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标
回顾上文对拉金成就与争议的梳理，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拉金已经是英国诗歌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但是仍然有不少的争议包围着他。为了对拉金的诗歌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本文试图抓住拉金写作的核心动力问题展开讨论。拉金写作的核心动力是抵抗死亡，是对人有限存在必然消逝的反抗。具体来讲，拉金典型的诗歌所关注的是自我及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经验，日常生活本身在时间的消逝中面临着必死的侵蚀，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受到威胁，拉金的诗歌写作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抵抗这一威胁，保存自我以及自我所经验到的世界，其诗歌的独特性与此关系甚深。另外，在拉金看来，读者也是拉金对抗死亡的关键一环。如果说诗歌保存了必死的经验，那么读者就承担着在阅读中不断精确“复制”这些经验，对诗歌文本做同一性的阐释，完成主客体统一的责任，以构成“保存”的延续和某种程度上永恒不朽的允诺。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拉金的核心主题是死亡，是有限时间内的必死。这一核心主题纠缠着拉金的心智，激发他记录下自我所经验到的世界——爱情、婚姻、家庭、孤独、选择、衰老、病痛、死亡等。一切笼罩在时间流逝和死亡的阴影之下。这种对有限时间内必死的高度敏感伴随了拉金终生的诗歌表达。从最早期的诗歌写作开始，这一特征就有所显现。尽管他此时还深受叶芝等诗人的影响，但在他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北方船》（The North Ship）的《这是首要之事……》（This is the first thing）中，他已经把存在的有限性视为自己对世界最初和重要的理解，“时间是树林中/斧子的回声”[50]——明确意识到自我身处的世界是无法逃避时间侵蚀的。而在《倒掉那青春……》（Pour away that youth）中，拉金更为明确地认为应该抛弃心中泛滥的青春激情，改而“站在坟墓一边/说出骨头的真实”，因为他“和死者相随/因为害怕死亡”。这是有限存在的必死对他造成的压迫。
拉金成熟时期的诗歌转向了日常生活，但日常生活在丧失绝对价值庇护条件下与死亡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了。拉金正是以此为中枢确立了自己的诗歌面貌。在他1946年的《消逝》（Going）[51]中，他关注的是时间消逝对死亡、对自我所造成的冲击。在《需求》（Wants）中，拉金写到“尽管有日历狡诈的紧张，/人寿保险，列入日程的生育习俗，/尽管眼睛昂贵地避开死亡——/在这之下，湮没的渴望在奔跑”，[52]日常生活中的“人寿保险”和“生育”被裹挟在死亡之中。在以性为主题的《铜版画》（Dry-Point）中，他把性与死亡紧密连接起来，认为性是虚无的，对抗死亡是无力的。在以爱情为主题的《没有路》（No Road）中，时间作为一种侵蚀性的力量和爱情纠缠在一起。在以宗教为主题的《信仰治疗》（Faith Healing）中，他则讨论了信仰对抗死亡的无力。在《再访癞蛤蟆》（Toads Revisted）中，他讨论了工作与死亡的关系。在《大楼》（The Building）中，他讨论了医学疗救的无力。在《割草机》（The Mower）中，他讨论了人无意间造成的动物的死亡。可以说，拉金的诗歌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死亡。最具启发意义的是他的《一位年轻女士相册上的诗行》（Lines on a Young Lady’s Photograph Album），这首是为他赢得声誉的第一本成熟之作《少受欺骗者》（The Less Deceived）的开卷诗。这首诗展示了拉金成熟时期诗歌的关注重点以及典型特征，可以说是表明他诗歌观念的核心作品。拉金选取相册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赞美摄影术的诚实，暗示出自己的诗歌取向是诚实准确地描摹经验事物，最终达到“留存你犹如天堂，你躺在/那里不变的可爱，/越来越小越清晰，随着岁月的流逝”[53]的效果。这表明拉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诗歌要承担保卫有限存在的责任。拉金认为，诗歌写作是为了“保存我所看到、想到和感到的事物（如果我这样可以表明某种混合和复杂的经验），既为我自己，也为别人，不过我认为我的主要责任是对经验本身，我努力让它避免湮没……保存的冲动是一切艺术的根本”[54]。而在写给莫妮卡·琼斯（Monica Jones）的信中也指出，“我认为对于生活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保存它，如果你是个艺术家，可以经由艺术”[55]。显然，拉金把诗歌视为人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有限存在对时间和必死侵蚀力量的抵抗，他诚实、具体、清晰的诗歌书写与此有决定性的联系。
