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o theory
06
合肥四姐妹[1]：选对幼儿园，不如选对娘
合肥四姐妹，这四位中国最后的大家闺秀的代表人物，从此只能成为纸上的传奇，被人们缅怀传唱了。
常有观众找我聊天，跟我说：“特别羡慕你们这些讲故事的人，是不是每个故事你都得先背下来呀？”
真要那样的话，我就什么也干不了了。死记硬背，那得背到哪年去啊？说话有说话的技巧。尤其干我们这行的，得对自己有要求，不是说你今儿学成了手艺，以后一辈子都能指着这点儿手艺吃饭。我想，其实各行各业都是同一个道理，无论您从事哪一行、哪一业，想把事做好，就得经常学习。
我这几天看书，就充满了感慨，尤其是最近看到几个清朝地方官的事，把我给乐坏了。
清代道光年间，通州有一个知州，名叫周焘——这里说的“通州”是指南通州，也就是现在的南通，不是北京的通州——这个周大人最擅长治贼。以往官府拿住了小偷，应对措施就是打板子，或者关上三个月，诸如此类。但是这位周焘周大人与众不同，每次捉到贼，只要证据确凿，他就“断其脚胫”，把贼的脚筋挑了。
当地小偷都特别害怕他，但也不是没有刺儿头。有一天，通州府捉到一个贼，这个贼还挺硬气的，受审的时候直接质问周焘大人：“小的做贼多年，现在您拿着我了，我认头[2]！可是我得问一句，《大清律例》我也读过，‘挑脚筋’在律例里哪一条？”
周焘听完，乐了：“我也想问你，三百六十行，行行吃饭穿衣裳，你在哪一行？”
这个官做的，真是与众不同。
还有一个善于治贼的官，比周焘的年代还早：康熙年间的嘉定县令陆陇其擅长治贼，每次抓到小偷，就打发小偷去学习纺棉花，盗贼如果学会了，就当场释放。
为什么要学纺棉花呢？陆大人说了：纺棉花这个生意很好，厚利，而且人人都能学会，你做贼是因为穷，我现在教你养活自己的办法，你学会了，不就不用偷了吗？
那有的人说了，我就不学！
不学可以呀，打板子，刑期加倍，让你好吃懒做！
这么一对比，小偷们肯定愿意学纺棉花。这个手艺不难，一般来说，三五天就学得有模有样了。释放小偷之前，陆大人告诉他：“你这几天纺棉花挣来的钱，刨去你的饭钱和这几天在监狱里的挑费[3]，剩下的这些你拿回去，这是留给你做生意的本钱。”
好多小偷都被感动了，捧着钱热泪盈眶地感谢陆大人。不少人还真就此金盆洗手，再也不偷鸡摸狗的了。但是，也有那死性不改、偏要做贼的人，这些人如果再被逮住，就直接送到衙门里打板子，打完也不让走。陆大人有令：二进宫的惯犯，打完以后，还要锁在衙门里纺棉花，纺整整一个月，才准他出门。
如果这个贼屡教不改，打完板子、纺完一个月棉花，出去还要偷盗，怎么办呢？
对于这种屡教不改的贼骨头，陆大人另有高招儿，不打不骂，让官差追着贼猛跑。眼看俩人越跑越快，跑到精疲力竭的时候，众官差一拥而上，将这个贼一把摁住，端起一大碗热醋，给贼往下灌。灌到一半，猛拍贼的后背。打从这一天起，这贼算是落下干咳的毛病了，也别惦记偷人东西了——走到哪儿都咳个没完，怎么偷啊？
这个招儿虽然挺损，但也确实让不少小偷彻底死了贼心。大家老老实实纺棉花过日子，地方上也安宁了不少。
我看的书杂，尤其偏好历史类的书籍，每次读《三国演义》《三国志》的时候，就时常想起我们这一行的一句老话：“宁学桃园三结义，莫学瓦岗一炉香。”
为什么这么说呢？桃园三结义，讲的是义气，刘关张哥儿仨好得跟一个人似的！瓦岗英雄就不行了，为了各自的利益分崩离析。有人说了，这也没办法，毕竟不是亲兄弟，早晚都有这么一天。
这话对吗？不好说。过去讲究“多子多福”，认为儿孙满堂是洪福齐天的事情，旧小说里动不动就有八姐九妹、七郎八虎、十一格格、十五阿哥……一听就是家里孩子多。兄弟姐妹多，有它的好处，死了大哥，还有老二顶上去，绝不了后。后宫里面那些妃子争宠，谁要是有个掌握兵权的哥哥，上位就容易。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自己人抱团儿，很容易出名。您看历史上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爷儿仨；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到了民国，有“宋氏三姐妹”，家里两个女婿当过总统，人家老爷子才真正称得上国民岳父呢。
这里咱们讲的也是孩子多的一家人——“合肥四姐妹”。
这是四位美女+才女的组合，“最后的大家闺秀”，说的就是她们。大教育家叶圣陶曾很羡慕地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我们来看看合肥张家四姐妹都嫁了什么人：
