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普及经文］太上，下知友之；其次，亲、誉之；其次，威之；其下，侮之。

［直译经文］要让臣下明确无误感受到君上待人的态度：或友、或亲、或誉、或威、或侮。

如是我文：定位。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关系。有圣王，有君王；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视臣为友人，为亲人，为下人，为奴仆。“圣人之大宝曰位。”上下要各正其“位”，各居其“位”。上下和谐，是事业有成的基础。位置不正，错位以待之，人主或“危”或“亡”；臣下或“患”或“去”。

［百家争鸣］

《文子》：《自然》：“民知诛赏之来，皆生于身，故务功修业，不受赐于人；是以朝廷芜而无迹，田野辟而无秽，故‘太上，下知而有之’。”《文子》认为，经文是诫“下”而非诫“上”，要使民知道，或“诛”或“赏”，都是其自身的行为所招致。

《韩非子》：《难三》：“民知诛赏之皆起于身也，故疾功利于业，而不受赐于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无说也，安取怀惠之民？”《韩非子》的议论与《文子》相近。民众建功立业，只问其事当不当做，而不必取悦于君，也不是受赐于君，有君而已。

河上：“太上谓太古无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质朴也。其德可见，恩惠可称，故亲爱而誉之。设刑法以治之。禁多令烦，不可归诚，故欺侮之。”河上认为，“太上”的意思就是“太古无名之君”。将“太上”二字人格化，又是一解。后世所说的“太上老君”，可能就是由此而来。河上对“有之”和“畏之”有自己的见解，认为知“有”君而不臣“事”君，对“有之”的理解是否过度？

《淮南子》：《主术训》：“民知诛赏之来，皆在于身也，故务功修业，不受贑赐于君；是故朝廷芜而无迹，田野辟而无草，故‘太上，下知有之’。”《淮南子》的论述与《文子》《韩非子》相近，有其内在联系。

严遵：“人乐为主，曰帝也。”全章之注只存此一句，严遵可能认为本章说的都是“帝主之道”。

想尔：“知道，上知也。知也恶事，下知也。虽有上知，当具识恶事，改之不敢为也。见求善之人，晓道意，可亲也。见学善之人，勤勤者，可就誉也。复教劝之，勉力助道宣教。见恶人，诫为说善，其人闻义则服，可教改也。就申道诫示之，畏以天威，令自改也。为恶人说善，不化而甫笑之者，此卽刍茍之徒耳，非人也，可欺侮之，勿与语也。”想尔还是“助道宣教”。认为有“上”知，有“下”知；“上”知“道意”，以劝教下人不为恶事。

王弼：“太上，谓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从上也。不能以无为居事，不言为教，立善行施，使下得亲而誉之也。不复能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也。不能以正齐民，而以智治国，下知避之，其令不从，故曰侮之也。”王弼认为，上有何种品质之君，则下有何种因应之为。“大人在上”，如果以邪术治国，“下知避之”，使其政令不行，自取其侮。

唐玄宗：“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无施教有为之迹，故人无德而称焉。逮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见故亲之，功高故誉之。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则驱以刑罚，故畏之。怀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唐玄宗认为，说的是“上”“下”之为，相互因应。

［普及经文］信不足，有不信。

［直译经文］臣下如果得不到君上的充分信任，就会既缺乏互信，又缺乏自信。

如是我文：守信。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作为。用人不疑，要讲诚信。上下互信、自信，是事业有成的前提。表达信息要明确。表达信息要准确。表达信息要慎重。言多语失，则容易“信不足”，所以下句进一步强调贵言。

［百家争鸣］

河上：“君信不足于下，下则应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河上认为，上下之交在于“信”。“君信不足于下，下则应君以不信也。此言物类相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风从虎，水流失，火就燥，自然之数也。”（第23章注）

严遵：“‘信不足’，谓主身也；‘有不信’，谓天人也。”（第23章注）

想尔：“刍茍之徒，内信不足，故不信善人之言也。”想尔认为，说的是百姓不自信。

王弼：“夫御体失性，则疾病生；辅物失真，则疵釁作。信不足焉，则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己处不足，非智之所齐也。”王弼认为，说的是自然之道。“忠信不足于下，焉有不信焉。”（第23章注）

唐玄宗：“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唐玄宗认为，上句说“君王”，下句说“臣下”。“执言滞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乐来，是有不信也。”（第23章注）

［普及经文］犹兮，其贵言也。成事遂功，而百姓皆曰“我自然”也。

［直译经文］君王要慎言、贵言。政事有成，国家兴旺，百官都认为这是明确了各自的位置，发挥了各自作用的结果。

如是我文：贵言。不同的作为，有不同的结果。为上者“希言自然”，为下者“自然而为”；各信其“然”，各顺其“道”。“自然”的本义就是“然于自”。万物自宾，自化，自为，自定，自爱，自知，自然，自富，自正，自朴。究其因由，万物本身都是内涵“无割”的“二而一”或“三而一”，与其法于“外”，不如法于“内”。互法，自法。“自”，是老子送给你的一把钥匙，是解决一切关键问题的利器。

［百家争鸣］

河上：“说太上之君，举事犹犹，贵重于言，恐离道失自然也。谓天下太平也。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为己自当然也。”河上所说的“己自当然”，正合“自然”的本义。

