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考证篇

第一章 《启颜录》的成书

《启颜录》的著者不明，然“作者的朦胧并不等于作品的晦涩，作者的难以考订并不意味着作品的不可思议”[1]。本章就《启颜录》在古今文体分类法中的文体定位进行论述，并对其内容的渊源进行考证，对其“滚雪球”式的成书过程给予考述。

第一节 《启颜录》的文体定位

关于《启颜录》的文体，“两唐书”《通志》《宋史》《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均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即其文体被定位为小说。“说”作为一种文体，首见于陆机《文赋》：“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2]，此时的“说”是指与“奏”相对的一种文体，其文体特征是“炜晔而谲诳”。“说”与“小”连用，见《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3]古代的“小说”，是指“出于稗官”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内容，《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4]即“小说家，以纪刍辞舆诵”[5]。“小说”是与儒家的“大达”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举凡与“大达”内容相背的内容，就被认为是“小说”，即“诸凡志怪传奇、琐语异闻、杂录笔记、考证辨订，以至箴规诗评之类，无不视为小说”[6]。这是广义上对“小说”的定义。可见，《启颜录》在文体上，属于广义上的“小说”。

一 《启颜录》是笑话集

今人研究中又将《启颜录》的文体，进一步定义为“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中认为《启颜录》是“《世说》之一体”[7]。《敦煌小说及其叙事艺术》中也把《启颜录》归为志人小说一类。[8]《敦煌小说合集》中亦将《启颜录》归为古体小说的志人类，认为“将古体小说视为魏晋南北朝小说在隋唐时期的延续发展……志人类大抵以《世说新语》为旗帜，着重记载时人琐闻逸事……如斯六一○号《启颜录》”[9]。

在“志人小说”的基础上，《启颜录》进一步被定义为“笑话类志人小说”。“《启颜录》是继《笑林》之后又一部有影响的笑话类志人小说”，“是笑话类志人小说的最后一部作品”[10]；“与邯郸淳《笑林》同为笑话类志人小说”[11]。此时，“笑话”与“小说”同时出现在对《启颜录》的文体定位中，见《中国敦煌话本小说与韩国古代小说的比较研究》中《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中将《启颜录》的文体定义为小说“谐谑类”的“文言笑话”[12]。

从标明抄录为“开元十一年”的《启颜录》的书名可知，“启颜”作为一个词组，早已存在。“启”有“打开”之意，“颜”有“面容、脸色”之意，“启颜”即“打开容颜”“启开笑颜”，一字以括之“笑。”唐卢仝《玉川子诗集·走笔追王内丘》：“夫子一启颜，义重千黄金。”其注中言：“启颜者，开颜启齿也。古诗：‘一笑双白璧，再顾千黄金。’”[13]“录”，是对言行或事物等的记载。故“启颜录”的意思是对生活中可以让人展开笑颜事情的记载，属于笑话集。

所谓“笑话”，指能引人发笑的话语或故事。“笑话”这种文体产生很早，而其独立相对较晚。先秦诸子散文中保存大量的笑话，如《孟子》中的《拔苗助长》《月攘一鸡》《齐人有一妻一妾》，《庄子》中《望洋兴叹》《井底之蛙》《东施效颦》，《战国策》中《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吕氏春秋》中《刻舟求剑》《狐假虎威》，《论语》中《割鸡焉用牛刀》等，此时的笑话是为方便其说理而存在的，属于依附性质。“直至曹魏时期邯郸淳的《笑林》，才作为我国第一部笑话专集”，笑话结集的出现，标志着笑话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样式，从广义上的“小说”中独立出来。但由于“小说”的广收并蓄，笑话依然被纳入小说的范围，“笑话集就成为小说家的作品被历代史书收录”[14]。故作为笑话集的《启颜录》依然被收入“小说”类中，然按今天的文体分类，《启颜录》当属笑话集无疑。如曹林娣认为：“传为隋侯白的《启颜录》，则是继邯郸淳《笑林》之后，现存第二部笑话专书。”[15]王利器的《历代笑话集》将其收录，说明王利器认可其作为笑话集的文体定位，《〈启颜录〉笺注》也认可此观点。

二 一则完整笑话的构成

一则完整的笑话是由“笑话的核心要素”“笑话背景的介绍”和“笑话效果的描述”共同完成。其中，笑话的核心要素是由“笑点”“使人发笑的方式”“笑点制造者”和“笑话指向者”构成。

“笑点”是衡量一则笑话的核心，指一则笑话中最能够引人发笑、让人捧腹不止的美妙之处。“笑点”是一则笑话不能破坏和变更的根本，这是其最根本的特点。一则笑话在流传中，其他因素都可以变动，但笑点不能变更，一旦变更，则变成了另一则笑话。其在笑话中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一个结构，也可以是一句话。笑点越醒目，笑话就越醇厚。

