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译者导言

——《鼠疫》，哲理小说之经典，

“加缪，醒世作家的继承人”（萨特语）

一 引言

每当提起加缪（1913—1960）以及他的人生与写作，“哲学”一词“不请自来”，尽管他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声称：文学艺术家是对他最适合的称号。然而，人们仍旧一而再再而三想弄清楚他究竟是不是哲学家。法国人狭义上称呼le philosophe，从职业上讲，凡是高师或大学哲学系毕业，经过全国会考取得学衔者，即可正式任命为大学或高中哲学教师，均可称为“哲学家”。而加缪在高中学哲学的成绩确实不错，并且受到恩师让·格雷尼埃的指导，也写过哲学毕业论文，但因身体染疾，未能参加学衔培训和会考，未获授衔。文凭与证书在法国一向起着杠杆的作用。更何况，在学术知识界，哲学家必定有哲学著作，甚至成系统的专著，大哲学家要像萨特那样发表本体论（ontologie），如《实在与虚无》。从名分上这么衡量似乎有道理。但加缪的写作生涯与哲学关系密不可分，毕竟千真万确。甚至可以说，哲学与他的创作有着十月怀胎的内在关系。加缪在《手记》第一卷中写道：“仅用形象去思维，你若想当哲学家，就写小说好了。”这个你，是对自己的嘱咐。他坚信不疑，十分自信。

就这样，加缪亲自顺应或确认初期的愿景，心甘情愿承认：“我不是哲学家。但我不怎么确信，一定要相信一种哲学体系理性。我感兴趣的是，知道必须如何自我表现。更准确地说，在既不相信天主，又不相信理性的同时如何为人处世。”（参见《手记》第三卷）加缪如是说，是在树立自己的形象，言下之意，他并不反对哲学理论，只是反对与他同代的哲学家们，如以萨特为首的“存在主义者们”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专家们。

加缪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的演说中，口口声声称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家如何如何思想，俨然是一位哲学家在大讲哲学。但这位“哲学家”并不诉求哲学家称号，而是以创作风格的名义，以创作自由和自主的名义，以反对某种抽象思维的名义，总之，以所发生事情的名义去刻划和塑造哲学。因此，加缪选择了运用文学去跟又抽象又枯燥的系统思辩的哲学作斗争。

加缪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冷战，深切感受到两大主义的夹攻，两种意识形态的极端对立，觉得无所适从，明知中间路线走不通，却硬着头皮顶风，拒绝选边站，尤其使他受不了的是来自亲如手足的萨特为首的左派打压。怎么办？他在《手记》（第二卷）中写道：“思想总是向前进的，人们想得太远了，离开处于现时躯体实在太远了。不如革除希望，把思想拉回人体之内。”希望确实使人看不清现实，应当优先考虑和关照人的肉体所处的现实。哲学与文学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是丰富又是冲突的，但两者完全可以结合，抽象与具象相结合，辩证统一在一个形体之内。”

加缪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法国思想意识形态不再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了，其实从来都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他指出，思想最好的历史恐怕是其忏悔乃至悔恨的历史。我们知道，当体系有价值的时候，是不与体系的创作者分离的。这不，抽象思维终于与肉体构架会合了。同样，肉体跟激情搞小说游戏，更是根据一种世界观的要求理顺组合。作家不再讲“故事”了，而是创造他自己的天地。咱们不妨大段引用加缪本人的精辟论断：

伟大的小说家是哲学小说家，就是说主题小说家的对立面，诸如巴尔扎克、萨德、梅尔维尔、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卡夫卡，只举这么几个吧。他们便是如此……

他们选择形象而不用推理来写作，恰恰揭示了他们共有的某种思想。这种思想确信一切解释原则都是无用的，深信感性的表象富有教益的信息。他们把作品既看做一种结束，也看做一种开始。作品是一种经常意在言外的哲学终点，是这种哲学的图解和完美结局，但只用这种哲学的言外之意来完成。这种的作品终于使一种古老主题的变相说法合乎情理，即少许思想远离生活，许多思想回归生活。思想不能使真实升华，而止于模仿真实。此处涉及的小说是认识的工具，这种认识既是相对的，又是取之不尽的，非常像对爱情的认识，因为对于爱情，小说创作表现出最初的惊喜和富有成果的反复思考。这就是哲理“小说所具有的魅力”。[2]