大女儿元和，丈夫顾传玠，昆曲名家；
二女儿允和，丈夫周有光，语言学家；
三女儿兆和，丈夫沈从文，作家；
四女儿充和，曾被诗人卞之琳暗恋了许多年，卞之琳为充和写下了很多情诗，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名作。我们耳熟能详的《断章》就是因充和而起：“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首诗大家都在课本里读过，意境优美，回味无穷。这里面“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你”，指的就是张充和。不幸的是，最后充和决定嫁给一个外国人——耶鲁大学的教授傅汉思。但是卞之琳是个痴情种子，充和婚后，他仍然保留了为女神写诗的习惯，一直写到了九十岁。
张家这四姐妹在民国时期可谓大名鼎鼎！为什么呢？首先，人家生得好，合肥张家——名门之后；其次，长得也好——兰心蕙质，秀外慧中；最后，嫁得也好——丈夫都是数一数二的文艺巨匠。张家姐妹伸出脚跺一跺地，整个民国文化圈都得抻长脖子打听发生了什么事。
当年沈从文任教于中国公学时，认识了就读于中国公学的三小姐张兆和，对她一见倾心，写下了无数诚挚的情书，连胡适先生都被惊动了，劝说兆和接受沈从文：“他顽固地爱你。”
兆和回绝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先生也碰了一鼻子灰，只能给沈从文留下一句忠告：“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其实沈先生哪有那么玻璃心呢，后来他不但努力娶到了兆和，还给充和拉了红线，将傅汉思介绍给了小姨子，成就了一对佳偶。
19世纪50年代之前，四姐妹的祖上还只能算是普通乡绅，虽然家族中也有读书的风气，但祖祖辈辈都没能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直到四姐妹的曾祖父张树声以军功入仕，才成就了名声显赫的合肥张氏。
张树声自幼受家庭熏陶，治学以实行为先，侧重于经世济时之务。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张树声与弟弟树珊、树屏、树槐四人一起兴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后来李鸿章组建淮军，哥儿四个又一起投入李鸿章麾下。战功赫赫的张树声深得李鸿章的赏识，一路从布政使升到了山西巡抚、江苏巡抚、两广总督、直隶总督（署理）……这是人生开挂的节奏啊！张树声还和李鸿章结了亲，张家的儿子娶了李鸿章四弟的女儿，这位儿媳妇后来收养了张氏四姐妹中的小妹充和，被尊为养祖母。
张树声在家乡，与周盛波、唐定奎等淮军将领一起捐资建了肥西[4]书院。书院建好后，李鸿章亲题“聚星堂”三个大字，高悬于正厅，左宗棠也为书院题写过牌匾。
张树声常年征战，在与太平军对峙的过程中，他不断接触到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受到极大震撼，因此，他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接受度很高，还倡导手下练兵制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他不仅高度重视海防建设，还着手培养实业人才，并亲自在广东筹资，督建了一所西式学堂。为了让大清朝富强，张树声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向朝廷大声疾呼，建议改革科举制度，这在当时是非常需要勇气的。
张树声虽然是以军功起家，但他依然要求后人认真读书，希望他们能够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到了合肥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这一代，张家子弟身上已看不出多少“尚武”的痕迹。张武龄出生十八天时即被过继给了家族长房，养父极为欣慰，说自己“年逾四十始知抱子之乐”，遗憾的是养父并没有享受多久抱子之乐，八年后，养父过世，张武龄便成了家中独子。
