是哀帝在位时期，故不计入成帝侯国名目。据王恢推算，截至该年三月共有侯国240个，这与《汉志》后序241个侯国数目非常接近，于是王先生提出《汉志》的断限为绥和二年三月，并非元延之末，他认为自己不仅纠正了钱大昕的错误，还为《汉志》作了精确的断代。那么，王氏的“发现”到底能不能成立呢？
首先，王氏的说法并不切合实际。前面已经讲过，两汉时代一直严格遵守“计断九月”的数据计纳制度，从地方到中央各类籍册的登造都以当年九月的数据为基础，并不会因为皇帝的驾崩而有所改变。倘若帝位更替就要改变计断时限，那么各级地方官员就要做好随时上计的准备，所谓“八月算人”、“八月案比”、“八月书户”[2]等一系列统计调查工作也要发生改变，地方政府的行政运作将毫无秩序可言。而若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传世或出土文献中就应当看到不以九月为断的籍册文书，而事实上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实例。既然不存在以三月为断的可能，自然不会有截止于绥和二年三月的版籍。因此，所谓绥和二年版籍以三月为断的说法无法成立。
其次，王恢对绥和年间的侯国数目进行统计时，还存在失误。具体而言，王先生在计算绥和元年、二年的侯国数目时，只想到累加新增侯国的数目，却忘记减掉废除侯国的数目，所以他得出的绥和二年侯国数目是不准确的。截止到绥和二年三月，其实只有236个侯国，与《汉志》后序241个侯国的记录还有差距，王先生通过数字推算得出的绥和二年三月的分断点自然是不可靠的。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王恢先生充分注意到《汉志》后序载录统计数字的形成时代问题。这对于分析《汉志》的文献来源及构成十分重要，所以我们有必要延续王氏的这一想法，对《汉志》后序侯国统计数字的形成时代再作推算。
元延四年实有侯国225个，王恢先生统计得出的226个侯国并不准确（详见后文）。绥和元年，汉廷新分封十三个侯国，同时废除一个侯国。《外戚恩泽侯表》定陵侯条“绥和元年，（淳于长）坐大逆，下狱死”，故绥和元年实有侯国237个。绥和二年新封侯国七个，废除侯国两个。《外戚恩泽侯表》高阳侯条“（薛宣）绥和二年，坐不忠孝，父子贼伤近臣，免”，《外戚恩泽侯表》成都侯条“绥和二年，（王况）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故绥和二年有侯国242个。《汉志》后序侯国统计数字极有可能就是绥和二年的情形。那么，多出的一个侯国又该如何解释呢？这里，应当注意以下四条记载：
安阳侯：哀侯得嗣，薨，亡后。
柴侯：恭侯莫如嗣，薨，亡后。
伊乡侯：（永光三年）三月封，薨，亡后。[3]
童乡侯：（永始四年）七月己酉封，薨，亡后。[4]
上述四个侯国皆因列侯无嗣而废除，除国年代不详。但《汉志》平原郡有安侯国，泰山郡有柴（失注侯国），琅邪郡有伊乡侯国，勃海郡有童乡侯国，[5]说明直到元延三年九月，这四个侯国仍然存在，其除国年代在元延三年以后。笔者推测，这四个侯国中有一个除国于元延三年九月至绥和二年九月之间，如此则截至绥和二年九月的侯国数目正好为241个。
经过计算，可以明确《汉志》后序“侯国二百四十一”的记载，反映的是绥和二年的政区面貌，那这是否意味着《汉志》行政区划的断代为绥和二年呢？我们并不能作这样简单的联系。因为《汉志》如果是以绥和二年为断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绥和元年、二年分封的侯国没有出现在《汉志》中，同样也无法解释绥和二年已废除的高阳、成都两侯国为什么还见于《汉志》的记载，更无法解释元延末年只余有三县的梁国为何在《汉志》中还有八县的封域。这些都说明，《汉志》后序所录县级行政单位统计数字与《汉志》所录县邑名目并非得自同一年的版籍。而王恢对《汉志》断代判断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所有的推论都建立于这样的预设前提：《汉志》县邑名目与县邑统计数字得自同一年的版籍。现在看来，这一预设前提无法成立。
笔者之所以对元延、绥和之际的侯国数目进行反复推算，目的在于说明《汉志》后序所载录的县邑统计数字与《汉志》所录县邑名目反映的是不同年份的政区面貌。《汉志》所录县邑名目得自元延三年的版籍，而《汉志》后序所载录的各项统计数字则存在另外的文献来源——绥和二年的中央政府簿籍。那么，《汉志》后序所依据的政府簿籍又是何种性质的文书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后序载录的这段文字：
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1）。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4）。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12），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13）。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10），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11）。汉极盛矣。
江苏省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中有一份《集簿》，该文书记录了西汉末年东海郡各类项统计数字，现择取部分内容列举如下：
县、邑、侯国卅八：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二。其廿四有堠，都官二。（1）
乡百七十，□百六，里二千五百卅四，正二千五百卅二人。（2）
