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生活格言

【原文】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

胜人者，有力也。自胜者①，强也。

知足者，富也。

强行②者，有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也。

死而不忘者③寿也。

【注释】

①强：含有果决的意思。这和五十二章“守柔曰强”的“强”字，都是老子的特殊用字，和七十二章“坚强者死之徒”的“强”字，用法不一样。

②强行：勤勉力行。

③死而不亡：身没而道犹存。

【译文】

认识别人的叫做机智，了解自己的才算聪明。战胜别人的是有力，战胜自己的才算做刚强。

知道满足的就是富有。

努力不懈的就是有志。

不离失根基的才能持久。

身死而精神长存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长寿。

【评析】

中国有一句话，叫“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的最早表述者，就是老子。“自知者明”，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这才是最聪明的，最难能可贵的。在本章里，老子提出精神修养的问题。任继愈说，这一章“宣传了一系列消极、保守、反省的精神修养观点”，“还宣传精神胜利法，说什么死而不亡是长寿，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对于这种观点，有学者表示不同意，例如张松如认为，老子所说的这种观点“为什么是唯心主义呢，难道‘死而不亡’是‘有鬼论’吗？”他认为，这是见仁见智，人各有心。他认为个人的精神修养，可以使人具有智、明、力、强、富、志、久、寿这些品格和素质，这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老子极力宣传“死而不亡”，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主张，体现“无为”的思想主旨。“死而不亡”并不是在宣传“有鬼论”，不是在宣扬“灵魂不灭”，而是说，人的身体虽然消失了，但人的精神是不朽的，是永垂千古的，这当然可以算做长寿了。

清末民初对《道德经》也有研究的著名学者梁启超，他曾说，人的肉体寿命不过区区数十载，人不可能长生不老，但人的精神则可以永垂不朽，因为他的肉体虽然消失了，而他的学说、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却会长期影响当代及后代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完全可以做到“死而不亡”。梁启超的这种观点，应该讲主要所受的不是佛学的影响，而是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

【解读】

观心性，观天地，观人道，观自在。以世出世间慧光观一切，就知道了何为正，何为得当，何为恰得其所。观他人的事迹就知晓了他人是什么样的本质，什么样的德能。各人有各人的本质，所以各人有各人的德能，从而各人有各人的事业。个人从事的事业一定是以得到大众认可为上，是与自然运作方向一致才可行。

兵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常道，知己知彼从而不会迷茫。知人知己才能学会处世处事。知晓自己，就明白自己可以成就什么样的事业；知晓别人，就明白了什么人可以结交什么人不可结交。能超过别人的人，说明自己能力强于他人；能超越自我的人，说明自己追求卓越。知晓适可而止的人才能富有。人生在世不失掉根本才能长久，这就是行事经其时间磨炼而不磨灭。即使有朝一日命离于世，但事迹也不会立刻随着时空的转移而消失匿迹，这才是长寿者。

【故事】

马援的誓言万丈豪气

秦汉时期继承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催发当时的人们昂扬上进。这在东汉王朝开国功臣马援身上也有鲜明的体现。马援在刘秀天下统一之后，虽已年迈，但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甚得后人崇敬。

马援生于汉代扶风茂陵，就是现在的陕西兴平市窦马村。他12岁时跟人学习诗文，但其心不在章句上，学不下去。后来，他向长兄马况告辞，要到边郡去种田放牧。长兄很开明，赞同他的意向。

可没等马援动身，长兄去世，马援留在家中，为哥哥守孝一年。一年中，他没有离开过马况的墓地，对守寡的嫂嫂非常敬重，不整肃衣冠，从来不踏进家门。

马援在边郡时，种田放牧，能够因地制宜，多有良法，因而收获颇丰。当时，共有马、牛、羊几千，谷物数万斛。时日一久，不断有人从四方赶来依附他。于是他手下就有了几百户人家，他带着这些人游牧于陇汉之间。

马援过的虽是转徙不定的游牧生活，但胸中之志并未稍减。他常常对宾客们说道：

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他把所有的财产都分给兄弟朋友，自己则只穿着羊裘皮裤，过着清贫的生活。

西汉末期，四方兵起，马援投身军旅生涯。光武帝刘秀帝即位后，马援借送信之机见到光武帝。光武帝赏其胆识，认为他与众不同。不久，光武帝南巡，让马援随行。南巡归来，又任命马援为待诏，日备顾问。

