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历史星空
20世纪朝鲜战争爆发至60年代,以巴黎统筹委员会为代表的西方反动势力封锁中国,妄图将红色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绞杀,共和国在艰难困苦中开展“三线建设”,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自主独立的尊严。国人努力实现了石油化纤技术的突破,人们期望运用化纤原料缓解人民群众的穿衣困难,解放军总后勤部也期冀以此解决军服面料的供应问题。
神州晨昏
建三线 石油人
东方红 太阳升
废军衔 易军服
1.神州晨昏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龙师火帝,鸟官人皇,云腾至雨,露结为霜。
——《千字文》
盘古,洪荒大地如同太上老君炼丹炉,金、木、水、火、土,就是那远古混沌燃烧的元气。
那时,宇宙不过是混混沌沌的一个团团,漆黑、寂静、无光,毫无生息。天神——盘古氏挥舞大斧,电火雷闪劈开这团混沌……轻气上浮,就成了天;重气下沉,就成了地。
尔后,天每昼夜升高一丈,地每昼夜添厚一尺,盘古也就不停地白天长高一尺,夜晚长高一丈。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就艳阳高照春光无限,地就万物生长欣欣向荣,盘古就成了那顶天立地的英雄。
后来盘古逝去,巨大的身躯化作太阳、月亮、星星、土地、高山、河流、草木……这就是留传万古,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谁能说这不是远古人类对化学反应的认识呢?
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史,就蕴涵化学衍化反应的显赫功勋!
……钻木取火、燧石取火;先秦炼丹术的鼎炉,天工开物的技艺;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都蕴含典型化学反应的使用。马王堆汉墓文物,汉时纺织、染料、油漆高超的技能,凝聚了化学反应与人类进步的恢弘。
地处湘楚内陆的巴陵,早期也曾有矿物或天然气化学反应的记载。光绪十七年《巴陵县志·舆地志》六“胜迹”中曰:“火井,县西十五里与壕沟相近,有回祖洲,在洞庭北岸,岷山江南岸,一井大如箕,水常涌沸,土人以火引之,即焰灼弗绝,煎茶炊食皆可;亦蜀中火井之类欤。”[2]这应是岳州古文献较早记载天然气燃烧的事例。
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忘记四个人,搞钢铁不能忘记张之洞,搞化工不能忘记范旭东,搞纺织不能忘记张謇,搞交通不能忘记卢作孚。”毛泽东提到的四位民族工业实业家,近代应数湘阴人范旭东的作为最具化学工业拓荒意义,毛泽东给他的挽词称赞他“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岳阳这块土地上化学工业的诞生,与清末民初岳阳湘阴范姓家族相交集。
追寻中国化学工业的历史,当年日本帝国大肆掠夺中国资源,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化学株式会社。1947年7月1日,东北大连化学厂、大连钢铁厂迎来了共产党,苏军将两个工厂进行了移交,一批中共党员就成了职业化学工业人才。1949年解放战争夺取最后胜利的春天,贺龙老总来到大连化学厂视察。他说:“人民解放军要过江了,需要你们每月生产20吨炸药,准备过江用……”[3]
从此,大连化学工厂——“大化”的工人,就伴随着“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以翻身做主人的快乐和豪迈,为解放全中国努力奋斗。
是的,大海作证——大连化学工厂,用东北人的坚韧、勤劳,用“海带、玉米”的营养,用“猪肉炖粉条”式的理想,抚育滋养了一批中国化学工业的雏形。
石油炼化,是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工业。
