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　打破规范：解决场域困境的方法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通过使用场域、惯习和资本这三个基本概念来强调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场域是“具有自身运作规律的结构化空间，其结构由行动者在该场域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所决定”。（Hermans, 1999：132）场域是行动者争夺地位和资源的竞技场。布尔迪厄将资源定义为“资本”，将其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金钱或财产）、社会资本（社交网络）和文化资本（知识或技能）。这些资本一旦被合法化和制度化，即可转化为象征资本（声望或荣誉）（Bourdieu, 1997）。每个场域所看重的资本类型各不相同（Bourdieu & Wacquant, 1992）。行动者拥有的资本类型和数量决定他／她在该场域中的地位并塑造其惯习。惯习是“促使行动者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或是做出反应的一整套的秉性特征”（Bourdieu, 1991：12），行动中内化场域规则和自身在场域中的地位，即获得特定的惯习。惯习也塑造人们的行为实践，并复制场域（Bourdieu & Passeron, 1990）。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如下的公式来说明（Bourdieu, 1984：101）：

［（惯习）（资本）］+场域=实践

实践是“行动者的秉性（惯习）与场域地位（资本）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行为结果”（Maton, 2008：51）。人类的行动不仅可由惯习或场域推断，也可由惯习、资本和场域三者的相互作用推断出来。场域稳定时，行动者的惯习与场域保持一致，其实践使场域规则延续。发生危机和变化的时代，个人的惯习可能无法与场域结构变化保持同步。布尔迪厄将这种错位称为“迟滞效应”，即惯习和场域之间发生时间或结构上的滞后（Bourdieu, 1990：108）。“迟滞效应”通常发生于惯习无法适应场域变化的情况下。笔者的研究发现，还可能会发生另一种类型的“迟滞效应”，首先发生改变的是行动者的惯习。如果行动者根据自己对场域未来结构走向的预测采取较为激进的惯习，其行为实践通常会被视为偏离常规、离经叛道和打破规范的。

随着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布尔迪厄的思想被引入翻译研究。（Gouanvic, 2005；Inghilleri, 2003；Sela-Sheffy, 2005；Simeoni, 1998；Wolf & Fukari, 2007）文学翻译场域重视文化资本，例如证书、文学训练和语言能力，当出版商、读者、评论家或其他场域行动者认可这些文化资本时，它们可转化为象征资本。知名出版社出版的译本使译者能够顺利进入场域，而报纸和杂志上的评论则帮助译者牢牢占据场域位置。（Lindqvist, 2006：73）出版是在翻译场域积累象征资本的一种重要方法，因为它能够代表出版界的认可，尤其是在出版商享有声望的情况下。如果译本得到正面的评论和分析，成为畅销书并被再版，译者的象征资本（声望和名誉）将大大增加。译者往往试图采取各种策略确保自身能够脱颖而出，增加自己的象征资本，从而在场域中占据更好的地位。译者可能遵循主流规范，以巩固其在场域中的地位，也可能打破场域现有规范来达到各种目的。译者可能会遵循过时的规范使得译作具有“古典”或“怀旧”的效果（即上文所说的“迟滞效应”）。他们还可能利用创造性、实验性或前卫的方法来打破主流规范，达到预期效果。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场域发生变化，且最终能够与实践由错位变得同步，加上这一过程中有其他译者追随打破规范者，新的规范就能得以确立并最终成为场域结构的一部分。

在张谷若的案例中，打破文学方言翻译只能使用标准语的规范，是他为了能在充满竞争的翻译场域中脱颖而出所采取的积极策略。《苔丝》的前两位译者顾仲彝和吕天石在文学翻译场域占据着更为有利的地位。《苔丝》译本出版时张谷若没有任何象征资本，而顾和吕此前在翻译和文学场域都有出版物，享有一定声望。作为小说的第三位译者，张谷若需要贡献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以证明他的译本对出版者和读者而言都是有意义的。他的策略是提供一个大胆的解决方案，再现前两位译者和之前其他绝大多数英美文学翻译译者都选择忽略的，又是原文最具特色的文体特征之一：用山东方言翻译《苔丝》中的多塞特方言。他所面临的风险是：如果拥有的资本无法抵御违反规范所带来的风险，那么他这样的新手译者可能面临失去出版译作的机会。