换言之，加缪明确指出哲理小说这种独特的类别，在于小说铺展的形态仿佛披戴着面纱，而非刻意诠释哲理，是一种启发性的哲学，引起联想；是一种隐蔽的哲学，而非系统性的，更非明示性的哲学。

我们不妨举一小段权威性的评论，说明《鼠疫》表现或诠释一种当时非常流行的哲学思潮：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在1947年6月13日给她美国亲密男友尼尔森·阿尔格伦的一封信中写道：“既然您对存在主义感兴趣，那就请读一下《陌路人》（又译《局外人》、《异乡人》）的作者加缪刚出版的一本重要的书《鼠疫》，是以奥兰发生鼠疫的故事为掩护，阐述德国军队占领巴黎。他描述骇人听闻的瘟疫，受大灾大难的城池孤独无援，居民们躲在紧闭的门后，害怕传染，有的恐惧，有的勇敢……透过这一切，作者竭力思考世人存在的意义，思考世人存在的根据，思考接受世人存在的方式。”必须指出，这个时期，德·波伏瓦跟随萨特，跟加缪的关系基本上和睦，尽管开始在政治、哲学、道德、为人处世等等方面出现一些分歧、不快甚至争吵，但法国乃至西方舆论把他们统统称为存在主义，加缪坚决反对，萨特和德·波伏瓦也不承认，特别是萨特，至死不承认。当时为了平息闹得沸沸扬扬的舆论，萨特发表重要演讲，只是说人们一定要称他是“存在主义者”，那他的定义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读者若有兴趣，谨请查阅同名拙译并译序，参见《萨特文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综上所述，在对待小说《鼠疫》的问题上，好事者们大大夸张了萨特与加缪的分歧。西方学者，尤其美国批评家，大量引用德·波伏瓦的回忆录和《名士风流》对加缪确实欠公正的说法，外加胡编乱造。我们不妨就对《鼠疫》的态度，举出有案可查的两个实例：

一、众所周知，加缪对《现代》一位编辑强烈批评《反抗者》的态度非常不满，他蛮可以直接强烈反驳，可他自我膨胀得失去了理智，不屑回击，而直接给主编萨特发表挑战性公开信，当然遭到萨特上纲上线的无情反击，等于从此绝交。即使在这样的一封公开信中，萨特仍然肯定和赞扬加缪的小说《鼠疫》，全文如下：

您在《鼠疫》中能够用细菌来表达德国所起的作用，而没有任何人领会为故弄玄虚。简言之，您在几年之中是人们能够称之为各阶级团结的象征和经受了真凭实据的考验。

二、兄弟反目之后，分道扬镳。1960年，加缪不幸因车祸罹难去世。萨特闻风而动，立即在《法兰西观察》杂志发表一段话，感人肺腑，全文如下：

加缪是本世纪反对大写历史的代表，是醒世作家漫长谱系的当今继承人，其醒世作品，也许构成法兰西文学最为独特的作品。他的人本主义是执拗的、狭隘而纯粹的，庄重而性感的，为反对当今时代大量和畸形的事件而投入一种不可靠的战斗。然而，加缪凭着那种种拒绝的顽强性，他处于我们时代的中心，重申德行的存在，反对玩弄权谋不讲信义之辈，反对现实主义的金犊偶像（趋炎附势、金钱崇拜）。不妨说，他就是这种不可动摇的证明。只要稍微读一读他的作品或思考一下，就触碰到人的价值，而他总是紧紧把握着世人的价值：他质疑政治行为，必须要么绕过，要么战斗。总之一句话，这种形成精神生活的紧张是不可缺少的。

黑字白纸，有案可查。笔者斗胆提出一个结论性的问题：有谁对加缪写过讲过如此崇高而贴切的评价？答案：没有。上述评价显然是萨特对加缪全方位的总评，但我们认为小说《鼠疫》最适合全方位体现上述评价，所以我们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按照萨特的定性评价对《鼠疫》进行诠释和分析，有不当之处，谨请各路神仙指教。

二 独树一帜的哲理小说：形而上囚徒困境

加缪创作的《鼠疫》继承法国乃至西方的醒世文学，展现世人荒诞存在的困境，追问人的存在意义，把追问人的存在体验和意义作为艺术表现的主题，即中心内容，寻找文学意象与社会生活的对应点，但始终找不到摆脱人类生存困境的药方。世人唯独能做的就是反抗，哪怕为反抗而反抗。