张武龄性格内向，听力、视力都不好，但是福报很好：生在富贵之家，坐拥万顷良田，每年名下有十万担租。妻子陆英貌美能干，为他生下四女五子。陆英过世后，续弦夫人又为他生下一子，生活和美。
张武龄的爱好与众不同，他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不纳妾，对科举、仕途的兴趣也不大，最愿意做的事是读书和藏书，据元和回忆：“爸爸到上海……从第一家书店买了书，拎到第二家，第二家买的书，拎到第三家，如此类推，回到旅馆再着男工去各书店取回，因此衣橱变书橱了。”
张武龄思想开明，热爱教育，为引导儿女读书，特意将藏书按照内容分门别类摆放。天长日久，不但孩子们手不释卷，就连家里的丫鬟、老妈子也都染上了书卷气。多年以后，兆和嫁给了沈从文，娘家的保姆去看望三小姐，顺便就将沈家书房里收藏的巴金、茅盾的新作读完了，走时还点评说：“不过如此。”
张武龄与蔡元培等教育家时有往来，他热心教育，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办学，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中国的青年免费受到最好的教育。1921年，张武龄自费创办了乐益女校，女校日常维护所需的资金、老师们的工资，都要用他的私人财产支付。这可不是小数目！乐益女校的理念非常先进，在1921年建校不久，就拥有西式教学楼和宽阔的操场，还购置了许多理化仪器、钢琴、运动器械等教学用品。学校定期举办运动会，组织各种话剧演出。而且，乐益女校十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并为家境窘迫的优秀学生提供免费入学的机会。
自负盈亏也有好处：张武龄万事不求人，可以完全凭自己的理念，办当时最新最好的女校。张家的四个女儿先后也在乐益就读，可见张武龄对自己一手办起来的学校是非常有自信的。
在张武龄的悉心栽培下，乐益女校的师资力量日益强大，著名文学家叶圣陶、诗人柳亚子、后来两度出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弟子叶天底都曾在乐益任教，后来一度成为中共领导人的张闻天也曾在乐益教国文，张允和晚年还曾专门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张闻天教我国文课》。据允和回忆，父亲从不干涉老师教学，也不干涉子女的兴趣爱好。但他也有底线：厌恶赌博。
有一年除夕，张家小姐妹和家里的女用人一起玩儿骨牌，掷骰子，每一盘只下几分钱的注。张武龄深恐女儿误入歧途，便将孩子们召集起来，和她们谈条件：“如果你们不玩儿骨牌，我就请老师教你们学昆曲，等到可以上台唱戏了，就给你们做漂亮衣服。”
小姑娘们一听可以学昆曲，又有漂亮衣服的诱惑，立刻就答应了。
张武龄说到做到，过了两天，果然请了苏州昆班“全福班”的演员尤彩云来给孩子们上课，从此，小姐妹们每星期都在爸爸书房里学唱昆曲。这一唱，便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昆曲的爱好贯穿了孩子们的一生。她们还成立了自己的剧社，老大元和负责编写剧本，把角色一一分配给妹妹们。
这个小小的家庭剧社上演的第一出戏取材于《百家姓》，只有四行：
介绍过了四姐妹的父亲，我们再看孩子们的母亲陆英。陆英自幼在扬州生活，祖籍也在合肥，因为父亲做盐务官，才举家搬到扬州的。张武龄的父亲为儿子选择配偶时，听说扬州陆家的二小姐贤良能干，小小年纪在家就协助母亲料理家事，便托媒人定下了这个媳妇。
张家是有名的官宦人家，迎娶的又是名门之女，婚礼自然非常隆重。陆英的母亲极其钟爱女儿，用了一年时间为女儿置办嫁妆，据说娶亲时，送嫁妆的队伍足足排了十里，光是紫檀家具就有好几套，珠宝首饰不计其数（因为陆英喜爱翡翠，母亲便为她准备了多套满绿翡翠饰品），就连扫帚和簸箕这种小件家具都是配套的，上面还拴着小银链。新郎张武龄想走近一点儿，看看新人的花轿，怎奈嫁妆太多，竟然不能靠近。
陆英的美貌比她的富庶更加惊人，掀盖头时，新娘子羞怯怯抬眼观望，一双光芒四射的凤眼震惊了张家人。
