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战友，踏征程

然而，大地苍苍，人海茫茫，在那个网络尚不健全、信息还不发达的年代，要寻找一个连家庭地址也不知道的人，谈何容易。寻找柴云振的工作刚刚重启，就似乎比登天还难。

早在一九五四年，志愿军给有功人员补发喜报，就因不知柴云振的籍贯地址而无法寄达。根据一份当时保留下来的花名册，组织上给他所在县的政府发了调查函，回函却说该县查无此人。后来才搞清楚，由于工作人员的粗心大意，那份花名册籍贯栏里只填了县名，没有填省名，而且“岳池县”还被写成了“乐池县”。

后来，柴云振所在的部队经过几次整编，驻地从河南迁到湖北，原先一些老同志调走的调走、退役的退役，所留不多的信息也流失了，寻找英雄的事也就搁置下来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恢复，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这才为重寻柴云振提供了有力保障。

空降兵第十五军政治部空军史编写组（以下简称“军史组”）受领任务后，下定决心，任凭千难万难，也要坚决完成这件耽搁了几十年的工作。军史编写人员的长项就是顺藤摸瓜、淘沙沥金，他们试图沿着十五军当年行军作战的路线寻找英雄。

他们抓住柴云振于一九四九年入党这条唯一的线索，进行了深入分析。当时这支部队的兵源有两条渠道：一是从老解放区主动报名参军的，二是在战场上解放过来自愿入伍的。一九四九年入党，说明柴云振在这以前就参加了革命，那寻访重心应该放在解放战争期间。

在人民军队的序列中，十五军是一支虽然年轻但进步很快的部队。它诞生在太行山区，从一九四七年成立九纵起，先后挺进豫西，解放郑州，饮马长江，挥戈华南，中央一声令下后又开赴朝鲜战场。

军史组决定以十五军的诞生地太行山区为出发点，一路沿着十五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留下的足迹，向沿途二十多个省发了函调信，又给一九四九年以后柴云振所在部队的同志写信。八个月内发出信函多达四十余封，但一封封回信都大同小异，不是说本省查无此人，就是说对柴云振的情况不太清楚。

眼看函调是不行了，到了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军首长决心派人实地走访。寻访组一连走了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四个省。他们每到一地就拜访本军的转业干部、革命功臣、战斗英雄，辨识了烈士陵园里的每一块墓碑，查阅了每一本烈士英名录和复转军人花名册，都没有找到柴云振这个人。

几番奔波之后，寻访工作陷入僵局，军史组的同志一时感到很茫然。

幸运的是，军史组组长李天恩就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当时是志愿军十五军《战场报》的记者。更凑巧的是，李天恩当年就采写过关于柴云振的报道。

寻访组的同志欣喜万分，立即向他请教：“您不是亲自采访过柴云振吗？当年还采访过哪些人？也许这些人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呢！”

谁知李天恩说：“我也没有见到过柴云振本人。我当时想采访他，但他已作为伤员被转运回国了。那篇报道是找他的战友们采访完成的。”

不过李天恩认真回忆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好像有一个叫孙洪发的战士，我当时采访过他。他和柴云振一起参加过朴达峰阻击战，是山西运城人。可他很多年前就转业了，现在在什么单位就不知道了。”

有个同志突然灵机一动：“这还不好办？只要我们在山西运城找十五军转业的战友帮忙，发动大家群策群力，肯定能找到孙洪发。”

果然，这种“击鼓传花”的方法，很快就有了效果。部队不久后就收到一封抗美援朝时期柴云振所在八连的文书付光楚的来信，称孙洪发转业在山西省阳泉市，并把他的工作单位、地址写得清清楚楚。

于是，寻找柴云振的接力棒，交到了另一位关键人物手中，他就是后来任空降兵第十五军政治部群联处处长的温铁汉。这位执着的军人，也因此和柴云振结下半生缘分。从文化干事到群联处处长，他参与了寻找柴云振的全部过程，直到转业地方后还与人合作写下《寻找英雄》一书，记述了寻找柴云振的难忘经历。