想尔：“道之所言，无一可弃者。得仙之士，但贵道言，故辄成功事遂也。我，仙士也。百姓不学我有贵信道言，以致此功，而意我自然，当示不肯企及效我也。”想尔认为，“我”指的是“仙士”，“仙士”的自然之功，百姓不肯企及。还是诫辞。

王弼：“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故曰犹兮其贵言也。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王弼围绕“自然”二字作解，认为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自然之道，要贵言；一个是说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改“犹”为“悠”，取“悠远”“悠闲”之义，恐怕并不如“犹”字来得准确。

唐玄宗：“亲之誉之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贵其言而亲誉之。功成而不执，事遂而无为，百姓日用而不知，谓我自然而成遂，则太上下知有之之谓也。”唐玄宗认为，此句是首句的申论。

［版本对照］

（1）　　（2）　　（3）　　（4）

（5）

如是我文：

（1）普及本为何选用“友之”？经文过于简约，以至产生多种理解，均言之成理。两种理解。其一，“有”，古作“又”。上下相处，不掺杂任何感情因素，天道无亲，一切公事公办。只不过“有之（只知道他的存在）”有些理想化。其二，“友”，古作“㕛”，省作“又”。战国时期，侯王尊礼士人为师、友、臣。《左传·昭公二十年》：“是不有寡君也。”正是“有”作“友”。本句讲的是君王待臣下之道，不同待之则有不同结果，所以“友”比“有”义长。其三，《管子·形势解》：“人主者，温良宽厚则民爱之，整齐严庄则民畏之。故民爱之则亲，畏之则用。……故曰：‘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黄帝四经·称》：“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霸者臣，名臣也，其实［宾也；危者］臣，名臣也，其实庸也；亡者臣，名臣也，其实虏也。”《孟子·万章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战国策·燕策·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可作参考。

（2）普及本为何选用“其次”？其一，“太上……其次……”的用法并非《老子》所独有，春秋诸书均有所用，只不过是语言逻辑顺序之连词，如今人常用的“首先……其次……”，不必过度解读。太上：最高层次、等次。其二，从经文可知，“即”与“既”可以混用。“垐”古作“堲”：《说文》：“以土增大道上。”可见“次”与“即”互通。“其即”与“其次”的用法相同，很可能是古楚的习惯用语。最后用“其下”，使其用语更生动，层次感更强。其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墨子·亲士》：“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吕氏春秋·用民》：“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战国策·魏策》：“故为王计：太上，伐秦；其次，宾秦；其次，坚约而详讲与国，无相离也。”《韩非子·说疑》：“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孔子家语·刑政》：“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可作参考。

（3）普及本为何选用“威”？“愄”是“畏”的增笔。“畏”或作“威”，上“威”则下“畏”。角度不同，用字不同。普及本选用“上”对“下”之视角，在这里说的都是“上”对“下”之道，所以用“威”字更为明确、顺畅。

（4）普及本为何舍用“焉”？两种断句方式，或“信不足焉，有不信”，或“信不足，焉有不信”，均可。“焉”在这里不是疑问词，而是连接词。简本中所有的“安（焉）”字，都写作“”（丙本）、“”（甲本），而“安”的本字则写作“”（甲本第64章）。帛甲本的“焉”常用于句尾，如第25章；“案（安）”常用于句首，如第18、35章。为避免岐义误导，普及本从损本，除第35章外，第18、25、79章，各章相应之“焉（安、案）”全部省去不用，不再另注。

（5）普及本为何选用“自然”？“物”内合于“自道”，谓之“自然”。“自然”的本义就是“然”于“自”、“自”使之“然”、“自”以为“然（是）”、“自”然而“然”，而非今天所说的大自然之“自然”。“然”：如是也。“肰”是本字，“”与“然”都是增笔，“然”之义，最初可能与祭祀有关。帛甲本中的“祭”均写为“”。《荀子·王霸》：“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势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有助理解“自然”之义。圣王谨守“无为”“不言”之则，理顺上下关系，不指手划脚、横加干预；臣下百官则“自为之，然后可”，这才是上下顺其自然的和谐之道，国家才能大治。

［意犹未尽］

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齐国趁机出兵，强占了燕国的很多领土。

两年以后，赵武灵王派重兵，护送燕昭王回国即位，收拾破燕。

燕昭王痛定思痛，不惜投以重金，决心招纳天下有才能的人，兴燕复仇。具体应该怎么做，燕昭王心里没有底。

于是，燕昭王前去拜访一位叫郭隗的贤者，诚心诚意向他请教。

郭隗当头棒喝的第一句话，就是“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

这句话，与《老子》“太上，下知友之；其次，亲誉之；其次，威之，其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如出一辙，正是郭隗信奉的“古服道致士之法”。

想招纳什么样的人才，就看你如何对待他，与他如何相处。

燕昭王采纳了郭隗的建议，拜郭隗为师，并效法齐国的“稷下之宫”，招贤纳士。

不久，名人贤士纷纷前来投靠，“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

就拿齐国的邹衍来说，燕昭王迎接邹衍时，行弟子礼，亲持扫帚，用衣袖遮挡灰尘，退着身子边走边扫，在前面清洁道路。后来，还特意为邹衍修建了一座碣石宫，供其居住讲学。“拥彗先驱”，也成了今天的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