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一 国外研究
相对于国内，国外对拉金死亡观的研究比较充分。约翰·韦恩（John Wain）早在1957年就侧面讨论过拉金诗歌中的死亡问题。韦恩认为时间主题是拉金的主要写作对象，其早期诗集《北方船》中就有表现，比如，拉金曾写到，“这是首要之物/我理解的：/时间是树林中/斧子的回声。”[58]时间对于拉金来说是一种侵蚀性的力量，最终会导致树的倒地，死亡来临。在分析《婚前姓》（Maiden Name）一诗时，韦恩指出在这首诗中“时间仍是树林中的回声，但是树林中的居住者已经找到一种防卫方法，不是完全的，而是最好的，即记忆”[59]。这一评论很深刻，韦恩意识到拉金诗歌抵抗时间流逝导致死亡的倾向。萨勒姆·哈桑（Salem K.Hassan）也曾指出“拉金的主要写作主题是时间、受挫之爱、未满足的欲望和死亡……这些是他在后期诗集中经常返回的主题”[60]。哈桑把时间和死亡置于四个主要写作主题的首末，包纳着受挫之爱和未满足的欲望，证明了时间和死亡对于拉金诗歌写作的重要性。
拉金直面死亡的书写方式引发了不同的评价。斯蒂芬·伊森伯格（Stephen Isenberg）认为拉金“书写死亡和衰老的方式是直视，召唤永不陈腐枯竭的日常语言，重新编排，毫不退缩……给我一种肯定的抚慰”[61]。而他的朋友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也支持这种说法，认为拉金晚年的绝望的死亡之诗《晨曲》是他“无疑曾读到的最好的诗歌之一。它表达了我全部的恐惧，超越了未知的深度。这首诗是伟大的作品，很荣幸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岛屿上”[62]。与伊森伯格和贝杰曼的态度不同，希尼和米沃什，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对拉金面对死亡的态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前者认为拉金过于消极，后者认为拉金缺乏体面。希尼还认为拉金的诗歌“瓦解了灵魂对不朽的传统渴望并否定了神性对无限个体关注的古老眷顾”[63]，这表明拉金本身不相信传统绝对价值（尤其是上帝）的认识影响了他对死亡的态度。
以上研究因为过于零散，未形成系统深入的研究。目前，做出较为深入研究的学者主要是拉贾穆里（K.Rajamouly）。拉贾穆里在《菲利普·拉金的诗歌：批评性研究》（The Poetry of Philip Larkin：A Critical Study）中从时间角度探讨了拉金诗歌中的死亡。他认为，在拉金的诗歌中，时间纠缠着人类世界，统治着日常生活，让日常生活成为从生到死的旅程。这就是日常生活残酷的现实——在时间中，日常生活是易朽和必死的，人只是大地之上寄居者，一旦时间召唤就必须离开。拉贾穆里还指出拉金的时间观和艾略特有本质不同，即“拉金的时间把生活变成短暂和必死的，而艾略特的时间把生活转化成灵性的和永恒的”[64]，因为对于拉金来说，“时间之流把未来变成现在，把现在变成过去，而过去永不可能成为未来”，但艾略特“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互相关联的，时间是灵性的，永恒的和循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运行的模式就像季节的轮转，因此，艾略特认为对过去的了解能够激活现在，改变未来”[65]。基于以上认识，拉贾穆里指出，在拉金的诗歌中，“人成为某种受害者”[66]，只是大地之上短暂的存在，最终必然走向死亡。
国外对拉金诗歌和读者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学者是尼尔·科维（Neil Covey）、蒂亚娜·斯托科维奇（Tijana Stojkovic）和吉莉安·斯坦伯格（Gillian Steinberg）。科维在《拉金、哈代和读者》（Philip Larkin，Hardy，and Audience）中指出拉金具有反现代主义诗歌精英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尤其表现在他把喜用朴素的语言探究普通人生活的哈代视为自己的文学先驱。科维认为拉金和哈代的写作都需要远距离观察写作对象，而内心的喜悦和怜悯同时又驱动他们去保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是大众诉求和疏离信条之间的冲突，因此，他们都寻求与读者的沟通，试图写出真正具有沟通功能的诗歌。[67]这是一个非常有启发的研究。具体到拉金，他确实常常以普通人自居，书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喜欢高蹈虚假，似乎有与读者同呼吸共命运的平等意识，但他的写作本身又需要与写作对象拉开一定的距离，这种矛盾无疑激发了他对读者的渴求，以及在诗歌上寻求变革以弥合分裂的愿望。