尽管前两位译者通过先前的出版物拥有一定的象征资本，但张谷若有足够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来支持其打破规范。在文学翻译场域，书籍和论文的出版代表着社会对行动者的认可，并为行动者带来象征资本。尽管张谷若在《苔丝》之前没有任何出版物，但他凭借优异的双语能力和扎实的文学功底拥有结构完善的文化资本。不仅如此，他曾在中国当时最好的学府——南开中学和北京大学学习，其间接受了良好的中英文文学训练，具有良好的古文功底，英文水平也是同辈人中的佼佼者。读大学时，他开始对哈代感兴趣，花费数年翻译哈代作品《回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该书寄到当时一家小出版社被拒稿，随后张谷若将其送至胡适处。胡适是1919年至1949年中国文学的领军人物，20世纪30年代时曾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翻译委员会主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受英国庚子赔款的退款资助，旨在促进中国的科教事业，在中国极具影响力。在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下，胡适致力于通过翻译和复译西方主要文学名著来推广优秀的白话文。张谷若的翻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适邀请他翻译《苔丝》并校对译作的前10章。（胡适，1933／2004：729-730；张谷若，1936：Ⅲ）张谷若的两本译著于1936年由中国当时最负盛名的出版社之一——商务印书馆出版。也就是说，新手译者如果能够获得有影响力的赞助人、强大的机构或著名的出版商的认可，则说明他有足够的能力承受违反规范带来的风险。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文学翻译场域面临着困境。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关于直译与意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并持续到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当时的顶尖文化名人、学者和翻译家都参与了辩论。倡导直译的一方认为，直译能够为中文创造新的表达法，帮助刚刚诞生的年轻的白话文发展和成熟。鲁迅倡导的“硬译”将这种翻译方法推向极致，为了忠实原文而不惜牺牲译文的流畅度，并支持逐字翻译和欧化句法。（鲁迅，1931：275-276）反对者批评直译既不通俗又不鲜活，是“死译”（梁实秋，1929：1），制造出“非驴非马的‘骡子话’”，违背了白话文运动的使命。（瞿秋白，1931：467）

尽管直译在辩论中占据上风，但给翻译实践带来的问题仍未解决。一方面，忠实的翻译成为文学翻译场域的正统观念，确立了欧化翻译的统治地位。但是读者对这样的翻译感到失望，批评其为版税的骗局。（志瑛，1935：23-24）另一方面，流畅通顺的翻译因其不忠实于原文而经常招致批评，受到读者质疑。关于忠实和通顺的困境使读者减少了对文学翻译的信心（鲁迅，1935：1），削弱了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来翻译在文学场域中的核心地位。

张谷若的翻译为翻译场域面临的这一困境提供了解决方案，或者至少提供了新的思路。不通顺的欧化翻译符合文学翻译场域的忠实原则，而流畅通顺的翻译则反映了文学场域最为注重的口语化特征。口语化特征是新生的白话文具有的基本特征之一，用以创造一种鲜活通俗的语言，与文言文的书面化特征形成鲜明对立。文学作品中的欧化语言成为文化精英的专用语言，成为新文言（瞿秋白，1931：467），并成为1934年的“大众语运动”的反对目标。该运动提出了三种主要方法增加白话文的口语化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利用方言资源。尽管文学翻译场域是文学场域的一个子场域，文学场域的结构变化并不一定决定翻译场域的变化，但是，翻译场域重忠实，文学场域重口语化，二者之间的冲突冲击了直译策略在翻译场域中的主导地位，并使该场域更有可能发生变化。

张谷若既是文学翻译家也是英美文学研究者，他内化了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的规范与规则，提出了调和忠实性与口语化之间冲突的解决办法。他对译文的忠实程度可谓让人惊叹，不仅翻译了之前普遍认为不可译的原文方言，而且为原文添加了925个注释，足以显示他作为一个一丝不苟的译者和研究者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张谷若通过方言的使用创造出一种生动的口语语言变体，极大地提高了译文的流畅性。中国传统文学中采用地域方言更喜欢表现方言独特的地域性特征，而张谷若译文中所用的方言却既有地域特色，又注重方言的可读性，使得他笔下的山东方言虽然读起来山东味十足，但却非常好懂。他主要借鉴了山东方言的一些典型特征，这些方言标记非常容易辨认，并且口语化程度很高。他使用的语音标记特点是种类少频率高，即一个方言标记反复出现，即便是不懂这个方言语音的读者，看过两三次也对之熟悉起来，后面的阅读中就不会再产生障碍。例如“倷（nǎi）”这个方言语音标记，就是白话文里的“你”，被用来替代多塞特方言中的thou、thee、thine和thy，而“倷”其实在中国北部和南部许多的方言中都出现过，因而识别度高。当然，他使用最多的还是一些典型的方言词汇和俚语。他的方言句法也非常流畅和口语化，读起来朗朗上口。

张谷若对《苔丝》中多塞特方言的创造性翻译既满足了当时直译派对忠实的要求，又充分体现了意译派对译文流畅和口语化的重视，不仅解决了文学翻译场域的困境，而且向文学场域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除了通过硬译直译来发展白话文表达法外，还可以充分利用本土语言资源——中国方言来丰富白话文的表现形式。张谷若创造的生动又口语化的地方口音调和了文学翻译的普遍性与中国文学中方言的地域特性之间的矛盾。如果方言可以像外国语言一样，通过文学翻译来丰富新生的白话文的表达方法并成为其组成部分，那么译者和作家当然应该尝试挖掘其他多种本土语言资源的潜力。

本节的案例研究表明，打破规范是行动者在具备一定场域资源的条件下，应对场域困境的一种社会行为。它涉及协商多种相互冲突的规范。（Hermans, 1991：168）20世纪30年代，文学场域经历了范式的转变，从大量借用外国语言过渡到重新审视和重新发现本土语言资源，旨在创建一种新的白话文。张谷若迅速对此作出反应，提出了一种解决翻译场域困境的方案。他打破了方言翻译的标准化规范，以适应文学场域的范式变化。他的方言再现策略调和了文学场域和文学翻译子场域之间的冲突，重建了人们对文学翻译作为创建新的白话文的语言实验手段这一社会功能的信心，巩固了文学翻译在整个文学场域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