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白马与择偶取向:白马形象世俗化之二
在白马世俗化的趋向当中,白马成为展示个性、提升风度的工具,也是其突出表现之一。《后汉书·张湛传》:“光武临朝,或有惰容,湛辄陈谏其失。常乘白马,帝每见湛,辄言‘白马生且复谏矣’。”[81]张湛骑白马似已非出于神秘主义考虑,更像是讲究一种名士风度。光武帝朝著名的强项令董宣去世之时,“唯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有大麦数斛,家无余财”。[82]然而,《后汉书》李贤注引《谢承书》曰:“有白马一匹,兰舆一乘也。”[83]董宣家贫如斯,却有白马一匹,这样的反差,似乎不宜以白马崇拜来解释。笔者以为这是董宣特立独行、不惧权贵个性的外在体现。
在东汉的祥瑞体系中,白马占有一席之地。据巫鸿著录,武梁祠画像石的祥瑞图案不下四十四种。[84]吴荣曾先生说,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现在能辨认出的”有三十四种,[85]如果再加上那些不能辨认的,总数应当与武梁祠相近。值得注意的是,两地发现的众多祥瑞图中都有白马形象,其中武梁祠画像还有明确的榜题:“白马朱鬣,(王者任贤)良则至。”[86]可见,东汉社会认为贤良与白马具有对应关系。
当白马与人的个性、气质、品格结合在一起,它便可能成为婚恋场景中提升男子魅力的道具。古乐府《陌上桑》的主角秦罗敷描述她理想中的夫婿形象应具有如下行头:“何以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间鹿卢剑,可直千万余。”[87]从上下文意来推断,青丝所系的确切对象应当是诗中所谓的“白马”。显然,这里的“青丝白马”并没有奔驰于战场上,而是富家青年男子塑造自身优雅形象的道具。在对汉代以后白马骑射风习的梳理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此风渐盛与少年们强烈的功名富贵欲望相关,而这种欲望其实也是与特定的婚恋择偶风尚相得益彰的。
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讥刺一位私奔之后终被抛弃的女子,该诗模仿女子口气曰:“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88]女子对男子所表现出的好感,若说与画面感极强的“君骑白马傍垂杨”的特定形象无干,恐是难以服人的。而始乱终弃的情感结局则表明,白马有的时候是浮薄男子赢得芳心的重要道具。
白马在婚姻情感领域备受推崇,此风来源可能甚久远。《周易·贲》爻辞:“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曹魏时期的王弼注:
有应在初,而阂于三,为己寇难。二志相感而不获通亨。欲静则疑初之应,欲进则惧三之难。故或饰或素,内怀疑惧也。鲜洁其马,翰如以待,虽履正位,未敢果其志也。三为刚猛,未可轻犯。匪寇乃婚,终无尤也。
唐人孔颖达又进一步疏解:
“贲如皤如”者,皤是素白之色。六四有应在初,欲往从之,三为己难,故己犹豫。或以文洁故贲如也,或守质素故皤如也。白马翰如者,但鲜洁其马,其色翰如,徘徊待之,未敢辄进也。匪寇婚媾者,若非九三为己寇害,乃得与初为婚媾也。[89]
尽管王、孔注解仍不易懂,但爻辞所反映的白马与婚事之间的某种关联,则可以隐约感知。《搜神记》卷一四“女化蚕”条记载,有一女“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此马果迎其父还乡,但女子食言,并将马杀死,“暴皮于庭”。一日,此女对马皮诟骂,“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90]虽然故事并未明言马的颜色,但既然“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蚕乃白色,则此神马为白色的可能性最大。只不过在这个故事中,白马不是情感的催化剂,而是直接担当了一场苦恋的主角。
