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日

一 写作背景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12～1887）是俄国自由派作家。他与马克思关系密切，1846年4月在欧洲游历比利时布鲁塞尔时与马克思会面。他曾向俄国读者介绍过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及其思想。蒲鲁东的代表作《贫困的哲学》出版后，安年科夫于1846年11月1日写信给马克思，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并征求马克思的意见。于是，就有了马克思的这封回信。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蒲鲁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对蒲鲁东的评价问题上，国内大多数学者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即使是正面的肯定，也只是在借鉴意义上讲的。但是，应该肯定的是，“蒲鲁东终其一生都在重塑正义原则，且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完成真正的革命为使命，为此他提出了诸多独特的方法和理论”。^[1]从总体上讲，蒲鲁东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对工人运动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他的理论受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判。

蒲鲁东（1809～1865）是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其主要著作有《什么是财产？》《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等。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最初是作为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发生联系的。在和蒲鲁东的交往中，马克思一方面吸取蒲鲁东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又指出他的缺陷，希望他能摆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但是，在理论实质和立场上两人之间的分歧愈来愈大，最终导致他们公开决裂。

蒲鲁东与马克思的相识是在1844年。1865年马克思在《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中写道：“1844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蒲鲁东有过私人的交往。”^[2]由于蒲鲁东不懂德文，所以，马克思经常给他讲解黑格尔的哲学。“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上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3]在他们交往的初期，马克思对蒲鲁东是持肯定态度的。当看到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时，马克思说：“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财产’当然不仅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而且也被以空想的方式‘废除’了。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4]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虽然是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之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而蒲鲁东虽然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比是贫乏的，但是，他在圣西门、傅立叶之后起了某种划时代的作用。

马克思和蒲鲁东产生分歧应该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以后，随着唯物史观的建立，他们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分歧。1846年5月5日，马克思写信给蒲鲁东，非常诚挚地邀请他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希望他能够承担委员会驻法国通讯点的工作，目的“只在于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联系，保证能够了解各国的社会运动，以便取得丰硕的、多方面的成果”。^[5]此时的马克思对蒲鲁东非常看重，他写道：“至于法国，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通信人了。您知道，到目前为止，英国人和德国人比您自己的同胞更看重您。”^[6]蒲鲁东在1846年5月17日写了一封回信，拒绝了马克思邀请他参加通讯委员会活动的建议。他在回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只要经过经济组合，把原来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透出的社会财富还给社会，就可以达到自由、平等状态。他声称，用文火把私有制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因而，他反对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这就表明，蒲鲁东已经转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去了。

1846年6月，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以下简称《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这部著作获得较大的成功，在法国销量很好，在德国还出版过三个不同的版本。在这部著作中，蒲鲁东从经济学和哲学两个方面对所有权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他试图解决贫困的根源是什么的问题。蒲鲁东认为这是一个许多人从19世纪以来就苦心思虑而始终没有拿出答案来的问题。既然贫困的直接原因是工人收入太少，那么，就需要弄清楚，除了天灾和恶意行为之外，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工人的收入太少。他认为，归根结底，是财富分配不均。

蒲鲁东不满意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实证式解读，他企图阐释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建立一个用黑格尔哲学构架建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蒲鲁东提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制造贫困的哲学，是不符合“人类普遍理性”最高要求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来改善资本主义社会，不需要任何国家政权，也不必进行阶级斗争的一套办法。恩格斯在读了《贫困的哲学》后指出，蒲鲁东“运用经过粗暴歪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论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来论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7]

蒲鲁东的这一从表面上看是对资本主义全面批判的理论，一经提出便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迷惑性。这一点在安年科夫1846年11月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有所体现。安年科夫对蒲鲁东理论持赞赏态度，认为他的理论中的经济学部分很有分量。由此可见这种理论的危害性。有意思的是，马克思说：“在蒲鲁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了我，信中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等待着您的严厉的批评。’不久以后，我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其严厉的方式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8]

蒲鲁东说他等着马克思严厉的批评。而恰巧在马克思下决心对蒲鲁东的经济学进行批判之前，收到了安年科夫的信。安年科夫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驻巴黎的通讯员。他在巴黎看了《贫困的哲学》后，于1846年11月1日写信给马克思，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并征求马克思的意见。由于书商的拖延，马克思在12月底才拿到这本书，他用了两天的时间浏览了一遍后，给安年科夫写了这封回信。在这封回信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方面的错误观点，着重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于1847年7月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在后来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专门谈道：“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9]

这封书信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十分重要，国内的研究者充分肯定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而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它不仅是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开端，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10]“马克思在1846年底写给俄国自由派的著作家巴·瓦·安年科夫的信中……为他即将写作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确定了理论基调和写作提纲。”^[11]“在这封信里，马克思运用初步形成的唯物史观理论分析了人类历史的实在进程及其运动规律。这里的基本思想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以及后来著作中阐述的观点完全一致，应当看作属于马克思业已成熟的思想。”“我们发现，马克思的这封信的确十分重要。言其重要，一是它出现在马克思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最后时刻，它可以准确地表现马克思在这一未完成手稿创作中的真实思想和新的想法；其二是……这使得马克思的哲学新视域再一次也是最终确立起来了。”“在1846年底完成的《马克思致帕·瓦·安年柯夫》和1847年完成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并把这种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初步运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而丰富了刚刚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12]可见，这封书信是连接马克思哲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桥梁；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思想诞生的标志性成果。它首次体现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唯物史观，同时，又是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的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