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鼠疫》扼要述评

《鼠疫》经过漫长岁月的构思和创作之后，终于1947年6月出版。早在1938年加缪就开始积累阅读笔记，供后来某些章节使用。1941年4月在《手记》中第一次提及以鼠疫为主题的写作计划，大量阅读了有关瘟疫的书籍、科学著作、历史文献或文学作品：几乎读遍从古代起有关鼠疫的文字。从1942年8月至1943年9月，完成初稿。同时，继续积累阅读笔记和构思记录。从1943年至1946年完成第二稿，把第一稿的叙事进行大量修改，原则上全部改为无名氏叙述者。将德军占领法国和二战胜利重获自由的许多新内容变相地分散移植到各个章节。

《鼠疫》是唯一由加缪亲自宣示为小说的创作，尽管有时又说与他偏爱的叙事散文没多大区别。不管怎样，确确实实是世人与鼠疫作斗争的故事。奥兰市爆发的鼠疫越来越猖獗，市民们奋起斗争直至瘟神消失。小说的趣味在于交错的曲折情节与人物个体命运紧扣在一起，基本上围绕小说核心人物贝尔纳·里厄大夫铺展，他团结一批人一起医治越来越多的鼠疫患者。第二位重要人物让·塔鲁，他是外来者，逐步介入，进而全力协助里厄治病救人，负责组织志愿者卫生防疫团队。第三位是巴黎派驻奥兰的新闻记者雷蒙·朗贝尔，他千方百计想离开瘟城，返回巴黎与心爱的妻子团聚，但在里厄、塔鲁等人的感召下，最后在越城逃离即将有望之时，毅然决然留下跟里厄他们一起战斗。第四位是卑俗人物科塔尔，他犯过错，犯过罪，却表面上让人感到他顶内疚，却被里厄和塔鲁发现他是假自杀，作者采用小说卖关子吊胃口的手法，任其最后自己现原形，原来他是个走私惯犯。至于第五位卑微人物格朗，市政府非正式小职员，老实厚道，虽然一贯勤勤恳恳，一直转不了正式职员，工资很低，老婆跟人跑了。他得了想写一本书的病，企图以此纪念失去的妻子，当然以失败告终。

小说劈头第一句就告诉读者，这是一部“年纪事”。故事严格按时间序列展开：在展示奥兰城市的序幕之后，由叙述者（或笔者）开讲，这名叙述者便是里厄本人，实际上则是作者加缪，因为所谓的笔者，自称当时并不在奥兰。另外，作者引用不少塔鲁的所谓手记，做为辅助铺垫。故事从4月16日开始，是发现第一只死老鼠的日子，即出现鼠疫的第一个征象，尽管当时谁都不理解怎么回事儿，直到十个月之后倾城同庆送瘟神。于是，十个月的日历几乎成为奥兰居民的专属：根据本城发生的突出事件来定位叙事：“协商会议的第二天”，“布道之后不久”等等，并且按“鼠疫日”、“鼠疫周”，“鼠疫月”来计算时间，这样说是指，奥兰人只按瘟疫的节奏生活，感到身居世外与城外其他世人不搭界了，要等到城门洞开，才按官方日期年月起居度日。

年纪事结构同时夹杂戏剧性悲情结构，通过下列手段使人感同身受：关注死亡人数演变（直线上升、停滞以及突然降至为零）；叙说与瘟神作斗争的几个阶段：收集死老鼠，立即照料医治患者，使用现有疫苗，生产新型疫病血清。另外通过建立以塔鲁为首的卫生防疫团队与疫病进行集体的、有效的斗争，再加上逐步得到市府小职员格朗、记者朗贝尔、耶稣教会帕纳卢神甫和奥东预审法官的支持和加入。最后这两位仁人志士也逐步变得比较有人情味儿，所有的人物都各司其职，对鼠疫突发所引起的问题作出有特色的回应。

