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
反思国别区域知识的“本土性”：以韩国发展研究为例
李婷婷[1]
【摘要】关于国别区域研究方法的国内现有讨论大多注重反思西方知识的立场问题，而将研究对象的当地知识视为更贴近现实的“本土性”知识。本文指出应打破这一认识误区，以韩国学界对本国发展问题的研究为例，解析其研究主题、视角和理论如何受到国内权力结构和国际知识生产的共同塑造，从而展示当地知识在内外双重权力下的复合建构性及其初步辨析方法。鉴于国别区域当地知识的这种复合建构性，研究者更应有意识地审视其生成情境，对其立场性和客观性加以能动性辨析。
【关键词】国别区域研究；当地知识；本土性；韩国学；发展研究
一 国别区域研究、知识生产与当地知识的“本土性”
国别区域研究近年随着中国现实发展和智识需求的推动，在国内学界广受关注。如何突破长期受到美国话语主导的地区研究，在中国视角下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研究对象的学科知识体系，成为中国研究者思考的核心问题。现有研究虽已借鉴国际学界对西方传统东方学和美国地区研究的立场性与视角偏差的既有批判，[2]分析了美国地区研究早期创生史的政治性起源及其对他国地区研究创生的影响，[3]但关于应如何改进和更新既有知识体系，却止步于强调走进田野和走近研究对象，以回归对象国别区域的本土性知识作为解决方案。然而，生成于研究对象当地的知识固然可能提供更丰富的信息或更准确地反映当地自我认知，对西方中心的知识体系构成修正或补充，但同样是内外因素影响下的建构产物，其“本土性”并不必然更加客观真实。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者应如何看待被研究对象当地知识的本土性？如何在反思美国地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研究对象当地知识的本土性加以反思，从而探寻中国视角和问题意识映照下的国别区域知识体系构建方法？本文将尝试对这些问题加以初步探讨。
知识生产的权力属性早已在福柯开启的研究中得到深入探讨，而对于国别区域研究尤为关注的第三世界国家，其当地知识受前殖民宗主国话语的影响与混杂性也已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得到多方论证。但在国内的国别区域研究讨论中，当地知识却常被抽象为某种尚待了解的客观知识，置于与西方知识两分对立的认识框架之下。这首先是因为现有讨论注重反思西方中心的外部知识如何构建“他者”，而反之将当地知识作为与之相对的理想化符号，同时也是因为当前的讨论参与者多出自政治学或美国研究领域，对国别区域研究者掌握研究对象当地知识的程度和时序等难免带有基于自身学术背景的假设。更为根本的原因则与中国推进国别区域研究的双重位置有关：同时作为国际知识生产网络中的后来者和相对于国别区域研究对象的外来者，中国研究者需要兼顾对西方知识和研究对象当地知识的双重借鉴与反思，为重构学科知识体系打好基础。
事实上，鉴于中国学者所处的这种双重位置，使用当地知识时反而更应慎重，需要对当地知识的所谓“本土性”进行深入反思。这是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别区域大多处于国际知识生产网络的下游或边缘地带，其当地知识一方面受到国内权力结构的塑造，另一方面也像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理论所指出的那样，会不同程度地受前殖民宗主国和美国等西方中心视角与话语的影响。中国学者所处的双重位置使其在面对国别区域的当地知识时，需要突破所谓“本土性”的误导，对研究对象国内和国际的双重话语权力对其当地知识的建构加以充分考察，以理解当地知识的生成情境，从而对其真实性和立场性加以能动性评判。
本文以韩国发展研究为例，试从国内权力结构和国际知识生产网络两个方面，解析韩国当地对本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如何受到国内外双重话语权力的塑造，以阐释当地知识的复合建构性及其初步辨析方法。以韩国发展研究为例固然与笔者研究领域有关，也是因为当代韩国内政格局复杂多变且与国际知识界交流密切，而发展问题又是国家治理和美国地区研究隐含的现代化话语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对于辨析当地知识与国内和国际权力结构的关系具有典型性。需要明确的是，本文的讨论完全不涉及挑战当地知识的独创性和重要价值，而是为了指出现有国别区域研究学科探讨中对当地知识本土性的误解，从而深化对当地知识的认识和研究水平。
二 国内权力结构与当地知识
韩国学界对本国发展问题的研究与国内权力结构有着密切联动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并在美苏分区占领下分裂为冷战对峙前沿的两个政权，韩国建政后又经历了朝韩分裂固化、军事威权统治、政治民主化、全球冷战终结等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受其影响，韩国当地学界对本国的发展研究在议题选择和视角主张上也发生了几次主要转变：议题上长期集中于对朝鲜半岛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源和动力的探讨，直到民主化以后才逐步延伸到当代发展；视角上虽总体贯穿着以现代化为基调的民族主义话语框架，但民主化和冷战终结后在发展主要动力和模式问题上出现了国家与民众、内力与外力、国家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等视角之间的争鸣。以下将按照主要变化节点的时间顺序，具体解析韩国当地发展研究中议题和视角的历次转变。