一九八四年，温铁汉受领任务后，立即启程直奔山西阳泉，很顺利地找到了孙洪发。

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几十年来总算第一次找对了人。

原来孙洪发在志愿军第四十五师警卫连时，正是柴云振班里的战士。朴达峰阻击战时，两人在同一天补充到八连。柴云振任七班班长，孙洪发任四班副班长。孙洪发曾任一三四团副政委，后来转业到地方。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听说是寻找柴云振，他眼前顿时一亮，显得异常兴奋：“他哟，瘦瘦高个儿，长条脸，说话爱挥手，上身常晃荡……”

看得出，孙洪发对这位老战友的感情非同一般。几十年岁月沧桑，当年的小伙子孙洪发已鬓发染霜，但一提起生死与共的战友柴云振，提起朴达峰阻击战的日日夜夜，一切仿佛就在他的眼前……

那天，三营营长武尚志见柴云振一鼓作气攻占了朴达峰主阵地，命令八连三排乘胜投入战斗，增援柴云振。第二天，孙洪发和战友们一举冲上高地时，发现柴云振已经倒在阵地上昏死过去。他浑身上下都是泥，仿佛变成一个泥人，头部糊满了带血的泥浆，血肉模糊。要不是孙洪发和他相处较久，熟悉他的身形面容，否则根本认不出眼前这个可怕的“血人”就是柴云振。

孙洪发当过卫生员，赶紧把柴云振抱放在膝上，发现他浑身伤痕累累，被敌人咬断的手指鲜血长淌，头部被石头砸得皮开肉绽，骨头都露了出来，惨不忍睹。他摸摸柴云振的胸口，好像心脏还在跳动，赶紧背起他往山下转移。

孙洪发清楚地记得，那天刚刚下过雨，山上泥泞不堪，救人心切的他既怕摔着背上的柴云振，又怕耽误了抢救时间。一路跌跌撞撞赶到团救护所时，他累得一屁股瘫倒在地上。

经过团救护所的清创包扎，柴云振被转送到师野战医院。由于伤势太重，必须尽快转送回国救治。就在这个过程中，不知怎么回事，柴云振所在部队的众多伤病员中，只有他一个人被错编到其他部队，送至内蒙古包头的医院。

听完孙洪发的讲述，温铁汉迫不及待地问：“那柴云振是哪儿的人呢？”

没想到孙洪发两手一摊，无奈地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那时战斗一天到晚激烈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哪有心思谈自己的家乡？”

温铁汉不甘心，试探着问：“那你听柴云振的口音像是哪个省的人？”

孙洪发沉思了一阵，回答道：“好像是四川人……我记得他老是把‘玉米’说成‘苞谷’，打仗一急他就喊‘龟儿子’‘格老子’啥的……”

温铁汉立即打电话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组长李天恩。李天恩高兴地说：“这一趟没有白跑。至少我们知道柴云振可能是四川人。”

温铁汉随后日夜兼程赶到成都。四川省民政厅的同志听说他的来意后，十分支持，立即派人协助查找历史档案，终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份泛黄的花名册上找到了一点线索。可上面只记载了一个叫“柴云正”的名字，标明是三等乙级残废，其他信息均为空白。

此“柴云正”是否为彼“柴云振”呢？于是，省民政厅向各地、市、县发出协查优抚对象“柴云正”的通知。

很快，各地民政部门的伤残军人优抚情况汇总上报到省里，可都没有查到叫“柴云正”的人。

正当温铁汉有点泄气的时候，李天恩在电话中鼓励他说：“这个‘柴云正’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柴云振，因为他们相似的地方太多了。那个时代的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把名字写错也是常有的事。”

消息传回军部，军首长指示：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在云、贵、川各大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一定要尽快找到柴云振的下落。于是，在历经周折后，一九八四年九月，《四川日报》第四版的左下角，连续刊出了一则特别的寻人启事。

寻战斗英雄柴云振

柴云振原系我部八连七班长，在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扑（朴）达峰阻击战中英勇杀敌，荣立特等功，并授予英雄称号，因负重伤，回国住院，与部队失掉联系。本人见此启事或知其下落者，请速与湖北省孝感市39155部队政治部联系。

报纸上的启事发出后，温铁汉在成都等了半个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只好无奈地返回了部队。又过去了十多天，仍然没有半点信息，军史组同志们的心，这下又开始凉起来。

这一次寻找，看来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