公元32年，光武帝自统军讨伐起兵拒汉的西州将军隗嚣，马援献计说：“隗嚣的将领已有分崩离析之势，如果乘机进攻，定获全胜。”

马援命人取些米来，当下在光武帝面前用米堆成山谷沟壑等地形地物，然后指点山川形势，标示各路部队进退往来的道路，其中曲折深隐，无不毕现，对战局的分析也透彻明白。

光武帝特别高兴，说“虏在吾目中矣”。

遂快速进军，直进高平第一城。最后消灭了隗嚣军主力。马援“堆米为山”是此战取胜的重要原因，这在战争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元33年，马援被任命为太中大夫，统领诸军驻守长安。由于塞外羌族不断侵扰边境，不少羌族更趁中原混乱之际入居塞内。名将、战略家来歙就此事上书，说陇西屡有侵扰祸害，除马援外，无人能平。公元35年夏天，光武帝任命马援为陇西郡郡守。

马援一上任，便整顿兵马，派步骑3000人出征。先在临洮击败先零羌，斩首数百人，获马牛羊1万多。守塞羌人8000多，望风归降。

当时，羌族各个部落还有几万人在浩亹，即今大通河一带占据要隘进行抵抗，马援率兵进击，羌人将其家小和粮草辎重聚集起来在允吾谷阻挡汉军。马援率部暗中抄小路袭击羌人营地，羌人见汉军突如其来，大惊，远远地逃入唐翼谷中。

马援挥师追击，羌人率精兵聚集北山坚守。马援对山摆开阵势佯攻，吸引敌人，另派几百名骑兵绕到羌人背后，乘夜放火，并击鼓呐喊。羌人不知有多少汉军袭来，纷纷溃逃。马援大获全胜，但因为兵少，没有穷追敌人，只把羌人的粮谷和牲畜等财物收为汉军所有。

此战，马援身先士卒，飞箭将其腿肚子都射穿了。光武帝得知后，立即派人前往慰问，并赐给他牛羊数千。马援像往常一样，又把这些都分给了部下。战后，马援建议朝廷把从金城迁来的客民全都放回。放回的客民一共有3000多人，他们各自都返回了原籍。

马援又奏明朝廷，为他们安排官吏，修治城郭，建造工事，开导水利。鼓励人们发展农牧业生产，郡中百姓从此安居乐业。马援还派羌族豪强杨封说服塞外羌人，让他们与塞内羌族结好，共同开发边疆。

公元37年，参狼羌与塞外各部联合，杀死官吏，发动叛乱。马援率4000人前去征剿。部队行至氐道县境，发现羌人占据了山头。

马援命令部队选择适宜地方驻扎，断绝了羌人的水源，控制了草地，以逸待劳，不许出战。

羌人水草乏绝，陷入困境，首领们带领几十万户逃往塞外，剩下的1万多人也全部投降。从此，陇右清静安宁。

马援在陇西太守任上一共6年。由于他恩威并施，使得陇西兵戈渐稀，人们也逐渐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

马援治郡，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他要求官吏务尽职守，自己从不过多干预，只是顾全大局而已。他家里总是宾客盈门，旧交满座。

马援回到朝廷后，屡次被接见。他须发明丽，眉目如画，善于应对，尤其善于叙述前代故事。在他口中，三辅长者、闾里少年，均有可观可听之处。皇太子、诸王听马援讲故事，从不感到厌倦。马援还善言军事，凡是马援提的建议，光武帝都予采纳。

东汉初年，交趾地区的征侧和征贰起兵反汉。征侧在麊泠自立为王，公开与东汉朝廷决裂。光武帝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此后，世人皆称马援为“马伏波”。

马援统军沿海开进，遇山开路，长驱直入千余里，到达浪泊，与敌大战，攻破其军。汉军乘胜进击，在禁溪一带数败征侧，敌众四散奔逃。最后诛杀了征侧、征贰，战事胜利结束。朝廷封马援为新息侯，食邑3000户。