随着石油化工裂解技术的进步、烯烃收率的提高,从裂解物分离、加工有机化工原料实现了技术突破,代表石油化工水平的乙烯产量飞速增长。以它为原料的有机化工、合成树脂、合成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合成氨及其产品,开拓了人类石油世界的自由畅想。由于它既是“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又是“生活资料”的轻工业,它成了国防、工业、农业、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然而此时,中国化学工业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实在太大。
1955年日本每亩播种面积平均使用化肥25千克,中国只有0.075千克;1955年全世界生产合成纤维26.8万吨,日本产量为1.6万吨,而中国是空白。1960年,美国乙烯产量达到247.2万吨,英国30万吨,联邦德国22.8万吨,苏联18.1万吨,日本7.8万吨,而中国1962年才有乙烯的生产能力5000吨。[4]
由此,一个利用炼厂气为原料,通过裂解、分离技术,生产乙烯、丙烯、丁二烯及中间体,并以此为原料,生产三大合成材料——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合成纤维及其他石油化工产品的期盼,日夜萦绕在中国领导人的梦中。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务院考虑化学工业布局及当时石油探明储量主要在西北的条件,决定将苏联援建156个项目中的一座化肥厂、一座合成橡胶厂建在兰州的西固城。1957年破土动工,两厂合并成立了兰州化工厂;1960年10月,中央决定在兰州化工厂的基础上扩大编制,成立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下称:兰化)。自然灾害和苏联专家撤走之后,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鼓舞下,以炼厂气为原料的5000吨乙烯装置于1961年底建设成功,1962年元旦试车投产,中国终于产出了合格的乙烯产品。更为可喜的是1962年的5月和8月,聚苯乙烯和丁腈橡胶装置分别生产出了本体法聚苯乙烯和国防战略物资丁腈橡胶。
由此,揭开了中国石油化工生产的帷幕。
1964年,国务院决定从英国引进五套石油化工、化纤装置在兰化建设,以配套成龙加速我国石油化工的发展。这五套装置是:采用釜式聚合法技术,年产低密度乙烯3.45万吨的高压聚乙烯装置;采用溶液聚合技术,年产聚丙烯5000吨的聚丙烯和年产3300吨的聚丙烯纤维(丙纶)装置;采用固定床氨氧化技术,年产丙烯腈10000吨丙烯腈装置;采用硫氢化钠一步法技术,年产腈纶8000吨的丙烯腈纤维(腈纶)装置。这些装置于1966年陆续在兰化成功试车。
至此,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作为中国第一个综合利用石油原料,生产合成材料、化学肥料和有机化工厂产品的石油化工基地全面形成。它的建设、发展过程,在出产品、出技术、出人才、出经验方面,发挥了不可复制的先导作用,为中国石油化工规模生产的诞生、科研、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5]
2.建三线 石油人
我们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主人,我们相信自己的青春无悔。青春的岁月酝酿了20世纪60年代共和国的故事。“三线建设”,青春在祖国崛起中奋发,一代年轻人,我们的脉搏为祖国跳动,我们的热血为共和国奔涌,我们开始了与祖国共命运的旅程。……作为年轻生命的个体,也开始演绎各自独特的人生。
——三线人的回忆
“不做铁锤,便为铁砧。”一个民族流再多的血也不能失去血性,也不能因为长期没有流血而淡漠血色记忆。一个孩子问:白天这么亮还要太阳做什么?不要笑话孩子,有人和孩子一样幼稚地问:国家这么安宁平静还要国防?还要军队有什么用?
