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村村民为何贫困？

河边村共有58户农户，其中五保户1户1人、低保户18户55人，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20户。在实际情况中，有两户户主到其他村寨做上门女婿，户口暂时没有迁移；另有一户户主常年外出务工，无法联系，因此本次调查实际涵盖了剩余的55户农户，共204人。河边村共有男性112人，女性92人，男女比例为1.22。村民的平均年龄为28.4岁，属于比较“年轻”的村庄，村内60岁及以上老人只有10人，而51岁及以上一共只有21人。村庄共有5名党员，全为男性。女性参与村庄建设与村庄治理的平等权利似乎没有得到体现，在村庄事务的处理以及民主协商的会议中，很少看到有女性发言，更不用说做出决策了。

河边村现有土地782.3亩，其中水田145.7亩，旱地636.6亩，村民自种的无争议的橡胶地1 382亩。人均水田0.7亩，人均旱地3.1亩。河边村位处山地，水田较少。村内可用于种植冬季作物的田地不多，旱地大部分用于种植甘蔗、玉米。2015年河边村务农的主要收入来源即是甘蔗收入。

在对数据进行具体分析时，剔除了对分析结果可能产生误差的极大值和极小值。其中极小值为村五保户，现金支出为1 200元，全为食物及医疗开支。极大值是村庄首富小H，2015年其在瑶区乡租种他人土地416亩，种植甘蔗，依靠借款投入成本20多万元，其开支远高于村庄内其他村民的平均水平。这两户农户情况特殊，在整个村庄中属于特例，因此不计入本次统计分析之中。河边村2015-2016年户均年收入为22 118元，其中最高收入为46 627元，最低收入为3 800元。2015-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 832元。远低于该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 422元，也低于该年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 242元。

2015-2016年河边村的收入以农业和转移性收入为主，其中务农收入占38%，工资性收入占25%，转移性收入占23%，财产性收入占6%。

农业收入。2016年种植业收入达98%，占河边村农业收入的绝大部分，养殖业收入仅占2%。河边村的种植业收入包括甘蔗、砂仁、无筋豆、橡胶等。其中甘蔗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甘蔗的户均收入约为5 800元；砂仁次之，户均收入约为3 200元。河边村的砂仁收入较2015年有较大的变化，2015年砂仁的户均收入约为720元，2016年的砂仁收入是2015年的4倍多。无筋豆收入比2015年减少了近4成。2014-2015年河边村甘蔗的户均收入约为5 600元，与2015年基本持平。砂仁和无筋豆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收入波动，与农产品市场和气候有重大关系。

无筋豆的市场波动很大，笔者做访问时的一周内，其价格从1.5元/公斤涨到6元/公斤。由于摘豆的时间无法跟上价格变化的速度，多数村民没能在价格最高的几天把豆子卖出去。他们大多是在1.5元/公斤的时候卖出的，根据我们的统计，无筋豆的成本（不含人工成本）约为1 000元/亩，如果将人工成本计算在内（按当地一个人工80元/天计算），一亩无筋豆的人工成本至少为3 240元，也就是说一亩无筋豆至少要卖4 240元才不亏本。按一亩平均有1吨产量计算，那么无筋豆的市场价格至少要4.3元/公斤才能保本。

干砂仁2015年的价格为300元/公斤，2016年为280元/公斤，市场价格稳定，但是2015年河边村的砂仁遭遇恶劣气候，普遍没有结果子，砂仁的收成很少。2016年气候变好，砂仁收成显著上升。据统计，河边村没有种植砂仁的家庭只有7户，其余48户家庭平均种植砂仁约11亩。由于砂仁不需要打药除草，种植3年后，全靠气候适宜自然生长结果，据了解，村民只需要在砂仁收成时每亩投入5~6个人工即可，所以砂仁的管理成本比较低。但是砂仁的产量受气候影响极大，十分不稳定，据村民反映，一亩砂仁一般可以产30公斤湿砂仁。但是气候不好时经常一个果子也不结。农户很难对这部分收入做稳定预期。

