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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入学不军训，组团暴走小半个中国
这场旅行历时六十八天，三千两百里路，近三百人，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这样的“文军长征”，确实值得骄傲。
说相声这行，不需要演员有多高的文凭，但是，您得有文化。
我是个只有小学文凭的人——幼而失学，粗识文字，后来学了相声，就更不可能回到学校了。只好靠着后天多学习、多看书，把知识补起来。有时在台上开玩笑，我故意说“想起我的大学生活……”，大伙儿听了，都乐。
虽然对于校园不熟悉，但我挺羡慕上过大学的人，愿意听人家讲大学里面的事。包括亲戚朋友家的小孩，谁上大学了，谁去军训了，我听着也觉得怪新鲜的。虽然我没赶上过军训，但是看着孩子们入学前，先来一两个月的军训，去去公主病、少爷病，脸也晒黑了，胳膊腿也有劲儿了，开始好好读书，我就觉得，军训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
最近读到一些资料，讲的是民国时期一所非常特别的大学，他们的新生入学，是走着去的，而且一走就是三千里，横跨中国三个省，途经最美的诗和远方，还有最凶悍的土匪窝。
有人就说了，怎么可能？哪儿有这样的大学？
列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南联大。
前段时间有部电影《无问西东》，就有西南联大的事。
民国时有那么多大学，为什么只有西南联大那么出名呢？原因如下：
一、联大的前身很牛。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三所高校合并而成的学校，这还了得！
二、师资力量强大。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三位校长共同担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实际校务的，是最年轻、资历最低的梅校长。这位梅校长，生性沉静寡言、遇事谨慎，他的学生曾作打油诗打趣他：“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此君不轻易发言，但他只要一发言，就让别人没话说。
梅校长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说，大学好不好，不在于学校里的楼高不高，而在于学校里有没有大师。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梅校长是个知行合一的君子，他主持的学校都非常注重师资，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单更是足以“碾压”中国现代史上所有高校。
以文学系来说，教师名单上有朱自清——《背影》的作者，这篇散文大家都在中学课本里读过，影响力之大，到今天还有坏小子们在网上互相开玩笑：“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这是从人家朱先生文章里拿出来的词儿，意思是“我是你爸爸”。
有胡适——不用多解释了，大师中的大师。
有沈从文——之前我们讲合肥四姐妹的时候提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耀眼的明星之一，老三张兆和就嫁给了他。
有刘文典——他自称全中国懂《庄子》的人有两个半，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他自己，他还看不上沈从文先生。
甚至还有《围城》的作者钱锺书先生，钱先生在联大教过半年学。
还有吴宓，中国比较文学第一人，研究红学的大家。
以外文系来说，老师有叶公超，人称民国才子，风度翩翩，脾气耿直，世人都说“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这是多么高的评价。
还有英国诗人燕卜荪，他在联大时，凭记忆打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全文，油印之后，让孩子们阅读。
以历史系来说，教师团队中有大名鼎鼎的钱穆——大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还有陈寅恪——陈先生的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陈寅恪本人与钱穆并列“史学四大家”，是泰斗级大师。