马援封侯没有自己庆贺，而是杀牛摆酒，犒赏将士。饮酒中间，他从容地对手下说，此战的胜利，全赖皇上英明，也靠的是将士齐心，个个奋勇。将士听后，敬佩不已，皆欢声雀跃。

接着，马援率大小楼船2000多艘，士兵2万多人，进击征侧余党都羊等，从无功一直打到巨风，平定了峤南。

马援见西于县辖地辽阔，有3.2万多户，边远地方离治所1000多里，管理不便，就上书给皇帝，请求将西于分成封溪、望海两县。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马援每到一处，都组织人力，为郡县修治城郭，并开渠引水，灌溉田地，便利百姓。马援还参照汉代法律，对越律进行了整理，修正了越律与汉律相互矛盾的地方，并向当地人申明，以便约束。从此之后，当地始终遵行马援所申法律，所谓“奉行马将军故事”。

公元44年秋，马援率部凯旋回京。还没到京师，好多老朋友都去迎接他，慰问他。平陵人孟冀也在其中。孟冀以多智著称，他在席间向马援祝贺。

马援诚恳地对孟冀说道：

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

孟冀大受教益。这便是“马革裹尸”的来历。

马援回到京城一个多月，正值匈奴、乌桓进犯扶风，马援见三辅地区受到侵掠、皇家陵园不能保全，就自愿请求率兵出征。只有真正为国忘身的人，才能有如此之境界。光武帝因他勉劳国事，刚刚征南回来，又要离京，命令百官都去送行，以示荣宠。

出兵的第二年秋天，马援率领3000骑兵出高柳，先后巡行雁门、代郡、上谷等地。乌桓哨兵发现汉军到来，部众纷纷散去，马援率师而还。

公元48年，南方武陵五溪蛮暴动，武威将军刘尚前去征剿，冒进深入，结果全军覆没。马援时年62岁，请命南征。

光武帝考虑他年事已高，而出征在外，亲冒矢石，军务烦剧，实非易事，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马援便当面向皇帝请战，说：“臣尚能被甲上马。”

光武帝让他试试，马援披甲持兵，飞身上马，手扶马鞍，四方顾盼，一时须发飘飘，神采飞扬，真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光武帝见马援豪气不除，雄心未已，很受感动，笑道：“矍铄哉是翁也！”于是派马援率领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人率4万人远征武陵。出征前，亲友来给马援送行。

马援率部到达临乡，蛮兵来攻，马援迎击，大败蛮兵。蛮兵逃入竹林中。随后，马援率军进驻壶头。

蛮兵据高凭险，紧守关隘。水势湍急，汉军船只难以前进。加上天气酷热难当，好多士兵得了暑疫等传染病而死。马援也身患重病，一时，部队陷入困境。

马援命令靠河岸山边凿成窟室，以避炎热的暑气。虽困难重重，但马援意气自如，壮心不减。每当敌人登上高山、鼓噪示威，马援都拖着重病之躯出来观察瞭望敌情。手下将士深为其精神所感动，不少人热泪横流。

最终，身经百战的马援没能敌过病魔的侵蚀，病死疆场，实现了他“马革裹尸”的英雄落幕。

马援与其他开国功臣不同，他大半生都在安边战事中度过。无论是“老当益壮”，还是“马革裹尸”，他都表现了男儿的血气方刚，实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生理想。

李时珍毕生追求科学

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传承到明代，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背景下，更多地表现为在继承儒家精神基础上的对科技的探索和追求。

明代已经认识到了科技的力量，因此涌现了许多以科学研究为己任的大家，这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而李时珍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时珍是明代医学家、药物学家。他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800余种，踏遍青山绿水进行调查研究，历时27年，编著成我国古代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本草纲目》。这种献身科学，勇毅创新，敢于赶超前人的进取精神，仍然激励着人们前进。

李时珍是湖北蕲州人，出生于中医世家，受父亲的影响，他渴望自己将来也能做一个济世救人的医生。

李时珍小时候因与父亲上山采药，所以对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虫一兽，他都感兴趣。但他对治疗病人所用的药物，比对疾病的兴趣更浓一些。为了满足自己这方面的兴趣和志愿，李时珍开始阅读古代那些专门论述自然界各种事物的书籍，像《山海经》、《尔雅》等，都是他阅读的重点。

此外，专门论述自然界花草虫兽的书，还有历史书、地方志、小说、炼丹书、药方书、笔记、传记、博物志等。只要他能看到的书，他就要拿来看。他还边看，边摘录，边做笔记和写心得。