亭六百八十八，卒二千九百七十二人；邮卅四，人四百八；如前。（3）
界东西五百五十一里，南北四百八十八里；如前。（4）
……
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千六百廿九，其户万一千六百六十二获流。（10）
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
三，其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二获流。（11）
提封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二□……人。如前。（12）
□国邑居园田廿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二□□十九万百卅二……卅五万九千六……长生。（13）[6]
……
《集簿》分行列举了二十二个项目的统计数字。为方便对比，笔者摘录其中八项，每项统计数字后标明了该类项在木牍文书中的行号。通过与《汉志》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汉志》后序所载录的各种统计项目不仅能与《集簿》中的项目一一对应（笔者已在《汉志》引文后标注了与《集簿》各项目行号相对应的数字），而且其对全国行政建置、疆界、提封田、垦田、户口等项目统计的格式和用语与《集簿》如出一辙。[7]显然，在当时的中央政府应当保存有一份与东海郡《集簿》相类似，载录有全国政区、人口、垦田、官员、作物种植等各类信息及相关统计数字的“集簿”。[8]而班固在编撰《地理志》时，手头就存有一份这样的《集簿》，这份《集簿》便是《汉志》后序所录全国各项目统计数字的资料来源。[9]
从居延汉简和尹湾汉墓简牍来看，《集簿》是汉代通见于各级政府的一种行政文书。[10]此类文书是分类记录统计事项及相关统计数字的年度报簿。[11]尹湾汉牍《集簿》就是一份载录东海郡某一年相关事项和统计数字的年度报簿，这从该《集簿》所见的“多前”、“如前”等用语中便可以看出。而班固在编撰《地理志》时所利用的《集簿》，应当是载录有绥和二年全国各类项目统计数字的中央政府《集簿》。需要注意的是，尹湾汉牍《集簿》中并没有标注纪年，像这种综合载录各类项目的《集簿》，其不书“纪年”的做法很有可能是当时的惯例。[12]这样看来，班固所利用的全国《集簿》很有可能也是没有纪年的，所以他才会把反映绥和二年统计信息的《集簿》作为元始二年的材料来加以引用。
根据以上考述，我们可以深化《汉志》文献来源的认识。即《汉志》大体上是三份资料的混合物。一份是平帝元始二年各郡国的户口簿，一份是成帝元延三年各郡国的行政版籍，一份是成帝绥和二年的全国《集簿》。想必班固在编撰《地理志》时，所见三份资料，只有户口簿有明确纪年，另外两种资料并无纪年。为了统一时限，班固把三份资料拼凑在一起，总冠以“讫于孝平”。这便是《汉志》户口数字与县邑名目、县邑统计数字皆不能对应的原因。
写到这里，附带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将《汉志》正文所列县名相加，总数为1578。[13]而若将《汉志》后序所载县级行政单位“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三项数字相加，总数为1587，两者之间尚存在九县的差距。包括钱大昕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这缺失的九县是《汉志》流传过程中文字脱漏造成，并陆续有人对《汉志》“失载”九县进行辑补。现在既然明确《汉志》后序载录的数字与《汉志》所录县目得自不同年份的版籍，那么类似的辑补工作自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元延三年的县级行政单位数目如果不是1587个，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失载九县”。考虑到绥和元年、二年分封了二十个侯国，笔者推测今本《汉志》未必存在脱漏，即使存在脱漏，也不会脱漏九县之多。同样的道理，《汉志》后序曰“道三十二”，而《汉志》正文只录有道名三十个，[14]清代以来的许多学者通过各种途径对《汉志》“失载道目”进行辑补。[15]这些学者研究思路之疏误在于，他们认为西汉之三十二道是一成不变的常制，而忽视了不同时期道目存在变动的事实。[16]其实，《汉志》所录道名未必存在缺失，如下可能并不能被排除：截至元延三年九月，西汉全国有道三十个。至绥和二年九月的三年间，汉廷又增设两道，这便是《汉志》后序“道三十二”数目的由来。
[1] 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387页。
[2] “八月算人”见《后汉书·皇后纪》。“八月案比”见《后汉书·安帝纪》李贤注引《东观记》。“八月书户”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在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许多涉及八月统计、九月上报各项数据的法律条文，足见“计断九月”制度在当时得到严格的执行。
[3] 《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第451、466、502页。
[4] 《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674页。
[5] 《汉志》勃海郡章乡侯国即童乡侯国。见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六，第2625页。
[6]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第77—78页；《集簿》图版见第13页。引文标点为笔者所加。
