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

苏联解体二十五年来，按照政治主导力量可以划分为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普京时期虽然是现在进行时，但是在普京长达十六年[1]的执政生涯中，已经形成内在逻辑清晰一致的治国理念和举措，这被称为“普京主义”。“普京主义”的内涵是俄罗斯政治的控制性、俄罗斯经济的政治性和俄罗斯外交的聚合性。“普京主义”让俄罗斯走上了一条俄罗斯化的发展道路，这与俄国历史上业已形成的治理传统与路径一脉相承，因此在当前俄罗斯的发展阶段，其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统一，较好地保障了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审视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罗斯政治现实，只要“普京主义”存在，俄罗斯的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大选都没有出现大的意外，或者说大体吻合普京团队确定的政治目标。在这个大的前提下，由于每次选举前后俄罗斯国内外形势的不同，有时会出现一些波动，但是这些波动无碍普京政权总体政治目标的实现。

在2011年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最终未能取得2/3的宪法多数席位。虽然“统一俄罗斯”党以238席获得在国家杜马的相对多数席位，但是毕竟未能获得宪法绝对多数席位，类似宪法修正这样的法律提案也就不可能较为容易地提出。尽管“统一俄罗斯”党可以联合体制内建设性的反对派力量取得300席以上的绝对多数提案权，但毕竟不是可以一党主导的政治局面。当然，从全局看这并不会影响普京政权总体政治目标的实现，但是这对于普京政权的触动不可谓不大，否则梅德韦杰夫不会在当年12月的国情咨文中马上宣布一系列涉及政治体制运行机制的改革措施。

正是基于上届国家杜马选举前后的政治局面，普京对于2012年再次执政以来的政治生态治理目标非常明确：确保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首要含义被认为是政权体系的稳定。正如笔者在第一章所述，普京采取政治举措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严格管控反对派利用非营利性组织和网络公共空间开展组织和动员活动；第二，严格控制俄罗斯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的运行机制，使反对派无法在现有体制内向普京政权发难；第三，有针对性地采取政治举措以确保“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地位。通过上述政治领域的国家治理，普京政权不动声色，牢牢掌控了政治局势，反对派势力更加式微。政治领域国家治理的特点是表面上的竞争性和实质上的控制性。2015年的地方选举就反映了这一特点。2015年9月13日，俄罗斯举行了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前的最后一次地方选举。在这次地方选举中，有16个政党的98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在21个联邦主体进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平均每个地方有5名候选人参选。有39个政党参与竞选11个联邦主体的地方议会议员。“统一俄罗斯”党依然大获全胜。只是在伊尔库茨克州，由于竞选策略和时机的问题，俄罗斯共产党候选人以56.39%的得票率战胜了“统一俄罗斯”党的候选人，后者得票率为41%。[2]总之，从2011年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束以来，普京实行法律维稳，加强对政治和社会组织的管理，加强网络管理和监控，限制和打击政治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的违法活动。反对派若再想利用网络和社会组织和动员大规模活动已非易事。

政治体系内部的稳定确保了普京雄厚的执政基础，政权控局能力加强。可以说，现政权吸取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的教训，未雨绸缪，早就为“统一俄罗斯”党在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中获胜奠定了基础。但是，毕竟“统一俄罗斯”党在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前民调支持率不高，在45%左右，甚至更低。选前俄罗斯国内外很多评论指出，该党像2011年选举那样获得相对多数没任何问题，甚至由于在单一选区“人民阵线——为了俄罗斯”社会运动的存在，最终获得宪法绝对多数席位也没有问题，但是，该党在全联邦区的政党比例代表制选举中难以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率。最终选举结果却大大超过选前预期。“统一俄罗斯”党54.2%的得票率提醒世人，“后克里米亚共识”是2016年选举的最大变量，是“统一俄罗斯”党超高得票率的刺激性因素。

“普京主义”确保选举没有大的意外，“后克里米亚共识”则让2016年选举出现的波动向更加有利于普京政权的方向发展。“统一俄罗斯”党超出了该党参加前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的平均得票率。[3]如果说此次选举有一些“波动”，那么“统一俄罗斯”党54.2%的得票率以及最终获得该党参加国家杜马选举以来最高的343席这一结果确属较大“波动”。需要指出的是，“统一俄罗斯”党按照政党比例代表制的得票率并没有超过2007年全民挽留普京、普京威望达到顶点时的64.3%得票率。2007年时“统一俄罗斯”党凭借64.3%这一该党历史上最高得票率获得杜马315席，2016年由于单一选区的存在，“统一俄罗斯”党得以超过2007年获得杜马343席。也就是说，此次“统一俄罗斯”党获得该党历史上也是国家杜马历史上一党所获的最多席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普京政权对于单一选区选举超前的政治设计和运作，同时，也与国家杜马选举复杂的计票程序和超低投票率有关。除了政治设计以外，笔者这里想强调的是“后克里米亚共识”对于此次选举的重要意义。