如何在一则笑话中很好地体现“笑点”，需要“使人发笑的方式”，即笑话中运用谐音、引经、据典、作谜等方式，将生活中的平淡无奇提炼为可以引人发笑的“笑点”。

“笑点”的提炼需要“笑点制造者”和“笑话指向者”的共同协助才能完成。“笑点制造者”是指笑话中制造笑话的人或物，在笑话中是能说话、会说话，多数时候是能言善道之人。而“笑话指向者”指笑话中被笑的对象，其多数是人，也可以为物，不管其是人还是物，其最终指向均为人。

如果一则笑话想要更为丰满的话，其一定要有“笑话背景的创设”和“笑话效果的描述”。

“笑话背景”指适合笑话生存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和历史变迁等外部环境。是否可以引人发笑，是对一则笑话最直接的考验。“笑点制造者”和“笑话指向者”共同提炼的“笑点”是否能随着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历史变迁等外界的改变而始终保持可以引人发笑的功能，需要“笑话背景的创设”，如有关“方言”的笑话，如果没有对相关方言知识的介绍和熟识，则无法感知此则笑话的“笑点”。

一则笑话是否成功的标志是“笑话效果的描述”。如《启颜录》中描述北齐高祖对笑话的反应是“抚掌大笑”，虽然只比“大笑”多了“抚掌”两个字，但是“抚掌”非常形象地刻画了人因为内心过于欢悦而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的高兴，其“笑话效果”肯定比后一种好得多，也成功得多。

第二节 《启颜录》的内容溯源

本节对《启颜录》的内容进行溯源，通过对《启颜录》的内容与其前的各文献典籍中的内容进行比对和分析，查找踪迹。

一 源自史部[16]

《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

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室。”于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17]

从上可知，第45则《始皇议苑》和第46则《二世漆城》的内容源自《史记》。

《三国志·蜀书·简雍传》中记载：

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简）雍与先主游观，见一男女行道，谓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酿者。[18]

从上可知，第47则《酿具同罪》的内容源自《三国志》。

《后汉书·边韶传》中记载：

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也。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韶口辩，曾昼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考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19]

从上可知，第51则《韶梦周孔》的内容源自《后汉书》。

《三国志·蜀书·张裔传》中记载：

会先主薨，诸葛亮遣邓芝使吴，亮令芝言次可从权请裔。裔自至吴数年，流徙伏匿，权未之知也，故许芝遣裔。裔临发，权乃引见，问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马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乎？”裔对曰：“愚以卓氏之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20]

从上可知，第52则《裔辩孙权》的内容源自《三国志》。

《三国志·蜀书·周群传》附《张裕传》中记载：

初，先主与刘璋会涪时，裕为璋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欲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无须，故裕以此及之。[21]

从上可知，第53则《署潞涿君》的内容源自《三国志》。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中记载：

西使张奉于权前列尚书阚泽姓名以嘲泽，泽不能答。综下行酒，因劝酒曰：“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列君吴邪？”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22]

从上可知，第54则《无犬为蜀》的内容源自《三国志》。

《诸葛恪别传》中记载：

太子尝嘲恪：“诸葛元逊可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马矢，卿使人食鸡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权大笑。[23]

从上可知，第56则《所出同耳》的内容源自裴松之对《三国志》所作注中得以保存的《诸葛恪别传》。

《诸葛恪别传》中记载：

权尝飨蜀使费祎，先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啁之曰：“凤皇来翔，骐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凤皇，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24]

《金楼子·捷对》中记载：

费祎使吴，孙权飨之。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祎嘲之曰：“凤凰来朝，麒麟吐哺。钝驴无知，伏食如故。”诸葛瑾辍食反嘲之曰：“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25]

与蜀使对嘲的人物，《启颜录》和《诸葛恪别传》中所载是诸葛恪，而《金楼子》中所载是诸葛恪之父诸葛瑾。由此可知，第57则《梧桐待凤》的内容源自《诸葛恪别传》，而非《金楼子》。

《晋书·张轨传》附《张天锡传》中记载：

时苻坚强盛，每攻之，兵无宁岁。天锡甚惧……献书大司马桓温，克六年夏誓同大举。遣从事中郎韩博、奋节将军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温甚称之。尝大会，温使司马刁彝嘲之，彝谓博曰：“君是韩卢后邪？”博曰：“卿是韩卢后。”温笑曰：“刁以君姓‘韩’，故相问焉。他自姓‘刁’，那得‘韩卢后’邪！”博曰：“明公脱未之思，短尾者则为‘刁’也。”一坐推叹焉。[26]

第65则《短尾为刁》在《太平广记》《说郛》《续百川学海》《御定佩文韵府》《御定骈字类编》中均有载，关于“推叹”二字，除《御定佩文韵府》卷五十五使用外，其余处均使用的是“雅叹”从语意上分析，此处乃为“雅叹”。而《晋书》中用“推叹”，且《晋书》中的用语与《启颜录》中的用语，在细节处颇有不同。再加上，不能明确《晋书》与《启颜录》成书时间的先后。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此则材料的来源与《晋书》中所载相关内容的材料来源相同，却不能说此则内容源自《晋书》。此种情况，亦见下文有关第114则《神锥神槌》内容的溯源。