还有傅斯年先生——傅先生有句名言：“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他的祖上傅以渐是清朝第一任状元，父亲是光绪二十年（1894）的举人，他本人和胡适一样，是个“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复杂人物。
历史系还有一位不可不提的吴晗，他是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写过《海瑞罢官》。
以哲学系来说，有冯友兰先生——他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哲学史》，到今天依然是一部大作。
有金岳霖——著名逻辑学家，一辈子爱才女林徽因，人家结婚了，新郎不是他，便搬到她家隔壁住。
还有沈有鼎——他在清华读哲学时是该系唯一的学生，这个系唯一的老师是金岳霖，两人专攻逻辑学，可以说，中国的逻辑学，差不多就是这师生二人建立起来的。金岳霖对爱徒的直爽性情非常包容。据说在一次逻辑学研究会上，有人提起哥德尔工作的重要，金岳霖便说，要买一本书看看，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哦哦”了两声，说：“那就算了。”可见金先生长者雅量，也是常人莫及。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哲社部成立逻辑所，金先生与沈有鼎都在这里工作。20世纪60年代精简机构时，所长去找沈有鼎。上午去了，看他在睡觉，下午去了，他仍在睡觉，所长就说了，这样的人留他干什么？一天到晚净睡觉，把他精简下去吧。金岳霖先生赶紧拦住，这不行这不行，离了谁都可以，沈是不能动的，这才把沈留了下来。
说完老师了，咱们再说说在联大毕业的学生名单：
西南联大办学八年，三千八百八十二名学生由此毕业，其中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一百七十一位两院院士及一百多位人文大师。
在这些学生中，有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大科学家李政道，号称“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科技众帅之帅”的朱光亚，散文大家汪曾祺……大师教出大师，造就了一所群星闪耀的大学。能进入这么厉害的大学学习，别说三千里，走几万里都愿意呀！
西南联大始建于抗战时期。华北事变后，北京、天津的局势日益紧急。1935年7月，日军进驻天津，并向南开大学开炮。同年冬天，清华大学开始秘密将图书、仪器等教学用品运出北京。1937年7月，南开大学再次遭到日机轰炸，大部分校舍被焚毁。这一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无奈没过多久，战火就烧到了内陆。偌大的湖南，竟然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梅校长经过一番苦心谋划，多方斡旋，最终选定了西南边陲昆明作为新校校址。国民政府对于这次迁校也很重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派出人手护送，云南省主席龙云负责接应。
抗战时期，想要从长沙南下到昆明，一共有三条路线：
第一条是乘火车，经粤汉铁路到我国的广州，坐船到我国的香港，进入越南，再到我国的云南。
第二条是乘汽车，沿湘桂公路，也要绕道越南，进入我国的云南。
最后一条，要靠步行横穿湖南、贵州，进入云南。这是最耗时、最辛苦，但也最省钱的路线。
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大开始集体向昆明迁徙。为保障师生安全，学校决定：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入滇；也有部分同学选择了乘汽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入滇；最后，二百八十八名体格强健的男同学组织了步行团，准备步行横穿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去上学。
师出必得有名，大家为这个步行团取了个名字“湘黔滇旅行团”，湘是湖南的简称，黔是贵州，滇是云南，“湘黔滇”谐音“向前颠”，听起来仿佛妙趣横生，“旅行团”三个字似乎也给这次迁校带上了一丝轻松的度假感觉，其实这支队伍一路上风餐露宿，学生们都吃了不少苦头。
但是，这一走，也走出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段壮举美谈。后来西南联大的校歌《满江红》中，就浓墨重彩地写到了这段旅程：