俄罗斯52%左右的联邦预算收入来自油气出口，随着国际油价暴跌，俄罗斯财政收入锐减，政府在民生诸如医疗、教育、提高工资等方面的投入相应减少，公民的可支配收入也随之减少，普京在2012年总统竞选时的诸多承诺难以兑现。按照一般的认识逻辑，普京的民意应该下滑，民望应该处于低潮，但是，俄罗斯社会出现了“后克里米亚共识”的社会情绪，普京民意支持率反而达到80%以上的高位。2015年下半年俄罗斯空袭叙利亚后，普京的支持率甚至一度冲高到90%，可见普京的内外政策获大部分民众支持。安全是俄国家观念中的硬道理，而领土又是俄罗斯安全之本。普京2014年“收回”克里米亚，2015年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其举措符合俄罗斯国民心态和社会情绪的根本点。即使是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俄罗斯共产党和公正俄罗斯党这些体制内的反对派也是促成“后克里米亚共识”的主干政治力量。[4]

“后克里米亚共识”是指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收回”克里米亚成为促进政治稳定的新因素。正如俄罗斯政治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布宁指出的：普京几乎是不费一枪一弹，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这唤起了俄罗斯民众心中的“帝国主义情怀”。普京的支持率攀升到难以企及的高度，而且还将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5]为了实现强国梦，恢复昔日超级大国的荣耀，俄罗斯民众宁可忍受经济上的困难：“我不在乎禁令。我不害怕。二战都熬过来了，我们能渡过这一难关。”[6]“后克里米亚共识”已经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多重影响。比如，利莫诺夫领导的“战略31党”在俄罗斯代表着一种反普京的情绪，却因为是否支持克里米亚问题而分裂。2015年12月民调显示，如果近期进行总统选举，75%的受访者将会投票支持普京。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经济已经成为政治稳定的“人质”。在大多数俄罗斯民众眼中，在接纳克里米亚之前，能取代普京的人选并不存在。即便是在2011年底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的时候，也没能出现一个能取代普京的政治家，连统一的反对派领导人都没出现。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增加了促进政治稳定的新因素——克里米亚。很多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经济面临的困难，远低于20世纪90年代“休克疗法”时期，甚至不如1998年金融危机时艰难。俄罗斯社会达成的共识是加强国家政权、法治与秩序，这是俄罗斯强国的首要保证，这也是民众的普遍要求。2012年普京在其新任期刚开始时就表示，进入21世纪的十二年里，俄罗斯走过了极为重要的复兴和巩固阶段，现在的目标是要建立富裕和安康的俄罗斯；未来几年对于俄罗斯和全世界而言都具有决定性甚至转折性意义，全球正在步入大变革甚至是大动荡的年代；在这个时代和阶段，俄罗斯唯有稳定才能发展。因此，在俄罗斯民众的意识中，政治稳定早已被提到首要位置。无论是在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还是自2012年以来历次地方选举结束以后，普京总是强调类似的观点：正是那些捍卫俄罗斯国家利益、主张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及巩固国家的政治力量才能获得支持。[7]

可以说，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竞选承诺大部分未能兑现，统计学客观上对普京不利，但社会学帮了他的忙，拉平了负面统计数据。普京政权还有意引领社会思潮，加强“后克里米亚共识”。最典型的例子是普京在2016年9月16日，国家杜马选举前的静默日，参加独联体峰会。在讨论莫斯科是否有权担任2017年独联体轮值主席国的问题时驳斥乌克兰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的反对意见，重申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普京的表态实际上是做给国内看，有意引导国内社会舆论。

从社会思潮上看，社会思潮也被政府有意引领，强化“后克里米亚共识”和普京效应。“危机源自国外”已经成为俄罗斯社会的共识。这其实会加深俄罗斯社会的孤岛意识，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确保政治稳定无忧，但对促进政治发展无益。“后克里米亚共识”本质上是对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社会情绪的概括，因为其符合普京政权的治国理念——俄罗斯保守主义——的需要而被政权有意用来引导社会思潮。危机与制裁背景下的俄罗斯，经济困难，“五月总统令”的目标难以实现。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维持和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强心剂。“后克里米亚共识”有助于强化民族主义思潮，从而为政治社会稳定及选举周期服务。可以说，乌克兰危机让俄罗斯打开了将会长久影响本国及周边地缘政治空间发展的潘多拉盒子，甚至有可能成为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转型与发展的转折点。[8]而围绕乌克兰危机产生的“后克里米亚共识”，明显改变了俄罗斯国内政治的社会氛围。复兴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正在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也是研究俄罗斯政治的焦点问题。正是由于“后克里米亚共识”的存在，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居高不下，右翼和左翼势力根本无法同其抗衡。当然，对“后克里米亚共识”，西方和俄罗斯自己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存在本质区别。这也是“后克里米亚共识”充满研究魅力的原因，它是战后国际政治基本矛盾在观念上的鲜活体现。“后克里米亚共识”因而也是理解2012年以来普京新时期俄国内政治特点的关键点。它体现的是俄罗斯政治稳定的社会因素和国际关系因素，反映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外向型扩张性的国家其内部政策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对认识俄罗斯发展道路及国家特性有见微知著的学术意义。