小说《鼠疫》，从形式上讲，参考《瘟疫年纪事》，然而是虚构的；从内容上讲，创作灵感则来自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出生于约克的航海者（水手）在一次航行到美洲主要河流奥尔诺科河出口时翻船，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在靠近美洲大陆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生活了二十八年，最终奇迹般被海盗解救。对鲁滨逊遭受的二十八年囚徒困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作了一个政治性解读，尖锐指出：“这是一部冒险小说、流浪汉小说，歌颂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冒险进取的精神，宣扬殖民主义思想。”[3]进而，为鲁滨逊这段冒险经历创造了一个新词儿：Robinsonnade，可译为“鲁滨逊冒险流浪”。加缪十七岁便攻读《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并在《反抗者》中多次高度评价《导言》，尽管也颇有微词。不过，从未提起过马克思这段评论，想必也顾不上了吧。好在这部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历险记给了他创作《鼠疫》的灵感。那句“用另一种囚徒困境来表现某种囚徒困境……”，他作为本书题献的名句画龙点睛般道出了《鼠疫》的主题，实在是太贴切了。这部以年纪事形式的小说，加缪一直等到最后才点出作者是里厄大夫，明眼人一看这就是假托，其实是加缪自己，不过是理想境界的自己。另一位纪事者，塔鲁，除某种性格表现相像以外，政治思想一脉相承。比如，政治思想立场不选边站以及废除死刑。我们将在下文重提此事。

那么加缪为什么选择奥兰作为上演鼠疫的舞台呢？他在《夏天》一文中指出：“为了逃避诗情画意，重新找到乱石滩的沉寂，必须具备另类荒漠空寂，另类既没有灵魂又没有救助。奥兰正是这类地方。”

也就是说，奥兰之所以成为《鼠疫》的舞台，正因为这座城池既无过去又无阴影，也无梦想更无衰落。居民们也做生意，但为了赚钱，没有别的梦想。他们喜爱大海，因为他们周末可以去游泳，根本不要求改变生活环境，只要拥有自己的老婆就行了。在这赤裸裸的阳光和真情实况之中，里厄、塔鲁、朗贝尔是不可能弄虚作假的，他们面对自己，表里如一。

鼠疫囚徒的地理困境：奥兰这座蜗牛般建在高地上的城市，几乎不向着大海，而是背靠大海，昏昏沉沉，凄凄惨惨。长长的灰泥城墙中间，街道中间，街道两旁的商埠玻璃橱窗积满尘垢，坐在脏兮兮发黄的有轨电车里，人人皆有处于囚徒困境之感。下午两点，城池变得空荡荡，正是寂静、尘埃、阳光与鼠疫在街上会合的时辰。热浪沿着一幢幢灰色大屋舍不断涌来，这种囚徒困境的时间漫长，直到火热的傍晚降临这座人口稠密而喧嚷的城池方告结束。

鼠疫囚徒的家庭困境：戒严是突然宣告的，城门一旦关闭，出不去进不来，除了物资匮乏，生意难做，商业景象萧条，最紧迫的是缺医少药，死亡率直线上升。但感情上心灵上陷入囚徒困境最深的要算别离的夫妻或情人，失散的骨肉亲人，总之别离的亲人们经受着双重的痛苦。怎么办？没有办法，只好逆来顺受，忍受痛苦。这种突如其来的分离无可指责，前景难以预测，令人狼狈不堪，不免使人们无所作为，无奈地浸沉在回忆之中，整天只好思念恍如近在眼前却已远在天边的亲人。事实上，人们受着双重痛苦：首先是自身的痛苦，然后是想象在城外的儿子、妻子或情人等亲人的痛苦。有鉴于此，叙述者指出：“鼠疫给我们同胞带来的第一印象就是流放感。”又及，“我们心中时时刻刻背负的空虚正是流放感。”

至于囚徒们的心理困境状况，不妨引一小段描述：“他们搁浅在深渊与顶峰之间，上不得也下不得，飘浮其间，被遗弃在毫无方向的日子里，沉湎于碌碌无为的回忆中，恰似漂泊不定的幽灵，只能接受扎根于痛苦的土壤里才可汲取力量。”大凡囚徒们只因避免精神崩溃而躲进幻想。