就这样，李时珍在家中关门读书达10年之久，据说连大门也不出。他在27岁那年，还以医术高明，被推荐入朝，在北京当上了太医。他利用这个机会，收集到许多十分宝贵的医药资料。

李时珍知道，书本上的知识是前人的亲身经历所记载下来的十分宝贵的资料，但他自己也觉得这些资料可能会存在不少不正确、甚至是错误的东西。他深深知道，医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如稍一不慎，用错了药，那就会是害人而不是救人，这种事是医生绝对不可出现的。

神圣的责任感，促使李时珍立下志愿，要重修一本新的本草书，也就是中药学著作。在广泛阅读前人著作的基础上，李时珍决定到自然界去，做实地调查，亲自实践。

他除了在自己家乡各地巡游学习、为人治病以外，还不辞辛苦，跋涉万里，足迹踏遍几乎大半个中国，包括河北、江苏、湖南、安徽、河南等地。通过实地考察，李时珍获得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这就大大增加了写作本草书的科学性。

在巡游各地的过程中，为了研究每一种药物的效用，使读者能得到正确的知识，并在临床时准确地应用这些药，李时珍除了大量查阅前人已取得的成就并加以利用外，他还对自己认为尚未研究清楚，或还存在疑问的地方，都认真负责地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最后才得出应有的结论。

为了证实鱼类有发声的功能，他特地到海边向渔夫请教学习，终于获得了这方面的知识。他了解到，渔人们总是认真倾听水中的声音，如果声音如雷声般响，这就是石首鱼群来了；如果水中发出轧轧声，那是黄颡鱼群的声音。

为了证实捕蛇者捕蛇的方法，并看看白花蛇身上的花纹的结构，他特地去拜访捕蛇者，并与捕蛇者一同去捕蛇。他看到捕蛇者在石南藤下面铺上沙堆等白花蛇爬过来盘在沙堆上，便用叉子把蛇捕住。他亲自把蛇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证实这种蛇身上的确有24块方格的花纹。

为了证实铅对人体是有毒的，李时珍曾亲自到铅矿井，与工人一起下井采矿。他还看到采矿工下井以前，总是先吃许多肥肉、狗肉，并喝一些酒，然后才下井去采矿。矿工说：如果空着肚子下井，必然会中铅气的毒，日久就浑身瘫痪，面色发黄，贫血而死亡。李时珍把亲自见到的情况记了下来。

像这样的记载，在《本草纲目》中数不胜数。过去好多本草学家都没有这样认真负责的精神，所以不是记得不确切，就是缺乏记载。他在这方面大大超过前代本草学家。他记载了矿工常发生汞中毒，煤矿工人发生煤气中毒的症状都十分确切，这些在我国是最早的记载。

从事自然科学研究，需要亲身实践，进行反复考证，才能取得第一手资料。在某些学科，亲身的实践有时是需要冒一定的风险的。例如搞化学试验，有时会起火、爆炸等，没有牺牲精神和勇气，是不可能取得真知灼见的。对李时珍这样一个本草学家来说，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有些药物的作用，需要亲身去实践，如他对鲮鲤，即穿山甲，曾经自己做过解剖，以观察它是否真的是以蚂蚁为食，结果发现这种动物胃中果然是充满了蚂蚁。

李时珍就是用这种亲眼所见，亲手所做来加以检验的，所以他的著作具有很高的科学性，道理就在这里。更为可贵的是，李时珍还以自己的身体去检验某些药物的药理作用。这是需要有献身科学的精神才能做得到的。

有一种叫罗勒子的药物，据记载可以把眼睛中的异物移去，其功效究竟如何呢？是真是假，李时珍决定做试验。

他先用一个碗，碗中放些水，把罗勒子放在碗中，不多一会儿，罗勒子即吸水膨大，形成一层膜，这就说明了它在眼中也能把眼泪吸收起来，这层膜就会吸住异物，所以它确有这种作用。后来他还用自己的眼睛做了试验，效果的确不错。

李时珍的献身精神还不止此。用药试眼，最多眼睛受病。他还曾试验一种药理作用极剧烈的曼陀罗花。曼陀罗花具有麻醉作用，饮用后有如酒醉，可以用来做麻醉药，开刀做手术，都没有问题。