“三线建设”,其实这是一段离今天的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它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接近尾声。
现今年岁在60至70上下,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应该对此都不陌生。“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近400万直接参与“三线建设”的人,如今他们的后人恐怕已经涉及数千万的三线后代了。这些三线人,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命运,正一步步走向时代的边缘,又或者他们中间的一些后人,就像生活中普通的你、我、他一样,有些可能变成了当今时代的弄潮儿。
然而,那些曾经发生过的震惊往事,那些用汗水、鲜血,甚至用生命完成的事业,所创造的奇迹,所发生的故事,却不应该被人轻易地遗忘。当然,最令人回忆的却是毛主席教导: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最深刻的记忆当属毛主席最新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时代日新月异,谁又会?谁还有心聆听这几十年前的往事呢?与其说,是某些当年的老人在自己的晚年寻找一件快乐的回忆,还不如说,是那些尘封的往事,正不断地催促历史,记住那火红的岁月,记住那激情燃烧的日子,让那岁月的记忆永远雕刻历史的碑文。
现在,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当年“三线建设”的决策,决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错误判断国际形势的一时冲动,从四十年之后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来看,仍是很有远见卓识的战略举措。“三线建设”的成就,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正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线记忆
“三线建设”的初衷是防止外来敌人的突然袭击,但是敌人没有来。然而,这并非空穴来风。是他——时代伟人毛泽东用哲学的眼光将心胸浸染得汹涌澎湃,是他用开阔的视野将国际形势洞察分明。“三线建设”,国内最具权威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毛泽东传1949-1976》是这样记载的: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三线建设”问题。他提出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
所谓三线,是按地域划分的。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中部地区,第三线是后方地区,包括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疆属于第一线。对第三线的建设,毛泽东考虑重点在四川,而攀枝花,又是重中之重。当时确定第三线的钢铁基地是两个,一在酒泉,一在攀枝花。毛泽东曾说过:“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而这两个钢铁基地,毛泽东把攀枝花放在第一位,对它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说: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他同时提出,要加快成昆、内昆、湘黔、滇黔、川黔几条线路的建设。他说,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毛泽东把三线作为一个阵地,把一、二线作为一个阵地。以一线、二线的生产支援“三线建设”,而“三线建设”要抓紧。他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和后方了。”[6]
尽管“三线建设”的一些专门名词术语,现如今的人已经感到陌生了,但有关专门的学者和时代老人,还是给出了相对准确的地理解读。
有学者研究,从地理概念上划分“大三线”的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广大的祖国腹部地域。这些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约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达上千公里;这一区域四面分别耸立着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是理想的天然战略屏障。领袖们认为,在应对突然袭击、打大仗、打持久战的特定情形下,“大三线”区域堪称理想的战略后方。
“小三线” 潇湘之野点点棋
1965年2月22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一、二线地区各省市也要自行投资搞后方基地,俗称“小三线”。湖南省国防战备领导小组成立,由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任组长,具体领导战备方面的工作,组织部署了湖南省的“小三线”建设。“小三线”是以各省为投资主体兴建的战备项目。
1966年5月25日,湖南省计委提出湘西地区“三五”发展规划,列入“小三线”区域的县34个,湘西自治州10个,黔阳专区11个,邵阳专区7个,常德专区5个,益阳专区1个。1967年6月19日,湖南省革委会内地建设组又向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上报湖南“三五”计划,后三年湘西大“三线建设”报告中,增加了9个——新邵、涟源、邵阳、邵阳市、常德、汉寿、安乡、常德市、桃江县。共43个。主要有:
基础工业——金竹山火电站、凤滩水电站、会同300厂,湘黔铁路、枝柳铁路等;国防军工——有五一、五二、五三机械厂,向红、红日、资江、建华机械厂、红光仪器厂等,配套生产常规武器弹药配件;军工民用项目——长岭炼油厂、岳阳石油化工总厂、浦沅工程机械厂、湘西仪表厂、中南制药厂、中南制药机械厂、湘东化工机械厂等。[7]
那么,这“大三线”与我们湖南的“小三线”有何交集?与岳阳的“6501”工程有何关联?与临湘町家畈灵山隧洞又有何联系?那就是——油!油——中国工业的血液;油,石油,攸关共和国经济工业命运的“一滴油”!
限于笔者现有的能力和条件,难以描述石油工业部将军们最后决策时的情景,也难以找寻当年向党中央汇报建设湖南炼油厂选址的详细史料。但我们可以想象,也许决战千里的将军们汇聚在会议室,看着铺摊在桌面上的湖南省岳阳地图,听完部里基建总工程师敖明模等人最后的考察陈述,随着敖明模指尖在地图上“临湘陆城”处一停,指着他的家乡临湘县陆城马鞍山一带的“长岭”说,就是这个地方!