鼠疫囚徒们仿佛生活在铁窗后面，他们说：“我们承受不了现时，既敌视过去，又被剥夺未来，我们活像被人世法律或仇恨抛到铁窗后面生活的人。”而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感觉是：在空荡荡的咖啡馆堂屋里，朗贝尔作为异乡人为出城到处碰壁，好似一个被遗弃的幽魂。

“这种缺德该死的瘟疫，身子骨儿即使没得上这号病的人们，心里头儿也脱不掉干系！”结论是：“鼠疫意味着流放和别离。”以上种种，都是未染上瘟疫而陷入鼠疫困境的状况，我们称之为“鼠疫形而上困境”。

那么，人们如何对待形而上囚徒困境呢？答案是：逆来顺受。不知道里厄大夫也是夫妻分离两地的新闻记者朗贝尔责怪大夫不肯帮忙，抱怨道：“也许您体会不到两个情投意合的人两相分离的滋味儿吧。”大夫回答，他自己心里体会得到，但没有对朗贝尔说，他自己的夫人病重在城外较远的医院疗养。后来朗贝尔得知后，对大夫特别敬佩。

里厄大夫实际上给朗贝尔上了生动的一课，让他明白世人在囚徒困境中如何处世。借此机会，不妨再举一例：当里厄大夫听塔鲁说，帕纳卢神甫乐意加盟他们的抗疫斗争，非常高兴地说：“我高兴的是终于明白他的为人处世比他的高堂布道更好。”何谓世人之典范？人人做的比说的好。只要给别人提供成功的机会就是好样的：我先为人人，人人再为我。

三 加缪的人生观和社会道德观、价值观

“做的比说的好”，“我先为人人，人人再为我”，是加缪借里厄大夫之口说出自己身体力行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之出发点。这里里厄大夫作为鼠疫囚徒一分子心理和思想升华的肺腑之言。他又说：“鼠疫初发之时，萦回脑际的琐事一大堆，连一点一滴都放不下，根本不关心别人的生存，一味体验个人的职业生涯。现在则相反，他们只关心别人所关心的事情了，急人所急，你我不分了，脑子里只有大家普遍的想法，甚至他们的爱情也变成最抽象的展露。他们沉溺于瘟疫，完全听任摆布，有时只希望长眠，甚至突发奇想：‘腹股沟淋巴结炎啊，咱们了断吧！’”

鼠疫把人类社会价值判断一扫而光，宛如世界末日。声援者们远在天涯海角，通过广播向奥兰人民表达同情和鼓励，这种高谈阔论毫无意义，于深受囚徒困境的民众而言，如隔靴搔痒，形同陌路。与此相对照的则是里厄大夫及其同仁们日日夜夜工作，里厄他一天只睡四个小时，与鼠疫斗得精疲力竭，疲于奔命却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病人痛苦而死，还要面对病人家属的哀号：“大夫，救他一命吧！”“您没有心肠！”大夫也会一时情绪低落，备感委屈，但很快振作精神。里厄这种与病人及其家属同生共死的精神自始至终彰明较著，他说：“世人离不开世人，千真万确。”他与这些不幸的人们一起陷入绝望，离开他们时，昭然而生的怜悯之心颤抖不已，自认是应得的。因此，他在众人中实际威信最高。

当时，奥兰许多新道德家们竟说，无论做什么都是白搭，不得不下跪了事。然而，里厄和塔鲁等人回答则相反：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而决不下跪了事。全部问题在于阻止尽可能多的人死亡，为此只有一个办法，与鼠疫作斗争，这是真理。这就是为什么里厄跟老卡斯特尔应急就地取材，全力以赴自力更生研制血清，利用肆虐全城的鼠疫细菌培养血清，最后取得成功。

像这样的大灾大难中何人最值得称赞？作者认为，是像小职员这样的人物，应当“推荐这个无足轻重又无声无息的英雄”。这名无名英雄为谁树立榜样？加缪自问自答：“为自己树立榜样”，那么再大的灾难也能战胜。这符合加缪企图树立的形而上道德观念。古人云：“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记者朗贝尔最痛苦的时刻也是战胜痛苦的起点：他在咖啡馆等到半夜不见接头人是他最失望的时刻，恰恰也正是这样的时刻，即所有出城的通道全被堵死之时，他几乎把妻子给忘了，全神贯注寻找一个缺口，以便打破他与妻子隔离之围墙。这时，他去找里厄大夫希望解开人生这个谜团：何谓世人的人生观？