朝鲜半岛解放后，当地知识界一直积极思考如何摆脱殖民史观、建立民族话语，随着朝韩分裂的固化，韩国学界又面临探索有别于朝鲜视角的本国发展叙事。但直到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才逐步建立起以去殖民和现代化为基调的发展研究框架。不同于日本殖民者所主导的近代知识生产中关于朝鲜半岛近代转型的“停滞论”和“他律论”，李基白率先完成以半岛内部社会主导势力变迁为线索的通史研究，[4]开创了可能替代殖民话语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韩国发展研究的当地话语也创建于这样的背景之下，主要围绕朝鲜朝后期以来的农业史与社会经济史，探讨朝鲜半岛近代经济转型的内在逻辑，后被归纳为“内生发展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5]金容燮是前者的代表人物，率先通过系统的农业史研究探寻朝鲜半岛中世纪社会的解体过程，尝试建立基于国内经济变化的发展叙事；[6]后者则着重于论证朝鲜半岛内部曾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即便没有外来影响也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由姜万吉的朝鲜朝后期商业史研究奠定了早期实证基础。[7]
如果说韩国当地发展研究的去殖民话语始于学术领域的经济史研究，那么剥离朝鲜、突出韩国正统性的当代发展叙事则以朴正熙在掌权初期所强调的现代化话语为重要转折点。朴正熙的《我们国家的道路》中，将通过现代化达到经济独立作为解决民族分裂危机的方法，进而提出基于韩国的民主落后国情应通过“行政民主”推行经济发展计划，从而达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等建立民主的两个先决条件。[8]基于这样的逻辑，朴正熙时期将经济发展与民族主义和威权官僚主义相结合，直到军事政权后期，韩国国内对当下发展问题的探讨都主要表现为官方垄断下关于国家主导型现代化的当为性主张。
进入朴正熙政权末期，随着韩国民主化运动逐渐高涨，上述国家主导的一元化发展论断开始受到挑战。与现实中民众在反独裁运动中的作用相呼应，韩国知识界也兴起了重视民众作用的思潮，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神学等多个领域。在经济学界，朴玄埰的“民族经济论”对韩国当代缺乏自立性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批判，并结合对历史上民众作用的考察，提出应在扩大民众参与的基础上建设自立型民族经济，后期还尝试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搭建和完善理论框架。[9]该理论当时引起广泛反响，为驳斥威权政府的国家主导型现代化主张提供了替代话语，但在冷战终结后基本丧失了现实影响力。
此后，另一种挑战既有主流理论的观点成为韩国发展研究中的主要争议对象，那就是提出应重视殖民作为朝鲜半岛近代经济转型外生动力的“殖民地现代化论”。该理论以安秉直和李荣薰为主要代表人物，认为内生发展论夸大了朝鲜朝后期农业水平和殖民时期的民族对立，事实上殖民时期实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移植，客观上构成了韩国后续发展的重要基础。[10]该理论以对前述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批判作为立论基础，指出其中暗含着普遍性发展阶段论假设，并将冷战终结等现实变化视为反证这一假设无法成立的依据。[11]虽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看似间接，但殖民地现代化论的兴起被认为与全球冷战终结及其对朝韩关系与韩国内政的影响不无关联：在带有亲朝和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民族经济论丧失影响力、国家主导型发展理论同样因带有独裁烙印而失去人心的背景下，该理论作为可能挑战民众主义的替代性理论，逐渐受到保守阵营的关注，这种政治性在后文中将提到的“新右派”争议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殖民地现代化论在韩国学界引发了激烈论战。早期批评者指该理论只注重强调殖民时期朝鲜半岛的经济发展，却忽视其带有掠夺性的一面，未能呈现历史全貌，提出应对发展和掠夺两方面同时加以均衡考察，其观点后被命名为“掠夺论”。[12]但由于对掠夺的定义缺乏客观衡量标准，两种观点的争论难以深入并一度出现走向道德和理念之争的倾向，以至于陷入停滞。