斯托科维奇在《“在白昼偶然之光中被忽视”：菲利普·拉金和朴素风格》（Unnoticed in the Casual Light of Day：Philip Larkin and Plain Style）对拉金诗歌和读者关系的研究集中在移情上，主要是通过对拉金诗歌的语调讨论展开的。斯托科维奇认为“语调，是创造移情的基本元素”[68]，在拉金的诗歌中“讨厌的语调通常会让我们难以从情感上与语调来源产生共鸣……某种来自伴随我们的恐惧、悲伤或者失望的更脆弱的语调（就像在《布里尼先生》的结尾或者《癞蛤蟆》中那样），常常激励我们……参与到叙述者的精神困境”[69]。斯托科维奇以《老傻瓜们》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这首诗开始的语调带有明显的疏离和攻击性，而到诗歌结尾时则演变成饱含伤痛的理解性的语调），他认为叙述者的思考伴随着语调的变化，而语调的变化发展“则是读者回应诗歌的主要指南”[70]，而读者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移情，对诗歌产生有效的理解的。斯托科维奇的研究极富洞察力，因为她从诗艺角度给出了拉金诗歌和读者产生移情作用的具体方法。
斯坦伯格同意斯托科维奇的分析，但她同时认为移情仅仅是拉金和读者建立联系的方法之一。在《菲利普·拉金和他的读者》（Philip Larkin and His Audiences）中，斯坦伯格指出了拉金如何“为读者留下阐释空间，鼓励他们参与，强迫他们选边儿和颠覆他们对抒情诗的预期的方式”[71]。斯坦伯格是从拉金诗歌中的叙述者和读者的关系切入的。她指出“在相当数量的诗歌中，我们发现叙述者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像拉金……自然叙述者和诗人（拉金）之间的关系就非常重要了，但一次又一次，我们发现叙述者和他的读者之间的关系更重要”[72]。斯坦伯格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拉金诗歌中的叙述者和读者之间往往构成一种结盟关系。以拉金《一位年轻女士相册上的诗行》为例，斯坦伯格指出，诗歌开始于“我”，作为叙述者，对相册的浏览观看。这位叙述者被“相册丰富的影像噎住了”，“转动的眼睛饥渴”，很显然，此时“我”只是我自己，吐露着自己的不正当的欲望。但是三节过后，“我”开始分析起自己的窥视癖和摄影术了，于是“读者被带上一段短暂之旅，起先是反感叙述者的观察者……之后变成了摄影术的思考者”[73]。“随着诗歌推进，在第四节……读者更加靠近叙述者了，因为他们是分析者……读者能利用叙述者对摄影术的概括思考他自己的事例。”[74]拉金在第七节中完全指涉到了读者的存在——“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我’变成了‘我们（we和us）’”，“我们哭了/不仅仅因为被驱逐，更因为/它让我们自由地哭。/我们知道过去的/不会拜访我们/替我们的悲伤辩护，不管我们怎样狂吼……”[75]，“我”和“我们”的变化非常关键。斯坦伯格认为“在他沉思摄影术的本质时他已经把读者卷入了，之后，叙述者认出了伴随他的读者”[76]，两者结成联盟共同对消逝的过去感到悲伤，从而使拉金的诗更具普遍性。这是相当精彩的诗艺讨论，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叙述者和读者这种联盟关系确认了拉金诗中普遍存在的孤独意识。斯坦伯格认为“他（拉金）报道……观察所得的真实经验。但他又是不孤独的，因为他的读者陪伴着他……一遍一遍地读他的诗……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77]。言下之意，拉金对读者的重视是由他本身的孤独意识推动的，并且诗歌因读者的存在而可以抵抗孤独。
二 国内研究
国内对拉金诗歌中的死亡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78]吕爱晶在《菲利浦·拉金的“非英雄”思想》中集中讨论了英雄、反英雄以及非英雄的区别，并以“非英雄”思想为主线，对拉金的题材、两性、语言和诗人观等进行了讨论，指出这种“‘非英雄’是二战后英国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特殊情感，体现了鲜明的普通人意识……也折射了后现代文化宏大叙事的消解和对普通人及日常生活艺术的关注的新文化景观”[79]。吕爱晶认为“‘非英雄’的时间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时间的维度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联……时间和死亡成为战后‘非英雄’的主题……人的存在是时间性的……一旦被抛入这个世界，他就已被置入有限的、黑暗的生与死的两极之间的无法改变的处境……最终落入死亡的深渊，这是人的不可逃脱的命运”[80]。但吕爱晶还认为拉金的诗歌中蕴含着“死亡与生命相互对应的力量，它们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因素”。对于拉金具体诗歌构成，吕爱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非英雄”语言上，她认为拉金素朴的语言风格之所以存在的原因还是在于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反对和对传统诗歌的继承上。
