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回顾
各种投资理论无不与经济增长理论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投资发挥作用的大小及直接程度各不相同。有的经济理论中投资的作用是直接的，投资直接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有的经济理论中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是间接的。但是，还没有一种主要的经济理论会无视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有的经济学家说，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投资理论。
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3个时期的发展，这些理论流派在传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从外生的增长机制向内生的增长机制演进，研究的重心也逐渐从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和知识性资本。
2.2.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学家对投资与经济增长问题的探讨起始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斯密认为，财富的增加，即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劳动分工所决定的生产性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3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同时，他又指出，尽管增加一国财富必须深化劳动分工、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之前”。因此，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必先增加资本积累以支持劳动基金的增加，蓄积的资财越丰裕，能雇佣到的生产性劳动者越多，劳动分工越细密，劳动生产率也越高；增加便利劳动的机械和器具，或对其进行改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要求资本积累的增加。由此可知，斯密认为资本积累是劳动分工的基础，资本积累量决定着劳动分工的细密程度，即决定了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从而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增长。在他看来，资本积累不仅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如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增加具有较高生产率的机器和设备），也是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如对原有的机器等进行改良革新等）。总之，斯密通过对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积极作用的系统分析，把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归结为资本积累，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同样，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也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他认为，资本积累的速度决定投资增长速度和生产力发展速度，资本积累能够创造财富，是提供经济结构转变所必需的基础设施的唯一手段。如果资本积累增长，就会出现正的经济增长；如果资本积累下降，经济增长也会下降。但是，大卫·李嘉图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的，在其《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他提出了报酬递减规律，着重分析了各种收入分配比例如何通过影响资本积累决定经济增长。
总之，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对经济增长理论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他们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多种原因，认为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如劳动分工、资本积累等）综合作用的动态过程，强调了资本积累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认为投资和资本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古典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资本积累决定论。
此后，该领域涌现出了更多的古典经济学家，如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等，他们提出和分析了竞争行为和动态均衡的基本方法，报酬递减的作用及其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人均收入和人口增长率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熊彼特的创新观念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
熊彼特把创新观念引入经济增长理论之中。他否定了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假定，认为经济增长发生在不同长度的周期中。他认为，增长是由新产品的开发或新的生产方法的采用，新市场的开辟，新原料的采用及组织结构的新变化等引起的，即所谓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引起的。他还认为，创新过程是由有动力的企业家推动的，是由被潜在利润吸引了的企业家推动了一国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其福利水平的提高。可见，熊彼特的理论颇具内生因素产生经济增长的思路。
马克思强调了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他在《资本论》中分析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使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里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的发展。”(1)他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资本积累及其包含着的技术进步推动的。
2.2.2 凯恩斯的投资与增长理论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使生产过剩问题成为资本主义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仅有投资增加所形成的供给作用，不能实现经济顺利增长，研究需求作用的投资理论便应运而生了。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着重研究了投资的需求作用。凯恩斯认为，被古典经济学派坚持的“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即“储蓄会自动全部地转化为投资”是不正确的；相反，“需求会自动创造自己的供给。”凯恩斯抛弃了储蓄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转而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投资对国民收入变动的乘数原理。在此基础上，萨缪尔森等人补充了国民收入变动对投资作用的加速原理。