直到金洛年和许粹烈等基于对殖民时期经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分别论证了两派的观点，为相关争论再次注入活力。具体来讲，前者通过考察朝鲜半岛殖民期间的GDP变化，提出人均和各产业产值均有增长，尤其是矿工业的绝对和相对增长率都达到较高水平，呈现与此后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相似的模式；后者则提出分析殖民影响应对朝鲜人和日本人进行区分，指出朝鲜人的人均实际获得大米产量反而大幅减少。[13]双方经过多番争论后仍未能达成共识，但对加深关于殖民经济的理解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最近一轮给韩国本土发展研究带来重大转变的国内权力结构变化，是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和进步派的首次执政。其直接影响首先在于使新自由主义在韩国经济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显著提升。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曾受该理念影响启动利率自由化改革，但由于国内阻力进展缓慢。相比之下，危机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经济官僚和财阀企业等内外利益联盟的推动下得以迅速实施[14]，并对既有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过度、政商勾结、透明性低、风险防控机制弱等结构性问题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批判和具体改革方案，扩大了社会认同。不仅如此，随着20世纪初新保守主义兴起并将其奉为自身经济理念，新自由主义也在韩国此后的经济政策制定中持续占有一席之地。新保守主义又称“新右派”，是改革派保守势力面对进步政府连续执政的不利政治局面掀起的政治运动，注重通过理论体系的构建界定与以往极右保守势力的差别，争取赢得更多政治支持。借助新自由主义，新右派一方面批评进步政府重视分配和福利的经济政策有损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也得以与曾推行国家主导型发展的极右保守势力实现差异化[15]，并与自由竞争下占据优势地位的大企业集团利益契合，对服务其政治目标构成了重要助力。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也促使韩国知识界对威权时期曾创造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从而悖论式地促进了对本国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如前所述，此前韩国学界因威权统治下言论空间的限制和民主化以后对独裁统治的负面记忆，对朴正熙时期以来本国发展现实的研究较为消极。危机局面下韩国学界一方面借助新自由主义探索改革方向，另一方面也加强研究国际学界用于解释韩国经济增长的“发展型国家”等理论，并对国家指导经济发展的历史机制和未来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历史性研究着重阐释了朴正熙时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运行与演变机制；[16]关于未来发展方向，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后韩国政府仍能保持部分发展主义意愿和能力，进而分析两种模式的融合程度和方式[17]，也有学者聚焦金大中时期以来进步政府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善，从福利国家建设角度探讨发展型国家的转型方向。[18]
三 国际知识生产网络与当地知识
相比于国内权力结构，国际知识生产网络对国别区域当地知识的影响相对间接，但同样不容忽视。本节将结合美国和日本的韩国发展研究对韩国本土研究的影响，尝试对其各自作用形式和机制加以简要阐释。美日在国际知识生产网络和与韩国的关系中分处不同地位且各具代表性：前者是当代全球知识生产的中心，同时也是世界霸权国家和韩国视为对外关系支柱的同盟国；日本则是朝鲜半岛的前殖民宗主国和战后地区经济文化强国，以及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支点和美日韩安全三角下韩国的重要伙伴。两国对韩国本土发展研究的影响来自多个学科领域，但本文出于讨论目的和篇幅所限，仅涉及关于韩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其他学科的影响可以不同程度地透过这一代理媒介得到间接反映。以下将首先概括梳理美国学界中韩国发展研究的演变脉络，再从话语框架和理论视角层面解析其对韩国本土发展研究的塑造作用，最后再对日本的位置性和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美国的韩国发展研究主要出自地区研究和比较政治经济领域。