张武龄与陆英感情极好。婚后，陆英共怀孕十四次，最后活下来的孩子共有九个。前四个是女儿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后五个是儿子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张家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的名字，都是带着两条腿的，父亲的用意，是希望她们独立自强，能够走出闺房，看一看广袤的世界。而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的名字都是顶着宝盖头的，寓意是男孩子一定要成家立业，做家里的顶梁柱。
据说按照面相学的说法，眼睛明亮的人必有过人的才能，这话在陆英身上应验了。她不但要掌管家庭内部的家事长短，还要负责处理家族生意。有一次，在分配财产时，现金不足，她瞒着婆婆，偷偷把张家保存在银行保险柜里的金锭换成现钱，几个月后，金价暴跌，陆英再将卖出去的大部分黄金买回来，再悄悄放回银行……全家人都纳闷儿，少奶奶哪儿来这么大的能耐？短期内竟然筹到了这么大额的现金！
陆英不但精于理财，也善于用人。在大户人家当家可不轻松，张家光奶妈就雇了三四个，加上保姆、女用人、管家、厨子、门房……每天吃饭的有三四十人。既要赡养婆婆和几个婶婆婆，又要管理日常银钱出入、人情往来，这个女主人不好当，但是陆英在张家口碑极好，她了解家中每一个保姆的长处，知人善用。
合肥方言中，管保姆叫“干干”，张家有一位高干干，虽然不识字，但精于计算，而且记忆力惊人，能够记住张家所有亲朋好友的生日和其他重要的纪念日。亲友生日，当家的少奶奶得有所表示呀！在高干干的配合下，陆英把各路亲朋好友照顾得无微不至，礼数周到，中规中矩，同时又显示出自己家族的良好品位，因此深受族人的赞赏。
带着兆和长大的朱干干，忠诚可靠，待兆和如同自己的亲生骨肉一般，处处留心，但又不溺爱孩子，兆和犯错误时能够合理管教。陆英对这位忠于职守的保姆颇为感激，经常与她一起交流教育孩子的技巧，从不把她当作下人看待。
二小姐允和天性倔强，率真固执，母亲陆英喜欢说：“这二猫子，谁也管不了她。”允和的保姆叫窦干干，来自肥东撮镇，厨艺精妙，陆英夫妇的早饭是她一手料理。小允和是窦干干的心肝宝贝，有一次允和闯祸，被罚闭门思过，窦干干伤心极了，竟然哭着下跪，定要太太把二小姐放出来，可见主仆之间情分深厚。
陆英允许保姆们的亲戚来家里串门，也允许保姆把自己家的孩子带来，与小姐少爷们一起玩耍，还亲自教孩子们识字。这样的女主人自然深得人心，保姆们对陆英极其忠诚，对小姐少爷们也是感情至深。
可惜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婚后第十六年，陆英拔牙时不慎感染病毒，早早离世。去世之前，她将剩下的嫁妆全部送还给了娘家，又从私房钱里给每个孩子的保姆拿了二百大洋，一是对她们精心抚育的报答，二是为了求个安心，确保孩子们在自己死后仍然能得到保姆的保护。陆英没有给孩子们留遗产，她担心他们年纪太小，对钱没有概念，留钱给他们，反而让他们养成依靠家庭的惰性，无法独立。
陆英在世时，非常喜欢看京剧，每当有梅兰芳或尚小云的演出，她都会带着保姆、抱着孩子，偷偷溜出去看戏，如果婆婆问起来，家人就会掩护说，少奶奶在楼下洗脚。渐渐地，除了老太太，全家上下都知道了“洗脚”是什么意思。
元和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和母亲看了不少戏。作为家中的长女，元和享尽了来自奶奶和双亲的宠爱，也是全家最老成持重的孩子。在家时，元和和两个妹妹组成三人组，一起玩儿，也一起闯祸。到上海念大学时，据说她又和三个女同学结成死党，被戏称“四大金刚”。“四大金刚”每个周末都结伴去游乐场看戏，看的都是日场，因为日场的票价比晚场便宜一半，而且花样繁多：昆曲、京剧、话剧、歌舞剧、魔术、滑稽戏、弹词，甚至还有爵士乐。有一次，这“四大金刚”合写了一封信，寄给舞台上挂头牌的昆曲演员顾传玠，请他演出《牡丹亭》里的《拾画、叫画》这一出。
戏班里有些固定的剧目，不是人人爱唱的，比如评剧，当年我在剧院唱戏的时候，就听过“男怕《回杯》，女怕《开店》”的说法，因为《回杯记》和《马寡妇开店》都要求演员大段大段地唱词，要是没点儿底气，还真顶不下来。所以演员一般将其视若畏途，很少上演。
《拾画、叫画》这出戏也是如此，长达三十多分钟的时间里，小生一人要从头唱到尾，难度极高。但顾传玠大大方方地答应了这四个小女孩的要求，将这出戏认认真真地唱了下来。