小说也按照季节和天气的更替而起伏跌宕：春天浓雾茫茫，瓢泼大雨；夏天，火日炎炎，强风热浪滚滚；秋天骤雨阵阵；冬天寒冷刺骨。对季节更替的评说每次都构成伴随鼠疫演变的大气候背景。鼠疫的突发和消弭与季节天气的变化事实上是有关联的，因此作者以气候的变化作为衬托，显然加重了其叙事戏剧性和悲剧性的强度。

《鼠疫》的意义首先当然是历史性。小说首句点明奥兰鼠疫发生在“194？”，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宗明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占领法国的时期。这不，奥兰闹鼠疫时气氛与德寇占领时完全相同：宵禁，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汽油配给制，食品匮乏，商店门前排大队，黑市盛行，等等。更为根本的是，正如加缪在给罗兰·巴特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鼠疫》的“内容却是欧洲抵抗法西斯的斗争”。当时欧洲人称纳粹主义为“褐色鼠疫”，因为纳粹分子的军服是褐色的。小说《鼠疫》移植不少二战时期的暴行，诸如：集中营、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焚尸炉等等。想当时，加缪在他主持的地下刊物中称纳粹分子的行政部门为“小心翼翼而一丝不苟的行政机构，运作良好”，而与之相反，在《鼠疫》小说中，志愿参加“卫生防疫团队”的人物却被暗指为地下抵抗运动者。加缪是左派，是法共的同路人，可以说《鼠疫》矛头指向一切极权主义。关于加缪在冷战时代的政治思想问题，我们将在本书《导言》中详细论述。总之，加缪毅然决然表明，《鼠疫》是一部“全盘抵抗所有专制主义的历史”。

这部小说还有一层政治意义，那就是主要涉及国家行政管理司法部门与民众的关系，涉及政党活动与各级选举竞争议会代表名额的关系，当然与改革或革命更有关系。《鼠疫》起着识破的作用，其意义在于讽刺当局，比如称省府市府或监察与司法这些权威机构连鼻炎都治不好，而报刊广播的协助，宁愿掩盖真相，而不太乐意“引起公众舆论焦急不安”。从这种讽刺看出，曾是地下抵抗运动积极分子的加缪，以为法国获得解放可能带来新生，抱有极大的希望，但眼见当时的政府、司法、行政机构，议会选举等乱象丛生而大为失望。

“政治”，也是塔鲁在《鼠疫》小说中主动承担的使命：拒绝为一切政治行为、一切革命斗争作保证，不管有多么“正确”，决不选边站，更有甚者，这会牵涉死刑。塔鲁一劳永逸拒绝死刑。这里涉及加缪对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理念，更涉及他人本主义的世界观。我们也将在本书《导言》中加以论证。

小说《鼠疫》除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之外，更有重大的形而上意义，即所谓哲学含义：鼠疫包含人世一切形式的恶。里厄及其朋友们心知肚明他们斗争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叙述者一再重复：“鼠疫的杆菌没有死亡，也永远不会消弭。”这正是世人所处的悲剧性世道，世人仅仅是新生的西西弗，不断拼搏，始终对抗敌对而强悍的势力，到头来茫然自失。但《鼠疫》绝对不是描绘人类状况的绝望图景。恰恰相反，通过人物的行为或言辞，构思一种伦理元素，旨在赋予人类生存的某种意义。里厄、朗贝尔和格朗力求使用本真的语言和实事求是的话语，而从不说大话空话，避免说套话假话，拒绝似是而非和假模假式。尤其里厄，他往往赋予言辞比较深刻的含义，指出跟鼠疫搏斗唯一的办法在于诚实地坚守本职岗位：他的医生职业，他的做人本分，按塔鲁的说法，基于诚实的道德，也是富有同情心和理解体贴的道德。在加缪小说的世界里，任何人都免受谴责，每个人都理解对方的苦衷。

《鼠疫》主要人物一个个尤其在跟鼠疫的搏斗中找到了生存依据。与瘟神搏斗，拒绝对恶逆来顺受，是一种团结的风尚，处世的基石。孤独的世人变成团结的世人，因为他们引领相同的行动，并且也跟其他人团结一致，比如他们选择为之服务的患者。正是在这种团结的行动中，他们找到了尊严，去面对企图压垮他们的邪恶。