第二，拉金对读者投入了大量关注，试图在诗歌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顺畅的理解之桥，这一倾向也与死亡有关。一般对拉金与读者关系的研究往往是从他与现代主义之间对立展开的，比如，以艾略特和庞德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以精英主义、实验性、技巧复杂、用典繁复、艰涩难解为主要特征，但在拉金看来，这样的写作阻碍了读者进入诗歌，是对读者的漠视和侮辱。拉金主张采用传统形式，尤其是乔治王朝诗歌和哈代诗歌清晰具体的表达，这样读者可以更为顺畅地进入诗歌。拉金针对诗歌与读者的讨论不少，比如，拉金曾指出艺术激发出两种张力，而这两种张力分别存在于“艺术家和素材以及艺术家和读者之间”。这两种张力的存在暗示出艺术本身的存在与艺术家和读者是不可分割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具备决定性的作用。拉金在《快乐原则》中阐释了自己写诗的动因，构建出的文字装置（诗歌）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拉金认为诗歌作为建构出的文字装置，保存了他的经验，并且读者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而是涉及诗歌的实际存在与否的问题，即如果读者不能通过诗歌复制诗人赋予诗歌的内容，就不能说成功，而这种不成功不仅仅停留在读者层面，而是上述三者之间关系整体的失败。如果我们联系拉金对有限存在必死的关注，他的保存诉求，以及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所采用的具体清晰诚实的表达方式，那么思考拉金的读者观，就不应该只局限于与现代主义诗歌的对立以及与乔治王朝诗歌和哈代诗歌的接续，而是可以从抵抗死亡角度来谈，即读者也是拉金对抗死亡的关键一环——诗歌保存了诗人的经验，读者在阅读中不断“复制”这些经验，这种“复制”可以视为“保存”的延续，从而得到某种程度上永恒不朽的可能。总的看来，读者是拉金抵抗死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对拉金的读者观给予足够的关注，如此才能有效理解他的诗歌。
第三，梳理围绕拉金的争议，我们可以发现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其一是拉金在政治上的保守倾向，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嫌疑；其二是拉金的厌女倾向，有歧视女性的嫌疑。如果考虑他有关黑人和社会底层的一些出格言论，一生情人众多，且不婚无子的事实，这两点似乎都可以坐实。但是我们如果从他留下的作品整体来考虑的话，其涉嫌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嫌疑的作品并不占大多数，而且主要集中在其晚年。[56]另外，如果我们从死亡对日常生活的侵蚀角度来考虑他的不婚无子，也能得到一些新的理解，即他的选择很有可能与他对情爱婚姻本质虚无的认识相关，即情爱婚姻从根本上无法对抗时间的消逝和死亡。更准确地讲，对拉金来说，只有诗歌才能某种程度上承担起对抗死亡的责任，自我及经验世界的有限性需要从诗歌中获得永恒的可能。因此，在研究中过度强调他在政治上的保守和右倾以及他对女性的厌恶，极有可能偏离了拉金诗歌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这样讲，并不是为拉金洗脱，而是为了对拉金获得更为合理的理解。
人生而有限，最终会走向死亡。这一事实不断激发人展开对世界进行思考，从某种程度上说，恰恰是死亡赋予了人思想上的创造性。死亡在文学表达中也是极为重要的主题，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几乎所有写作都无法摆脱死亡这个大背景。伊丽莎白·朱曾指出，“诗人……受到人生的种种局限，首当其冲的即是时间的严酷和关于浮生不免一死的认识。诗歌是永恒的，人类自身却注定是短暂的。短暂无常是人类存在的规律”。[57]人生而有限，在有限的时间内，作家施展自己的创造力，动用自己的心智赋予自己所经验到的一切以形式，正是对这种局限的抵抗和拯救。拉金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例证，因为他对有限存在的必死分外敏感。为了拯救不断被时间侵蚀并最终死亡的日常生活，拉金选择了诗歌，并以自己独特的具体清晰、富有物质性的诗歌保存了他经验到的日常生活世界，而读者，在他看来，通过在阅读中复制他的表达内容，完成主客体的统一，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他在诗歌中保存的经验。这些正是本文试图论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