朗贝尔感叹道：“人生一旦背离爱，就成为一种短命的人生理念。而现在，恰恰我们不再可能爱了，那么大夫，让我们逆来顺受吧。让我们等候能爱的时刻到来吧。假如真的没有可能，那就等待全体解脱了事，别充当什么英雄好汉了。”“值得我关心的则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而您可以为一种理念而死。”对这位刚愎自用失败者的满腹牢骚，里厄大夫只是淡淡回答一句：“人不是一种理念。”记者依然指责里厄说：“您可以为一种理念而死，而我，已经看够了为一种理念而死的人们。”他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属于为革命而失败的一方，不再相信英雄主义了。正直守本分是什么意思？朗贝尔问。里厄大夫回答：“我说不好有什么普遍意义，反正就我的情况而言，就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呀。”

我们不妨再举一些里厄大夫跟塔鲁促膝谈心的话：“只需看清符合世人希望的东西就行了。”他“拿定主意，应当为所有人说话。”“世上若有一件东西让人们永远向往并且有时可望获得，那就是人间温情。”我们把以上不同时间谈的话组合在一起，概括为里厄大夫做人的道德三准则。塔鲁把这些话一直记在心上，逐渐明白他“向往超越连他本人都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终究找不到答案。他好像找到了他曾经论述的难以为继的安宁，不过是在死亡之际找到的，那时安宁对他已毫无用处了”。好在他死亡前后得到里厄与其慈母精心医治和照料，安宁无愧地死去。加缪评论塔鲁之死很有水平：“最优秀的人总是先死，这就是生活。不过，他那个人，倒是知道自己要什么。”“有苦必有乐，才成其为世界”，这是里厄大夫的苦乐观。这不，他编写年纪事的目的正是“爽直说出在有些世人身上值得称赞的东西多于可鄙的东西”。

四 加缪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人本主义

“假如没有上帝，一切皆许可。”加缪在《西西弗神话》、《反抗者》等作品中不厌其烦地诠释和论证其引发和产生的人世效果，同时反其道而行之，鼓吹“假如没有上帝，一切并非都许可”。实际上，加缪从最早期的作品（叙事散文、思想散论）就不断提倡对世人的信仰，相信世人的勇气、忘我精神、大团结的良知和意向。这在《鼠疫》中特别引人注目和赞赏：《鼠疫》显示并证明一种极大的悲观主义，因为世人无法战胜痛苦，一种荒诞的痛苦，即无能为力的痛苦、战胜不了的痛苦、绝对不允许活下去的痛苦，得不到任何拯救，用宗教术语来说，没有任何机会赎罪或赎救，正如笛福《瘟疫年纪事》所宣扬的赎罪不成，受惩罚理所应当。然而，《鼠疫》的一些主要人物不信这一套，依然找出种种理由抱有希望治愈这种被认为不可治愈的疫病。对人类始终抱有希望：书中人物想尽一切办法，百折不挠。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比如里厄大夫和塔鲁的赤胆忠心，把“死马当活马治”，以及他们的友谊，他们对周围人的体贴、友爱、谅解，甚至千方百计想逃出围城去与妻子团聚的记者朗贝尔最后主动放弃机会，留下来参加共同的事业。

加缪通过这些人物表达他对人的一种信仰，并不需要对人生外加一种意义，一种价值观念，即应当相信人自己固有的义务感和价值感，就是说，不一定需要信仰上帝或一种什么主义。人天生就有义务感、正义感。只要心无旁骛，做好本职工作，就能体现人生价值。总之，人并不一定需要依托外部的所谓价值观念来体现。人本身才是万物之灵。这就是加缪人本主义的基石。作者将其人本主义思想体现在里厄大夫这个人物身上。这不，里厄工作时总是精神抖擞，实打实的硬功夫体现在每天的工作中。其余一切皆系于毫发，系于微不足道之举，不可驻足止步于此，重要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一天，塔鲁对大夫说：“您跟帕纳卢神甫的想法一致，认为鼠疫也有其好处，能使人睁开眼睛，逼人思考！”