将军们的目光凝聚了,将军们心跳频率一致了。
1964年11月,共和国一个静默神秘的日子,石油工业部“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布局长江中上游战备炼油厂的《报告》,就到了党中央最高决策人的办公桌上。湖南现代石油化工产业的肇始,就在临湘县一个叫“长岭”的地点开始了原点起步。
于是,1965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中发(65)45号《关于批准建设大同、岳阳两个炼油厂的通知》的文件,就在绝密的情况下签发了:
关于批准建设大同、岳阳两个炼油厂的通知[8]
中发(65)45号
石油工业部党组并告华北局、中南局、山西、湖南省委:
(一)同意建设山西大同、湖南岳阳两个炼油厂,建设规模均定为每年加工原油一百五十万吨。在建设中,要继续贯彻设计革命的精神,以节约劳动力,减少占地面积和投资。
(二)炼油厂气体的综合利用,采取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形式,由石油部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两厂化工产品方案的规划,由你部会同化工部共同研究,统一安排。设计、安装以及将来生产中的技术指导、技术骨干的培训,由化工部协助。
(三)为保证运油需要,铁道部应配合炼油厂的建设进度,对京包线、京广线的部分线路采取必要措施,交通部应继续研究解决岳阳炼油厂从水路运输油品的问题。炼油厂用电,请水电部安排。
中共中央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发:省委常委、省委办公厅、国防工办、省人委办公厅、计委、经委,共印二十一份。
于是,就有了——1965年2月,石油工业部命名这座“三线建设”的项目诞生,临湘……陆城……路口——石油工业部长岭炼油厂。
3.东方红 太阳升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
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唐·李白《谢公亭》
20世纪60年代,我国石化科研不断取得进步,收获了一批技术成果。如丁烯氧化脱氢制丁二烯、丁二烯聚合制顺丁橡胶、悬浮法制聚苯乙烯、溶剂法制聚丙烯、氨氧化法制丙烯腈等等技术。大庆石油化工总厂由单一的炼油生产逐步向综合利用化工生产方向发展,利用油田气为原料建成了一套6万吨合成氨和11万吨硝酸铵化肥装置,利用炼油副产品生产丙烯,建成年产5000吨丙烯腈和5000吨腈纶的工业装置[9]。显然,这是我国曾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的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产出合成纤维之后,能在大庆工业化规模生产合成纤维的最新技术成果。
1954年起,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供需关系紧张,9月份实行了凭“布票”限量计划供应棉布。除农产品粮、油以外,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民用票证,比“全国通用粮票”发行时间还早上了一年。如北京市定量标准,每人每次发放17尺3寸布票,刚够成人做一套蓝布制服,南方地带城镇每人每次只发7尺4寸布票。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重点研究解决群众“吃、穿、用”的难题。那时,北京市棉花产量较低,伴随首都人口增长,市领导就把解决“穿”的希望,寄托在发展合成纤维工业上,是我国首次从民生角度,考虑国民经济战略部署生产合成纤维的问题。
当时生产化学纤维的路子,有两条原料路径,一条是走煤化工的路子,第二条是走石油化工的路子,两条路径各有利弊,专家意见一时很难统一。
时刘仁书记到北京焦化厂与技术人员研究煤炼焦的综合利用问题。结论是:从煤中提取制造化纤的原料,技术上较复杂,且北京焦化厂为供应民用煤气,生产上已相当紧张了。国际上当时通行的技术,是走石油化工合成纤维的路子。负责北京工业的书记郑天翔,咨询其30年代清华大学的校友、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康世恩。
由此,北京市确定了发展石油化工——合成纤维——解决北京市民“穿衣”路径的思考。
1966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建设北京炼油厂,规模为100万吨/年。随着国家“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展开,1966年5月19日,根据备战要求,北京市有关部门认为炼油厂厂址选点不符合“靠山、分散、隐蔽”“进山、入洞”和“少占或不占耕地”的选址原则,否定了原选厂址方案。经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国家建委、石油部、北京市计委和建委等单位实地踏勘、商讨后——北京炼油厂厂址定在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坟山大队栗园地区一个狭长的山坳里。[10]