[7] 有关《汉志》后序与尹湾汉牍《集簿》的相似性，谢桂华先生已有留意。见谢桂华：《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2—45页。
[8] 汉代各级政府官署的《集簿》应当有统一的规范，所以我们看到《汉志》后序的这段文字才会与尹湾汉牍《集簿》的内容十分相似。
[9] 我们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也能找到班固利用这份全国《集簿》的痕迹。《百官表》曰：“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吏员自佐吏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些统计项目及书写格式可以与尹湾汉牍《集簿》第一行“县、邑、侯国卅八”，第二行“乡百七十”，第三行“亭六百八十八”，第六行“吏员二千二百三人”等统计项目相对应。而“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的数字与《汉志》后序“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三项数字总和相同，可见《百官表》与《地理志》利用的是同一份《集簿》。
[10] 居延汉简见有“肩水侯官元康四年十二月四时集簿”（5·1）、“第五丞别田令史信元凤五年四月铁器出入集簿”（310·19），尹湾汉牍则有《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分见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
[11] 《续汉书·百官志五》“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刘昭注引胡广《汉官解诂》：“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续汉书》志二八，第3623页）尹湾汉牍整理者根据这条记载，认为《集簿》为汉代地方政府的上计文书（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第2页）。《集簿》即上计文书的看法为大多数学者接受。而谢桂华指出，《集簿》的性质应为记录各项目统计数字的年度报簿，和上计文书之间可能存在某些联系，“但不应视同为上计簿”（谢桂华：《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第1期）。笔者完全赞同谢先生对《集簿》这一类文书性质的看法。
[12] 居延汉简所见“集簿”和尹湾汉牍《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虽然书有纪年，但这些都是专项统计文书，载录某一级政府综合统计项目的《集簿》很可能是不书纪年的。
[13] 《汉志》东郡有“畔观”，清人多以为“畔”为衍文，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据此删去“畔”字。但据汉代铜器铭文及居延汉简可知西汉确有畔县（见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第98—99页），则前人统计《汉志》县邑总数时漏掉一县。另《汉志》北地郡有“方渠除道”，以往此道名被误点断为“方渠”、“除道”两名，直到相家巷出土“方渠除丞”秦封泥才获晓“方渠除道”为一个道名（见周天游、刘瑞：《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简读》，《文史》2002年第3辑）。故《汉志》增“畔”，去“除道”，县邑总数仍为1578个。
[14] 此数字据久村因、周振鹤二位先生统计（见［日］久村因：《秦の“道”について》，收入《中国古代史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0年；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243—244页）。不同学者对《汉志》道名的统计不尽相同，本书不一一列举。另外，周振鹤先生认为“除道”、“故道”未必是管理少数民族的机构。今按，“除道”应作“方渠除道”。又《魏书·氐传》曰：“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氐，或谓之故氐。”马长寿已指出，故道即管理“故氐”之机构（见《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页）。则“方渠除道”、“故道”皆可确认为管理少数民族的地方机构。
[15] 如齐召南：《汉书考证》卷二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9册；黄以周：《儆季史说略》卷二“汉县道考”条，收入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一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7—108页；后晓荣：《〈汉书·地理志〉“道”目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期。
[16] 刘志玲注意到汉代道目数量变动的事实，因此强调“道的设置在西汉一代曾有过变更。我们不应将不同时代道的设置皆作为西汉末年的情况”（见刘志玲：《秦汉道制问题新探》，《求索》200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