甘蔗收购价格相对稳定，也不需要投入太多人工，本应是这个地区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是因为河边村地处雨林，经常有大象成群偷吃和踩踏甘蔗，损失严重。这两年很多农民都血本无归，纷纷表示来年不打算再种植甘蔗。2015年河边村种植甘蔗的37户中，有22户的甘蔗都遭受象灾，河边村甘蔗受损率高达57%，全村接近6成甘蔗被大象吃光。甘蔗的赔偿额仅为每亩700元，而每亩的成本为1 500元，这就意味每亩受灾的甘蔗地会给农户带来至少800元的损失，这给村民的生计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橡胶延续上一年的惨淡情况，由于价格低，开割的非常少，有橡胶收入的仅有5户。其中最高为540元，最低为60元，对村民的家庭收入基本没什么贡献。村内有6户居民种植了香蕉，其中4户是2015年新种植的，尚无收入，只有两户有香蕉收入，分别是400元和4 000元。

工资性收入。河边村的工资性收入分为长期工资收入、长期外出打工收入和打零工的收入。村内有长期工资性收入的只有6人，其中一位是在镇邮政所上班的单身女性，她的年工资收入为19 800元。其余5位都是在村内担任村干部职务，每月有200元的收入；村里有收入的职务还有贷款员1人，每月500元；护林员1人，每月400元。担任贷款员和会计的为同一人，其年工资性收入为7 200元，是村内除在镇邮政所工作的村民之外长期工资性收入最高的。靠长期外出打工获得收入的有11人，摘豆子3 000元/月，汽车修理1 650元/月。其中长期外出打工收入最高的是在老挝做伐木工人，他一年的收入有1.5万元。全村有23户家庭有打零工收入，这一部分的收入主要是村民在农闲时去村子附近从事农业小时工的收入，诸如扛香蕉、挖洞、摘辣椒等，一个小时按10~20元计算。村民打零工的平均收入为3 600元/户，占家庭总收入的13%。我们发现，河边村的工资性收入在家庭收入结构中占比较低，只有5户家庭的工资性收入超过了非工资性收入。其余的都以非工资性（务农）收入为主。

转移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在河边村家庭收入结构中的比重较大，平均占23%。其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黄花梨木补贴，占了全村转移性收入的一半，其次是退耕还林补贴、综合补贴、低保补贴。黄花梨木补贴是村子新增的一项补贴收入，源于2015年勐腊县政府的《环境友好型胶园生态建设》项目的管理费补助，河边村种植管理的是海南黄花梨木，按政府的规定每亩补助43.7元，平均每棵补助8元。河边村共有42户获得补助，平均每户获得3 064元，最多的一户有11 362元。河边村获得退耕还林补贴的共有39户，面积1 060亩。2004-2012年享受退耕还林补贴240元/亩，2013年至今退耕还林补贴调整为120元/亩。据当地村民讲述1999年为实现家家通电，村民将1 200亩退耕还林土地出租给孝感公司种植油木，并与村民对半享受国家退耕还林补贴。河边村有低保户18户，五保户1户。低保户的补贴为每季度每人429元，五保户的补贴为每季度每人440元。河边村有60岁及以上老人10人，只有4人领取了养老保险。据村里的会计介绍，养老保险每人每年需缴纳100元，总计上缴1 500元，年满60岁每人每月可领取养老金60元。

地租收入。目前，全村只有16户有地租收入，土地出租种植香蕉，多为山地，租金为500元/亩。土地出租的收入在河边村家庭收入结构中占比不大。其中收入最高的是一年10 000元，该户地租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60%。16户的平均土地租金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14%。

本次调查河边村的家庭总支出主要包括5个方面，家庭经营费用支出、日常开支、医疗费用、教育费用以及财政性支出。实际上55户农户2015年总支出为1 667 044元，户均30 310元，人均8 172元。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人均支出主要是因为河边村一大富裕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较多，总体上拉高了村民的支出水平。

由于个别农户收支差异巨大，去掉极大值和极小值后，2015年河边村53户农户家庭现金总支出为1 385 944元，户均现金支出为26 002元，人均现金支出为6 755元。其中医疗总支出为250 062元，家庭经营费用支出为344 789元，日常消费开支共计561 091元，教育费用总计为153 702元，财政性支出为76 300元，其他支出7 860元。其中，日常消费支出占比最大为41%，其次为家庭经营费用支出为25%，医疗支出紧随其后为18%，教育费用则为11%。