1．乘数原理
凯恩斯认为，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增长效应既取决于投资需求，又受消费需求变化的影响。从投资需求的效应方面看，产出的增长与投资变动存在乘数效应，即国民收入的增长是投资增长的若干倍，用方程表示为
其中，ΔY表示国民收入的增加；ΔI表示投资的增加；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c+s=1，且s<1，c<1，1/（1-c）=1/s，为投资乘数。
由于边际消费倾向c<1，所以投资乘数1/（1-c）=1/s>1，即一定的投资增长会引起国民收入更大幅度的增长，即ΔY>I。
凯恩斯认为，投资增加之所以能促进国民收入增长，是因为相互关联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一笔投资会增加有关部门的收入，从而使消费支出随收入的增长而增加，这些消费又可以形成其他部门的收入和消费，这样投资需求增长和消费需求增加的双重作用促使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增长呈现乘数效应，即国民收入的增长是一定时期投资增加额的数倍。反之，若投资额下降，国民收入将以投资减少的若干倍萎缩。
2．加速原理
不仅投资能促进国民收入增长，而且国民收入增加也会带来引致投资，即国民收入变化对投资变化有加速效应。在没有闲置生产能力的条件下，如果国民收入增长，那么居民收入会增加，消费支出必然也会增加，从而使社会有效需求得以提高，这又会引致人们进行新的投资，因而资本存量增加，而且资本存量增加是国民收入增加的若干倍，即国民收入增加对投资增加有加速效应。反之，若国民收入的增长降低，也会引诱投资加速下降。用方程表示为
其中，It代表引致投资；ΔY代表国民收入的增加；σ为资本-产出率（σ>1）。一定时期的投资是自发投资与引致投资之和，即：
其中，I0代表自发投资。
根据上述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在经济扩张阶段，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加，增加的国民收入又引致新的投资，通过乘数作用，新增投资又使国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繁荣期；一旦经济增长减缓，国民收入增加的幅度降低，加速作用使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高额投资不复存在，通过乘数作用，投资的减少会进一步阻碍国民收入的增长，经济进入收缩阶段。
总之，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且特别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政府投资不仅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维持原有的国民收入水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笔投资，还可以通过乘数作用带动私人消费和投资，使国民收入以投资的若干倍增长。另外，国民收入的增长又可通过加速作用引起投资更大幅度的增长，从而形成投资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投资对国民收入的乘数效应要发挥作用会受到一些前提条件的制约：其一，社会存在闲置生产能力。如果一国经济不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或者投资的增长超过了生产能力的闲置数量，那么新增投资及由此引起的新增消费，就不是刺激生产和收入的增加，而是引起物价上涨；其二，投资乘数作用的发挥还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如果一国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边际储蓄倾向较大，投资乘数就比较小，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作用也就较小；其三，投资乘数效应的发挥要求社会存在闲置生产能力，而投资加速效应则要求社会生产能力已经得到充分利用，新增产出只能依靠新增投资，从这点看来，加速原理和乘数原理作用的条件是完全相反的，因此限制了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
不仅如此，凯恩斯只强调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却忽视了投资的供给效应。实际上，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来自其长期效应——投资的供给效应，即投资的实施形成新增生产能力，并带来社会商品供给的增加，从而国民收入增加，实现经济增长。如果只重视短期内投资的需求效应，而忽视投资长期的供给效应，就可能使人们产生“重投资数量、轻投资质量”的投资“短视”行为。
2.2.3 哈罗德—多马模型
20世纪4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Harrod, 1939）和美国经济学家（Domar, 1957）受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供给方面和凯恩斯对需求方面关注的启发，在凯恩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经济增长分析，几乎在同一时期内发表了颇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通称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他们把凯恩斯的短期静态分析长期化和动态化，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开始。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结论公式为
其中，g代表经济增长率；s代表储蓄率；γ代表资本产出比，模型中假定资本产出比为定值。
该模型表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是由储蓄率和资本产出率共同决定的，其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率成反比，在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总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以凯恩斯的收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从储蓄等于投资原理出发，突出了储蓄的作用，强调了投资的双重作用，即投资不但会增加有效需求和国民收入，而且还会增加资本存量、提高生产能力、影响未来供给。
该模型的缺陷在于假定资本-产出比是常数，资本与劳动的比例是固定的，从而使均衡增长的条件难以满足，经济的稳定增长有如“刀刃一样脆弱”，不具有自我调整的功能。这与经济现实差距很大。
2.2.4 发展经济学关于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占学术界的主流地位。除此以外，也有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如刘易斯、纳克斯、罗森斯坦·罗丹和罗斯托等学者，他们也先后在其经济理论中论述了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和低储蓄率对生产的束缚作用。