总之，《启颜录》中源自《史记》的有第45则《始皇议苑》和第46则《二世漆城》；源自《后汉书》的有第51则《韶梦周孔》；源自《三国志》的有第47则《酿具同罪》、第52则《裔辩孙权》、第53则《署潞涿君》和第54则《无犬为蜀》；源自《诸葛恪别传》的有第56则《所出同耳》和第57则《梧桐待凤》。总之，《启颜录》中受《史记》《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影响的内容有七则，受别传《诸葛恪别传》影响的内容有两则。

二 源自子部

《晏子春秋·晏子使楚楚为小门晏子称使狗国者入狗门第九》中记载：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子何为使乎？”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婴最不肖，故直使楚矣。”[27]

《晏子春秋·楚王欲辱晏子指盗者为齐人晏子对以桔第十》中记载：

晏子将至楚，楚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圣人非所与嬉也，寡人反取病焉。”[28]

由上可知，第48则《非使狗国》、第49则《使不肖王》和第50则《水土使然》的内容源自《晏子春秋》。

《殷芸小说》卷六《吴蜀人》中记载：

诸葛恪对南阳韩文晃，误呼其父子。晃曰：“向人子前呼其父字，为是礼邪？”恪笑而答曰：“向天穿针，不见天怒者，非轻于天，意有所在耳。”[29]

由上可知，第55则《子前字父》的内容源自《殷芸小说》。

《世说新语·惑溺》中记载：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30]

由上可知，第58则《谁当卿卿》的内容源自《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言语》中记载：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31]

《金楼子·捷对》中的内容是：

杨子州年七岁甚聪慧，孔永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有杨梅。永指示儿曰：“此真君家果。”儿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32]

由上可知，第59则《夫子家禽》的内容在《世说新语》和《金楼子》中都有载，据前文第57则《梧桐待凤》排除受《金楼子》影响的可能性，此则内容虽与《世说新语》中所载内容相似，但涉及人物却略有不同，这说明《启颜录》或是受《世说新语》的影响，或是其内容的材料来源与《世说新语》相仿。

《世说新语·排调》中记载：

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33]

由上可知，第60则《漱石枕流》的内容源自《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言语》中记载：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34]

由上可知，第61则《顽民苗裔》的内容源自《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言语》中记载：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35]

由上可知，第62则《何敌羊酪》的内容源自《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排调》中记载：

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36]

由上可知，第64则《驴宁胜马》的内容源自《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排调》中记载：

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诣恪，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别驾唤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坐大笑。[37]

由上可知，第110则《亦有丹朱》的内容源自《世说新语》。

《裴启语林》卷四《西晋人》第70则的内容是：

士衡在座，安仁来，陆便起去。潘曰：“清风至，尘飞扬。”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凤皇翔。”[38]

《殷芸小说》卷九《晋江左人》中记载：

士衡在座，安仁来，陆便起去。潘曰：“清风至，尘飞扬。”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凤皇翔。”[39]

由上可知，第63则《风起鸟集》与《殷芸小说》和《裴启语林》中记载的内容相比，字句稍有变动。《裴启语林》的成书时间早于《殷芸小说》，故推第63则《风起鸟集》的内容源自《裴启语林》。

《裴启语林》卷四《西晋人》第52则的内容是：

刘道真少时遭乱，尝与人牵船，见一老妪，在河边采柴，刘嘲之曰：“女子何不调机治杼而傍河采薪？”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而牵船乎？”[40]

《裴启语林》卷四《西晋人》第53则的内容是：

道真尝与一人共索袢草中食，见一妪将二儿过，并青衣，调之曰：“青羊将二羔。”妪答曰：“两猪共一槽。”[41]

第113则《两猪一槽》的内容又见于《金楼子》中，《金楼子》卷五《捷对篇》十一的内容是：

刘道真常与一人，共素拌草中食，见一妪将二儿过，并青衣，调之曰：“青羊将二羔。”妪答曰：“两猪共一槽。”[42]

由上可知，《裴启语林》中有第112则《傍河牵船》和第113则《两猪一槽》大体一致的内容，而《金楼子》中只有与第113则《两猪一槽》相似的内容，故据此排除《刘道真》受《金楼子》的影响，虽第112则《傍河牵船》和第113则《两猪一槽》中的内容与《裴启语林》相比，有字句的改变，但仍可推其内容源自《裴启语林》。

《晋书·祖逖传》附《兄纳传》中记载：

时梅陶及锺雅数说馀事，纳辄困之，因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当摧矣。”陶、雅并称“有神锥，不可得槌”。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槌。”雅无以对。[43]

《金楼子》卷五《捷对篇》十一的内容是：

祖士言与锺雅相调，祖语锺曰：“汝颖川之士利如锥。”钟答曰：“卿燕代之人钝如槌。”祖曰：“以我钝槌打汝利锥。”钟曰：“吾有神锥。”祖曰：“既有神锥，亦有神槌。”[44]

