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代社会对反季节栽培的批判

反季节栽培技术究竟产生于何时，目前尚未可知。《汉书·儒林传》：“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颜师古注引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

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阬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2]

这条材料标榜秦始皇曾下令进行反季节栽培，但有学者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首先是不相信秦始皇曾经“坑儒”，如李开元说：“可以肯定是别有用心的编造。”^[3]是汉代儒生在给秦始皇抹黑。其次是对这次反季节栽培的可行性存有疑问，如马执斌说：“关中地区冬季气温经常达到零下10℃左右。纵令温泉使地温升高，能让西瓜籽发芽、爬蔓，但绝结不出瓜。”^[4]这个论述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西瓜是五代以后的品种，将材料中的瓜理解为西瓜显然是不对的，^[5]秦汉时代的瓜很有可能是甜瓜。^[6]其次，我们不清楚马执斌说的“零下10℃”究竟是指现今气温抑或秦代气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说对冬季关中气温的描述并不准确。厘清这个问题，对于准确把握所谓秦始皇“冬种瓜”事件所反映的历史时代较为重要。

据统计，关中地区2001～2005年冬季（12月至次年2月）的平均气温最低值不下-3℃。-3℃这个数值是2005年的，而该年度关中冬季平均气温除了西安与常年同期相比要“略偏高，其余地（市）正常略偏低”。^[7]两个“略”字表明现今关中冬季平均气温的最低值应该是-3℃左右。竺可桢认为，“在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汉气候继续温和”。^[8]气温比现在“大约高1.5℃左右”，^[9]也有的说“大约较今高出1℃”。^[10]为避免刻意拔高温度，我们取较小值，则秦代关中冬季平均气温最低值为-2℃。因此，不管是秦代还是现代，即便有-10℃的情形，那也是极个别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如马执斌所说“经常”达到-10℃左右。

尽管如此，马执斌做出的“绝结不出瓜”结论还是可以采信的。在甜瓜的生长过程中，白天温度需要30℃左右，即便在夜晚，也不能低于15℃。^[11]2001～2005年关中的冬季平均气温最高值出现在2004年，为3.5℃，这个数值比常年同期“偏高1～2℃”，为避免刻意压低温度，取最小值，则现代关中冬季平均气温最高值为2.5℃。结合前面提到的最低值-3℃，则现代关中冬季气温平均值为-0.25℃，即便取秦代比现代气温高1.5℃的数值，秦代关中冬季的平均气温最高也不过1.25℃，与甜瓜正常生长的温度仍然相差很大，仅仅凭借靠近温泉的条件，“冬种瓜”是难以成功的。因为露天温泉只能提供较高的地温，而甜瓜的生长还需要合适的空气温度，这就要求有密闭性较好的地面建筑。但按照坑儒故事的逻辑，秦始皇需要制造的是自然灾异，至少他必须给儒生留下这样的印象。因此，地面建筑不应存在。否则，即便瓜成之后将建筑平毁，也难免留有大量人类活动和建筑痕迹，如何骗得了儒生前去解说？再者，解说异常自然现象的做法在秦代似乎并不很盛行，倒是汉代十分流行。而种瓜坑儒的记载又是出于两汉之际的卫宏。因此，可以推断种瓜坑儒故事中的反季节栽培情形，大致反映的是汉代的农业技术。

值得揣摩的是，在汉人建构的控诉秦始皇“暴政”的坑儒故事中，反季节栽培这项先进农业技术竟然成为一个关键环节。面对这个虚构的历史记忆，让汉代儒生对反季节栽培欢欣鼓舞，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对汉儒来说，反季节栽培作为一种非自然现象，预示着不祥，他们这个群体曾因此遭遇厄运。这样的故事结构无疑是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了汉人对反季节栽培的消极认识。

如果说秦始皇导演的“冬种瓜”难为信史的话，汉宣帝时期的一条记载则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盐铁论·散不足》记述贤良文学之言：

古者，谷物菜果，不时不食，鸟兽鱼鳖，不中杀不食。故徼罔不入于泽，杂毛不取。今富者逐驱歼罔罝，掩捕麑，耽湎沈酒铺百川。鲜羔，几胎肩，皮黄口。春鹅秋雏，冬葵温韭，浚茈蓼苏，丰耳菜，毛果虫貉。^[12]

所谓“冬葵温韭”，就属于反季节栽培产出的食物。贤良文学们认为富人的饮食喜好有悖于相沿已久的传统，并且点明了“不时不食”这一反对食用反季节菜品的理由。从贤良文学的话语中可以看出，汉代能够享用反季节食物的群体还局限于“富者”。论富贵，皇家岂能排除在外。《汉书·循吏传》：

竟宁中，（召信臣）征为少府，列于九卿……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信臣以为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罢，省费岁数千万。^[13]

这则材料表明汉代进行反季节栽培时需要建造地面建筑，而不能仅依赖提高地温。材料中“太官”的职责是给皇帝提供饮食，其栽培的“冬生葱韭菜茹”自然是供皇帝后妃们享用的。召信臣反对这种做法，理由是“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也是从合不合时令的角度立言的。

除了供养活着的富贵之人，汉代反季节食品还用来祭祀亡人。《后汉书·皇后纪》：

（安帝永初）七年（113）正月……（和熹邓皇后）因下诏曰：“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孰，或穿掘萌牙，味无所至而夭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种。^[14]

“给御”意为供应当朝皇帝和太后，而“奉祠陵庙”则指祭祀先帝，其原则是“须时乃上”，而通过“郁养强孰”或“穿掘萌牙”等非常手段培育出的瓜果之类，因“非其节”，即不合乎时令节气，竟令执政者下诏禁断。可见，东汉皇家的反季节栽培已颇具规模。即便如此，仍未能突破“不时不食”观念的束缚。这种观念不但对活人的饮食习惯形成约束，也是汉人对鬼神世界饮食喜好的想象。

上述分析表明，汉代已经掌握了反季节栽培技术，而汉人对这项技术多持负面看法，在进行批判的时候往往以“不时不食”为最直接的理由。这种观念并非无本而生，它既有法律规定、社会意识做支撑，也有非常现实的民生考量。而在民生因素当中，有的带着宏大而严肃的政治伦理色彩，有的则属于微观的对个体生命的关怀。