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第一本书《股市长线法宝》（Stocks for the Long Run）在1994年出版，当时美国正经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势头也最为强劲的股票牛市。我的研究显示，在长期，股票带来的回报超过固定收益资产，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那么投资股票的风险还要更小一些。这些发现表明，股票应该是长期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石。
这本书的畅销让我获得了许多向散户和职业投资者做讲演的机会。几乎在每次讲演之后我都会被问到两个问题：“我应该长期持有哪些股票？”和“当婴儿潮出生的人们退休并将他们的投资组合变现时，我的投资组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我写这本《投资者的未来》就是为了解答上面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的大牛市
在《股市长线法宝》一书中，我建议投资者将其投资组合中的股票部分与拥有广泛市场基础的股票指数联系在一起，比如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或者威尔逊5000指数（Wilshire 5000）。许多投资者禁不住试图“控制”市场周期脉搏的诱惑，不过我相信简单、严格地将投资“指数化”就是最好的策略。我的确提到过一些有可能提高“指数化”投资收益的技巧，但是这些建议显然并不是我的《股市长线法宝》一书的中心议题。
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投资者来说，“指数化”是很好的投资策略，然而在20世纪末，许多股票的价格却让我越发感到不安。保罗·萨缪尔森是我研究生阶段的老师，也是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股市长线法宝》一书的封面上留下的一段话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
杰里米·西格尔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长期采用“购买—持有”策略进行投资的好处。读读这本书，你会从中受益。即使短期中市场的风浪让你的航船颠簸，你一样可以睡得很香，因为你深信自己的做法慎重且深谋远虑。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经济学的信徒，请想一想，假如有一天西格尔的读者被广泛地模仿，那么这种谨慎的哲学什么时候会自我毁灭？
在他写下这段话时的1993年，股票价格接近历史平均水平，市场“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很小。不过随着道琼斯工业指数突破10000点、纳斯达克指数接近5000点，无论是相对于收益还是股利，股票价格都已经攀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担心这么高的股价会带来很低的收益，这种担忧让我忍不住想劝说投资者卖出手头的股票，当价格回落时再重新进入市场。
不过在对市场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我发现过高的股价实际上只存在于一类股票——科技类股票之中；市场上其他股票的价格相对于其收益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1999年4月，我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网络股票现在是否被高估了？这些股票是否曾经被高估》（Are Internet Stocks OverpricedAre They Ever！）。这篇文章表明了我对网络股票价格的立场，同时也是我对市场估价的第一次公开警告。
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我曾邀请沃伦·巴菲特来沃顿商学院进行一次演讲。自从1949年巴菲特离开沃顿商学院以来，还从未出现在这里。演讲吸引了1000多名学生，他们排队等待了好几个小时，就是为了能有机会听一听巴菲特对于股票和经济的看法。
我将沃伦介绍给观众，并且详细描述了他在投资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在回答一个关于网络股票的问题时，沃伦建议大家去读一读我前几天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这让我备感荣幸。
他的鼓励促使我进一步研究拥有史无前例价格的科技类股票。当时，科技类股票的风头正劲，几乎占到标准普尔500指数总市场价值的1/3，不仅如此，甚至纳斯达克的股票交易量也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量。2000年3月，我在《华尔街日报》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大盘科技股是傻瓜的赌注》（Big Cap Tech Stocks Are a Sucker’s Bet）。我在文中预言思科（Cisco）、美国在线（AOL）、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JDS Uniphase和北电网络（Nortel）等股票无法将现行的高价格维持下去，并且在不久后将会出现严重的下滑。
如果投资者在泡沫时期避开了科技类股票，那么他们的投资组合即使在熊市期间也能支撑得住。事实上，标准普尔500指数中422只非科技类股票带来的累积收益足以击败2000年3月股票市场达到顶峰时指数中的那500只股票提供给投资者的回报。
个股的长期表现
我对个股长期收益的兴趣源于一位朋友的经历，他的父亲在50年前购买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股票，并将分得的股利再投资到该股票中，同时选择持有该公司所有子公司的股份。结果，一笔数额并不大的初始投资最后却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与之类似，沃伦·巴菲特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这种长期持有优秀股票的做法。巴菲特曾经声称他最青睐的持有期限是“永远”。我十分好奇地想知道，如果投资者购买一系列大盘股并在未来几十年内一直持有它们，那么他们的投资组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计算长期“购买—永远持有”投资组合的收益率看似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但事实并非如此。学者和专业人士能够得到的个股收益率数据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之上——所有的派生股票和子公司股票都立即被出售，并将所得到的资金再投资到母公司中去。不过这一假设并不符合许多投资者的实际行为，比如上面提到的我那位朋友的父亲，他在大约1950年购买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