“我在医院待得太久了，难以对集体惩罚的理念一往深情。”里厄对塔鲁拿他与神甫相提并论不以为然，把话岔开了，接着说：“神甫也说说而已，不一定心里就这么想的。”不过教士们“会先去照料受苦受难的人，而后才会想去证明受苦受难也大有裨益”。但是，信天主好呢，还是不信天主好？“普天之下，没有任何人，根本没有，连自以为相信天主的帕纳卢本人都不相信有万能的天主，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完全听天由命。”里厄自以为在与现实的造化作斗争的同时，自己迈步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他认为世人不信天主而与病魔作斗争对天主更好！他说：“既然人世秩序以死亡来了断，对天主而言，世人不信天主也许更好。世人竭尽全力与死神作斗争而不去仰望天主不发声的青天也许更好！”可斗争“意味着接连不断的失败”。塔鲁听得目瞪口呆，问道：“这一切，谁教您的？”

“苦难！”里厄大夫脱口而出回答。

在另一个场合，他们继续讨论人的信念，即善恶观，知与行的关系。里厄认为，与恶魔作斗争，要同心同德，真心诚意，不怕牺牲：人类的光荣。不靠上帝，靠世人自己。他说：“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出自愚昧无知，善意若无见地，可能跟恶意造成同样多的伤害。世人还是好的比坏的多吧，实际上，问题正在于此。但世人无知，或无知程度高一些，或无知程度低一些，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善与恶了。最令人失望的恶，是无知引起的恶行，自以为无所不知，至于擅自杀人。而凶手的灵魂是盲目的，故而没有明察秋毫的真知灼见，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善和崇高的爱。”“安于绝望恰恰比绝望本身更为糟糕。这才是真正的不幸。”“鼠疫剥夺所有人爱的能力，甚至剥夺了所有人友善的能力。”

最为感人的一幕，正是里厄在预审法官小儿子身上试用自主研发的血清，无辜的孩子遭受到难以想象的痛苦，几乎令包括里厄在内的人们精神崩溃了。里厄大夫怒火中烧，一时失礼，冲着神甫嚷道：“这孩子，至少清白无辜吧。”大夫对着神甫抗议天主不公平。人有罪该受到惩罚，但纯洁无邪的孩子有什么罪，为什么要如此折磨他。大夫说：“在这座城池，有些时辰，除了反抗，我没有别的感受了。”他甚至说：“我至死也不会爱这个使孩子们受尽折磨的世道造化。”何谓行医？“拯救世人。此言于我未免过重，不敢当，我的境界没有如此高远。我所关心的是人的健康，人的健康是首要的。”

此幕结束，里厄大夫怒气冲冲走了，帕纳卢神甫紧随其后，他们终于在户外空地彻谈了一次。神甫受到里厄大夫的影响，改变了对基督教徒恩惠的观念：“最严酷的考验，对基督而言，依旧是一种恩惠。此类基督徒理应寻求的恰恰属于他的恩惠，以及这种恩惠由什么组成，怎样才能找得到。”这说明神甫动摇了唯天主之意是从的善恶论，因此神甫也拒绝跨越囚徒困境，必须选择！他说：“天主把我们逼到墙根儿，就这样使我们统统落入鼠疫的围墙里面，必须在死亡的阴影中寻求赐予我们的恩惠。”必须做出选择，从神甫嘴里说出来：“要么相信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神甫终于拒绝利用唾手可得的优势一举跨越囚徒困境：“根据天主的意旨，有些事情可以解释，另一些事情无法解释。”于是神甫认为不同寻常的时期，可以提出不同寻常的要求。因为，“今天，天主将自己创造的人置于不幸的境地，这是赐予他们的恩惠，迫使他们找回并且承担这个至高无上的抉择：‘要么全盘接受信仰，要么全盘否定信仰。’”“一切罪孽都是死有余辜，一切冷漠都是大逆不道。”结论：“要么无罪，要么死罪。”二律背反，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实际上，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要么得永生，要么遭永罚。大难临头，基督徒应具备全盘接受的品德，要有一种谦卑，即一种心甘情愿的自卑自贱，甘心情愿接受屈辱，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愿。基督徒会选择全盘相信，以免陷入全盘否定。至于对待孩子们遭受的巨大痛苦，神甫是这么解释的：“孩子们的痛苦正是我们的苦涩面包，但倘若没有这种面包，我们的灵魂就会缺乏精神食粮，就会饿死。”神甫讲了一大堆二律背反的“格言”式陈词滥调，我们早就在《西西弗神话》和《反抗者》中屡见不鲜。可以想见，他们的坦诚谈话不欢而散，但里厄觉得神甫进步了，这不，他号召人们留下抵抗鼠疫，面对鼠疫，不应当逃避，不应当放弃，而应该在黑暗中摸索。他说“一切听从上帝安排”与“千方百计做好事”并不矛盾。还说：“在鼠疫中没有安全岛，不存在中间安全地带。”最后的结论：“爱上帝是一种勉为其难的爱。这种爱意味着彻底抛弃自我和鄙视自身。”

