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员工亲环境行为自觉：“规范-价值观”错位的关键视角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国家和政府机构应通过加强环境价值观教育，鼓励和引导公民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减少废弃物产生和对生活废弃物进行分类放置等亲环境行为，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PEB）是指人们使自身活动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尽量降低的行为（Lu et al.，2017），包括绿色购买、减少消费、绿色出行、回收行为等。企业通常被认为是应对环境问题的最佳代理，而员工每天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处于工作场所中，员工日常亲环境行为将大大有助于工作场所负面环境影响的最小化（Blok et al.，2015），更有助于组织达到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目标（Bissing-Olson et al.，2013；Lu et al.，2017）。可见，提升员工在工作场所中的亲环境行为是组织实现社会责任、促进人类生态文明健康发展的关键手段。因此，加强对企业员工亲环境行为的引导和干预，并将其真正内化到日常生活之中，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毫无疑问，价值观是研究个体心理变化与行为关系的关键载体，学者在研究中也得出了“价值观对亲环境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结论（Kennedy et al.，2009）。然而，环境价值观对于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并不完全有效。在社会情境下，个体亲环境行为将受到亲环境规范和价值观共同作用的影响（Culiberg and Elgaaied-Gambier，2016）。亲环境规范（Pro-environmental Norms）是社会成员应共同遵守的环境行为准则、习惯和规章制度等，对各类主体亲环境行为具有重要的引导、促进和控制作用（Reese et al.，2014）。按照规范焦点理论，可将亲环境规范分为命令性规范（国家或政府层面规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是国家或政府要求居民应遵循的环境行为准则）和描述性规范（特定情形中群体自发形成的环境行为规范）。那么，在企业环境治理情境下，企业环境相关的规章制度则属于企业层面的命令性环境规范，工作场所中员工群体所形成的环境行为规范则属于描述性环境规范。然而，有研究指出人们偏向于使用私家车出行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自身亲环境行为只是对他人或整个环境有利，不会直接有利于自我切身利益，因而可能选择方便程度高但会污染空气的利己性环境行为（Groot and Steg，2010）。究其原因，一方面，个体环境价值观与正式层面的亲环境规范存在“自我价值诉求”与“命令性规范”的矛盾与冲突，使得个体价值观主导的行为准则与规范要求的行为准则不一致，产生被动的亲环境行为或者非亲环境行为，即企业中的命令性规范因无法有效兼容员工的个人价值诉求而存在自身结构上的矛盾。另一方面，个体亲环境行为同时还会受到所在特定群体层面亲环境规范（描述性规范）的影响，甚至员工个体“价值诉求”与“描述性规范”不一致的负面影响更大（韦庆旺等，2013）。企业层面的员工也会面临诸如节约用水、双面打印纸张等命令性或描述性亲环境规范与个体价值诉求的一致或不一致问题。由此可见，正是基于命令性和描述性的企业亲环境规范与员工亲环境价值观不一致所形成的“亲环境规范-亲环境价值观”错位形态（简称“规范-价值观”错位，这里使用“错位”一词，源于其水平位移的本意，包含契合或分离两类形态），引发员工在两类准则不一致情境下的认知失调，产生亲环境行为选择问题（见图2）。

图2 “规范-价值观”错位与企业员工亲环境行为自觉理论关系

或许只有对企业员工亲环境行为产生主动和持续影响的错位形态才是“规范-价值观”有效错位形态，那么，员工亲环境行为的持续引导或控制问题，实际就是“规范-价值观”有效错位形态下的员工亲环境行为选择过程问题。因而，有必要从“规范-价值观”错位视角系统研究我国企业员工亲环境行为选择过程，从代表企业层面的命令性规范和代表工作场所群体层面的描述性规范两个层面揭示不同错位情境下企业员工亲环境行为选择规律，剖析“规范-价值观”有效错位形态，在此基础上为设计有效包容企业员工价值诉求的环境管理政策提供建议，明晰我国企业员工亲环境价值观建设的内容指向，推进我国企业员工主动、稳定和持久的亲环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