《裴启语林》卷五《东晋人》第78则的内容是：

祖士言与锺雅相调，锺语祖曰：“我汝、颖之士利如锥，卿燕代之士钝如槌。”祖曰：“以我钝槌，打尔利锥。”钟曰：“自有神锥，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锥，必有神槌。”钟遂屈。[45]

由上可知，第114则《神锥神槌》的内容，虽在《晋书》和《金楼子》亦可见，然据其内容的相似度来推断，与《裴启语林》中内容的相似度更高，故第114则《祖椎神槌》的内容源自《裴启语林》。

陆机《笑林》中记载：

陆云字士龙，为性喜笑。《笑林》云：“汉人有适吴，吴人设笋，问是何物，语曰：‘竹也。’归煮其床箦而不熟，乃谓其妻曰：‘吴人辘，欺我如此。’”（《宋释赞宁笋谱四之事》）

邯郸淳《笑林》中记载：

汉人有适吴，吴人设笋，问是何物？语曰竹也！归煮其床箦而不熟，乃谓其妻曰：“吴人辘，欺我如此！”

邯郸淳《笑林》中记载：

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梦五藏神曰：“羊踏破菜园！”

由上可知，第139则《煮箦为笋》和第140则《羊踏菜园》紧邻，说明它们出自同一本书的可能性比较大，故由此排除第139则《煮箦为笋》受陆机《笑林》影响的可能，《启颜录》应是受邯郸淳《笑林》的影响。

总之，《启颜录》中源自《晏子春秋》的有第48则《非使狗国》、第49则《使不肖王》和第50则《水土使然》；源自《殷芸小说》的有第55则《子前字父》，源自《裴启语林》的有第63则《风起鸟集》、第112则《傍河牵船》、第113则《两猪一槽》、第114则《神锥神槌》；源自《世说新语》的有第58则《谁当卿卿》、第59则《夫子家禽》、第60则《漱石枕流》、第61则《顽民苗裔》、第62则《何敌羊酪》、第64则《驴宁胜马》和第110则《亦有丹朱》；源自前人笑话集邯郸淳《笑林》的有第139则《煮箦为笋》和第140则《羊踏菜园》。总之，其受子部《晏子春秋》《殷芸小说》《世说新语》《裴启语林》和邯郸淳《笑林》影响的内容共计17则。

笔者据前文分析，整理如表1所示。

表1 《启颜录》部分内容渊源

表1 《启颜录》部分内容渊源-续表

由表1可知，在《启颜录》141则内容中有26则出自前人书籍，由此可推：《启颜录》在成书时，使用了从前人书籍中摘录笑话的编撰手法，这种编撰手法对后世笑话集的影响，在后文论述。

第三节 《启颜录》“滚雪球”式的成书过程

笔者由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入手，对其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内容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解析，以新角度对《启颜录》“滚雪球”式的成书过程给予诠释。

一 “滚雪球”式成书的见证：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

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没有分卷、无目录，但有类别（“论难”“辩捷”“昏忘”“嘲诮”四类），从该写卷各类内容的安排顺序和内容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依稀分辨出《启颜录》“滚雪球”式的成书痕迹，以下就此问题进行论述。

1.“论难”类

“论难”类尤能凸显《启颜录》“滚雪球”式成书的痕迹。

“论难”类的前六则：第1则《佛常骑牛》、第2则《总有几斤》、第3则《无是无非》、第4则《天本姓也》、第5则《冠者几人》和第6则《佛是日儿》，均是有关北齐优人石动筩的内容。著者以“又”字将它们统合在一起：第1则《佛常骑牛》中是“北齐高祖尝以大斋日设聚会……石动筩最后论义”，第2则《总有几斤》中是“（动筩）又谓法师”，第3则《无是无非》是“高祖又尝作内道场……动筩即请难此僧”，第4则《天本姓也》是“高祖又尝集儒生会讲……动筩后来问博士曰”，第5则《冠者几人》是“动筩又尝于国学中看博士论难”，第6则《佛是日儿》是“高祖又尝以四月八日斋会讲说……动筩后来乃问僧”。

一个“又”字将它们统合，貌似天衣无缝的安排，然这六则的安排顺序，亦有玄妙之处：第1则《佛常骑牛》、第2则《总有几斤》、第3则《无是无非》、第4则《天本姓也》和第6则《佛是日儿》是有关石动筩和僧人之间的内容，按以类相从的编撰原则，会放一起。而第4则《天本姓也》和第5则《冠者几人》，则是有关石动筩和儒学博士之间的内容，这两则的内容穿插在第6则《佛是日儿》的内容之前，可见是有意混淆、故意为之。

故有关石动筩的第1则《佛常骑牛》、第2则《总有几斤》、第3则《无是无非》、第4则《天本姓也》和第6则《佛是日儿》是编撰的一站，而故意穿插在第6则《佛是日儿》之前的第4则《天本姓也》和第5则《冠者几人》是在其基础上编撰的后一站。