古书上曾经说过，曼陀罗花汤喝下去以后，人就会感到像酒醉一样，不由自主地又笑又闹，手舞足蹈。究竟是不是这样，要喝多少才能达到麻醉的程度呢？当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只有自己亲身试验，才能知道多少药量合适。

为了把药量药性搞清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亲自试验了。药量一点一点地加，他自己也以身体的感受来判断用药量，最后，他终于弄清了这种药的用量，要达到“半酣”，也就是半醉的状态，人就会不自觉地手舞足蹈，欢笑而不自主。他用自己的身体，把这种麻醉药的用量弄清楚了。

李时珍的本草学著作面世以后，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仅在国内如此，在国外同样影响深远。而他献身科学的精神，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真理的优秀品质。

徐光启融汇中西文化

明代不仅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西方先进科技也开始传入我国，这在历史上被称为“西学东渐”。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学者苦苦求索，致力于研究和介绍西学，推动了中西文化的融汇与交流。在这些人当中，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可以说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徐光启将中西文化交流确定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在科学的险径上艰难攀登，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是一位献身科学的伟人。

徐光启幼年时，由于家境贫困，他的祖母、母亲无论寒冬酷暑，日夜纺织不辍，以维持生计。连他的父亲也不得不下田耕作，以图自给。

那时，读书人都是走的科举的路子，徐光启也不例外。1581年，20岁的徐光启考取了金山卫的秀才。32岁那年，他应他人之邀远行广东韶州教授家馆，开始了“经行万里”的旅程。

徐光启南行之际，西方传教士已经叩开我国的大门，在我国的南方进行宣扬基督教的活动，因此他同西方传教士有了初步的接触。

利玛窦是最早深入我国内地传教并取得成功的耶稣会士。他于1582年抵达澳门，第二年到端州。在此地利玛窦潜心学习汉语，钻研《六经子史》等书。后行迹遍至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徐光启在韶州教书期间，一次偶然到城西的教堂，没有见到已经北上的利玛窦，却与接替利玛窦主持堂务的郭居静谈得很融洽。

这是徐光启与西方传教士的第一次直接接触，萌生了对传教士和西学的好感，由此开启了与传教士长期合作共事的先河。

1597年春天，徐光启远上北京，参加顺天府的乡试。这次他不但考中了，而且还被取了头名解元，名声大震。中举之后，徐光启留在京师等候会试，但未能考中，于是离京返乡。

徐光启回到家乡继续以教书为业，同时更加刻苦地读书学习。因为事先看到了利玛窦在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图》，对上面提供的经纬度、赤道、五带等地球知识饶有兴趣，又仰慕利玛窦的学识和为人，便于1600年到南京拜访了利玛窦，聆听他的议论，对他的博学多识留下深刻的印象。

1603年的秋天，徐光启再往南京访利玛窦，因后者居留北京不遇，遂与主持南京教堂的郭居静、罗如望两人晤谈。此后，他读了利玛窦著的《天学实义》、《天主教要》等传教著作，听罗如望讲了《十诫》等天主教的基本教义，观看了宗教仪式，决意受洗入教，并取了教名“保禄”。

西方传教士传授的科学知识对历来学主实用的徐光启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觉得入教或许对学习和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能有所裨益。徐光启入教以后，开始了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书，把西学介绍到我国的事业。

1604年春，徐光启再度赴京参加会试，终于考中进士，并被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成为朝廷着意培养的高级人才。

就读翰林院期间，徐光启为了集中精力攻读实用之学，放弃了对诗词书法的爱好，专心致志地研习天文、兵法、农事、水利、工艺、数学等自然科学。

徐光启仍然继续与客居北京的利玛窦交往甚密。他时常布衣徒步，前往利玛窦邸舍问学。在徐光启的请求下，大概是从1605年至1606年间开始，两人便开始合译西方数学的经典著作，即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之所以首选《几何原本》进行翻译，徐光启认为，《几何原本》又是数学的本原。其中的公理虽不以直接以具体事物为对象，但它所蕴含的道理却是一切科学技术必须遵循的。

徐光启为翻译《几何原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他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就要前往利玛窦的寓所，由利玛窦口授，他负责笔录。翻译中反复推敲，务求译文准确，文词通畅。

