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事三难”的迷思
在中国语境里，谈论翻译，几乎不可能绕过“信、达、雅”这三个字。自严复在1896年《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信、达、雅”之说以来，大多数翻译读者早就将这三个字奉为圭臬，将其看作理所应当的翻译原则或标准。在签订翻译合同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条款：“译著符合信、达、雅的要求。”每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总会心里一沉，准备签名的笔顿时重如千斤了。的确，又有哪个译者，有胆量保证自己的译作完全“符合信、达、雅的要求”呢？
其实，严复《天演论·译例言》所说的“信、达、雅”，并非翻译的标准，而是要指明翻译的“难处”：
严复明确了“信”和“达”的统一关系，它们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求信为译之本，同时必须考虑通达，若译文诘屈聱牙，就“译犹不译”了。根据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的理解，“信”“达”“雅”出自佛典的“信”“达”“严”（释为饰，即雅），三者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信”处于统摄全局的地位：“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信、达、雅”之说的历史渊源、学术内涵乃至与国外译论的相互参照阐发的可能性，不乏热烈的讨论和争议。学理上的推敲，并不总能够解决实践中的困境。即便是天才翻译家傅雷，也曾感慨“真要做到和原作铢两悉称，可以说是无法兑现的理想”。在翻译的学习和训练中，我们不妨从这个“无法兑现的理想”中暂时抽身，琢磨一下“译事三难”的这个“难”，根源到底在哪里，有哪些解决之道。
回到《天演论·译例言》，就在“译事三难”这句之后，严复接着说：
海通以后，晚清士人开眼看世界，学习外语乃至留洋的人越来越多。严复却敏锐地指出一个问题：这些懂外语的“象寄之才”，译书的水平往往不敢恭维。社会上不乏双语人才，却很难找到合适的译者，这个问题其实到如今依然存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的外语水平普遍提高，海归人才比比皆是。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懂外语就等于会翻译。也有不少外语学习者自信满满，刚学了一些语法皮毛，捧着字典查几个生词，就认为自己可以做翻译了。更有甚者，将机器翻译的文字稍做修改，一篇译稿就诞生了。
事实上，在翻译这项工作中，外语能力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译者知识结构和译学修养的欠缺，往往是造成误译的根源：“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浅尝，指译者的学问做得不深；偏至，指译者懂的知识比较集中，专业之外的文本就很难处理好；辨之者少，指懂得辨别译事三难的人不多。换言之，好的翻译既要是个专才，也要是个通才，还得有相当丰富的翻译经验，深知其中甘苦。
学问做得过浅、过偏，都没法做好翻译。用一句很多翻译专业同学都听过的话来表达，就是要“Try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这是赫胥黎的名言，并不针对翻译这个职业，而是泛指所有人的成长。这个“通才+专才”的模式，也只是一个理想。毕竟，再博闻强记，也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极深研几，也不可能明察所有深奥隐微。赫胥黎的话里有个不可忽视的动词：try（努力/尝试），努力是态度，尝试是行动。鲁迅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说自己“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就是表明了这个态度。朱生豪在动荡不安的危困环境中，笔耕不辍，矢志译莎，就是付出了这样的行动。这个try的态度与行动，便是破解翻译之难的第一步。
翻译，是一个不断努力的过程。每一个特定的翻译任务，都是对译者知识面和专业水平的挑战，是对译者学习和研究能力的挑战，也是对译者职业态度和操守的考验。从长远来看，译者的学养是做好翻译的保障。实际翻译中，总会出现文本内容超出译者现有知识储备的情形。如果足够认真，通过阅读相应的专业书籍，查阅有关资料和工具书，能够吃透原文，译文就能避免不少低级错误。
话说回来，人的知识结构、理解能力乃至时间与精力毕竟都是有限的，译者需要有to try的态度和行动，也需要有not to try的智慧和判断力，明白哪些翻译任务是自己可以胜任的，哪些是可以尝试的，哪些暂时是mission impossible。这是一个“辨”的能力。
在现实中，读者依然会希望翻译做到“信、达、雅”，翻译合同中还是会出现“信、达、雅”的条款。面对这样的期待，译者往往觉得很有挫败感，好像翻译是一项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注定失败的任务。面对“信、达、雅”的迷思，也许我们更应该牢记严复先生同时提出的三大问题：浅尝、偏至、辨之者少。如果自己尽力做到细读、泛读、明辨，翻译出的文字也应当会更加妥当。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想，这不但是解决翻译之难的良方，也是解决所有学问之难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