作为地区研究子领域的朝鲜半岛研究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霸权确立和美苏冷战形成的背景下，最早的学术研究中心创生于哈佛大学。爱德华·瓦格纳（Edward Wagner）最早在费正清和赖肖尔主持的东亚研究项目拿到朝鲜半岛研究方向的教职，主要研究的是朝鲜朝前期政治社会史，[19]而在其指导下攻读博士、后来任教于华盛顿大学并成为美国朝鲜半岛研究领军人物的詹姆斯·帕莱（James Palais）则延伸到了对朝鲜朝后期到近代开港前的研究，认为王室与贵族间的制衡维持了朝鲜王朝的长期稳定，却也导致了王室主导近代化改革的失败。[20]帕莱指导的学生此后成为美国朝鲜半岛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从事近现代经济发展研究的卡特·埃克特（Carter Eckert）后来也受聘于哈佛大学，其代表作《帝国的后裔》以京城纺织有限公司及其企业主金氏兄弟的成长史为核心案例，论述了日本殖民统治对朝鲜近代经济发展的催化和孕育作用。[21]
比较政治经济领域的韩国发展研究则兴起于对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出现集体性高速经济增长的理论关注。就韩国案例来讲，主流经济解释强调外向型经济和美国援助的作用[22]，也有研究着眼于政府、经济官僚和大企业之间的联盟，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探讨了政商合作的效果。[23]更具深远影响的则是“发展型国家”理论的相关研究。该理论基于国家主义和后发展研究等学术传统，以及日本与东亚新兴经济体的现实经验，指出具有发展主义倾向的强政府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引导和推动作用。[24]由于挑战了强调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且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发展型国家理论受到广泛关注，并引发了长期而深入的理论探讨。韩国作为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是相关研究中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部分集中探讨韩国案例的研究已成为该理论的早期经典。如爱丽丝·阿姆司登（Alice Amsden）通过考察韩国政府和大企业间的规训机制，论述了后发国家的技术学习型发展模式；[25]禹贞恩则着重从国家控制和选择性配置金融资源的角度，分析了韩国政府如何能推动产业政策的有效落实[26]，对理解发展型国家产业政策的原理及其在政企互动中的执行机制有重要价值。
在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影响下，此后的韩国发展研究呈现三大主要方向，分别探讨了韩国发展型国家的历史起源、政商关系，以及该模式的衰落或转型等问题。关于起源问题，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较早结合世界体系和产品周期理论，从韩国与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地的历史和现实关系角度探讨了东北亚地区同期出现多个经济增长点的起源和机制；[27]埃克特的研究也与这一问题意识有关，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韩国企业的殖民起源；[28]阿图尔·科利（Atul Kohli）则基于比较殖民分析，论述了日本殖民对韩国强政府的遗留影响；[29]反之，也有学者基于朝鲜半岛殖民时期经济增长率、解放后的断裂性和政治独立性等角度，对殖民起源说进行了批判。[30]关于政商关系，除前述两部经典著作外，康灿雄着眼于政企间的裙带关系与权钱交易，提出腐败可能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也受到相当的理论关注。[31]至于韩国发展型国家模式的衰落或转型，金融危机前就有学者对韩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渐进性结构和制度变化的体制性影响予以关注[32]，危机爆发后更涌现出了大批相关研究，尝试分析危机原因[33]或是探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原有发展模式的影响。[34]