唱昆剧的艺人在旧社会不受重视。张家四姐妹的昆曲老师尤彩云，按照当时的规矩，是不能和她们同桌吃饭的，但张家是个例外，张武龄不在乎这些规矩，经常把尤彩云请到家里一起享用晚餐，老师吃着炸虾米喝着小酒，给孩子们讲他在外漂泊的江湖故事。所以，当元和决定嫁给顾传玠时，社会各界都很震惊，报纸标题大字写着“张元和下嫁顾传玠”，其实当时顾传玠已经离开昆曲舞台多年，他先后卖过烟草，做过股票，还想开创蘑菇种植场，自创品牌啤酒……尽管这些生意都不太成功，但没人能劝得动顾传玠重新登台演出。他偶尔在家中唱戏，也只肯演给太太元和一人看。
张家二小姐允和出生时，脐带绕颈三周，因长时间缺氧，身体十分虚弱，体重仅有四斤，还没有一只小猫沉。允和从小像韭菜一样瘦，亲友把她比作林黛玉，又因为她鼻梁高挺，还曾被人误会是外国人。
允和柔弱的外表后面是与生俱来的坚毅与刚强，她不喜欢林黛玉，认为自己与关公一样侠肝义胆、疾恶如仇，因此经常自比为关公，《麦城升天》也成为允和最喜欢看的一幕戏。带允和的保姆也很心直口快，主仆二人联手，在张家几乎是所向披靡。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允和就经常和妹妹兆和打闹，两人一个打，一个逃，母亲心知肚明，只要出面责备允和，她必定又哭又闹，谁也拿这个小霸王没有办法。
允和进入乐益女校读书后，迷上了几何学，教几何的先生姓周，对这个得意门生十分宠爱，每个礼拜天都带她回家吃饭，拿她当自己亲女儿一样照顾。但是允和的脾气还是一样暴躁，几何考试没得到满分，她会当场撕碎卷子。
除了关公投她的脾气，允和还很喜欢杨八姐，过去陆英经常唱《杨八姐游春》给女儿听：“杨八姐，去游春，皇帝要她做夫人。做夫人，她也肯，她要十样宝和珍：一要猪头开饭店，二要金银镶衣襟，三要三匹红绫缎，南京扯到北京城……九要仙鹤来下礼，十要凤凰来接人。皇上一听纷纷怒：‘为人莫娶杨八姐，万贯家财要不成！’”
允和觉得，杨八姐怎么就娶不得了？八姐要是有了中意的对象，一定会结婚。
果然，允和有了中意的对象，说结婚就结婚了。
她的意中人是自己同学的哥哥，比自己大数岁的周有光。
不过，周有光有点儿心虚，结婚前不久，他突然写了一封长信给允和，说自己很穷，怕不能给允和幸福。
允和不以为意，提起笔便写了一封长信给周有光，大意是幸福不是你给的，而是我们一起创造的。
允和家中的保姆们也不放心小姐嫁给穷书生，私下拿了他俩的生辰八字找算命先生合婚，算命先生说，他们两人都活不到三十五岁。允和对此付之一笑，说：“我相信旧的走到了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
1933年，两人举行了简单的西式婚礼，从此风雨兼程、相濡以沫。周家有四个妹妹，加上老母亲，七口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允和作为大嫂，负担自然不轻。1937年，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她带着一双儿女与周有光辗转逃到重庆，女儿小禾不幸患上了盲肠炎，在病床上辗转挣扎了两个月，终因救治无效而去世，对一个母亲来说，这无疑是人间至痛。带着儿子迁回成都后，小平又被流弹打中肚子，肠子穿了六个洞，昏迷了整整三天，幸亏手术及时，才算保住了性命。
允和怀过五次孕，最后只有小平活了下来。中间又经历了母亲陆英去世，允和经受了一场又一场磨炼，性格沉稳了许多。
丈夫周有光先生是语言专家，精通英文，兴趣广泛，连襟沈从文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周百科”。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展开文字改革，周有光之前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他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这一变动无意中帮助周有光躲过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也算是意外之喜。
在“反右运动”中，允和手中的一些信件被抄走了。后来她硬着头皮去要，信件居然被还了回来。允和知道自己性格太直率，为了避祸，她将以前家人往来的信件、日记和散文全部烧毁，回家做起了家庭主妇，一肚子的才华，彻底不施展了。
说完二小姐，就该说三小姐兆和了。
小时候，每逢受了二猫子允和的欺负，老三兆和就垂头丧气的，保姆朱干干和她说：“别想了！没什么了不起。去喝你的粥，吃腌豇豆吧，吃完就没事了。”