另外，陈凤玲在《论菲利普·拉金诗歌中的时间意识》一文也涉及了拉金的死亡观。陈凤玲认为拉金所持的是线性时间观，时间沿着线性的方向一刻不停地运动，未来很快会成为现在，现在又在瞬间成为过去，过去的就永远无可逆转地逝去了，一切终成空[81]，时间是掌控一切的腐蚀性力量，人必然要走向死亡。
国内对拉金读者观的讨论相对较少。傅浩对此进行过有效的研究。傅浩对包括拉金在内的运动派的读者观的讨论也是建立在运动派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反对和对英国本土传统的延续的基础上的。傅浩认为现代主义有精英主义倾向，“继承了浪漫派把诗人视为‘先知’或‘未被承认的立法者’等‘远离和高于生活的（特殊）生灵’的恶习……这种自命不凡的姿态导致现代派诗歌孤立于‘普通’社会，缺乏与一般读者共同的语言。现代派诗人甚至公开宣称他们的作品只是写给少数同他们一样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看的”。[82]与这种观念相反，运动派诗人“自认为是普通人，具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情感和经验……力图恢复诗歌与读者交流、给读者乐趣的古老传统”。[83]运动派对现代主义诗歌另一点不满之处是实验主义倾向。傅浩指出“运动派认为现代派企图通过技巧和形式上的革新实验重造英诗传统”[84]，紧接着引证拉金对现代派诗人过于迷恋技巧而忽视内容的反对，现代派“对与我们所知人类生活相抵触的技巧的不负责任的利用”，“既无助于我们享受快乐也无助于我们忍受痛苦”[85]，碎裂的形式和大规模的引经据典对读者无疑是一种忽视和迷惑，主张继承传统形式以拨乱反正。紧接着傅浩又指出运动派对现代派过于朦胧艰涩的指责。精英主义和实验主义必然导致诗歌朦胧艰涩，这一点是现代主义诗歌刻意追求的。艾略特在其《玄学派诗人》一文中指出，“当代诗人的作品肯定是费解的，我们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必然会对诗人的敏感性产生作用，‘诗人必须要变得越来越具涵容性，暗示性和间接性，以便强使——如果需要可以打乱——语言以适合自己的意思”。[86]这种倾向无疑是对诗歌和读者之间关系某种程度上的割裂。运动派则为读者辩护，反对这种晦涩，主张清晰明了以重建诗歌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但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傅浩认为运动派对18世纪以前小读者群以及彼时英国诗人与读者之间完美关系的追求，实际上也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做法。而为了培养自己的读者群，运动派强调乐趣和教育。这种做法塑造了运动派诗歌平易易懂的风格，比如，“运动派诗中典型的说话方式是（与读者的）‘对白’而不是传统的‘独白’”[87]，拉金的“三段式结构，讲述个人所经历的事情、发表由此而生的种种感想、得出普遍性的结论”[88]等。傅浩认为这种做法“通过作品与读者直接对话，诱使读者接受其中的思想……心里确实想着读者”[89]，但这种做法的缺陷是诗人过分干预反而剥夺了读者的想象，使乐趣降低了，也限制了他们的创作，并且运动派要求读者被动地接受他们所划定的意义也是极为过分的做法。傅浩把拉金的言论和对运动派的读者观相互印证，认为拉金也具备相应的观念。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我们可以发现，学界对于拉金诗歌中的死亡做了一些阐释，尤其是拉贾穆里的研究，但系统性不足，对于死亡问题与诗歌构建之间的关系讨论也有所欠缺，相当一部分讨论是围绕现代主义和运动派诗歌的对立展开的。对于诗歌和读者的关系，国内外学者也取得了不少有效的研究成果。针对拉金为什么如此重视读者，科维从现代主义和运动派诗歌的对立中，辨识出了拉金试图与读者沟通的渴望。斯托科维奇和斯坦伯格则在诗艺上分别通过“移情”与“叙事者和读者的联盟”角度给出了具体解答。傅浩也从现代主义和运动派的对立这一文学演变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强调拉金也是在试图教育读者，有精英主义的倾向。这些都是很精彩的论断，为我们理解拉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也发现，围绕拉金的死亡观念、死亡与诗歌、死亡和读者的关系仍有不小的空间供我们研究讨论。本书将主要围绕这几方面展开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