经过前后3次修订，终于译成了《几何原本》前6卷。即使按今天的标准看，这次翻译也是非常成功的。徐光启在译书过程中创立的一套几何术语，如点、线、面、直角、四边形、平行线、相似、外切等，一直被沿用下来。

《几何原本》译毕，徐光启又与利玛窦用同样的方式译出了《测量法义》初稿。徐光启历来重视水利，这时也向利玛窦询问西方水利设施和器械的情况，并从中受到启发。

1607年4月，徐光启结束了翰林院为期3年的学习，授官翰林院检讨，掌修国史。5月，其父病逝，徐光启按惯例归籍守制，回到上海。

守制期间，徐光启仍致力于科学研究和农学试验，他把已经译成的《测量法义》加以整理，删削定稿。随后，又相继撰成《测量异同》和《勾股义》。这3部书，都是对《几何原本》的发挥和应用。

在这几种书里，徐光启运用西方几何学的原理，对传统数学的经典著作《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进行整理，初步揭示了传统数学作为经验型科学的本质特征，并由此萌生了创立“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的科学体系的强烈愿望。

在此前后，徐光启还帮助李之藻把根据克拉维《实用算术纲要》翻译的《同文算指》整理成书。这些西方科学的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可以发挥作用，产生效能。

1610年10月，徐光启守制期满回到北京，恢复翰林院检讨原职。此前，徐光启曾经计划与利玛窦共译《泰西水法》，但当他回到北京时，利玛窦已于当年4月去世，因而改请传教士熊三拔口授。

这次翻译没有采取照本直译的做法，而是结合我国已有的水利工具，只选译其中比较实用和确实先进的部分，一边译书一边试验，把制器和试验的方法与结果都记录下来。此书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对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很有指导意义。

以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为发端，在明代晚期的学术界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成为一时盛事。较有代表性的还有焦勖译《火攻挈要》、王征译《远西奇器图说》等书。此外，当时还译介了一批欧洲宗教、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等方面的书籍。

自唐代大规模翻译佛经以来，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二次译书高潮，而此次译书涉及的领域之广，科学意义之大，又是第一次译书高潮无法比拟的。它在较高的层次上实现了我国和欧洲两大文化体系的融汇与交流，使我国文化初步纳入了世界文化发展的体系，为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

徐光启运用西方科技解释农业生产，把传统农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有相当高的水平。如他的《农政全书》，就是他收集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总结了许多珍贵经验编纂而成的。他对这部倾注了大量心血的鸿篇巨制，集中反映了他对农业和农学的巨大贡献，代表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此外，徐光启还领导了修改历法的工作。他很早便潜心学习和研究天文学，这也是他贯通中西文化的重要方面。他不但对西方天文仪器的构造、原理、用途有了充分的知识，甚至对西方测天的方法和理论，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礼部奏请开设历局，修改明代初期开始推行的《大统历》。

徐光启把翻译西方天文学著作当作修历的第一个必需的步骤。那时传到我国的西方天文学著作虽然卷帙浩繁，他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有选择地组织翻译，要区别轻重缓急，首先选译那些最基本的东西，循序渐进。在内容上要包括欧洲天文学的理论、计算和测算方法、测量仪器、数学基础知识以及天文表、辅助用表等的介绍、编算等。

徐光启本人也积极投入了翻译工作，他参与编译的著作就有《测天约说》、《大测》、《元史揆日订讹》、《通率立成表》、《散表》、《历指》、《测量全义》、《北例规解》、《日躔表》等。

作为修历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徐光启的眼光并没有停留在译成一批西方天文学著作上。他的心愿是编成一部融汇中西历法优点，达到当时最高科学水准的历书。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徐光启对历书的结构做了精心的策划，创造性地提出整部历书要分为节次六日和基本五日。

节次六日是《日躔历》、《恒星历》、《月离历》、《日月交食历》、《五纬星历》、《五星交会历》。这6种书由易到难，前后呼应，研讨天体运动的规律，介绍测算天体运动的方法。

基本五日包括“法原”、“法数”、“法算”、“法器”和“会通”，是整部历书的五大纲目。法原是天文学的基本理论，包括球面天文学原理。前述节次六日即属于法原的范围。法数是天文表。法算是三角学和几何学等天文学计算中必需的数学知识。法器是天文仪器。会通是旧法和西法的度量单位换算表。