塔鲁对帕纳卢上述布道的核心意义概括道：“一个无辜者被打瞎双眼，一名基督徒应该要么放弃信仰，要么接受眼睛被打瞎。”而他对圣人有独到的见解，他写道：“人，也许只能达到近似圣人的境地，果真如此，就得满足于做个谦谦君子和仁慈心肠的撒旦。”然而塔鲁的自信也不是始终如一的，他在《手记》中写道：“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总有一个时辰，人有片刻是孬种，他唯独怕这种时刻。”“要成为圣人，必须活着，斗争吧。”这几乎是他的座右铭。他向里厄讲述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就反对死刑，他回忆道：

“我十七岁那年，时任代理检察长的父亲邀我去听他起诉发言。”他“指望这种最能触发年轻人想象力的仪式能助推我父业子承”。罪犯确实有罪，至于多大的罪，并不重要。当父亲宣告：“这颗脑袋应当落地。”我对犯人产生了一种令人眩晕的亲切感，我认为行刑现场的执行时刻就是最卑鄙无耻的谋杀时刻。

当记者问他这意味着他反对死刑，加缪毫不犹豫地回答反对死刑确实是他本人的观点。请记住这是在冷战高潮期啊，立刻遭到左右两大阵营的夹攻，被《现代》的干将们嘲笑为红十字道德观。言归正传，塔鲁说：“觉得有人要杀掉这个活生生的人，一种巨大的本能带着一种执拗的盲目性，像浪潮一般把我推向被告一边。”此言明确披露了作者加缪根深蒂固的人本主义。塔鲁第二年十八岁成年后便离家出走，坦言道：“我感兴趣的问题，始终是死刑。我很想跟红棕色猫头鹰（法官的绰号）算清一笔账。结果，我搞起政治来了。（……）我相信我所处的社会建立在死刑的基础之上。我跟社会作斗争，就是跟谋杀作斗争。”

言下之意，谁不反对死刑就是帮凶，因为人人皆为“鼠疫患者”，无论穿红袍或穿布衣，加缪认为“我是自己的陌路人”。“一旦认识这一点，便自由了，可以自由选择了。此时的我反倒是：天下皆醉，我独醒！”“我现在觉得历史已证明我行之有理”，“如今人人都在看谁杀人最多”。“他们疯狂杀戮，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了。”“我心知肚明，这个世界本身，不再有任何价值，自从我弃绝杀人之日起，我就已判决自己终生流放。历史将由其他人来创造。”这位形而上的清教徒夸口说：“历史将证明，我，加缪，行之有理。”他通过变相的加缪，即塔鲁之口，显露马脚：“我感兴趣的，是要知道怎样成为一个圣人。”可悲？可叹？不信上帝也可以成为上帝吗？塔鲁直截了当道出加缪的心声：“人，能否成为一个不信上帝的圣人，这是如今我碰到的唯一具体问题。”最终谁想得到，包括加缪本人在内，他在车祸不幸罹难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法国乃至整个欧盟先后取消了死刑。

加缪在天之灵大概不会要求世人给他建神庙立祠堂，这在法国是不作兴的，他的墓石便是他的丰碑，《鼠疫》早已列入二十世纪西方经典名著，其实他的心愿也早已实践了。

我们情不自禁地要点赞一番作者的客观叙述风格。全书几位叙述者（笔者）都倾向于客观叙述，以求不歪曲事实，避免言不由衷，叙述者几乎不情愿为艺术效果而作任何改动，除非考虑到叙述大体连贯的基本需要，正是客观性本身指导他现时说出。这段时期中最普通和最深重的巨痛正是生死别离，而且把鼠疫的这个阶段重新描述一遍在良心上没有愧疚。如果说这是责无旁贷，那么这种痛苦本身也就失去其悲怆性，同样也是真实可信的。

最后，译者谨以此书献给钟南山院士。

沈志明

2020年初春于巴黎

用另一种囚徒困境来表现某种囚禁，和用不存在的事来表现任意存在的真事，同样合理。

——丹尼尔·笛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