美国的韩国发展研究对韩国当地知识的影响可分为两个层面：话语框架和理论视角。话语框架的塑造相对隐蔽，但影响力却更为根本和强大，主要体现为费正清“冲击-反应”式东亚近现代史叙事和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两者又有内在关联性，都脱胎于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经验作为普世规律的线性阶段论视角。关于近现代史叙事，美国学界普遍视朝鲜半岛的近代转型为应对西方冲击的失败案例，尤其是与日本的成功案例形成鲜明对比。帕莱的研究中关于朝鲜朝末期王室主导的改革由于贵族结构性制约而难免失败的论断便是这种叙事脉络的体现，而之所以有众多研究从日本殖民遗产中探寻韩国高速经济发展起源，也与该思路不无关联。现代化理论因冷战背景下美国需要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能够解释经济发展并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而备受重视，尤其是借助赖肖尔的积极推动，在东亚研究中影响显著。发展型国家理论本身便是出于对韩国等新兴工业国经济“起飞”和“赶超”的关注和解释，而关于美国战后经济扶持和日本殖民遗产的主张也直接或间接带有现代化理论的影子。
韩国当地的本国发展研究深受上述话语框架的影响，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模板的线性阶段论和发展主义是其相关话语场背后的长期隐含基调。结合具体案例来讲，韩国学界在建国初期创建民族主义发展叙事、摆脱殖民话语的探索之所以耗时漫长，是因为难以对殖民知识生产奠定的类似话语框架基础作出差异化反驳。即便是在开创了以朝鲜半岛内部变化为线索的民族主义叙事后，内生发展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仍未能摆脱基于线性发展阶段的隐性假设。尽管民主化后韩国本土发展研究出现了多种争鸣，但无论是关于国家与民众作用的争论，还是关于内生动力与外来影响的辨析，抑或是关于国家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探讨，都是在这种话语框架之内的不同视角，并未挑战到框架本身。不仅是学术研究，朴正熙提出的经济民族主义以及此后长期指导韩国发展实践的经济政策更是现代化话语的典型体现。
在理论视角层面，美国研究的影响更为显性，但韩国当地知识界却也相对更有能动性发挥空间。美国作为全球知识生产的中心，是理论创新的先行者，新兴社会科学理论及其与韩国发展研究的结合为韩国学界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知识资源储备，可根据自身需求和立场进行选择性利用。如韩国保守派对殖民地现代化论和新自由主义的推崇，便是在国内权力结构变化的关键时点，通过借鉴美国学界对韩国发展殖民起源的讨论和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等既有学术积累，谋求增强自身的话语权和政治地位；批评者的反驳同样是基于自身学术或政治立场，且如殖民地现代化论和掠夺论的论战所示，对促进韩国本土研究的深化也可能产生积极意义。此外，也有韩国学者通过国际发表同步参与到美国学界的讨论当中，并对后者产生反向影响。如发展型国家理论和案例研究中多项成果出自韩裔或韩国学者的贡献，对加深理解韩国发展模式的形成和运行演变机制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日本在关于韩国发展研究的当代国际知识生产网络中处于某种中间地位：作为先行按照西方模式完成近代转型的前殖民宗主国和战后依托经济发展重新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典型案例，日本与西方中心的近现代史叙事和现代化发展观高度契合，在发展研究方面更靠近国际知识生产的中上游地带；尤其是对韩国，日本基于殖民时期关于朝鲜半岛的知识积累和东亚冷战格局下迅速重建起的对韩密切交流合作，在韩国发展研究中比起其他西方国家占据相对优势。
这种中间地位也使日本对韩国本土发展研究的影响同时作用于对美和对韩两个层面。美国学界了解朝鲜半岛的初始信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日本殖民时期的知识书写，最早出版的朝鲜史研究著作也是日本学者旗田巍的《朝鲜史》。[35]尽管旗田是日本战后反思殖民史观、探索朝鲜半岛主体叙事的代表人物，但书中也难以避免地参考了大量基于殖民话语的史料和论述。该书是赖肖尔的《东洋文化史》中有关朝鲜半岛内容的主要参考对象，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执笔的朝鲜半岛史著作问世之前都是该领域的最主要入门读物，以赖肖尔和旗田为中心建立起的人际网络也对美国此后的朝鲜半岛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36]另外，美国学界对发展型国家模式的重视和对韩国发展殖民起源的探讨也与日本的学术影响不无关联：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开创性著作便是基于日本研究[37]，而标志着主流经济学界对该模式有所认可的世界银行《东亚奇迹》报告的出版[38]，据称也与日本方面的积极推动有关；从殖民遗产角度论述韩国经济发展的视角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大量可见，其中关于“雁阵模式”的探讨尤为受到关注。[39]