在那北京西南龙骨山下。
面山住着一户老北京——赵燕新老汉。
龙骨山下传说着一个“凤凰来仪”的故事。清朝雍正八年,不知何年何月的当地人用汉白玉建造了一座石亭,起名“凤仪亭”,亭中石碑上记载着一个凤凰来仪的故事:一日,朝阳方升,有凤凰来仪。足高数尺,尾长丈余,五彩缤纷,众鸟拱卫,吉祥万福。
吉祥鸟的传说,没有改变赵燕新祖祖辈辈贫穷生活的景况,倒是这共产党的天下,一下子“飞驾”来临了这么个现代化石油化工联合工厂,使自己的三个儿子一下子成了新中国的工人。他看到大批大批的铁家伙齐齐的运到凤凰亭脚下,张燕新老汉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八月北京,天高气爽。望着这山形地势的变化,赵老汉时不时到“凤凰亭”那儿溜达,嘴里哼着不知老几辈传下来的民谣:
猫儿山下三件宝,
肩背筐来刮汗刨,
还有那件破棉袄;
乱石滚滚满山坡,
吃喝都用毛驴驮,
……
如今工厂建山坡,
凤凰来仪笑呵呵。
“文化大革命”期间,鉴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北京东方红炼厂的建设,在老百姓不知不觉打理自己的日子间,由最初的解决北京市民“穿衣”“化纤生产原料”的方向,逐渐转了向,改成了以满足供应首都和华北地区燃油需求为目标了。
到1969年随着常减压蒸馏、催化裂化等三套生产装置相继投产、生产出合格产品,结束了北京没有石油化工工业、没有石油产品的历史。
1969年9月30日,一辆满载东方红炼油厂成品油的彩车开进北京城报喜,实现了广大建设者向国庆20周年献礼的目标。
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的建设,其最大的亮点,是利用国内当时最先进的石油化工科研成果,使中国石油开始走上了自力更生、自行设计、自行安装、综合利用石油气的大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建设道路。标志性的工业意义,象征中国石油化工技术的进步,开始摆脱国外石油技术垄断,具有独立建设能力的实物成就。
随着年炼油250万吨——东方红炼油厂正式建成,按当时“文革”政治氛围,其后诞生的石油化工系列工厂就都有了自己“革命化、战斗化、红色化”的称谓。它们是:
利用炼油碳四馏分丁烯,经氧化脱氢年产1.6万吨丁二烯,运用丁二烯经聚合反应年产顺丁橡胶1.5万吨的——胜利化工厂;
利用炼油蜡下油经裂解、缩合,年产合成洗涤剂原料烷基苯7600吨的——曙光化工厂;
利用炼油催化裂化干气,经部分氧化制合成气,年产合成氨1.5万吨、浓硝酸、硝铵肥料等产品的——东风化工厂;
利用炼油重整碳八分离出的乙苯,经脱氢生产苯乙烯再聚合,年产聚苯乙烯1130吨,和运用炼厂副产品丙烯年产聚丙烯5000吨的——向阳化工厂。[11]
说到当时“文革”政治氛围,一些工厂、单位、街道、建筑物,都受到“革命化、战斗化、红色化”改名、改姓、改称谓的影响。在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建成投产命名之后,尾随其后诞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2348工程指挥部”,在收编“石油工业部湖南炼油厂”这码子事儿的时候,对其命名曾经还有过一段插曲。
当时2348工程指挥部在讨论炼油厂收编方案时,将军们提到命名时,有领导提议,北京有“东方红炼油厂”,我们在毛主席家乡、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搞“三线建设”,“东方红、太阳升,北京东方红,韶山太阳升”,那我们就叫它“太阳升炼油厂”好了。不过,在正式命名的文件中,总后勤部还是按解放军部队接收移防的传统,按收编时间顺序命名为“第三筹建处”了。
不过,北京(燕山)东方红炼油厂的建成投产,也给原主张以石油化工技术生产合成纤维,解决首都老百姓“穿衣”问题的领导,胸垒不免横生了“合成纤维”发展的遗憾。
1969年9月23日,北京市向国务院上报《关于东方红炼油厂进行石油化工综合利用的报告》(简称:九二三方案)。国务院批准报告,燕化职工奋战三年,引进日本年产30万吨乙烯等“四烯”系列装置,建设年加工原油350万吨的北京石化城,那是中国石油化工迈向新历程的后话了,也算圆了北京市民穿“的确良”衣服的美好愿望。
4.废军衔 易军服
文公问于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国为易,今也难。”对曰:“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君以为难,其易也将至焉!”