家庭医疗支出。2015年河边村医疗费用总支出为250 062元，户均4 233元，人均花费1 141元，医疗费用占农户家庭总支出比例为17%。这其中共有16户家庭因病或意外有过住院或手术开支，占总户数的29%，所花费用占医疗总支出的37%。尽管住院及手术开支占总医药费用比例不高，但是对有过住院及手术花费的家庭而言，家中有人患有严重疾病，给家庭带来极重的负担。2015年，河边村“新农合”参保人数为120人，参合率仅为56%，远低于西双版纳州政府提出的95%参合率。农户一般只给家中常年患病的成员支付新农合参保费用，大多数身体健康以及患有无须购药的疾病的家庭成员不会在当年支付新农合参保费用。

案例一：医疗费用最高的是24 000元并且全为药物及日常疾病支出，根据访谈得知，该户户主小C今年24岁，患有严重的胃病，常年在西双版纳景洪买药治疗，所购胃药费用较高，并且不在医保范围内。2015年该户每月需购买2 000元的胃药，一年下来，大概花费24 000元的医药费。由于与父母分户没分家，2015年两家人种养殖收入合计约38 000元，家庭支出总计为61 690元。小C母亲患有较为严重的妇科疾病，2015年住院及医药费用为10 000元。此外，小C弟弟患有皮肤病，每年需花费4 000元用于购买药品。三人合计治疗疾病费用为38 000元，占家庭总支出的61.6%。全家人当年入不敷出，只能消耗往年积蓄及向外借债度日。

药物及日常疾病的开支占总医疗支出的58%，这主要是因为村庄农户大多患有慢性疾病，如胃病、高血压、关节炎、妇科疾病等。2015年共有78人次患有不同程度的各类疾病，发病人数超过了村庄总人口的1/3，15户农户医疗支出在5 000元以上。我们在河边村的调查统计发现，胃病和妇科疾病在当地非常普遍，有20人患有较为严重、需要药物治疗的胃病，患有较严重妇科疾病的妇女有14人。此外，关节炎、肺部疾病以及肠道疾病也出现过多人次。

访谈中我们得知，很多农户因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只有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就医，且以吃药为主。实际上，农户常常没钱购买药品，大多时候会请当地乡村医生抓草药缓解病痛，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病情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反复发作，给农户带来更长时间的困扰。因病其他花费主要是指家人住院陪同以及交通费用，2015年河边村因病其他花费只占总医疗费用的5%，这说明住院陪同及交通费用对总医药开支的影响不大。但是住院对农户家庭经济的负担以及对劳动力的束缚，同样是农户不愿住院的主要因素。

因病致贫是河边村多元性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疾病导致的家庭劳动力短缺和医疗支出的直接负担对农户家庭的经济收入造成了双向的消解。

案例二：小F今年33岁，家里共有5口人，3个孩子。最小的孩子是男孩，2012年出生。第三个孩子出生不久，小F突感身体不适，并于同年被查出患有急性吉兰-巴雷综合征，一种急性肝炎。开始，由于经济原因，小F并没有打算前往医院治疗，试图依靠乡间草药治疗自身疾病。由于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甚至逐渐恶化，小F才不得已转为住院治疗。为了治疗疾病，家里积蓄很快就用光了，几乎倾家荡产，此时治病只能依靠外债了。由于已经向信用社贷款5万元，小F已经不能再向信用社贷款。2013年小F从亲戚朋友那里七拼八凑了85 000元用于第一期的住院治疗。为了还款，家中变卖了刚购买不久的货车，所得款项用于支付拖欠亲戚的借款，即便如此，仍有向亲戚所借的5万元款项没有着落。治疗过程一直延续到现在，2015年因治病需要，小F继续向亲戚朋友借款15 000元。经过不间断的治疗，小F的病情有所好转，现如今除了一些上山下地的重活，其他家务农活已经可以做了，但是离彻底治愈还遥遥无期。小F对自己的病情和家以后的生存特别担心，家里一个孩子已经上初中，另外两个孩子还小，近几年家中完全依靠妻子务农维持生计。家中现有2亩水田，9亩旱地，700棵橡胶树无人管理，长势不好，家中缺乏劳动力，无人上山割胶。2015年小F家现金总收入仅为8 300元，其中政府转移性收入为3 800元，占总收入的46%。人均收入1 660元，截至2016年1月，小F一家所欠外债已高达135 000元，其中银行贷款加利息累计达7万元，基于现有的收入水平以及小F的病情，想要还清外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小F卖掉了家里大部分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其生产性固定资产拥有量为全村最少，务农需要时跟亲戚借来使用。因为需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小F的妻子将家中大多数土地交给小F的兄弟种植管理。缺乏劳动力以及昂贵的治疗费用使小F一家脱贫的希望极其渺茫，每年的收入扣除日常花销以及医疗费用，即便有所结余也是用于还款，几乎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小F一家已经深深陷入贫困陷阱之中。