“论难”类的最后两则：第7则《秃不敌卢》和第8则《截鼻补眼》分别是隋卢嘉言与僧人之间和十三岁的赵小儿与三藏法师之间的论难，是世俗之人与僧众论难的内容，与石动筩内容无关，可视为编撰的又一站。

因石动筩是优人，优旃也是优人，故《太平广记》本中从《史记·滑稽列传》中选录第45则《始皇议苑》和第46则《二世漆城》。东方朔虽非优人，但汉武帝曾视其言为俳优之言，故《类说》本中收录了第141则《命臣大言》。虽然东方朔也是箭垛式人物，但《启颜录》为何没有托名东方朔？由选录其内容比较靠后的情况可知，其内容应该是在托名侯白之后加的，所以，《启颜录》的著者不会托名东方朔。

“论难”类可看出《启颜录》内容一站一站添加的成书过程。

2.“辩捷”类

“聘”是国家外交的一种途径和手段：“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46]，《说文解字》中云“聘，访也”[47]，“聘”的主要作用是“以结诸侯之好”[48]。“辩捷”类主要记录的是此类内容，一个“聘”字交代出人物的主要任务和担负的主要使命。

第10则《陵对寒暑》和第11则《徐陵年几》的内容是代表陈朝“聘隋”的徐陵两次取胜隋朝官员，第12则《思道辩陵》的内容是徐陵被隋朝卢思道言败，这三则是南朝陈徐陵“聘隋”时发生的内容。正史中没有徐陵“聘隋”的记载，《陈书·徐陵传》或《南史·徐陵传》中的记载是“使魏”。《启颜录》中记载的“隋官一人”，在正史中是“主客魏收”。《南史》中记载“魏收”言败后的下场：“齐文襄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49]从“囚之累日”可知“聘”中对论辩才能和论辩胜负的看重。虽说“胜负兵家常势”[50]，但两国官员间的唇枪舌剑，事关国体。《启颜录》中对徐陵当时出使隋朝时官职的记载是“散骑常侍”，这点在正史中亦可寻出蛛丝马迹：太清二年（548）“使魏”时是“兼通直散骑常侍”，绍泰二年（555）“又使于齐”后“高祖受禅，加散骑常侍”，故《启颜录》以此为背景，有真有假，给人一种貌似真实的感觉。

第14则《久服无效》和第15则《漂堕鬼国》是卢思道“聘陈”的内容，《隋书》中有薛道衡“接对周、陈二使”[51]的记载，《启颜录》中“聘陈”应是故意与徐陵“聘隋”遥相呼应，使内容在整体上的联系更为紧密。卢思道聘陈时，陈朝寺中僧人和陈主均未能取胜卢思道，由文中“陈主敕：‘在路诸处，不得共语，致令失脱’”[52]之语可见陈朝对卢思道的惧惮，由此可知，卢思道“聘陈”是在徐陵“聘隋”之后，因为徐陵第一次和卢思道见面时，“笑曰：‘此公甚小’”，不觉得卢思道可惧。

卢思道在陈朝大获全胜之后，陈朝急需在外交方面挽回自己的面子，“陈朝又尝令人聘隋”[53]，故有第16则《马价贵贱》的发生，侯白被派遣“诈为贱人供承”以探陈使“机辨深浅”。侯白将马分为三等的论辩才能令陈朝使者“大惊”，侯白以最下等的、“一钱不值”的马暗讽陈朝使者“旁卧放气，与之言语”的不雅举动。从隋朝侯白对陈使的试探去反观僧人“蜜汤益智”一事，也是对卢思道的试探，否则僧人不会有“惧”和“惭”的神态出现。“蜜汤”在《金匮要略》《备急千金要方》和《妇人大全良方》等医术中均有记载，从第43则《香毒缒蜜》中“买得一瓶蜜……于房中私食”和“床底瓶中是极毒药，吃即杀人”[54]之语来看，“蜜”在当时可能是很珍贵的一种食材。“益智”，亦是另一种食材。《资治通鉴》中有“益智粽”[55]的记载：“《本草》曰：‘益智子生昆仑国，今岭南州郡往往有之。顾微《交州记》曰：‘益智叶如蘘荷，茎如竹箭，子从心出，一枝有十子，子肉白滑，四破去之，蜜煮为粽，味辛。粽，作弄翻，角黍也。”此则中，卢思道将“益智”拆解为“益增智慧”之意，用以反击僧人。