在对韩直接影响层面，日本基于在韩国发展研究方面深厚的信息与学术积累，同样需要重新审视殖民与民族问题的问题意识，以及冷战背景下迅速重建学术交流网络等有利条件，与韩国学界进行了密切互动。韩国早期的内在发展论便与以旗田为代表的反思性研究互为呼应，“内在发展论”这一命名方式也是由日本学界发起，后在韩国得到介绍普及。[40]殖民地现代化论20世纪80年代便在日本兴起，而安秉直将其引入韩国学界的直接契机，便是基于1985年起与中村哲等日本学者进行共同研究的经历。此后该理论与掠夺论间基于数据统计的深度论战，也离不开日本方面存留的经济数据和相关经济史研究传统。不仅如此，朴正熙总统在殖民时期的个人经历被认为对其发展模式构想的雏形起到了重要塑造作用，众多韩国政治经济精英也与日本交往密切，对两国发展研究的交流合作和话语传播有所促进。
事实上，朝鲜和中国的相关研究也对韩国本土发展研究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两国虽然在冷战格局下与韩国分属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场，但基于共同民族或历史文化圈的长期积淀，以及探索去殖民和民族话语的共同时代课题，也曾为韩国学界提供丰富的学术滋养。此外，朝韩间的体制竞争也对双方分别建立现代化视角下的排他性民族主义话语构成了关键性制度背景和影响因素。但出于篇幅和精力所限，本文对此暂不作展开论述，留待今后有机会继续探讨。
四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国别区域研究对象的当地知识绝非与西方中心主义绝缘的客观知识，而是对中国研究者来说更为复杂、需要对影响其生成的国内外话语权结构同时加以辨析的复合性知识。从韩国学界对当地发展问题的研究来看，相关话语场在问题意识、议题选择、视角主张等方面随国内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而显著转变，美国和日本的韩国发展研究也基于两国在国际知识生产网络和与韩国关系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在隐形话语框架和显性理论变迁层面影响着韩国本土发展研究话语场的演变。研究者应充分认知国内外双重话语场对国别区域当地知识的影响，结合具体当地知识的生成时间、主体、视角和主张等深入解读其生成情境，为进一步能动地评判具体知识的价值和构建新知识体系打好基础。
除了深化对国别区域当地知识的认识、破除对其本土性的认识误区以外，本文还通过分别考察国内权力结构和国际知识生产网络对当地知识话语场演变脉络的影响，阐释了辨析当地知识建构性的可行方法。当然，这种分析框架还很粗浅，但至少能够展示出国别区域当地知识的复合建构性和对此加以解析的必要性，为今后的进一步讨论提供初步参考。总之，作为国际知识生产网络后来者和国别区域研究对象的外来者，中国构建国别区域研究知识体系时所处的这种双重位置使研究者面临比以往的地区研究更为复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挑战，需要持续加强反思和探讨。
Reflecting on the“Nativeness”of Local Knowledge in Area Studies：With Illustration from the Development Discourse in South Korea
Li Tingting
Abstract：In the fast growing discussion in China about the methodology in Area Studies，most scholars are focusing on how to reflect on the positionality of Western knowledge，yet tend to assume that knowledge produced at the locality can better represent the local reality due to its“nativeness”This paper takes issue with the perceived“nativeness”of local knowledge Taking the South Korean discourse about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n example，the paper illustrates how the research topics，perspectives and theories in the Korean discourse have been shaped by both the domestic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production network，as an attempt to demonstrate the hybridconstructiveness of local knowledge as well as to propose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for its contextualization Due to such hybrid constructiveness，local knowledge should be more carefully contextualized instead of taken for granted in Area Studies，in particular for Chinese researchers who are both outsider to the locality and late-comer in international knowledgeproduction