至于校歌，作为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先生写下一首现代诗体的歌词：
1938年2月19日，联大师生在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院召开誓师大会。旅行团对全体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统一穿土黄色军服，绑裹腿，穿草鞋，随身背干粮袋、水壶和油布伞一把，每个人只能打包带八公斤行李，行李由汽车运送。
为防止流行病发生，全体团员都注射了防疫针。旅行团团长是黄师岳，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亲自委任。另有十一名教师同行，组成辅导团。湘黔滇旅行团指定了三名同学作为日记参谋，全面记录旅行团活动。随团还配有炊事员和大夫，两辆卡车运送行李。
一切就绪，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鼓舞士气了。
团长黄师岳已是半百年纪，军姿整肃，他很懂这帮娃娃的心理，一上来就将此次征途比作张骞通西域、玄奘西游、郑和下西洋……学生们听了，果然精神大振。
闻一多先生用他的文人情怀，给这趟征途的意义加盖了一个金边：“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学生们的双脚很快走出了水疱。第一天，二十多公里行程；第二天，三十多公里……要知道，这些学生穿的不是跑鞋、登山鞋，是草鞋呀！黄师岳团长还派教官来教学生怎么挑水疱。好在走到后来，大家脚底板都走硬了，再没有人起水疱了。
有学生的地方就有学霸。
湘黔滇旅行团的学霸主要分两类：一类是走到哪里都埋头学习。旅行团中一个叫查良铮的学生，是武侠小说家金庸的堂兄，笔名叫穆旦，后来被誉为现代诗歌第一人。这一次他也参加了步行团，临行前，查良铮买了一本英文小字典，边走边背，背一页撕一页，到昆明时，字典没了，单词全吃在肚子里了。
另一类学霸则趁机来了一次乡野调查，做社会学、民俗学和文学调查。其中最有名的，是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学生刘兆吉组织的一个诗歌采风小组，沿途采集到两千多首民谣，在老师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下，诗歌采风小组精选了七百七十一首民谣，编成《西南采风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后来被学术界誉为“现代诗经三百篇”。其中不乏直抒胸臆、体现民间生活疾苦的佳句，比如：
还有一些学生，不是学霸而是吃货。这也正常，学生们还在长身体，又要天天赶路，肚子容易饿，想吃东西也是情理中事。整个步行团分成两个大队，每个大队有一百来人。大队下再分几个小分队，每个小分队有十来个人。在每个小分队里，所有人同吃、同住、同睡、同走路。步行日子久了，队伍也越拉越长，有时首尾相差十余里。为了照顾掉队的同学，每个小队的炊事员、后勤人员下午五点就开始买菜、搭锅烧水，准备晚餐了。给同学们准备的饭菜都是一锅煮好的，直接摆在地上，大家围成一圈，站着吃饭。先到者可以先吃，但伙食有限，每人只能吃属于自己的那一碗。晚上九点以后，队长清点饭碗，只要饭碗都空了，就说明人数齐全了。
后来有同学回忆起这次步行，认为当时伙食其实还不错，远胜于后来联大食堂提供的饭菜。这些学生长途迁徙，三省的官民都很给面子。走到贵州时，地保沿街敲锣，说：“乡民们注意了，今天联大的老师同学们要从这儿路过，今天集市不许涨价。”于是同学们能买到很多当地物美价廉的土特产，荤的有鸡蛋，素的有木耳，都是当地很有名的土产。路过平彝县（今富源县），县长杀了几头猪招待师生。事后，黄师岳听说招待费用是县长按照每家一元的标准收上来的，很是生气，给了县长三百元，要他把钱退还给百姓。经过贵阳时，贵阳的清华同学会给步行团开了一个欢迎会，送了大家一些当地特产：松子。大家都很高兴，一路走一路嗑松子，没过多久同学们发现嘴里发苦，携带的水不够喝。后来才知道，松子含的脂肪多，会大量消耗水分。
这些都还是小事，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这次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长征”中，学生们既苦且劳，也没少挨饿，最后也确实挑起了建设新中国的重任。
学校配了统一的汽车运送行李，学生们每天专心赶路即可。每天五更，鸡一叫，大家就起床赶路，司机将烧饭的炊具和学生们的行李都装车运走，赶在学生前开到下一个落脚点，帮学生们安排住处，购买食材，烧饭做菜。学生们赶到，便可以舒舒服服地吃饭、休息，待学生们都睡了，司机等后勤人员才能休息。