“聘”自周始，多用诗词歌赋以显使者之才，南北朝正史中记载的“聘”，亦是如此，如“隋文帝夙闻其（阮卓）名，遣河东薛道衡、琅邪颜之推等，与卓谈宴赋诗，赐遗加礼”[56]，再如“陈使傅縡聘齐……赠（薛道衡）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魏收曰：‘傅縡所谓以蚓投鱼耳。’”[57]而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中多用佛语在“聘”中一决高下，巧用佛语，问的机巧、答的辩捷，以显示其雄辩之才。《南史》《北史》《陈书》《北齐书》《隋书》等正史中均没有在“聘”中使用佛语的记载，但《启颜录》中塑造的诸如陈主、卢思道、薛道衡等人物形象的佛学修为却很高，如第15则《漂堕鬼国》中陈主和卢思道，均以出自《观音经》之语互相嘲弄，而第13则《毗舍阇鬼》中以隋朝的薛道衡为聘南朝，表面上是薛道衡和南朝僧人的较量，但从文中“无问道、俗，但是有机辩者，即方便引道衡见之”之语可知，是暗受南朝指使对薛道衡机辨深浅的试探。僧人大声引用佛经《法华经》中的语句“鸠盘荼鬼”，薛道衡同样也引用《法华经》中的语句作答“毗舍阇鬼”[58]，一里一外的对应答话，使僧人“愧服”。

由《启颜录》中有关隋陈互聘的记载可知：陈使徐陵聘隋，先占上风；后被卢思道辩，占下风；然后隋使卢思道聘陈，陈朝僧人和陈主落败；接着，陈使再次聘隋，侯白大败陈使，相互之间衔接比较紧密、安排的非常紧凑。此几则内容之间的内部联系较为紧密，编撰时应同属一站。

在这联系比较紧密的几则中间，为何要插入第13则《毗舍阇鬼》呢？由以上分析可知，应是与佛语的使用和“聘”的外交背景有关系，此则应是在编撰上的下一站。

第17则《问一知二》是侯白与杨素之间有关方言的戏谈。从人物关系上来讲，与紧跟第16则《马价贵贱》中侯白内容的基础上增加的，亦是编撰的另一站。

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对出聘国的记载，与正史中记载的总有些出入，这种现象说明：《启颜录》中这部分内容的记载是坊间流传的野闻轶事；对这些内容进行记录的著者，其生活年代应与《启颜录》中所载的这些南北朝时人的生活年代相仿。其后对《启颜录》的编撰之人，在将其所生活时代之人的野闻轶事记载的同时，亦从正史、别史中以及政论性著作中摘录前人的事迹，即后文中所讨论的《启颜录》从正史、别史中摘录的内容。

因“辩捷”类隋陈之间互聘的内容记载来看，这几则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徐陵内容是在以其生活中“使魏”为背景，之所以将其“使魏”改为“使隋”的目的，是为下文侯白的出场做铺垫，由此，可看出编撰者托名侯白的期望。第9则《师公之义》在“辩捷”第一则，是徐之才和王元景之间的戏谈，此则与其他则在内容上联系不明显。应是因徐之才与侯白同属“捷辩”式人才，此则应是编撰的另一站。

3.“昏忘”类

单从时代而言，“昏忘”类貌似是隋时和不知朝代的笑话杂列在梁、陈的笑话中间，但仔细查看后，发现有关“隋初”的笑话被杂放在“梁时”和“隋时”的中间，且不断有“不知朝代”的笑话杂陈其中，可见其内容上塞加的痕迹。

第18则《作官几番》、第20则《厅边觅虱》、第30则《痴汉送枣》和第31则《青奴通马》是有关“官场”的事：第18则《作官几番》是“从朝堂还”发生的事，第20则《厅边觅虱》是洛阳令审犯人的事，第30则《痴汉送枣》是卢录事让其弟给刺史送枣的事，第31则《青奴通马》是“养官马”的常青奴“通马毛色”的事，它们同属于“为官”方面事情的记载。第20则《厅边觅虱》和第31则《青奴通马》是因未能对职务负责而产生的笑话，这两则内容更加接近。第18则《作官几番》和第30则《痴汉送枣》是对官员私生活的记载，这两则内容更加接近。

在第18则《作官几番》和第20则《厅边觅虱》中间插入的是第19则《见斧忘妻》，是对一个“多忘”之人事情的记载。

第21则《买奴变婢》、第22则《痴戴瓮帽》和第25则《乌豆不识》讲述的是“痴”人的事情。第21则《买奴变婢》是“鄠县董子尚村”“痴人”的事情，第29则《鞍桥下颌》讲述的是鄠县“愚钝”人的事情，从地域的角度而言，此两则均是发生在“鄠县”的事情，关系较近。第22则《痴戴瓮帽》是“梁时”“痴人”的事情，第23则《书生咏羊》是“梁时”“痴”书生的事情，从事情发生的时空角度，此两则的关系较近。第25则《乌豆不识》是“痴人”“入京粜”乌豆的事情，第24则《穿冰和饭》是同州人“入京粜”麦饭的事情，从同是“入京粜”东西的角度，这两则关系较近。

第26则《仓曹哺饭》是陈朝长沙王的事情，第27则《煮着嘴》是山东望族的事情，第28则《阿家宜儿》是有关河东下里风俗的事情。这三则与此类中其他则没有明显的关系，但因主人公行事方式的怪异和不合时宜的话语表达，有相近之处。