基本五日包容了有关天文历算的全部重要知识。在他主持下，《崇祯历书》46种，134卷已基本完稿（后经李天经定稿，有所增删，计45种，137卷）。可以说，没有徐光启的全力支撑，历局工作顺利进展将是不可想象的。

徐光启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世。他清白自守，淡于名利，把全部聪明才智倾注于科学研究事业，贯通中西方科学上，对祖国科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徐霞客志在远游探险

在明末清初科技发展过程中，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徐霞客，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儒家自强不息精神的巨大力量。他一生志在四方，不避风雨虎狼，与长风云雾为伴，以野果充饥，以清泉解渴，出生入死。他的探险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后世。被称为“千古奇人”。

徐霞客，名徐弘祖，霞客是他的别号，江苏江阴人。他从小就爱读历史、地理一类书籍和图册。在私塾读书的时候，老师督促他读儒家经书，他往往背着老师，把书放在经书下面偷看，看到出神的时候，禁不住眉飞色舞。

徐霞客10多岁时父亲去世了，他决心亲自到名山大川去游历考察一番。但是他想到母亲年纪老了，家里没人照顾，没敢提这件事。

他的心事毕竟被母亲觉察到了。当母亲了解到他有这样的愿望，跟他说：“男儿志在四方，哪能为了我留在家里，做篱笆下的小鸡、马圈里的小马呢！”母亲为他准备行装，还给他缝制了一顶远游冠。有了母亲的热情支持，徐霞客远游的决心更坚定了。

徐霞客在他22岁那年，开始离家外出游历。临行前，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家乡。他先后游历了太湖、洞庭山、天台山、雁荡山、泰山、武夷山和北方的五台山、恒山等名山。

每次游历回家，他跟亲友谈起各地的奇风异俗和游历中的惊险情景，别人都吓得说不出话来，他母亲却听得津津有味。

徐霞客的身体很好，了解他的人都称他“身健似牛，轻捷如猿”。

正因如此，每逢登山，即使没有通向山顶的路径，他也能毫不费力地攀援上去；每逢渡河，即使不由津口，他也能从容不迫地泳渡到彼岸；每逢探迹洞穴，即使坎坷曲折，他也能像轻猿系挂高枝、长蛇贴附岩壁那样深入洞内，查清各个洞的出口。他日行百里以后，还能在夜间把当天观察所得记录下来。

在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过程中，他经历了无数次艰辛。在最初远游的日子里，他曾失足落水而差点丧了性命。登峭壁悬崖，苔滑、多险，多次陷于绝境。

徐霞客28岁那年，来到温州攀登雁荡山。他想起古书上说的雁荡山顶有个大湖，就决定爬到山顶去看看。当他艰难地爬到山顶时，只见山脊笔直，简直无处下脚，怎么能有湖呢？可是，徐霞客仍不肯罢休，继续前行到一个大悬崖，路没有了。

他仔细观察悬崖，发现下面有个小小的平台，就用一条长长的布带子系在悬崖顶上的一块岩石上，然后抓住布带子悬空而下，到了小平台上才发现下面斗深百丈，无法下去。

他只好抓住布带，脚蹬悬崖，吃力地往上爬，准备爬回崖顶。爬着爬着，带子断了，幸好他机敏地抓住了一块突出的岩石，不然就会掉下深渊，粉身碎骨。他把断了的带子接起来，又费力地向上攀援，终于爬上了崖顶。

还有一次，他去黄山考察，途中遇到大雪。当地人告诉他有些地方积雪有齐腰深，看不到登山的路，无法上去。徐霞客没有被吓住，他拄了一根铁杖探路，上到半山腰，山势越来越陡。

山坡背阴的地方最难攀登，路上结成坚冰，又陡又滑，脚踩上去，就滑下来。徐霞客就用铁杖在冰上凿坑，脚踩着坑一步一步地缓慢攀登，终于爬了上去。

山上的僧人看到他都十分惊奇，因为他们被大雪困在山上已经好几个月了。

他还走过福建武夷山的3条险径：大王峰的百丈危梯，白云岩的千仞绝壁和接笋峰的“鸡胸”、“龙脊”。在他登上大王峰时，已是日头将落，下山寻路不得，他就用手抓住攀悬的荆棘，“乱坠而下”。