Keywords：Area Studies；Local Knowledge；Nativeness；Korean Studies；Development Studies
[1]李婷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2]Edward W Sai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Bruce Cumings，“Boundary Displacement：The State，the Foundations，and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in Parallax Visions：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edited by Bruce Cumings，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73-204
[3]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1期；张杨：《冷战与亚洲中国学的初创——以费正清和亚洲基金会为个案的研究》，《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
[4]〔韩〕李基白：《国史新论》，韩国泰成社，1961；〔韩〕李基白：《韩国史新论》，韩国一潮阁，1967。
[5]参见〔韩〕李荣昊《“内在发展论”的历史认识轨迹与展望》，金锦子译，《东疆学刊》2016年第4期。
[6]〔韩〕金容燮：《量案研究：朝鲜后期的农家经济》（上），《史学研究》1960年总第7期；〔韩〕金容燮：《量案研究：朝鲜后期的农家经济》（下），《史学研究》1960年总第8期；〔韩〕金容燮：《朝鲜后期农业史研究1：农村经济·社会变动》，韩国一潮阁，1970。
[7]〔韩〕姜万吉：《朝鲜后期手工业者与商人的关系》，《亚细亚研究》1966年第3期；〔韩〕姜万吉：《朝鲜后期商业资本的成长：以京市廛·松商等的都贾商业为中心》，《韩国史研究》1968年第1期；〔韩〕姜万吉：《朝鲜后期商业资本的发达》，韩国高丽大学出版部，1973。
[8]〔韩〕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陈琦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第3页、159～160页。
[9]〔韩〕朴玄埰：《民族经济论》，韩国韩吉社，1978；〔韩〕朴玄埰：《韩国经济结构论》，韩国日月书阁，1986；〔韩〕朴玄埰：《民族经济论的基础理论》，韩国石枕，1989。
[10]〔韩〕安秉直、〔日〕中村哲编著《近代朝鲜工业化的研究》，韩国一潮阁，1993；〔韩〕李荣薰：《韩国史的近代转型与特质》，《经济史学》1996年第21卷。
[11]〔韩〕李荣昊：《“内在发展论”的历史认识轨迹与展望》，金锦子译，《东疆学刊》2016年第4期。
[12]〔韩〕郑然泰：《21世纪的韩国近代史研究与新现代化论的探索》，载韩国历史研究会编《20世纪历史学，21世纪历史学》，韩国历史批评社，2000，第144～145页。
[13]〔韩〕许粹烈：《没有开发的开发》，韩国银杏树，2005；〔韩〕金洛年编《韩国的经济增长1910-1945》，韩国首尔大学出版部，2006。
[14]〔韩〕池柱衡（音）：《韩国新自由主义的起源与形成》，韩国书世界，2011，第7章。
[15]韩献栋：《韩国的保守主义：特征与影响》，《国际论坛》2012年第1期。
[16]〔韩〕李炳天编《开发独裁与朴正熙时代：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韩国创批，2003；〔韩〕金馨雅（音）：《维新与重化学工业：朴正熙的双刃选择》，韩国一潮阁，2005；〔韩〕曹喜昖：《被动员的现代化：朴正熙开发动员体制的政治社会双重性》，韩国HUMANITAS，2010。
[17]〔韩〕李年镐：《金大中政府的经济改革与新自由主义国家登场的局限》，《韩国政治学会报》2000年第4期；〔韩〕林惠兰：《韩国的产业政策变化与治理》，《韩国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韩〕尹相宇（音）：《外汇危机以后韩国的发展主义性新自由主义化：以国家性质变化与政策对应为中心》，《经济与社会》2009年第3期。
[18]〔韩〕金渊明编《韩国福利国家性质争论》，韩国人间与福祉，2002；〔韩〕金仑兑：《超越历史路径依赖：发展型福利国家的衰退与制度活力》，《谈论》2015年第1期；〔韩〕金仑兑：《韩国发展型福利国家的衰退：面向新型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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