唐代以后,婚姻情感领域对白马的推崇又得到长久的延续,各类作品中唐玄奘坐骑的演化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众所周知,吴承恩《西游记》中的玄奘坐骑为白马,但吴氏笔下的白马形象是经历多次更改后才形成的,在吴氏之前,玄奘坐骑常因特定的文本需要而被塑造。
玄奘本人所作《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曰:“奘以贞观三年往游西域,求如来之秘藏,寻释迦之遗旨,总获六百五十七部,并以载于白马,以贞观十九年方还京邑。”[91]看来,玄奘坐骑为白马,当无疑问。然而,玄奘弟子所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法师传》)虽然距玄奘生活的时代甚近,但为神化其师,对坐骑的描述有异于玄奘自述。该书卷一曾记述玄奘要通过一个危险地段,有一胡人许诺为他做向导。本来约好次日会面后出发,但胡人在赴约时又带来一个上了年纪且“乘一瘦老赤马”的胡人,老胡人说:“此马往返伊吾已十五度,健而知道。”欲将其赠给玄奘。“在长安将发志西方日,有术人何弘达者,诵咒占观多有所中。法师令占行事,达曰:‘师得去,去状似乘一老赤瘦马,漆鞍桥前有铁。’既睹胡人所乘马瘦赤,漆鞍有铁,与何言合,心以为当,遂换马。”[92]可见,《法师传》里的玄奘曾有换马的情节,换得的是“老赤瘦马”。
后来属于西夏时期的安西榆林窟中“有三处壁画是《唐僧取经图》”,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只画唐僧、孙行者和白马,没有猪八戒和沙和尚”。[93]坐骑形象符合唐代的历史真实。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诗话》)记载玄奘经过女人国时,国王想招赘他,然而“和尚再三不肯,遂乃辞行。两伴女人,泪珠流脸,眉黛愁生,乃相谓言:‘此去何时再睹丈夫之面?’女王遂取夜明珠五颗、白马一匹,赠与和尚前去使用”。[94]这里的坐骑虽得自个人馈赠,但马的颜色与历史记载相符。
为何唐宋之间的玄奘坐骑形象会发生变化?笔者以为,原因在于创作者的目的不同。《法师传》让玄奘骑着“老赤瘦马”,是为了突出取经的艰难,以及玄奘的至诚。而榆林窟壁画及《诗话》则是取经故事情节日益复杂化的产物,孙行者、女人国等新人物与新情节均表现了这一点。作为通俗性质更为显著的佛教故事,当然要迎合推崇白马的社会趣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话》里出现的女人国故事,正是婚姻情感领域对白马格外垂青的表现。至于《西游记》,不但继承了《诗话》中的女人国情节,而且不止这一桩,吴氏还给玄奘添加了更多的感情经历。比如第八十二回玄奘遇老鼠精“姹女求阳”,第九十三回“天竺国朝王遇偶”,又有玉兔精要和他成亲。此类故事情节的增加可以使玄奘求取真经的坚定信念更为突出,同时也使漫长的文本阅读避免了枯燥之感,缓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疲惫,因为这正是婚恋故事的特殊效应。而白龙马在此类情节中所发挥的一项重大作用便是衬托玄奘的个人风度。[95]
吴氏在取经之始就把玄奘定位为一个美男子,为表现唐僧之美,《西游记》没少花心思。在玄奘接受了太宗赐予的袈裟和锡杖后,吴氏正面写道:“你看他:凛凛威颜多雅秀,佛衣可体如裁就。辉光艳艳满乾坤,结彩纷纷凝宇宙。朗朗明珠上下排,层层金线穿前后。兜罗四面锦沿边,万样稀奇铺绮绣。八宝妆花缚钮丝,金环束领攀绒扣。”又有多角度的侧面描写,一是朝堂上“文武阶前喝彩”,二是走在大街上,“你看那长安城里,行商作贾、公子王孙、墨客文人、大男小女,无不争看夸奖,俱道:‘好个法师!真是个活罗汉下降,活菩萨临凡。’”三是回到寺庙里,僧人“一见他披此袈裟,执此锡杖,都道是地藏王来了,各各归依,侍于左右”。[96]如此具有吸引力的“雅秀”人物,再配以白马坐骑,无异于为其个人形象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