他在中岳嵩山时，从太室绝顶上也是顺着山峡往下悬溜下来的。徐霞客在腾越经过一座高耸的山峰，发现悬崖上有一个岩洞，根本没路可通。他冒着生命危险，像猿猴一样爬上了悬崖，终于到达了洞口。

他游潇水发源处的三分石，岭地峻峭，没有落脚的地方，他便两手攀援丛竹，悬空前进，这样攀行很长一段路，直至天黑时才到达一个较平坦的地段。由于无水，晚饭也做不成，只有烧柴围火休息。后来风雨交加，连火也熄灭了，通宵就这样在旷野的风雨和黑暗中度过。

到了贵州、云南的多雨地区，他常淋着雨跋涉在高山深谷之中，夜晚借宿，有时就睡在牲畜的旁边。

在云南腾冲时，为了采集悬崖上的一种藤本植物，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回到寓所，然后和挑夫一道，拿起斧子和绳索造了一架临时梯子后前往，终于得到了这种未曾见过的植物。

他在湖南茶陵，听说当地有个麻叶洞，洞里有神龙或者精怪，没有法术的人，都不敢进洞。徐霞客不信神怪，他出了高价雇个当地人当向导，进洞考察。

正要进洞的时候，向导问他是什么人，当他知道徐霞客是个普通读书人的时候，向导吓得直往后退，说：“我以为您是什么法师，才敢跟您一起进洞，原来是个读书人，我才不冒这个险呢！”

徐霞客并不罢休，带着他的仆人举起火把进洞。村里的百姓听到有人进洞，都拥到洞口来看热闹。徐霞客在洞里考察了很久，直至火把快用完才出来。

围在洞口的百姓看他们安全出洞，都十分惊奇地说：“等了好久，以为你俩一定给妖精吃了呢！”

徐霞客在游历考察过程中，曾经3次遭遇强盗，4次绝粮。湘江遇盗，跳水脱险的事，发生在1636年他51岁时的第四次出游中。

这次出游，他计划考察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出游不久，就在湘江遇到强盗，他的一个同伴受伤，行李、旅费被洗劫一空，人也险些丧命。

在当时，有人劝徐霞客不如回去，并要资助他回乡的路费，但他却坚定地说道：

我带着一把铁锹来，什么地方不可以埋我的尸骨呀！

徐霞客继续顽强地向前走去。没有粮食了，他就用身上带的绸巾去换几竹筒米；没有旅费了，就用身上穿的夹衣、袜子、裤子去换几个钱。重重的困难被踩在脚下，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远游四方的数十年中，他不避艰险，步行数万里，到过16个省、3个市。所到之处，对地貌、地形、地质、水文、气候、植物都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登山一定要登最高峰，下海一定要到海底，钻洞一定要钻到最深处，找水一定要找到源头。

徐霞客在野外考察生活中，每天不管多么劳累，都要把当天的经历和观察记录下来。如对长江源头的考察，纠正了“岷江导江”的说法。他北历三秦，南及五岭，西出石门、金沙江，终于弄清了长江的上游不是岷江，而是金沙江。他曾考察过101个岩洞。如对七星岩的考察，做出了详细的记录，其记录和今人对七星岩实测的结果完全一致。

有时跋涉百余里，晚上寄居在荒村野寺之中，或露宿在残垣老树之下，他也要点起油灯，燃起篝火，坚持写游历日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地理考察记录。

可惜的是，日记大部分已经散失，现存的《徐霞客游记》，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这仅存的4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仍然向后人展现了他广阔范围的考察纪实，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地理风貌。

《徐霞客游记》是徐霞客在人类科学史上的贡献，是宝贵的文化财富。人们称这本游记是“世界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徐霞客的一生大都是在远游中度过的，直至56岁，他积劳成疾，双脚不能走路，才被人用轿从云南送回家乡。

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不辞劳苦，不顾生命安危地旅行、考察、采标本、写日记呢？这力量来自于他内心对名山大川真实面貌了解的渴望。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不停地研究放在病榻前的矿石标本。

徐霞客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一部游记，他为探索大自然奥秘而舍安逸、忘生死、求索攻坚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