劳动力转移务工是增加农户家庭收入以及脱贫的有效方法之一。河边村外出务工人员极少，2015年在外务工超过6个月的年轻人只有8人，而且收入大多用于各自的生活消费，很少往家中寄钱，但小D是一个特例。

案例三：小D是家中长子，最近三年一直外出务工贴补家用。2015年他在广东务工10个月，月薪3 500元，自己每月在外开销800元，每个月往家里寄2 000元。2015年11月，由于家里需要改造房屋，缺乏劳动力，于是小D带着积攒的7 000元回到家乡。小D的母亲患有肠胃疾病，只能在家做些家务。2015年曾住院治疗一周，医药费一共花了17 000元，其中新农合报销8 000元左右。出院后，小D的母亲还要吃药、打点滴，平均每月医药费为300~400元。小D父亲患有高血压且伴有手抖，虽无须吃药治疗，但受身体状况限制无法从事较重的农活。家里还有两个妹妹正在读书，大妹妹在县里读高中，每月生活费600元左右。小妹妹在镇上读初中，每月开销为100元。两个妹妹一年的教育总支出在10 200元（10 200=800×2+600×10+800×2+100×10），平均每月为1 020元（1 020=10 200/10）。这样计算，小D家每月教育和医疗平均固定开销约为1 350元。小D还有一个15岁的弟弟，从学校退学在家。2015年底弟弟误喝农药，被及时送到医院洗胃，治疗费用3 000多元。加上小D家里预建设房屋购买了油锯（加工木料的一种工具）花了3 600元，2015年其全家总收入约42 000元基本上没有结余了。外出踏实务工以及勤俭的生活作风使小D一家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但是家庭成员的疾病和意外的发生完全抵消了收入的增加。维系家庭的重担、辛苦的劳作也给小D的身体留下了隐患，全家人的身体状况同样也是小D最为担心的事。

当我们做完全村的入户调查后，一个疑问不停地出现在我们脑海中：一个如此世外桃源般的雨林山村，究竟是什么导致如此多的村民患上不同的疾病？从目前的调查来看，村庄恶劣的卫生条件以及村民的不良饮食习惯可能是其中重要的两个因素。在河边村的综合贫困治理行动开展之前，村内只有书记家有旱厕，其余所有农户家庭均没有厕所。草丛中、树林边即是农户的“天然厕所”，此外，村民的鸡、猪散养数量很多，随处可见鸡、猪“走家串户”，人畜粪便极度缺乏管理。村内自来水引自深山，水源安全但是没有经过任何净化处理，天气炎热时，村民饮用生水的情况较为普遍。农忙时节，村民的饮食不规律，大量食用野菜也很容易让村民患上胃病。很少有村民前往医院做定期体检，若身体略有不适，多数村民选择草药缓解病症，然而一旦疾病发作，所需医疗费用反而更高。

恶劣的卫生条件和不良的卫生习惯使河边村村民很容易患有各类疾病，疾病一方面使家中青壮年丧失劳动力，另一方面昂贵的医疗支出也使家庭丧失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这种影响使河边村数十年来脱贫致富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河边村老龄化率仅为5%，60岁及以上老人只有10人，且多数患有不同类型的疾病。这种卫生条件同样使儿童面临生病威胁，河边村已有3个儿童患有不同程度的肺病，儿童的抵抗力普遍偏弱，时常感冒发烧。贫困正以疾病的形式在代际延续，改善河边村的卫生环境，阻断疾病的代际传递势必是河边村综合贫困治理行动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农户家庭日常消费开支。2015年河边村农户家庭日常开支总额为561 091元，户均花费10 587元，人均2 791元。日常开支占总开支比例最大，涵盖了农户对食品、衣着、住房、家庭设备及服务费用、日常交通及通信，以及礼金和其他生活开支。在具体计算过程中，我们将购买耐用品（摩托车、电视、太阳能热水器等）以及长期外出务工人员的日常消费算作农户的家庭设备及服务支出这一类，这是该部分支出占日常开支比例较大的主要原因。