从以上分析可知，“昏忘”类的各则，在内容安排方面，也有其一定的内部逻辑关系，也可看出《启颜录》“滚雪球”式成书的痕迹。

4.“嘲诮”类

第32则《之才嘲王》和第33则《嘲卢元明》是有关徐之才的内容，这两则内容的加入时间，应与“辩捷”类第9则《师公之义》加入《启颜录》中的时间相同。

第34则《马王互嘲》、第36则《破皮不韵》和第37则《嘲酒酸淡》都是记载“隋”时的内容，而明言发生在“隋末”的第35则《无耳有面》有关刘黑闼的事情，夹在它们中间。由此可推知，第35则《无耳有面》是后加的。

第38则《嘲竹语墙》和第39则《须多鼻大》的时间是“国初”，分别是关于房玄龄、杜如晦和贾元逊、王威德的，据人物可推，“国初”，即“唐初”。从隋到唐的时间排序来看，此两则在“嘲诮”类的契入，符合时间的排序。

第35则《无耳有面》、第38则《嘲竹语墙》和第39则《须多鼻大》这三则乃是侯白亡后，方才发生，故侯白不可能听闻并给予记载。第40则《唯声不同》、第41则《吹勃逻回》和第42则《就胡眼看》是有关侯白的内容，第42则《就胡眼看》的朝代记载是“隋开皇初”，前两则无朝代时间的记载，从未明言时间的做法可推知，有关侯白内容的前两则是后加的。

第43则《香毒蜜》和第44则《铃声有别》有关僧人的两则内容。第43则《香毒蜜》是和尚“私”用“揾”蜜“食”的内容，第44则《铃声有别》是老僧吃温酒的内容。最后两则有关僧人的内容，同“论难”类的最后两则，可能是佛教僧徒后加，抄写者“刘丘子”亦有可能是僧人的名字，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能被封存于藏经洞中，说明其与僧人有着某种关系。由其他书中收录的《启颜录》中有关僧人的内容，亦可看出不同，如《太平广记》收录的《启颜录》中有关僧人的内容，则多集中在对其外形特征的嘲弄，而非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中有关僧人生活的叙述，这说明《太平广记》收录的《启颜录》中有关僧人的内容，乃是在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中有关僧人内容的基础上后加的。《启颜录》中对“嘲”内容的记载，亦是如此。

综上分析，《启颜录》最初的编排应是有一定的内部逻辑和先后次序，以时间为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后人在加的时候，不希望被人发现，会在同类中加进一些笑话，尤其是那些不知朝代的笑话，这样一般不会被人一下子就发现。但这样做，仍不可避免地会打乱原编撰者的编撰体例，打乱其内部逻辑和原有次序。由其中的时代排序混乱，可知内容非一人所添，明显看出《启颜录》“滚雪球”式的成书痕迹。

二 与正史内容的比对推《启颜录》的成书

《启颜录》的内容，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等相比，所载几乎无异；与《魏书》《陈书》《南史》《北齐书》《北史》《隋书》“两唐书”等相比，情况比较复杂，一一论述。

第9则《师公之义》徐之才与王元景的对话内容，在《北史》中是徐之才与郑道育的对话（《北齐书》中亦是）。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中“尚书王元景骂之才为‘师公’”，《北史》中是“郑道育常戏之才为师公”[59]。由此可知，敦煌卷子 S.610《启颜录》所载此则是野闻。

王昕，即王元景，“少笃学读书”。王元景有“德”的一面，“昕体素甚肥，遭丧后，遂终身羸瘠。杨愔重其德业，以为人之师表”；有“严”的一面，“武帝或时袒露，与近臣戏狎，每见昕，即正冠而敛容焉”；亦有“诞”的一面，“显祖以昕疏诞，非济世所须，骂之曰：“好门户，恶人身。”[60]

徐之才“幼而俊发”“既博识多闻”“聪辩强识”“少解天文，兼图谶之学”“医术最高”“于方术尤妙”“应手便愈”“大善医术，兼有机辩”。徐之才“历事诸帝”：“武定四年（546），自散骑常侍转秘书监”，天统三年（567）“闰六月……壬午……中书监徐之才为右仆射”，“天统四年（568），累迁尚书左仆射，俄除兖州刺史”，武平元年（570）“三月辛酉，以开府仪同三司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武平二年（571）“二月壬寅……左仆射徐之才为尚书令”“封西阳郡王”[61]。徐之才“尤好剧谈体语，公私言聚，多相嘲戏”“又戏谑滑稽，言无不至，于是大被狎昵”，被认为是“以戏狎得宠”“见文宣政令转严，求出，除赵州刺史，竟不获述职，犹为弄臣”。在《启颜录》中塑造的徐之才是一个善于反击、喜于嘲弄的笑话人物形象，正史中亦是“明悟多通”的形象：“之才药石多效，又窥涉经史，发言辨捷，朝贤竞相耍引，为之延誉[62]。”