——《国语·晋语》
1965年5月25日,神州大地,发生了一件直接影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大事。
这天,全国各大报刊同时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刘少奇签署主席令“公布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内容如下:[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已经通过了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现行的军衔制度。为了能够充分体现出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国务院对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决定如下: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沿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本决定,从1965年6月1日起开始实行。
同一天,《解放军报》以“发扬光荣传统促进革命化”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赞扬取消军衔制度,赞扬换发新帽徽、新领章的举措。对新帽徽、新领章做出了新的表述:
帽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象征着党和毛主席的领导;领章是革命红旗挂两边,象征着我军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这就非常形象地体现了我军的革命本质和光荣传统。
解放军从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学习苏联老大哥军队正规化建设,军衔制的设立到废止不过十年的功夫,原因是多方面的。
境外舆论“德新社”驻北京记者(1965年)6月1日电是这样报道的:[13]
根据政府的命令,共产党中国军队(估计有三百万)的一切军衔和其他符号在昨夜全部废除。……从今天起,肩章也废除了。这里的观察家说,取消军衔的目的是:证明共产党和军队之间的不可动摇的团结;证明党对军队的最高指挥权。
这次涉及300万(实际直接涉及700万)军队的重大军服着装制度的改革,总后勤部于1964年3月就成立了全军服装调查研究小组。组长是总参谋长彭绍辉上将;副组长是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池明中将,总参军务部部长苏静中将。限1964年8月以前,上报服装改革方案。
1964年11月23日,总后勤部上报了《关于军服问题的报告》,里面提到了军服颜色、布料供给、款式的改革,还涉及到呢礼服、呢大衣和士兵皮鞋停发等问题。经军委第232次办公会议讨论,原则通过了《关于军服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的诞生,就拉开了我军国防“六五式”军服改革的帷幕。[14]
“军衔废”,带来700万解放军“军服易”的问题。
总后将军们明白,战争年代那种靠打仗筹集补给,各自为战找补给,前线战斗解决补给,“三补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眼前首要任务,就是动脑筋想办法,紧跟党中央的部署,展望国防现代化建设新形势,保障部队“着装”的需要。
于是,将军们紧锁眉头,像北京市委领导一样焦急,到哪里去找“布”?来解决700万人的统一“着装、穿衣”问题呢!
于是,将军们明白,伴随着国防建设、现代战争的残酷,部队、兵种、专业统一化、系列化、轻型化、功能化、系统化等不同的军需要求,过去那种各军种、各兵种、各自为战组建军工生产的形式迟早将被淘汰。
于是,将军们像北京市领导一样细心,思虑随着现代战争和作战武器样式的变革,军服的样式也向智能化、高防护性方向发展——在未来的岁月里,高科技现代化、规模化、产业化将是解决战士“着装穿衣”问题魅力的方向。
于是,智者不危众以举事,仁者不违义以要功。将军们焦虑着、思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