日常支出的结构分为8个部分，其中烟酒占比最大，为25%。河边村瑶族村民偏好喝酒，但是村民买酒的花费其实不高，花费较多的是烟。几乎每家每户的男性都有抽烟的习惯，尤其是青壮年，几乎每天一包，每包的价格为8~11元不等，一个抽烟的男性平均每年花在买烟上的费用在3 000元以上。通信费用占日常总支出的18%，高居第三位。河边村没有接通固定电话线路，目前只能接收移动网络信号，但是信号较差。村内的手机网络使用比例较高，15~30岁的年轻人都大量使用QQ、微信等网络即时通信软件以及手机游戏等，每月流量及话费费用较高。此外，由于电话费用昂贵，村内目前联系和通信大部分都是使用微信工具，河边村有专门的村庄内部联系群，村干部也通过微信通知村内大小事务。河边村村民每周至少会前往勐伴镇一次，由于进出村庄的道路崎岖，耗费的油费也更多。每往返勐伴镇一次需5元左右的油费，基本上每家每个星期都会往返勐伴镇至少一次。

家庭经营费用支持。2015年河边村实际家庭经营费用支出总计为584 589元，户均10 629元，人均2 866元。家庭经营费用支出较高，主要是因为小H家在外地承包了400多亩土地种植甘蔗，2015年共花费生产经营费用20多万元，远远高于村内其他村民的平均水平。村内五保户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年家庭没有产生经营费用支出。因此，为准确反映河边村家庭经营费用支出情况，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极大值小H家以及五保户的数据被剔除。剔除极大值和极小值之后的村民家庭经营费用总支出为344 789元，户均6 505元，人均1 715元。

在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构成中，家庭种养殖成本高居70%，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占比17%，油费以及农具维修费用占比13%。由此可以看出，河边村村民的主要生计方式为务农，外出务工以及工资性收入比例很小。河边村的经营费用支出主要为种植甘蔗、水稻、玉米以及维护橡胶林地的管理费用，这其中甘蔗作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花费在其上的费用同样也是最多的。部分农户2015年经营费用支出较高，主要是因为有部分农户种植了高成本的无筋豆、香蕉等经济作物。

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主要是指有部分农户因为家庭即将新建房屋而购买了油锯，也有农户购买了三轮车以及其他可用于生产的农用机械。在统计生产经营的油费时，我们将用于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费用分开，分别进行了统计。实际上，河边村村民因为田地距离村民居住地较远，平时务农都需要骑摩托车前往地里干活，农忙时节每天都要往返住所和田地几次。种植经济作物也需要使用摩托车将作物运往公路边的纳卡村。这样当农作物的价格较低时，运输成本也部分冲销了农户的收入，使河边村村民的收入更低了。

教育费用支出。2015年河边村共有28户农户家庭需要支付教育费用，约占村庄总户数的一半，所有家庭教育费用总支出为153 702元，户均5 489元，学生人均花费4 270元。其中学杂费及在校食宿费占比为37%，主要是指学生上学的学杂费、住宿费以及在学校食堂购买食物所需的费用；零花钱占比较大为52%，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学生普遍都在校外吃早餐，而早餐费一般是统计入零花钱之中的；上学交通费用根据上学地点不同有所差别，但是占教育费用总支出比例不大，为11%。

学龄儿童共计36人，此外有一个适龄辍学儿童。从纵向学习年限来看，河边村的学生构成主要为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小学生有19人、初中生有13人、高中生有4人。高中生的教育开支是最高的，村内教育开支超过1万元的4户都是因为家里孩子在上高中，4个高中生有1位在勐腊县就读，另外3人都在州府景洪的民族中学，食宿及日常开销较大。但是因为距离较远，村内高中生平时很少回家，上学交通费用不多。小学食宿交通等费用一般在1 200~1 400元/年，初中普遍为1 600元/年。除此之外，因为上学地点的固定性，我们假设前往相同学习地点的交通费用是相同的。按照每周学生回家一次，每学年10个月计算，本次调研学生交通费用的计算公式是：每次摩托车接送油费×2×4×10。目前村内小学生全部都在位于那卡的希望小学，初中生全部在勐伴中学。据村民估算，往返一次那卡需要油费7元，往返勐伴则需10元左右，小学及初中学生一年上学交通费用分别为560元和800元。家庭经济状况直接决定了学生零花钱的数额，也是各家各户教育开支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