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中载：

北齐徐之才，后封西阳王。尚书王元景尝戏之才曰：“人名‘之才’，有何义理？以仆所解，当是‘乏才’。”之才即应声嘲元景姓曰：“‘王’之为己，在言为，彺近犬便狂，加颈足而为马，施角尾而成羊。”元景遂无以对。

徐之才又尝宴人客，时有卢元明在座，戏弄之才姓云：“‘徐’字，乃未入人。”之才即嘲元明姓“卢”字曰：“安亡为虐，在丘为虗，生男为虏，配马成驴。”元明嘿然，一坐欢笑。[63]

《北史》中载：

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则，近犬便狂，加颈足而为马，施角尾而成羊。”

卢元明因戏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误，之当为之也。”即答云：“卿姓，在上为虐，在丘为虚，生男则为虏，配马则为驴。”[64]

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比《北史》中的记载多王元景嘲徐之才的内容和徐之才与卢元明对话场景的描述。在《太平广记》所引的《启颜录》中比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中又多徐之才对“元明”二字的嘲，即：

嘲“元明”二字：“去头则是‘兀明’，出颈则是‘无明’，减半则是‘无目’[65]，变声则是‘无盲’。”[66]

由此可知，此则在《启颜录》中比在《北史》中，记载的内容还要丰富。同时，《太平广记》中所引《启颜录》的内容比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中的内容多了对“元明”二字的“嘲”，亦可见《启颜录》“滚雪球”式的添加过程。

第11则《徐陵年几》和第12则《思道辩陵》有关徐陵“聘隋”的内容，不见正史有载。第10则《陵对寒暑》徐陵与隋官人的对话在《南史》中是徐陵“使魏”时与魏收的对话（《陈书》中亦是）。太清二年（548），魏收因徐陵“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而被“囚之累日。”[67]从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中“昔王粛入洛，为彼制仪”中的“彼”推徐陵当时应是“使魏”，而非“聘隋”，因为“昔王肃”“为魏始制礼仪”。据前文分析，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是有意为之，是为侯白的出场做铺垫。由此可知，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所载此则亦是野闻。

第66则《戏尊者名》是有关王绚的记载，基本同《南史》中的记载。

第67则《年老卿少》中的大部分内容见于《北史》（《魏书》中亦是）。《启颜录》结尾处多孙绍因其敏捷的辩语而获得“正卿”的记载，正义中的孙绍“自太府少卿迁右将军、太中大夫，非正卿也，孝庄建义初，复除卫尉，少卿将军如故。永安中，方拜太府卿”[68]。

第119则《问讯刘二》的部分内容见于《隋书》，其余内容，几乎不见《隋书》和“两唐书”中有载。

第119则《问讯刘二》在《太平广记》中的记载：

魏高祖山陵即就，诏：“令魏收、祖孝征、刘逖、卢思道等，各作挽歌词十首。”尚书令杨遵彦诠之：魏收四首，祖、刘各二首被用，而思道独取八首，故时人号“八咏[69]卢郎”。思道尝在魏收席，举酒劝刘逖，收曰：“‘卢八’劝‘刘二’邪？”中书郎赵郡李愔，亦戏之曰：“‘卢八’问讯‘刘二’。”逖衔之。及愔后坐事被鞭扑，逖戏之曰：“高槌两下，熟鞭一百，何如言‘问讯刘二’时？”[70]

《北史》中有相似故事情节的记载：

文宣帝崩，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阳休之、祖孝征等不过得一二首，唯思道独有八篇。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71]

……

及文宣崩，文士并作挽歌，杨遵彦择之，员外郎卢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余人多者不过三四。中书郎李愔戏逖曰：“卢八问讯刘二。”逖衔之。

……

时李愔献赋，言天保中被谗。逖摘其文，奏曰：“诽谤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复前憾，曰：“高捶两下，执鞭一百，何如呼刘二时。”[72]

故事情节的发生背景，《启颜录》中是“魏高祖山陵即就”，《北史》中是“（齐）文宣帝崩”。皇帝驾崩，国之大事，《北史》记载应是史实，《启颜录》记载应是野闻。

从同南北朝前正史内容的比对推知，《启颜录》中相同的内容应是从正史直接摘录。这些内容，均不见于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而只见于《太平广记》中所引的《启颜录》，从中可见《启颜录》“滚雪球”式的添加过程。

《魏书》成书于天保五年（554），《陈书》《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636），《隋书》成书于显庆元年（656），《南史》《北史》成书于显庆四年（659），《旧唐书》成书于开运二年（945），《新唐书》成书于嘉祐五年（1060）。《启颜录》中没有同于“两唐书”的内容。《启颜录》与南北朝时的正史内容有相同的，也有同中有异的。从这些同中有异的内容，可推知，《启颜录》的编撰者对南北朝时的内容熟悉，但不确知，从其对出使国记载的张冠李戴来看，其不是在朝的文人，而是在野的学子；《启颜录》虽是“滚雪球”式的成书，但其最终成书年代不会晚于“两唐书”的成书年代，应与南北朝时的正史成书年代相仿，不会超出其所载的南北朝人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6世纪初至中叶的这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