“后克里米亚共识”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危机源自国外”的认识则是政治稳定的“助推器”。2015年11月，从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调查报告《俄罗斯社会：在危机和制裁下的一年》[9]可以看出，尽管有“后克里米亚共识”，俄罗斯民众业已感受到危机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引起危机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国内因素。俄罗斯真正需要做的是实施重大的改革，包括对经济机构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纠偏，否则只能是简单重复，简单循环，永远落后。必须采取能够进一步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但这种模式不是赶超模式。俄罗斯确保经济中期和长期的稳步增长面临两个风险：一是人为加速的风险；二是对经济低速乃至零增长习以为常，并准备长期接受这种情形的心态。如果这种心态在社会中占了上风，将开启通向长期衰退的道路。[10]大选之年对于国内问题的上述认识如果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显然对于政权党的选举，对于普京政权的稳固，乃至对于俄罗斯的政治稳定都是负面因素。

从社会调查看，关于危机的根源，大部分俄罗斯民众并没有从国内因素进行考虑。75%的民众认为“危机源自国外”，很大程度上这已经是俄罗斯社会的共同认识，这无疑对普京政权确保俄罗斯的政治稳定有利。究其原因，与主流媒体“围城战略”的宣传有关。

普京2012年再次执政以来，受制于国际秩序的嬗变，俄罗斯内外政策的变化呈现孤立主义的倾向。这种孤立主义不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而是文化和心理上的。这与苏联时期的体现有所不同。苏联时期是主动建立对立阵营，当前是俄罗斯的举措造成西方的围堵和制裁。俄罗斯孤立主义的倾向和“围城战略”的定位集中体现在2014年普京的“3·18”讲话、2014年12月制定的新版军事学说、2015年10月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的讲话以及2015年12月制定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

2014年普京的“3·18”讲话是普京国际政治观的集中体现：第一，从历史看，俄罗斯是冷战结束以后地缘政治博弈的受害者；第二，从现实看，俄罗斯一直以来面临由美国主导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外部威胁，这种威胁的表现为对内是武力违宪夺权，对外是单极霸权挤压战略空间。2014年12月26日，普京签署新版军事学说。[11]上一版产生于2010年。2010年版的主要内容在新版军事学说中都得到了保留，与此同时，新版军事学说增加了五项全新内容，其中明确指出，通过信息传播手段来破坏俄罗斯人捍卫祖国和精神价值观的历史爱国主义传统已成为俄面临的外部危险之一。这一观点在以往任何一版俄罗斯军事学说中都未被提出过。[12]

2015年瓦尔代俱乐部会议的辩论主题是“战争与和平”。2015年10月22日，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讲话，提出冷战的结束为意识形态对立画上了句号，但争端和地缘政治矛盾的根基并没有消失。所有国家现在和将来都会存在自身利益，有时它们的利益并不一致。而世界历史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大国及其联盟的竞争。重要的是，要让这种竞争构筑在特定的政治、法律、道德准则和规律框架内，否则竞争和利益碰撞将引发尖锐的危机和激烈的冲突。不择手段地推进一家独霸模式只会导致国际法和全球调解体系失衡，这预示存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可能失控的威胁。[13]

2015年12月31日，普京签署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这是对2009年出台的《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修订。从文化上强调保持恢复俄罗斯传统文化及传统价值观。虽然指出与美国合作的必要性，但尤为突出的是第一次明确了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提出“俄罗斯奉行独立的内外政策，招致力图维持世界事务主导权的美国及其盟国的反制”。新版安全战略阐述了六大长期国家利益，明确了九大国家战略优先发展方向。但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优先方向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外国特工机关情报活动、扰乱俄罗斯国家机关工作、“颜色革命”等的威胁。[14]

正如俄罗斯政治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布宁指出的：俄罗斯精英需要这场危机。当然，必须看到，虽然俄罗斯孤立心态占据上风，但是俄罗斯的精英阶层毫不讳言地指出：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心理上，俄罗斯都不打算离开欧洲大陆。俄罗斯与西方合作与伙伴关系的战略方向不会改变。[15]

总之，“普京主义”“后克里米亚共识”“危机源自国外”是俄罗斯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时大背景的核心要素。这三大要素已经可以确保议会新选举周期和总统选举不会出现大的意外。即便如此，普京政权为了确保选举万无一失，依然在政治控制上采取了更为严密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