28户有教育支出的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19.4%。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最高的一户为64%，主要是因为该户是单亲家庭，户主为女性，较少从事农业生产，每年依靠短期务工收入及政府转移性综合补贴维持家用，在家人没有大额医疗开支的情况下，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孩子教育及日常开支。共有8户农户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例超过了20%，由此可见有学龄儿童的家庭存在较大的教育开支压力，随着孩子学历的增加以及家中学生数量的增多而逐步增大。实际调研中，很多家长及村民表示，书读得越多，教育费用越发昂贵，父母面临巨大的教育成本压力，学生也将无心学业。

在教育支出最多的10户农户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只有两户农户家庭纯收入（扣除生产性支出）减去教育费用还有较多结余。家庭纯收入减去教育支出后结余负数最大的是小H家，因其2015年亏损过多，家庭纯收入已经是负数。其余7户农户家庭教育对收入的消解作用相当明显，有4户当年需要依靠往年存款或者借款度日，另有3户虽然减去教育支出还有结余，但是已经所剩无几。

财政性支出。本次调研农户家庭财政性支出主要统计的是2015年河边村农户盖房开支。河边村作为小云助贫中心参与实施的乡村综合扶贫治理方案的试点村，项目规划中已经详细列出了每家每户未来几年内房屋建设的时间表。规划中的房屋设计主要为砖木混合结构，以木质材料为主。农户自家准备的木料除了回收再利用老房子的木料外，还有从集体林中砍伐或重新购买的。因此通常所说的备料费用主要是指购买木料的费用、使用油锯砍伐和切割木料消耗的油费以及人工运输费（包括请帮工吃饭）。

调研问卷中也有涉及农户近期是否有建房打算的问题，从调研的结果看，有17户农户在2015年便开始准备建房用的木料（备料）。备料费用与家庭木料存量以及所盖房屋大小有极大的相关性，其中花费最少的农户为300元，主要是因为该农户准备木料时间比较晚，调研时刚开始准备；最多的已经花费了12 000元，家庭木料存量较少，并且已经备料结束。

负债情况。2015年河边村共有30户农户向亲戚朋友、银行信用社借过款，并且在2016年1月之前未还清款项。2015年借款的农户中最低欠款300元，最高欠款27万元，欠款总额为518 900元，户均欠款9 435元，人均欠款2 544元。所借款项主要用于房屋建造、疾病治疗、教育开支以及日常生活开支。借款最多的农户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农户，根据访谈得知，该户主2015年种植甘蔗借款27万元，由于甘蔗遭到野象破坏，导致大面积亏本，截至甘蔗收获期，所得收入还不足以还清2014年的借款，因此2015年的借款均未偿还。

由于其家庭借款金额相对于其他家庭而言过于庞大，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中，为了反映河边村平均欠债水平，我们重新做了剔除极大值后的2015年欠债表。剔除极大值后，河边村2015年欠债总额为248 900元，29户农户平均欠债8 583元，人均欠债1 220元。

河边村农户有着较长的借款历史，并且大部分农户至今依然有负债未还清。调查发现，除了富裕户小H之外，目前河边村共有41户农户负债，最少为300元，最多高达135 000元，明显高于其他户，该户的情况同样较为特殊，户主常年生病，每年需要花费巨额款项用于治疗。过去十几年间曾多次向银行、信用社贷款并向亲戚借款，日积月累之下，负债总额越发庞大，每年收入都不够偿还银行利息。加上最高负债金额470 000元，河边村目前负债总额为1 217 800元，户均22 142元，人均5 970元；即便剔除极大值470 000元的欠债，河边村负债总额也高达747 800元，户均13 596元，人均3 666元；如果在样本中再次剔除欠债第二高的小F家（所欠款项为135 000元），那么河边村负债总额为612 800元，户均11 785元，人均3 049元。

总体来看，河边村村民的负债情况较为严重，三种计算口径得出的结果均显示河边村人均负债金额在3 000元以上，户均超过了1万元。也就是说，即便2016年河边村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超过国家规定的贫困线2 760元，依然不足以用来偿付欠款。单纯的以增加少量收入为目的的扶贫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河边村的深度贫困问题。此外，巨额的负债使农户陷入信用危机，除了部分欠款较少以及没有欠款的农户可以再次贷款之外，欠款最多同时也是最需要贷款的贫困户很难再次从银行和信用社贷款。这对农户无疑是雪上加霜，一方面农户很难贷款用于房屋改造和再生产的投资，另一方面农户较低的过往还款历史同样使银行和信用社不敢轻易提供贷款。河边村的综合发展行动需要农户贷款用于房屋的建设，此时来自政府的信誉担保将显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