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杨权利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学术上造诣颇深。我与他共事20余年，对他在学术上取得的主要成就有较多了解。他在撰写这部高水平学术著作的过程中，经常与我谈起研究与写作之不易，也流露了在提出个人独立见解后的愉悦之情。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纪念日，恰逢他的这部大作杀青。他希望我能为本书作序，我是乐而为之的。这不仅由于我对他的学术研究有较多了解，而且因为我同样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有浓厚兴趣。
在“中共中央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其中就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的研究。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根据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外国工人出版局”出版的德文版马克思选集，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9封书信。后又于1951年重新进行了翻译。他认为，这些书信的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有很精彩的论述”。[1]在国内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至第三十七卷中，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4000多封书信中的378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涉及历史唯物主义内容的，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有8封。从已有的结果看，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些书信的研究尚有很大空间，主要表现在：第一，学术界的系统性研究成果，特别是专著较少。197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书信的解说》；198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八封书信讲解》；同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冯瑞芳、李士坤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八封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研究》等。而这些成果都是作为教材或阅读书信的辅助性材料。除此而外，相较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研究而言，学者们专门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研究的论文也偏少。第二，现有的学术成果在研究范围上有所遗漏。无论专著还是论文，基本上都局限于上述8封书信的研究，而对其他相关书信的研究则少之又少。第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缺乏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前后两个时期思想和研究侧重点变化的研究，缺乏对这些书信内容的深度解读，同时，也缺乏时代感。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认为书信是未经发表过的言论，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往往未经深思熟虑，因而限制了内容的科学性。而且，书信的思想和观点表达缺乏严谨性，往往是零散的和不系统的。
学术界的这种认知，不利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做系统、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书信，对当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其一，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完整历程。其二，通过书信，我们更能够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
我在阅读这部大作的基本内容时，认识到其主要有两个重要创新点。第一，书中除对上述8封书信进一步深入研究外，又增添了2封书信，即1865年3月29日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和1883年4月18日恩格斯致菲力浦·范派顿，这样，内容上就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二，著者采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每封书信产生的背景、写作原因、思想发展脉络、基本内容以及价值等方面进行较为详尽的考察，并将之放在整个唯物史观发展的背景下，注重它们与同一历史阶段其他著作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说明。
作者在书中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马克思在1846年底写给俄国自由派的著作家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运用初步形成的唯物史观，研究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分析了人类历史的一般进程及其运动规律，并以此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事实上，这封书信既体现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唯物史观，又是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的大纲，因而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其次，马克思在1852年3月写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书信中，从经济关系对阶级关系的决定作用角度，提出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三个结论，揭示了人类社会阶级关系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最后，恩格斯在1867年3月写给阿尔伯特·朗格的书信中，揭示了社会规律是客观性和目的性的统一，是具体性和历史性的统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通过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说明作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具体样式之一的人口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外，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给路·库格曼写了一封书信。关于这封书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列宁如此评价：“从更全面和更深刻地弄懂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868年7月11日写的一封信（第42页及以下各页）。……我希望，凡是开始研究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的人，在钻研《资本论》最难懂的头几章的时候，能把我们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反复地读一读。”[2]
马克思去世后，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后期，恩格斯写了大量书信。针对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极力攻击和歪曲唯物史观，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社会学，把唯物史观歪曲为只承认经济因素决定作用的经济唯物主义、是“技术决定论”，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把经济因素看成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人不过是经济关系玩弄的“棋子”的观点，恩格斯予以坚决回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写给菲力浦·范派顿、约·布洛赫、康·施米特、弗·梅林、瓦·博尔吉乌斯的书信中，主要阐述了以下思想：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强调经济因素“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同时强调政治上层建筑的重大反作用；提出“历史合力论”思想；论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问题；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则。首先，必须认真学习原著，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3]恩格斯讲这句话的背景，是基于当时那些以理论家自居的“青年派”而言，这些人既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不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因此，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及其精神实质，其基本原则是根据第一手材料，而不是第二手材料来进行研究。这是因为第二手资料毕竟带有研究者自身的主观色彩，在“加工”中会变形甚至被扭曲，从而带有局限性，而原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精华的文字承载和体现，因而只有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真正掌握这种理论的实质和核心。
其次，要“把握总的联系”，即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逻辑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各个部分、各个原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而破坏这种严密性和完整性，就会导致理论本身的失真。这一方面，要求我们把原著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研读，紧密联系当时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实践斗争的具体状况、理论研究的侧重点等。另一方面，不能拘泥于个别论据是否充足，观点表述是否恰当，逻辑推理是否严密，甚至个别字句表达是否合适，等等。要在“总的联系”中重点把握理论的基本内涵，从整体上完整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反思和批判精神。
最后，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到处乱贴的标签。恩格斯指出：“我首先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4]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即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在它的指引下，不畏艰苦，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历史和现实，才能获得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制定出正确的理论、路线和策略，引导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也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
列宁在《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文版序言》中指出：“对于写传记的人来说，这些材料都是异常宝贵的。但是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对于俄国工人阶级来说，这些书信内包含着理论和政治材料的那些地方，却更加重要得多。”他转述了《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所说的一句话：“认识那些在大变革时代形成其思想和意志的人物的面貌，就能提高我们自己。”[5]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从而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自己的头脑。
因此，在我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基础文本，阅读原著始终被学术界和教育界高度重视。学者们撰写和出版关于经典著作的专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1世纪初，中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给予极大推动，这就迫切要求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更加深入、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性解读。杨权利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和研究有独到见解，这部专著把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全书解读视角新颖而独到，文字流畅而严谨，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解更加全面，大大拓宽并加深了人们对经典著作基本内容的理解。杨权利教授撰写的这部专著，具有鲜明的特点，这得益于他的理论知识储备深厚、研究方法新颖等，因而对经典著作的研究和理解更有新意。
陈国庆
2019年7月1日
[1] 艾思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信》，学习杂志社，1951，扉页。
[2]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0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83页。
[5]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