这套后勤制度主要参考了当时军队后勤的管理方式，队伍开拔前，就提前规划好第二天的行程和住宿地点，让学生们心里有数。
这么看来，似乎长途跋涉就像春游一样轻松。其实参加过步行团的人都知道，这趟旅行全程不设休息日，无论阴晴雨雪，哪怕狂风怒吼，大雨倾盆，队伍都不会停下，五更一到，大家照旧出门赶路。这也含有让学生们磨炼心志的用意。
大部分时候，学生们是借住老乡的房子。在湖南境内，沿途百姓相对富庶，找当地的农户借住一宿，也不算太难，待队伍进入贵州，住宿条件好坏就看运气了。有时找不到房子住，就找个庙，二百多个小伙子在庙里凑合睡一晚上，有时连庙也找不到，就找乡下停棺材的空地，大家往棺材旁一躺，和死人睡一晚。因为行路太疲惫了，大家也不觉得恐惧，铺一点儿茅草躺下，就觉得是人间天堂了。有的时候，连停棺材的空地都找不到，大家就睡在老乡家的猪圈旁。
沿途居民都收到过政府发布的公告，对路过的学生都尽自己所能地提供帮助，队伍到达贵州省平彝县时，县里小学停课一天，腾出教室给旅行团的师生们住宿，地方官员还带着县里小学的孩子们夹道欢迎步行团。
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出身世家，曾祖父曾国潢是曾国藩的胞弟。他也加入了步行团，并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联合大学步行团路过贵州省安南县的时候，在那里我们接到消息，说国军已经克服济南。当时步行团的团员向县长建议，召集一次民众大会，庆祝胜利。得着县长热心的提倡，当天下午，傍晚的时候，这会果然开起来。散会以后，接着又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有警察，有公务员，有民众代表，有各级的学生。那时天已昏暗，为着预防火警，我们只着少数几盏灯。但是我们一腔的热诚，把全城点照起来，沿途看见路旁民众的表情，这次举动，似乎对他们发生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尤其最动人的一幕，是参加游行的男女小学生，许多都只有七八岁，他们跟着大人‘走’，事实上是不可能，结果一连‘跑’了好几里。”
当然，也有意外发生。步行团途经贵州的盘江时，江上铁索桥断了，好在有惊无险，没有造成伤亡。全团人只好排队坐小木船过江，但是船小人多，水流湍急，行动极其不便，很多学生人过了江，但是行李迟迟过不来。
步行团炊粮已断，安南县城街上只有烘红薯可以充饥，找不到合适的房屋供旅行团夜宿，县长一筹莫展，只得把饥寒交迫的学生们带到安南县政府，大家在大堂内坐了一夜。为防万一，县长和衙役们也没敢走，和学生们同在大堂内坐了一夜，血气方刚的青年们半夜差点儿打起架来，县太爷还跑去拉架。
随同学们一起步行的有十一位老师，其中包括著名的爱国诗人、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先生。行军途中，闻先生一直蓄着胡子，多长都不刮，他说，一天不把日本人打出去，他便一天不刮胡子。
这趟旅行中，闻一多先生精神极好，一路带领学生考察各地风土人情，他学识广博，谈吐风趣，深得学生喜爱。
路过盘江的时候，闻一多也不吃不喝地陪学生们在县政府坐了一夜，为防意外，闻先生整夜不敢安眠，直到第二天曾昭抡送来几块米花糖，闻先生才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一点儿东西。
曾昭抡——我们之前已经交代过了，他是联大化学系教授，曾国藩的曾侄孙——虽是世家子弟，但一贯醉心科学，不修边幅。联大学生蔡孝敏说：“曾先生有两事令人难忘，其一为在途中，完全沿公路行走，即走汽车之路线，绝不抄近路，颇有曾文正公脚踏实地，实干苦干遗风。犹忆步行至黔西‘二十四盘’时，所有团员均走小路，由上而下，瞬息即达。而曾先生以不变应万变，仍沿公路，循车行轨迹而下，用时多达十数倍。其二为每到中途休息或营地留宿，如时间许可，曾教授必自其背包中取出防毒面具戴在头上，向当地民众讲解防毒防空常识。”
旅行团的团员高小文也回忆说：“曾老师行程中可说是最不修边幅的了。身上那件长衫固是‘破绽百出’，就是纽襻也很少纽准，于是衣襟不是有时前短后长，便是有时前长后短。鞋、袜也破得难以蔽足。腋下夹着一把油纸伞，手拎一小瓶墨水，小憩时从干粮袋中取出日记本和一支蘸水钢笔，缓缓拧开墨水瓶盖，蘸着墨水写上一阵。这就是一位当时在国内外业已成名的我国教授。”
为什么曾昭抡只走公路不走小路呢？其实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目的是为了亲自测量里程。曾昭抡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对公路里程碑的记录不完全放心，只要有条件，必定要亲自验证一下。他后来出版的《西康日记》《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等著作中详尽地介绍了全程所到站点的日期，以及各站间的里程，这都是他一步一步测量出来的结果。