我研究了半个世纪前纽约股票交易所最大的20只股票提供给投资者的长期收益——假设投资者将股利再投资于同一家公司，并且持有所有的派生股票。重新计算这些“购买—持有”收益非常耗时，不过这一工作也极富成效。令我吃惊的是，这前20只股票的收益超过了“指数化”投资者所能获得的回报，而后者的投资组合中涉及了所有的新兴公司和产业。
在初步研究之后，我决定看一看1957年标准普尔500指数建立之初构成指数的那500家公司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收益率。最后的结果仍然令我惊奇——原始公司的表现超过了后来者。
这样的结果坚定了我的信念——新股票确实被投资者过高估价了。被高估的股票许多来自高科技产业，而那些沉寂的行业中貌似不起眼的企业却往往能为投资者提供高额回报。很多人认为那些引领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公司是投资者的最佳选择，我用“增长率陷阱”来形容这种错误的观念。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发认识到增长率陷阱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于单只股票，而是波及整个部门甚至国家。快速发展的新兴公司、新兴产业甚至新兴国家提供给投资者的收益往往很糟糕。我得出了投资者收益的基本原理，指出增长率并不能单独决定收益的高低，只有当增长率超过投资者常常过于乐观的对股价的预期时高收益率才能实现。显然，增长率陷阱是投资者通向成功之路上最难逾越的一道障碍。
即将到来的老龄化
找出过去半个世纪表现最好的股票可以帮助我回答经常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而要得到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需要考察人口的日益老龄化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作为一个1945年出生的人，我一直清楚自己处于婴儿潮的风口浪尖，而婴儿潮不久之后就会转变成一次大规模的退休风潮。
哈瑞·登特（Harry Dent）1993年的畅销书《荣景可期》（The Great Boom Ahead）引发了人们的兴趣，投资者开始关注人口变化趋势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登特在这本书中对历史上股票的变化趋势做了全新的解析。他发现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股票价格与45～50岁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拥有最强的消费能力。基于人口的变化趋势，登特预测股票牛市将持续到2010年，而在那之后市场就会崩盘，因为届时将有大量人口加入退休者的行列。
哈瑞·登特和我曾经多次被邀请到相同的会议上发言，不过我们很少同台。我之前从未根据人口的变化趋势来预期股票价格走势，而是更青睐于将收益率的历史数据作为预测未来收益的最好工具。
不过随着我对人口问题的日益关注，我越发认识到这一因素对于经济和投资者的重要性。尽管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在“变老”，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还很“年轻”，而这些年轻的经济体正越来越让世人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沃顿商学院的学生出色地帮我建立起一个将国际人口变化和生产力发展趋势结合在一起的模型，用来预测世界经济的走势。
预测的结果振奋人心，也和登特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那么这种增长的正面效应足以抵消老龄化对发达国家经济的负面影响。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相信：由于信息革命使世界上数十亿的人能够获取大量的知识信息，所以这样的增长率将得以维持。过去只有在世界顶尖的研究中心里才能找到的信息，突然对于每一个连接到互联网上的人都变得唾手可得，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知识的扩散意义深远。作为一名学者，我见证了美国之外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这些学生都极具天赋。事实上，如今在我们这里攻读博士学位的国际学生数量已经明显超过了美国学生。显然，在不久的将来，西方世界将丧失在知识界和科研领域的垄断地位。对于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来说，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投资的新方法
这些研究影响了我对投资方法的认识。经常有人问我，过去几年中资本市场的泡沫以及随后的市场崩盘是否改变了我对股票的看法。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和以前一样，我对投资者的未来仍然保持乐观。
与其说市场的非理性躁动是一次警告，倒不如说它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人们可以借此比采用“购买—持有”策略的“指数化”证券组合做得更好。同时，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为那些面向全球的公司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市场，摆在它们面前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
我相信，要想在这些发展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投资者必须拓宽投资组合的范围，并且避开那些导致许多投资组合表现落后于市场的陷阱。我写作《投资者的未来》一书，就是为了给人们提供这样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