所以兆和从小就觉得，吃腌豇豆是非常有骨气的表现，因为这样就不需要向旁人乞求。
在姐妹们眼中，兆和打小儿就长得黑黑胖胖的，头发也总是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孩子，一点儿也不秀气。谁料十九岁以后，突然冒出来很多男孩子追她，还给她起了各种绰号，“黑牡丹”“黑玫瑰”“黑凤凰”……家人觉得不可思议，她自己更是莫名其妙。
追她追得最厉害的，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沈从文。当时，兆和还是中国公学的大二学生，沈从文是她的老师。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理论，并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天会面的细节：
“于是我说了沈先生的事。他也把他由沈先生那里得知的事情报告点给我。他夸沈是天才，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什么，及至我把我态度表明了，他才知道我并不爱他。”
胡适对沈从文的才华非常了解，他虽然也觉得老师追求学生不大妥当，但还是好言好语为沈从文说情，年轻的兆和对此极为不满，在日记中说：“他又为沈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他说：‘他崇拜密斯张倒是真崇拜到极点。’谈话中这句话他说了许多次。”
张兆和坚持拒绝沈从文，甚至在胡适面前撂下一句狠话：“这样的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应付，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胡适沉默了，他写了一封信给沈从文，劝他放弃这段感情，并将副本录给张兆和看：
“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了解你，更不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我那天说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过爱情的人都看做‘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过是‘各个人’之一个而已。”
张兆和看到这封信后，自然大为愤怒，要知道张兆和裙下之臣无数，她把这些追求者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还取笑沈从文，说他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现在胡适为了“癞蛤蟆第十三号”说她只是“一个小女子”，这让骄傲的兆和如何咽下这口气。
兆和在日记中写道：“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被爱者如果也爱他，是甘愿的接受，那当然没话说。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沈从文得知此事后，并无动摇，仍然坚持写信给张兆和：“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想到所爱的一个人的时候，血就流走得快了许多，全身就发热作寒，听到旁人提到这人的名字，就似乎又十分害怕，又十分快乐。究竟为甚么原因，任何书上提到的都说不清楚，然而任何书上也总时常提到。”
“你是还没有害过这种病的人，所以你不知道它如何厉害。有些人永远不害这种病，正如有些人永远不患麻疹伤寒，所以还不大相信伤寒病使人发狂的事情。”
