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国内外研究评述
1.4.1 主要贡献
从目前来看，围绕治理质量的相关研究，国内外文献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领域：第一，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注重不同类型经济体层面实证检验，注重中国省域、城市样本的实证分析；第二，治理质量的实际测度，注重跨国、跨地区的比较分析，注重中国国家、省域、城市和乡镇各个层面的治理评估。
首先，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一方面，以Olson[19]、Mamun[26]、Saidi[27]、Kim[28]等为代表，运用ICRG指数、WGI综合指数或其分项指数等治理指数，选用非洲、OECD、发展中经济体和伊斯兰国家等经济体的样本数据，分析治理质量的经济增长效应，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本地治理质量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方面，以钱颖一[11]、樊纲等[33]、Zhang等[36]、卢峰和姚洋[37]、Wilson[42]、郑世林和应珊珊[40]等为代表，从权力纵向配置、权力横向配置、权力约束和二维治理等视角入手，选用中国省域或城市的样本数据，研究治理质量的经济增长效应，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或短期效应，以及本地治理质量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
其次，治理质量的实际测度。一方面，以自由之家、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为代表，不仅形成了侧重“权力横向配置”的自由指数[74]、侧重“官僚制度”的ICRG指数[58]、侧重“权力约束+治理能力”的WGI指数[77]等国家治理指标，也形成了侧重“权力约束+治理产出”的UGI指数[78]等地方治理指标，并把它们应用到不同国家、全球不同城市的比较分析。另一方面，在中国治理质量评估的实证研究中，以胡鞍钢、樊纲、马得勇等为代表，形成的典型测度视角包括：国家层面的“治理产出”[75]、省份层面的“权力横向配置”[80]、城市层面的“权力横向配置+治理产出”、乡镇层面的“治理能力+权力约束+治理产出”[53]。
1.4.2 主要不足
综上所述，有关治理质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然而，治理研究在全球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引入中国也仅有十余年。因此，关于中国治理质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就更少了，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从国内外的理论分析来看，现有文献更多关注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效应、本地治理质量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18-42]，以及周边经济体治理质量对本经济体治理质量的影响[51]，[55]，忽略了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以及良好治理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其次，从中国省域的实证分析来看，大部分文献只关注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良好治理对经济增长的本地效应或短期效应[30-42]，忽视了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以及良好治理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国外样本的实证分析也忽视了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再次，从省域治理指标的选择来看，大多数文献关注治理质量的单维视角，比如权力纵向配置[30-32]，[34]、权力横向配置（市场化、行政区划）[33-36]、权力约束（法治）[37]，[38]；只有少数文献关注治理质量的二维视角，比如“治理能力+治理产出”[42]、“治理能力+权力约束”[41]。最后，从省域样本的期限选择来看，现有文献的数据期限相对都比较陈旧，没有全面反映中国加入WTO、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最新变化特征，比如Wilson（2016）采用1988—2005年的省域面板数据[42]，李飞跃等（2014）采用1952—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45]，邵传林（2016）选用1994—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34]，张梁梁和杨俊（2018）选用1998—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41]。
第二，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评估研究。首先，从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评估视角来看，相关文献比较少，田发和周琛影（2016）仅关注“治理产出”[81]，施雪华和方盛举（2010）则关注“治理能力+权力约束+治理产出”[84]，都忽视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权力的横向配置）；虽然，王小鲁等（2017）关注市场化，但忽略了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80]。其次，从评价指标的筛选来看，大多数文献侧重定性方法，通过梳理理论和文献来确定指标体系，忽视了评价指标的定量筛选和优化过程[79-81]，[84]。再次，从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来看，现有文献侧重平均权重法[19]，[79]，[80]、传统主成分分析法[85]、专家调查法[76]、验证性因子分析法[58]，忽略了时序全局因子分析法。最后，从数据样本期限来看，施雪华和方盛举（2010）[84]、姜扬等（2017）[83]都只关注省级截面数据，田发和周琛影（2016）选用200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81]，王小鲁等（2017）选用2008—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80]，樊纲等（2011）选用1997—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79]，都缺乏关注加入WTO以来的完整时段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