刘易斯认为，经济的增长与人均投资的增加相联系，但资本并不是经济能够增长的唯一条件。如果只有资本而不同时为资本的使用提供富有成效的基础，那么资本就会被浪费。在储蓄方面，他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储蓄也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因为要投资就必须进行储蓄。但他强调，经济增长并不是普通人进行储蓄并提高他的生产能力，而是少数人如私人、法人和政府机构在昂贵项目（公路、铁路、港口、电力等）上进行的巨额投资。在他的理论中提到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缺乏资本是妨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贫穷的循环。从供给方面来看，低收入-低储蓄-资本形成率低-资本短缺-生产率低下-收入低。从需求方面来看，低收入-低购买力-市场不旺-投资引诱不强-生产率低-收入低。纳克斯认为突破这一恶性循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注入资本。
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也把资本形成（即投资）看作经济增长的中心力量，而资本形成不充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为了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必须具备相当的投资速度和规模，同时进行许多项目的全面投资。
罗斯托认为，投资率的提高并不导致国民生产的相应加速，在经济起飞中，投资率是起飞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但他也指出，在正常的人口增长率和资本产出率的情况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取得有规律的实质性提高，从逻辑上讲，净投资率必须达到10%左右。
2.2.5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采用固定系数的生产函数，很难达到两要素充分就业均衡增长的要求。即使在初始状态下经济是两要素充分就业的，但在长期中也会出现劳动力相对过剩或资本相对过剩的状态。受“二战”后一段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现象的影响，1957年索洛和斯旺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提出了供给要素（即资本存量）起重要作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取代了需求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凯恩斯主义的哈罗德-多马模型。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索洛和斯旺放松了资本产出比不变的假设，确定了资本与劳动的可替代性。并且，该模型以规模报酬不变、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及储蓄率和技术进步都是外生的为基本假设，其核心结论为：资本积累的作用对长期增长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技术进步。
然而，随着世界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新古典增长理论逐渐暴露出两个明显的局限：一是由于假设各个国家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同样的技术，因而各国间没有技术水平的区别，最终穷国必定能赶上富国；而实际上，穷国的经济增长往往更缓慢（Barro，Robert J. and Sala-Matin，Xavier, 1995）。二是假设技术的外生性，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技术进步。实际上，经济的稳定增长不仅与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有关，更重要的是系统内生变量。内因决定外因，内生经济变量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2.6 新经济增长理论
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沉寂之后，80年代经济学家又开始了新一轮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热潮。由于不满意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即一方面将技术看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将它排除在模型考虑之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保罗·罗默的《收益递增和长期经济增长》和罗伯特·卢卡斯的《经济增长机制》为开端，新经济增长理论开始迅速发展。新经济增长理论不再把经济增长归因于外生的技术进步率或人口增长率等，它们扩展了资本概念，把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及知识等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因此新经济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由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引起的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大多数新经济增长模型都考虑技术进步得以实现的各种机制，考察技术进步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新经济增长理论目前大致有两种研究思路：第一种是以罗默、巴洛（Barro, 1991）为代表，建立在阿罗模型（Arrow, 1962）基础上的知识积累模型，该模型假定技术进步来自对实物资本的投资，以在生产中的累积资本代表当时的技术水平，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第二种是以卢卡斯、琼斯（Jones, 1995）为代表，建立在宇泽模型（Uzawa, 1965）基础上的人力资本模型。具体说来，罗默（1986）认为生产要素的收益问题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因此，在他提出的增长模型中放弃了这个假设，同样将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加入生产函数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保证着长期经济增长。卢卡斯的建模思想和罗默的稍有不同。他的增长模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卢卡斯（1988）认为正是各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各国在收入和经济增长率方面的差异，扩大经济的开放度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吸收新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更快地实现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事实上，无论是知识的积累还是人力资本的提高导致的技术进步都是内生的，都与资本的投入是分不开的。
从上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是不容忽视的，既可以通过实物资本的投入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这一中间变量间接推动一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