三年来，沈从文写了一封又一封信，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张兆和逐渐为这些信所感动，她在日记中写道：“看了他这信，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我满想写一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忧伤，告诉他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世界以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顽固的我说不爱他便不爱他了，但他究竟是个好心肠人，我是永远为他祝福着的。我想我这样写一封信给他，至少能叫他负伤的心，早一些痊愈起来。”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苏州家中。沈从文前去拜访，恰逢兆和上图书馆去。二姐允和出来招呼这位不速之客，让他进门稍坐，沈从文只说了声“我走吧”，就匆匆溜走。允和心中暗笑，等到妹妹回家后，允和劝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兆和才终于鼓起勇气，在家中见了沈从文一面。
得到了二姐的支持，沈从文心潮澎湃，回青岛后立刻写信给二姐，托她探问张家父母对女儿婚事的态度。这年寒假沈从文同张兆和去上海看望张武龄，在此之前对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儿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武龄思想开明，认为儿女婚事理应由孩子们自理。二姐便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内容只有一个字：“允。”兆和怕沈从文不明白，又补发了一封电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
婚后，沈从文继续给妻子写信。但是他发现，比起日夜厮守来，妻子似乎更喜欢他从千里之外写信给她，他抱怨说：“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
真正叫人不放心的，其实是沈从文，他的热情和绝望都是极致的，后来，他不再写文章了，转而搞起了收藏。
老四充和生下来时，母亲陆英一看又是个女孩，很是伤心。那个时候，母亲还不知道，未来她要生五个儿子呢。
陆英因为家务太过操劳，身体虚弱，奶水不足。一天，陆英给女儿喂奶，充和吃不饱，便大哭起来，年轻的陆英手忙脚乱地照顾女儿，最后也不禁放声痛哭，一大一小哭得一塌糊涂，惊动了楼上的叔祖母，这位叔祖母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就是李鸿章的侄女。
叔祖母提出收养充和，带她回到了祖籍合肥。叔祖母信佛，又喜欢小孩，对小充和更是溺爱有加，她花重金延请吴昌硕的高足、考古学家朱谟钦为塾师，悉心栽培充和。充和天资聪颖，悟性很高，四岁就会背诗，六岁就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养祖母去世后，十六岁的充和才回到苏州，进入乐益女校读书，后来又进入北大学习。
充和经常直言不讳地讲别人的缺点，所以得了一个绰号叫“铁口张”，但她聪颖、大方、热情，又精于书法和昆曲，在文化圈中得到了很多好评。梁实秋夸她“多才多艺”；沈尹默说她的书法是“明人学晋人字”；章士钊赠诗给她，把她誉为才女蔡文姬；而戏剧家焦菊隐称她为当代的李清照。卞之琳更是如痴如醉地对她恋慕多年，但充和最终选择了姐夫沈从文介绍的傅汉思。
傅汉思是世居德国的犹太人，精通德、法、英、意等多种语言，在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到中国工作。1948年，两人按照基督教仪式举行婚礼。婚后，夫妇俩双双去了美国，一起在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和书法。
从九如巷出来的张家四姐妹，后来一个去了美国定居，一个去了中国台湾，两个留在了中国大陆。各自命运沉浮，从此再也难得聚齐。
北京时间2015年6月18日凌晨一点，小妹充和在美国纽黑文去世，享年一百零二岁。
合肥四姐妹，这四位中国最后的大家闺秀的代表人物，从此只能成为纸上的传奇，被人们缅怀传唱了。
注释：
[1]本篇部分资料参考金安平著《合肥四姐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版）
[2]北京方言，表示不情愿而勉强承受，认吃亏。
[3]京津冀方言，指家庭日常生活开支。
[4]合肥下辖的一个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