曾昭抡热心教育，平易近人。在玉屏县，他应邀给小学生做演讲；到了镇远师范学校，校长邀请他上台讲国防工业问题，谈及枪炮制造、原料供给、人才培养等等。队伍开到炉山县，县政府组织当地苗族同胞与旅行团联欢，歌舞酣畅中，曾昭抡与苗民喝酒祝愿，被灌得大醉。他就是这么一个可爱的人。
此外教生物的李继侗、吴征镒先生，一路也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地质学家袁复礼十分忙碌，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并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
西南联大能够创造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拥有这样一支优质的教师队伍，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吴征镒、袁复礼等诸位先生，理性、沉稳、宽容，同时又刚毅、坚韧、独立，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为学生们树立了优秀的榜样。三千里路日夜熏陶，老师们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最特别的课程。
说了这么久，最刺激的土匪们也该登场了。
出发第十天，旅行团到了桃源县，桃源县有著名的“桃花源”景点，当时正是早春时节，大家兴致勃勃，赏玩美景，且歌且行。
由桃源县到沅陵县的路上，黄师岳团长集合学生训话，要求大家行军要队伍整齐，不要掉队。因为此地时常有土匪出没，当初校方为了便于军事管理，给学生们统一穿了军装，这本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殊不知在此地，军装很可能起到副作用，被土匪误会成国军。为保障学生的安全，黄师岳还给土匪头目写了信，希望对方是愿意讲面子的。
根据学生回忆，由桃源到沅陵这一路上的氛围十分恐怖，路边的矮旧木屋子全紧关着大门，屋檐下挂满了一层层的蛛网。偶尔有一两声狗叫，似乎也比平常凄惨。一个宽大的院落，只有一两个老年人或者看家的妇女，沉默不语地站在角落里，像在等候着什么。
当地保安队送了学生们一程，队伍走到沅陵县的时候，忽然天降大雪，大雪让团员们破例停了几天，因为当地好心人劝告学生们：千万别在雪天赶路。下雪无车，如果步行，恐怕土匪会误认团员是国军过境，前来袭击夺枪。全团师生都吓了一大跳，后来还是黄师岳设法联系到卡车，把全团人装了进去，这才敢上路。
除了“走了吃，吃了睡，睡了走”这么单调苦劳的行程，旅行团也不是完全没有乐事。导火索是抗战以来最振奋人心的台儿庄大捷。1938年4月13日晚，为庆祝台儿庄大捷，师生们在安南县举行了游行大会。游行的人唱着救亡歌曲，惊动了整座小县城。衙门里的警察、公务员都加入进来了。这是苦旅中唯一的欢乐机会，学生在日记上写道：“我的布鞋和袜子全湿了，精神上却异常快乐。”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一早离开大板桥，步行二十里，来到距昆明四公里处的贤园，准备归校。很多同学已经开始怀念这趟艰苦的行程。这场旅行历时六十八天，三千两百里路，近三百人，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这样的“文军长征”，确实值得骄傲。
午后，全团整装出发，仅用半个时辰便抵达昆明城下，由东门入城，在拓东路受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其他几位负责人的欢迎，在热烈的气氛中，有人用一首爱尔兰民歌的曲调填上词，向师生们祝贺。
旅行团队伍沿着石板街道，从滇越铁路车站大门进入绿荫掩映的金碧路，过金马坊、碧鸡坊，进入正义路到近日楼，最后，旅行团在圆通寺集中，梅贻琦致欢迎词，全体点名后，黄师岳将全团花名册交给梅贻琦，全团师生在雨中合影纪念。至此，北大等三校南迁昆明画上圆满的句号。
5月2日，全团在昆明大观公园举行答谢会，欢送旅行团团长黄师岳。这位年届半百的军官，一路和学生们一起风餐露宿，尽心尽职地打点行程中的一切难题。联大官方为表谢意，赠黄师岳金表一块、大洋五百元。黄将军原封不动，完璧归赵，并致函表示：“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
注释：
[1]遗憾的是，抗战胜利一年后，闻一多先生就遭到了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