最后，小说《鼠疫》富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其突出的长处自始至终在于有声有色的冷嘲热讽。奥兰行政机构办事踌躇不决，敷衍塞责，虚与委蛇。作者展现这些现象时可谓极尽讽刺之能事。辛辣讽刺的笔触也抨击新闻界的时弊：指出报刊的兴趣只限有目共睹的现象，比如老鼠的死亡，却很少提及公众看不见的市民死亡，比如鼠疫患者的情况，作者是这么表达的：“老鼠死在街上，病人死在家里了。”加缪在小说中采用模仿手法，一脉相承，诸如模仿新闻记者风格，模仿教士雄辩而浮夸的辞藻，比如模仿博絮埃[1]演说开场白。《鼠疫》中帕纳卢神甫模仿博絮埃演说的开场白就是一例。此外还讽刺虚与委蛇的言语，诸如书中大量采取委婉的措辞，仅举一例：“disparu”（逝者）替代“mort”（死人），以及数量不少的口头禅等修辞方法，不再赘言。

《鼠疫》叙事的原则，独树一帜，叙事当事人是个无名的叙述者，一般以第三人称讲述他人的故事，比如：“叙事者认为……”，“人们应当承认”，抑或单数或复数第一人称：“笔者”，“咱们”，“我们”，“本城”，“本城同胞”，“咱们家办事有条不紊”等等，从来不说“我”。主人公似乎是个细心的观察者、旁观者、目击者，抑或戏剧次要演员，总之是剧情的纪事者。然而，这位叙述者，首先描写事件是保持一定距离的，但笔锋一转，对某个人物或境况作出判断，甚至以道德家的方式对人与事发表高见。读者显而易见从中看出是加缪本人在指点迷津，娓娓而叙，但小说家决不板起面孔教训人，反而经常把叙述者的肯定语气改得尽可能婉转一些。比如：“这至少是叙述者的信念”或“这种想法，叙述者并不认同”，等等。

事实上，读者逐渐发现，叙述者本人也经历个人的遭遇，至少与他所展现的人物遭遇相仿吧。尤其在第二部，他谨慎地披露他对别离的夫妻或情侣的痛苦和愧疚。直到小说最后一部，读者才发现叙述者原来就是里厄本人。为什么采用这一手法？叙述者作出解释：“被求助作证”，他执意保持“某种留有余地”，“好像更适宜于真心诚意的见证人”。加缪强调指出，避免一下子讲明叙述者的名字，因为讲述风险不只是涉及几个人的风险，而是整整一个集体的风险：历史见证的特性（比如，德寇占领期间整个一国人民的痛苦），必须揭露的罪恶（人类状况的悲剧），是他执意把此内涵赋予其小说。再说啦，里厄做出“不暴露自我的选择”，好像在说别人而不是说自己，彰显人物之谦逊，杜绝以第一人称单数的（我）讲述或许会导致的病态感，直到故事结束，事后回想起来才觉察大夫早已受到“别离”的切肤之痛。

总之，人们虽然一提起《鼠疫》，经常说这是一部反专制主义的文学经典，但实际上更是抵抗一切恶势力乃至恶习的文学经典。从故事情节来看颇为简单，无非叙述鼠疫如何袭击奥兰，几个有善心的人自发组织卫生防疫团队，认为这是“大家的事情”。在1946年至1947年，加缪无疑想到纳粹主义和抵抗运动，但实际上，影响更为深远，比如后来的艾滋病，又如1980年法国以勒庞为首的极右运动等等，都是新形式的“瘟疫”。正如书中所说：“鼠疫杆菌不会死亡，永远不会灭绝”，“鼠疫再次唤醒鼠群，让其葬身在一座幸福的城市，为了播撒灾祸，为了教训人类”。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部有着永恒意义的小说，永远不会过时。

沈志明

2019年冬末初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